逄先知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它主要是从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中总结、概括出来的，同时也包括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验的正确的理论概括。它的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具有普遍的意义和长远的指导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过去没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条件。怎样看待这些新情况，解决这些新问题，利用这些新条件？这就要适应新的需要，提出新观点、新办法、新政策，走出一条新路子，形成新的理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就是这样做的，并且取得了成功。这个新理论就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更确切地说，前者是对后者的坚持、继承、发展和创新。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思想体系，对毛泽东思想不存在纠正的问题。但是，由于毛泽东晚年在指导思想上在一定范围偏离毛泽东思想而犯了错误，因此，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首先有一个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进行拨乱反正，恢复毛泽东思想的过程。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哪些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可以列出以下几个万面。
第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包含着丰富的哲学内涵，邓小平说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简明概括，是毛泽东的基本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拨乱反正，全面改革，实行开放，规划发展战略，制定一系列新方针新政策，都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进行的。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哲学基础，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和哲学基础。在这个统一的哲学基础上形成了后者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否则就失去了继承的可能性，自然也就谈不上发展。这是贯穿在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条红线。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这段话，可以看作是邓小平对他领导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14年，乃至他从事革命事业几十年经验的基本总结。
讲到实事求是，就有一个对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关系如何理解的问题。应当指出，两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实事求是就包含着解放思想。情况变化了，历史前进了，人们的思想就要随之而改变。但人们的思想往往有滞后性，容易被习惯的力量、被旧传统旧观念所束缚，思想跟不上已经发展了的客观实际。在这种情况下，不解放思想，就谈不上实事求是。另有一种情况，当人们的头脑受到某种错误的思想、理论统治的时候，如果不从错误的
思想、理论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也谈不上实事求是。反之，解放思想是以实事求是为基础的，解放思想不是毫无根据的瞎想，也不是超越现实可能性的空想，瞎想和空想都是违反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
应当指出，邓小平特别强调从解放思想中去实现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到党的十四大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都表明了这一点。这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不论在拨乱反正中间，还是全面改革时期，我们党遇到的主要阻力主要是来自“左”的思想封闭、思想僵化，因而必须突出地提出解放思想的任务。这体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坚持实事求是思想原则这个问题上的新特点、新发展。
第二，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群众路线。贯穿于毛泽东思想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中，还有一条红线，这就是群众路线。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确定“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同样，邓小平时刻关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倾听群众的呼声，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毛泽东把群众看作是“真正的英雄”，认为“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领导者必须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同样，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许多新事物，都是群众的创造，群众的发明，群众的智慧，领导人的责任和功劳是把这些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
第三，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道路的指导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这个思想，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又一条红线。这个思想，最早是毛泽东提出的。中国的民主革命，根据这个思想搞成功了；社会主义改造，根据这个思想也胜利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开始探索一条中国式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由于各种局限，他没有寻找到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的道路，但是他的探索精神，他反对一概地照搬外国经验，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道路的思想，是十分可贵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纠正毛泽东探索中的失误的同时，继承了他的探索精神和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指导思想，终于找到一条成功之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一个实事求是，一个群众路线，一个独立自主，――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活的灵魂。邓小平曾经说过：“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来说，“特别重要”①。又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②邓小平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始终遵循“两条最根本的东西”和一个“立足点”。这三者贯穿和渗透在邓小平的全部理论之中，也是邓小平能够找到一条成功之路的根本原因。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最基本的方面和在最高的层次上即在世界观、方法论上，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第四，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这是对基本国情的认识问题。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分两个阶段的意见。他把社会主义社会分为不发达的阶段和比较发达的阶段。在此之后，毛泽东还多次谈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要有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些思想是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经验教训之后，得出的新认识。这同“大跃进”时代出现的很快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不切实际的空想，迥然不同。提两个阶段的说法无疑是一个重要思想，但是他没有展开，没有说明，还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认识。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行系统的阐述，并以初级阶段作为制定一切政策的根本依据，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一个飞跃。70年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说明，超越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几乎是一个通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的提出，对国际共运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
第五，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50年代中期，毛泽东和党中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的发展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我们的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还说：“要宣传搞革命的目的，不仅在于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相应的上层建筑，更重要的（注：着重点是引者加的）在于发展生产力。应当将目标引向在生产上赶上美国。”③毛泽东并在实际上领导全党把工作重点转到了经济建设上来。这是在历史转换时期提出的正确思想和正确的战略决策。但可惜的是，这个思想和战略决策不久被改变了，而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后又进一步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而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进行经济建设的任务放到次要地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恢复并发展了毛泽东和党的八大的正确思想和正确战略决策，确认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但它已经不是主要矛盾。邓小平明确指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把这个问题作为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这样，就解决了一个长期困扰我们党、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命运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积累，邓小平对“根本任务论”有了进一步发展，提出一系列新观点，主要有：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二、抓住时机，加快发展，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三、三个“有利于”是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五、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第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目标。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从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到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坚持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的战略目标。它集中地反映了中华民族摆脱贫穷落后，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意志和理想。
毛泽东确定了中国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骤。第一步，建设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实现四个现代化。但是，他对四化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心目中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设计。
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与大平正芳的谈话中，对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第一次提出一个具体标准。大平问他，中国四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邓小平答：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开始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的时候确定的。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到本世纪末，争取国民平均收入（注：这里是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千美金，算个小康水平。后来，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逐步发展，形成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和目标，越来越切合实际，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为之共同奋斗的目标和理想。
第七，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毛泽东提出：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④毛泽东发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以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述，是对斯大林长时期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传统理论的突破，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大贡献，是今天我国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的理论依据。
但是毛泽东在解决这一对基本矛盾的时候出现了失误。他用“一大二公”的指导思想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离开了生产力的实际水平，以为公有化的程度越高，经济规模越大，越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否则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强调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和不断提高公有化的水平。（这中间有一些变化，但总的说来，没有实质的改变。）他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提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给工厂企业一定的权力，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的利益等一系列重要的、至今仍有指导意义的思想。由于历史的局限和其他原因，他最后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生产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反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解决上层建筑（主要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这个矛盾主要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因而实行了一些“左”的政策，对社会主义和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他后来把阶级矛盾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两对基本矛盾的集中表现，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遵循新的思路，提出一整套新的方针、新的政策、新的办法，其中也吸收了毛泽东一切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政策。这个理论把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突破了许多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那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发展商品经济，进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同时，在所有制方面，由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形态，改变为以公有制为主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形态；在分配制度方面，由单一的按劳分配改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这些都是为了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以解放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解决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保证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坚持了毛泽东制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决不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另一方面，鉴于长期以来民主发扬不够，法制很不健全，特别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把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种推动力，坚持了毛泽东关于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文化对于政治和经济的伟大影响和作用的原理，继承和吸收了毛泽东倡导的一切优良的传统和好的方针、政策，同时，又在新的条件下加以发展，提出以“四有”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目标。邓小平特别强调，要把共同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和爱国主义教育作为中国发展的精神动力。
第八，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里涉及两个重要问题。首先，要解决对国际形势，主要是战争与和平问题怎样判断，以及实行什么样的国际战略的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毛泽东曾说：“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并且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判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根据70年代、80年代国际形势的变化，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新的认识和判断，改变了毛泽东的看法。他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由于和平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与此同时，调整了我国的对外政策，改变了毛泽东根据当时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制定的“一条线”的国际战略。这两个转变意义重大，由此我们可以一心一意地搞建设，可以利用国际和平环境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否则都是不可能的。这里应当提到，毛泽东在晚年，为打开中美、中日关系开辟了道路，这为以后我国获得一个较好的国际环境，实行对外开放，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要解决怎样看待资本主义的问题。我国对外开放的很重要方面，是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开放，同它们发展经济关系。这里有一个怎样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经验的问题。毛泽东历来重视学习外国一切好的有用的东西。他说：一切外国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都要学。他还提出过利用外资的问题。但是60年代以后，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思想发生变化，主要锋芒是批判资本主义，很少提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好的东西。再往后甚至把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也当作资本主义加以批判。而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存在某种程度的自我封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指导下，我们党形成这样一些新的观点：社会主义要发展，必须吸收全人类包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和积累的一切文明成果。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好的东西，只要对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都要学习、吸收。有些东西，如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经营方法等，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或者为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它们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社会化大生产越来越超越国界，国际间的竞争和斗争越来越取决于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在这样的国际条件下，“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⑤。邓小平提出的对外开放政策，就是建立在这些新思想、新观点的基础上的。
邓小平关于对外开放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办法，同改革一样，都是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贡献，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最富于创造性的一部分。
第九，四项基本原则。毛泽东1957年提出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行是非的六条标准，可以看作是四项基本原则内容的最早表述。六条标准和四项原则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同，但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一脉相承的。正如邓小平所说，四项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其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这两条，不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强调这是最重要的两条。
但是，比起六条标准，四项原则在政治生活中的份量更为重要。四项基本原则被确定为我国的立国之本，实现四化的根本前提，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构成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
四项基本原则，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一些原理原则一样，在实践中也要不断发展，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例如，坚持社会主义这一条，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开展，社会主义自身在变化着、完善着，它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和僵化的模式。这里就有一个怎么坚持社会主义的问题。再如，坚持党的领导，原则不能改变，但是党如何实现领导，则是要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而不断改善。
以上我们从最主要的一些方面分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还有许多方面，例如：统一战线与和平统一祖国，党的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民族、宗教政策，文化政策、外交政策等，都有继承和发展的问题，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大致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完全继承或者原则上继承而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的，如“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四项基本原则。一种是毛泽东提出一些重要的思想，但缺乏具体实施步骤，或者由于条件不具备而没有做到的，邓小平在新条件下，加以完善、系统化，形成概念，并逐步付诸实践，如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一种是毛泽东提出的属于个别的、一时的、一闪现的有价值的思想，在邓小平那里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一种是毛泽东提出了正确的理论而后来又偏离了这个理论走到错误的方面，邓小平纠正了他的错误，恢复了正确的东西，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理论，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问题。这是在纠正偏离毛泽东思想的错误中，发展毛泽东思想。一种是由于国际条件的变化，改变了过去的认识，提出新的看法，作出新的判断，如战争与和平问题。还有一种，就是崭新的东西，如关于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新理论和新政策，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些内容，不仅对毛泽东思想来说是崭新的，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来说，也是崭新的。
总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毛泽东思想有继承，有发展，有创新。它继承和汲取了毛泽东思想的全部精华，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并且增添了许多崭新的东西。这里有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不同情况的继承和发展。随着实践的积累和时间的推移，会有越来越多的发展和创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不是一般的发展，它把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但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是永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科学著作学习和掌握得越好，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会认识和理解得越深刻。同样的，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的著作学习和掌握得越好，就会对毛泽东思想理解得更深刻。在它们之间有一个相互贯通的东西，一个具有内在同一性的东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总结历史经验中，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对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有成功的经验，有失败的教训，其中包括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这一切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作了历史的准备。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⑥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必须经过实践，而且必须经过正确和错误，胜利和失败的比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这样。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是总结了正面的和反面的，胜利的和失败的经验并且进行比较，才逐步认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发展规律，写出科学著作。而总结反面的、失败的经验，尤其重要，因为错误和失败，使得客观事物的矛盾暴露得更充分，人们比较容易地认识和发展规律。毛泽东说过，没有胜利，没有我们那些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个小册子不可能写出来。毛泽东思想就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经验而形成的。有了毛泽东思想，才有了中国革命的成功。这是30年代、40年代的事。
历史的车轮把我们带到了70年代未80年代初。中国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走出来，中国向何处去？这个辟头的大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这样，一个新路子的开辟，一个新理论的产生，一个能够回答历史课题、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前进的人物的出现，成了时代的要求，历史的呼唤。错误发展到极端往往孕育着一种正确的主张、理论的产生，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似乎是一个规律。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着手，进而总结建国以来几十年的经验，逐步制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出了一条新路，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中国走上生机勃勃、健康发展的道路，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邓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进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未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⑦又说：“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闭关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⑧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批评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时候，在党内和在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摆脱社会主义道路，摆脱党的领导，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邓小平顶住了并批评了这股错误思潮，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邓小平主持下，党中央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邓小平提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同时，邓小平把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错误区分开来。这个区分有着极大的重要性，解除了人们思想上的一种困惑，解决了理论上的一个难点，即：要肯定毛泽东思想，就无法批评毛泽东晚年错误；批评毛泽东晚年错误，就无法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历史决议》的作出，成为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政治基础，为四化建设创造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的必要条件。
作为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之一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的邓小平，对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成功的地方在哪里，不成功的地方在哪里，主要的问题和错误在哪里，他比别人有更深刻的理解，并且较早地从深层次、从指导思想上思考党的失误。因此，哪些方面应该纠正，哪些方面应该继承，哪些方面应该发展，他把握得很准确。这是他能够深刻地总结历史经验的一个重要条件。他在指导起草《历史决议》的时候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这段话是1980年10月说的，讲得很实际，很深刻，仍有现实意义。这就是又继承，又发展，又纠正（纠正毛泽东的错误），特别强调今后要继续发展。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概括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正确的思想、正确的理论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如果说，总结历史经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昨天的社会实践中汲取营养，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那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时期，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主要地是从今天的社会实践中汲取营养，继承和进一步发展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1985年在党的代表会议上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七年间，我们主要作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这两件事都是探索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是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拨乱反正，并不是完全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状况。按照历史发展进程，大体上划分一下，在党的十二大之前，比较地侧重于拨乱反正，当然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党的十二大以后，则更侧重于全面的改革开放。在拨乱反正中，比较地强调恢复和坚持毛泽东思想，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当然已经有了发展；在全面的改革开放中，则比较地强调发展毛泽东思想，当然仍然有继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全面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有一个大的发展。这个发展，对前人有突破，有创新，提出新概念，形成新理论。不仅突破了毛泽东思想的某些理论观点，而且突破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某些传统的理论观点，突破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传统的理论观点。我们强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说明它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同时也说明它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能够这样做？这是因为：世界、中国，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科技，都发生了许多新情况，新变化，出现了许多前人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理论需要对新情况、新变化作出说明，对新问题作出解答，对新的实践经验作出新概括。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的认识必须随之而改变，不能让已经发展了
的实际去“符合”滞后的理论观点，让客观去“符合”已经落后了的人们主观世界，那样做，就叫做削足适履，是行不通的。而应当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理论与实际相一致。六十多年以前，毛泽东带领部队下井冈山来到赣南、闽西，到了平地，有了城市，环境变了，出现了新情况，可是有些同志思想仍然停留在老地方山地、完全的农村。他当时说：“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⑨这个话，语言十分形象，内涵十分深刻。今天，我们的身子已经到了90年代，我们的思想就不能再停留在十几年、几十年以前那个时候，所谓“不能停留”，不是说要完全抛弃过去的东西，不是的，过去的好东西，是我们今天必须继承和发扬的。总之，思想要随着情况的变化而改变，理论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理论发展的程度取决于客观形势变化的程度。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既不能从本本出发，从抽象的原则出发，也不可能机械地搬用别国经验，只能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在实践中大胆试验，开拓前进，积累经验，逐步形成新的理论。
邓小平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⑩又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1）
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探索的过程相适应，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也是一个过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是先验的，不是从学理和概念推演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的新政策、新办法、新观点，都是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在总结党和群众的实践经验中提出来的，再用以指导实践。经过长期的积累、思索，逐渐形成理论观点和理论构思，经过实践检验，然后再深化，并加以系统总结，加以完善，上升到更高的理论层次。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认识，再实践、现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12）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不是一帆风顺，平平安安的。要排除各种干扰，右的和“左”的，而主要是“左”的干扰。既要反对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又要反对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的倾向。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邓小平集中了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智慧和全党的智慧。但这个理论的根本点和主要点是他提出的，这个理论大厦主要是由他建造的，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且突破它们的某些原理，创造新的理论，需要勇气和智慧。当年，毛泽东突破马列经典中的某些结论，开辟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历史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他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今天，邓小平突破马列经典中某些结论，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已经证明，并且继续证明，
邓小平是正确的。他从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在实践中继续发展，才能永葆革命活力，否则，就不是它们自身了，它们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新的时代和新的国际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如果我们今天是处在或者战争引起革命，或者革命制止战争的时代，认为世界战争迫在眉睫，那末，我们就不可能一心一意地搞建设，也不可能实行现在的对外开放政策。
邓小平分析了当代世界形势，认为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是可能的，从而改变了我们过去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提出战争是可避免的新判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党的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一心一意搞建设，就国际条件来说，就是建立在这个判断上的。这个问题已在前面说过。
根据世界战争可以避免的论断，我们党调整了对外政策，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正如邓小平说的：“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13）这就是反映了新的时代特点。往后，邓小平的思想又进一步发展。他指出：“我们是在一个贫穷的大国里进行改革的，这在世界上没有先例。光凭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还解决不了问题，还要吸收国际的经验。”（14）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新思想、新观点，使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充满新时代的气息。
五、结语
毛泽东曾经把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比作上下两篇文章。我想也可以借用这个比喻来说明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概括的中国的两次革命。这两次革命所处的时代不同，完成的历史任务不同。第一次革命，是由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完成的，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第二次革命，是由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开始进行的，将把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两次革命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但是第二次革命必须由发展了的毛泽东思想，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指导。
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代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两个时期，完成两个不同的历史任务。第一个历史任务的胜利完成，为第二个历史任务的实现，奠定了基础。第二个历史任务是第一个历史任务的继续和发展。相应地，作为第二个历史任务的指导思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现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意气昂扬地、满怀信心地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承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所开创的伟大事业胜利
前进，迎接21世纪，迎接灿烂的明天。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注释
①（13）《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42页，第122页。②⑤⑥⑦⑧⑩（11）（1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第78页，第234页，第172页，第269页，第258―259页，第291―292页，第266页。③毛泽东与民建、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年12月7日。④《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7页。⑨（1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4页，第296―2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