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绍敏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当代历史条件下最重大的时代性课题，它不仅决定着中国、而且影响到整个社会主义的命运和世界发展的前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及其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一部分，也是独具特色的一部分。研究和回答这个问题，既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从50年代中期开始的对社会主义进行艰苦探索的一项基本实践，又是在当代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一项最重要的要求。邓小平科学地总结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和解决这个问题上的历史经验教训，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学习这一理论，坚持以这一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武装全党，这是对毛泽东最好的纪念。为了更好地学习和坚持毛泽东思想，从总体上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历史主题和科学理论体系，我着重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条件、这一理论的历史地位和邓小平卓越的历史性贡献作一个阐述。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条件
毛泽东和我们党历来重视对时代的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时代，是一切进步阶级所开辟的一个大的历史时期，也称为大时代。它包括若干发展阶段，如现时代、当代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条件，既涉及整个历史时代的问题，又涉及当代的问题。
如何看待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是一个十分严肃而重大的问题。我们坚定地认为，从20世纪初期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这一伟大时代的起点就是1917年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时代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逐步过渡。在70多年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实体，以国家形式出现在政治历史舞台，由一国变成多国，成为了世界性的力量。本世纪晚期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历史曲折，也没有改变这一时代的历史走向。因为，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都是难以避免的，但它终究改变不了时代的主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依旧是我们时代的真正历史大趋势。
同这一根本特征相联系，我们时代还具有另外三个基本特征，这就是：我们的时代又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期并存和历史性竞争的时代；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彻底崩溃和民族解放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或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主题的时代。
列宁曾经这样指出：“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和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以此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更详细的特点。”
①这也就是说，全面认识我们时代的特征，才能正确详细地估计和把握我国
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的特点及规律，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环境和历史环境。
在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时代条件的同时，我们应当特别重视对当代条件的研究，因为我们是在当代具体历史条件下进行建设和实践活动的。在当代，世界的主题已经转化为和平与发展。从本世纪初到70年代，这一阶段的世界主题是战争与革命。这个时期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次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战争。这是一个风暴时期。进入70年代以后，战争与革命的风暴过去了，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维护和平、谋求发展，成为了世界性的两大潮流。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经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
随着当代世界主题的转换，世界格局的形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世界格局的特点，一方面，是美苏“两极”对峙的旧的世界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新的格局，即一定力量对比基础上的新的相对稳定的国际结构，还尚未形成。新的世界格局的确立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
上述条件的变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是一个百年未遇的极好的历史性机遇，同时也是一个极严峻的历史性挑战。
80年代以来，我国在改革开放中使经济迅速发展，10年的国民生产总产值平均增长9％，综合国力水平有很大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但是，从历史的跨度上看，我国比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晚起步二三百年，加上建设时期中有20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耽误了经济发展的时间，进入80年代后，又面临世界范围蓬勃发展的科技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新浪潮的挑战。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在科技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下，世界出现经济日趋国际化和市场经济迅速重新组合的客观趋势。在这一新的情况面前，我们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沉缅于传统的思维模式和经济框架，以缓慢的速度发展，要么迅速转变和调整发展道路，以超常规的发展速度脐身于先进国家的行列。我们的选择只能是后者。特别是要看到，我们所处西太平洋地区的高速发展对我国造成的直接压力。构成该地区经济增长中心的日本和“四小龙”、东盟国家，在目前世界经济增长中保持领先地位。日本在本世纪60―7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10.9％，目前在发达国家中仍居前茅。亚洲“四小龙”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新加坡1965―1980年为10％，1981―1990年为6.4％；香港1965―1980年为8.6％，1981―1990年为7.1％；台湾1965―1980年为9.9％，1981―1990年为7.6％”；韩国1965―1980年为9.9％，1981―1990年为9.3％。东盟国家中的泰国，1989年达到12％，1990年为10％，1991年为8.6％；马来西亚1989年为8.6％，1990年为9.8％，1991年为8.5％；印度尼西亚1989年为6.5％，1990年为7.4％，1991年为7％。如果90年代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不能更快一些，达到8―9％，我国将在西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中处于被动地位。
综观西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归根到底，最主要的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善于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走了一条市场化、国际化、科技化和法制化的道路。这也是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路子。我国要加快发展，也必须借鉴这些经验。事实证明，当今的市场早已是国际性市场，市场的国际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而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又必须依赖于和将大大推动经济的科技化；经济的市场化、国际化和科技化，又是以法制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现代社会是一种法制社会，经济、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法制。我们只有加速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科技化和法制化的进程，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真正优势，在把握机遇和迎接挑战的历史浪潮中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实现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希望的中国应当对人类有更大贡献的夙愿。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正是以上述新的时代条件和我国国情为其基本客观依据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它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应当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剖析，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和世界观，第一次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
第二个阶段，是列宁突破了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必然在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论断，创立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
第三个阶段，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并且使毛泽东思想不断发展，确立了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从而，不仅第一次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通过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且，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既是马列主义在中国条件下获得新的重大发展的两个主要标志，也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两次伟大革命。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伟大革命，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这个飞跃的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第二次伟大革命，在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飞跃的理论成果，就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具有新的丰富的时代内容。它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问题作出了比较系统的概括，构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这一理论的哲学基础、精髓和逻辑起点，也是贯穿整个理论的一条红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这一理论的两块基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这一理论揭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改革开放是这一理论最鲜明的特色，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条件，是我国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四项基本原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保证，是立国之本；党的基本路线既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形成的，也是这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它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保证。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既反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又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特殊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殊规律的有机统一。因此，它既具有中国特色，又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必然对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产生指导作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也必将不断推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
三、邓小平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卓越贡献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全党全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邓小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这一理论的奠基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创立这一理论的过程中，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把这一理论同邓小平的名字紧紧联系起来，是符合这一理论形成过程的事实，符合新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的。认识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坚持这一理论，都必须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态度，即首先尊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创造，同时承认领袖人物和杰出个人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重要作用。
邓小平作为新时期党的领导核心，其历史作用体现在我国不同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理论、思想观点的形成、发展和他的卓越贡献，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来叙述：
第一阶段：1975年1月至12月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这一期间，邓小平的理论、思想观点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全面整顿。全面整顿的基本思想，就是大胆揭露矛盾，通过整顿的斗争形式解决矛盾。全面整顿的实质就是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作针锋相对的斗争，通过整顿领导班子，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整顿工交企业的规章制度、生产秩序，整顿工作和劳动纪律，整顿铁路系统，恢复科研机构和学校教学秩序，并在整顿中落实政策，纠正一批冤假错案，使整个形势很快好转。
第二阶段：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共两年多时间。这一期间，邓小平的理论、思想观点的主要内容是批判“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重新确定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从理论上深刻论证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深刻论述了真理标准讨论这一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深远意义；提出了与“两个凡是”根本对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他以此为题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充分阐明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偶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一讲话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实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他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一期间，围绕端正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从当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还针对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其中，特别要提出的是，他在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话中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这对于当时和后来中国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三阶段：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共3年零9个月时间。这一期间，邓小平理论、思想观点，主要是反复阐明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他强调必须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农村经营管理方式和分配方式，按照“四化”要求选拔中青年干部。他在1979年3月30日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他亲自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他在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关于起草《决议》的九次谈话，对于统一全党思想，清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和坚定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间，他明确指出：“过去搞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道路。”②1979年12月6日，他还在回答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关于中国现代化蓝图如何构思的问题时，提出了搞“中国式的现代化”，国民收入人均达到一千美金，实现“小康”的主张。在他主持起草的历史《决议》中，第一次明确作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③的郑重结论。
第四阶段：从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共5年时间。这一期间，邓小平的光辉成就就是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他在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概念。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④党的十二大后，邓小平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历史主题，集中地阐明了改革是一场革命，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以及一系列新的观点。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他就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⑤1984年10月，他针对农村改革指出，这“是一场带革命意义的改革”⑥。1984年10月10日，正是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前夕，他在同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⑦。1985年3月28日，他在同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谈话中，又进一步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⑧这个命题。1986年4月9日，他同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谈话时再一次强调了这个命题。他说：“我们把改革当作第二次革命。”⑨邓小平还多次强调，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1984年11月，就在经济体制改革《决定》通过不久，邓小平指出：“农村改革实际是一场革命，其目的是解放生产力。”⑩1985年，在通过科技体制改革《决定》时，他又说：“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11）从而，把改革、革命、解放生产力联系起来。特别值得提到的是，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听取工作汇报时，第一次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12）此后，他多次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生产力理论。其间，他还进一步构想了中国21世纪的发展战略，完整地表述了从本世纪80年代到下世纪中叶70年间，我国现代化三步发展战略的设想。这标志着邓小平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战略思想的成熟。
第五阶段：从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到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共5年时间。这一期间，邓小平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提出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思想，回答了长期困扰我们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地论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他这一期间的思想、理论观点，集中体现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谈话中。这一谈话，是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是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对我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党的十四大概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九个方面的内容，就是邓小平这一重要谈话和他一系列论著中理论、思想观点的集中体现。
邓小平的理论、思想观点，可以说是一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治国论”。建国、立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完成的宏伟业绩。当建国、立国基本问题解决之后，中国共产党人要解决的主要是治国、富国、强国的问题。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治国之纲。扭住经济建设不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邓小平治国思想的核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是邓小平治国之本、治国之道。推行现代化、制度化、法律化，是邓小平治国之法。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持多样性的统一，是邓小平治国思想的辩证方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其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治国、富国、强国的科学理论。坚持这一理论和路线，我们党、国家、人民和民族就有希望，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辟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一定能胜利。
（作者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
注释
①《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3―124页。②⑤《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49页，第351――352页。③《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784页。④《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67页。⑦⑧（11）（12）（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2页，第113页，第108页，第274页，第373页。⑨见1986年4月10日《人民日报》。⑩据1984年11月21日新华社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