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坚 徐文学
党的十四大的基本精神和伟大意义，就在于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使这一理论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当前在某些干部和群众中仍然存在一些模糊思想。有一些人囿于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怀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怀疑我们搞改革开放是否是搞社会主义；也有人怀疑我们现在搞改革开放，是否是社会主义这条路走不下去了，不得不求助于资本主义；如此等等。为了回答这样一些现实问题，本文试图从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开始，画出一条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索和发展东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独特道路的轨迹，从而以历史和理论的逻辑，既阐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关系，又阐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发展、开拓、创新的贡献，以廓清某些糊涂认识，纠正某些错误思想，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入人心，真正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
一、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两种设想
马克思一生不懈地追求推翻资本主义、创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他在19世纪中期和晚期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建设曾先后有过两种设想。
（一）建立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经典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他的战友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剩余价值学说为科学基础，总结蓬勃发展的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在同各种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的斗争中，创立了经典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有两个基本特点：1.它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前提条件的；2.它主要是对未来社会主义科学设想的一般原理。正是由于这个理论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为前提的，因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虽然需要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步骤，但是从历史发展的程序来说，这是社会形态一般的正常的发展，而不象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存在着某些历史的跨越现象（跨越整个资本主义历史时期或跨越资本主义发达阶段），所以我们在这里把它称之为“经典”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区别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根据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曾经设想过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将在欧洲几个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首先实现。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作理论准备而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①
（二）马克思晚年关于落后的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
由于资本主义国际垄断化迅速发展，马克思到晚年也没有看到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到来；相反，他看到了东方社会由于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入侵，开始进入革命高涨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心逐渐东移，于是他把期待革命的目光转移到贫困落后而又充满矛盾和危机的东方。1877年，马克思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出：他在《资本论》“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中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社会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②而不能看作是“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③同时，他开始提出了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设想。为了证实自己这个新的观点，马克思晚年转向东方社会和人类学的研究。1881年，他在深刻地研究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公有制经济以后，得出结论：
“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下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如果它在现在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
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④1882年1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更明确表示：
“《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环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共产主义的公共所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过西方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⑤这里，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光辉的思想：像俄国这样一些生产力落后的东方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他又强调“跨越”的两个重要条件：
一是在政治上，东方国家首先必须进行革命；而这种革命不论是什么性质与形式的，必须纳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列，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并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支持和互相促进。
二是在经济上，东方落后国家有一个有利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因此在革命胜利后，必须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大力发展生产力，把落后的小农生产变成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实现现代化。
综上所述，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上存在两种设想：
一种是关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设想。由于它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一经典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以一直被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模式。但是，一方面这个理论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现实的基础上的；另方面还由于这个理论“并不是对一个已经历史地存在着的社会形态分析的产物，而是对新社会将由之脱胎的旧社会母体进行解剖的结果。这种理论带有超前性，其中包含了大量的科学预见”，其“内容有些属于普遍真理，至今仍然适用；有些在当时是正确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实践的发展已不适用；有的在当时也并不完全正确。”⑥因此，20世纪产生的生产力普遍落后的社会主义各国，以这个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模式，不顾本国的具体国情，教条式地照搬，就不得不产生失败或失误的历史悲剧。
另一种是关于落后的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由于这种设想是马克思在晚年探索中的思想闪光，还来不及形成系统的理论，所以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
邓小平在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以马克思的两种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本质思想为指导，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开拓性发展。
二、列宁对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创造性探索
19世纪末期，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国际化和剥削国际化在迅速发展。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自己的经济优势和军事力量向海外扩张，开始把经济剥削的重心从国内转向国外，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贫困化被相当程度地“转移”到殖民地国家和其他落后国家。从而，使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化，政治和经济迅速陷入危机，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加速激化，导致了人民革命情绪和革命形势高涨。于是随着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两次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争夺世界市场、向殖民地和落后国家“转移”危机与矛盾的总斗争的爆发，在它们统治锁链的薄弱环节涌现出苏联、中国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从此世界被划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
在苏联这个20世纪初期产生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列宁对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苦而富有创造性的探索。诚然，在苏联建国初期，由于对社会主义理解的历史局限性，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上也曾产生过失误。1918年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这在客观上虽是一种战时应急措施，但在主观指导思想上就反映了企图借助国家垄断制（单一的国有制经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党政、政企不分的政权形式，通过国家行政权力强制组织生产、分配和消费，等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虽然列宁在他的最后一篇文章中自己批评了这个失误，并告诫全党：“我国的文明程度还够不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虽然我们已经具有做到这一点的政治前提。”⑦但是由于当时没有从理论上深刻总结这个历史教训，所以影响到在以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中一再程度不同地重犯类似错误，如斯大林模式，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等。
从1921年春天起，列宁放弃了不切实际的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时共产主义”，转入“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或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具体形式有：1.租让制，即由政府通过合同将工厂、矿山、资源等租让给资本家（主要是外国资本家）经营；2.商业式的小业主合作社制；3.商人的代销代购制；4.租赁制，即国家把某些企业、森林、土地在合同的基础上祖给国内资本家经营。可惜由于列宁过早逝世，他的上述设想并未完全实现。传统的看法认为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是被迫暂时退却的权宜之计。这是失实之论。事实上，这是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创造性探索，是一场经济体制改革，其实质一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吸取资本主义经济、科技成果，用我们今大的话来说就是“对外开放”；二是“承认商品市场的必然存在，通过国家调节下的市场来组织整个经济运行机制，以市场关系为桥梁走向社会主义”⑧。列宁的这个探索虽未能完全实现，但“他晚年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却开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先河”⑨，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三、毛泽东思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握供了思想基础继列宁之后，毛泽东是对落后的东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探索者。
在如何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问题上，毛泽东存在深刻的思想矛盾：一方面他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他信奉马列主义，尊敬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及其所首创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堡垒――苏联。他认为中国革命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取得胜利的，中国的建设也应“以俄为师”；而革命胜利后的中国，一穷二白，对社会主义建设毫无经验，所以既需要苏联的援助，又需要学习苏联的经验。因此，我国在建国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治、经济体制，是深受苏联影响的模式。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伟大的革命现实主义者。无论在革命或建设中，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力图根据中国国情，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50年代中期，苏联暴露出一些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缺点和错误，使毛泽东更加深刻地感觉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但由于在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和体制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上，摆脱不了斯大林教条主义的影响，使探索走上了弯路，搞成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所以没有真正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更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但是，毛泽东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光辉的思想，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提供了思想基础。
（一）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理论奠定了思想路线基础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一贯倡导和坚持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毛泽东坚持这条思想路线，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所以，“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邓小平曾精辟地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建国以后，毛泽东又实事求是地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创造性地进行了“和平改造”的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稳步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党的八大上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通过《论十大关系》等报告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新方针，从而引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毛泽东在1958年以后，特别是在他晚年逐渐脱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走上了弯路，直至“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发展到了顶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反对“两个凡是”等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在这条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明确地提出了党的基本路线和分三步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决策，从而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所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实事求是路线的产物，是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是实事求是唯物辩证法的结晶。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深刻概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它赖以创立和不断发展与完善的源泉。
（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会不会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在当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一直没有很好得到解决。第一个把社会基本矛盾学说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是毛泽东。早在50年代毛泽东就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如何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解决这些矛盾？毛泽东认为必须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它们的具体环节、具体形式科学地、恰当地区别开来。对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花大力气去巩固、发展和完善；同时，对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确实存在着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环节还需采取有力的措施，经常地、自觉地加以调整和改革。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不断地得到解决，才能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不断地自我调整中逐步趋于完善和成熟。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虽然还处于提出问题、初步探索的阶段，但它已经是一种萌芽状况的改革思想，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中国改革大潮的先声；同时，也正是毛泽东提出的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今天成为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
（三）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分两个阶段、要两步走的思想，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1957年2月毛泽东就清醒地指出：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他此后还多次指出，三个五年计划只打下一个基础，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大约需要50年到100年。1959年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又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在1962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指出：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并赶上和超过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根据毛泽东的这种设想，1963年9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作出了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毛泽东的这个思想，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思想的逐步形成铺设了一块稳定而有力的奠基石。
（四）毛泽东关于向自然界开战的思想，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形成的先导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基本完成，为我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创造了条件。此后，毛泽东为实现这种转变作了一系列的努力。1956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的开幕词中，明确地向全党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想。1957年2月他又进一步指出：现在我们的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条件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要团结全国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3月，他在天津等地的讲话中又指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此时，毛泽东把经济能否搞上去提高到是否可能被开除球籍的高度来认识。毛泽东的这些正确思想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形成无疑是起了理论先导的作用。
（五）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力量源泉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倡导一条“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由于党实行了这条群众路线，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在新的历史时期，这条群众路线，又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力量源泉，并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第二，党在新时期制定的四项基本原则中的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从而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并强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第二，党制定了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来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第三，在新的历史时期，党最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例如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城市中的厂长承包制、职工全员资产承包制、外向型经济，等等，无一不是首先是群众的创造，再经过党的集中、总结和提高，制定政策，形成理论，予以规范化，然后大力推广，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改革开放的内容。实践证明，生机勃勃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由亿万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这种创造在理论上的升华和系统化。
（六）毛泽东倡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定了根本方针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倡导的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一条根本原则。当年毛泽东坚持这条原则，用自己的力量，走自己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十三大把它写进党的基本路线，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不照般外国模式，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用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在邓小平的倡导下，我们搞外向型经济和三资企业，搞特区和开放区，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极大地发展了经济，提高了生产力。对外开放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外开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这就是：在对外开放中，一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二要坚持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原则；三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四要抵制和批判资本主义的腐朽制度和思想作风。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倡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
综上所述，毛泽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了种种艰苦的探索，虽然在总体上说是没有成功，但留下了许多闪光的思想，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理论提供了思想基础。
四、邓小平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正继承和重大突破性、创造性发展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的国际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一新的理论和思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它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坚持、继承和发展，而是在新时代的新开拓、新突破、新创造，它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范畴内增添了一个具有相对独立的新理论。这是中国第二次革命的理论，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是当代中国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一）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对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突破性发展
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首先，邓小平坚持不照搬书本，不照搬外国，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作指导，充分认识具体国情，在实践中开辟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就突破了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长期产生极坏影响的苏联模式的统治，从实践上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多元化模式。其次，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根据中国当前生产力不发达的具体国情，确定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根据我国国情的这个历史定位，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总路线，制定了分三步走的社会主义建设跨世纪的战略决策。这就开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理论，从而突破了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长期产生极坏影响的“直接过渡”论。其三，邓小平领导中国共产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中国最基本的国情，认识到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跨越，但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却不能逾越，从而制定了一条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任务，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保证，以改革开放为主要形式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条开放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既实现了马克思晚年关于落后的东方社会吸取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又发展了列宁晚年关于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商品与市场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从而突破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传统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封闭式的模式。
（二）邓小平在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和根本任务问题上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突破性发展
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是什么？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是当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长期实践中没有搞清楚的问题。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的最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不仅要发展生产力，而且还要解放生产力。同时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这些崭新的观点不仅是对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突破性发展，同时还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邓小平提出这个理论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因为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各国，就是没有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和根本任务，离开了生产力的水平，片面追求制度的先进性、生产关系的纯一性和体制的高度集中性，结果形成了僵化的模式，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先进制度的优越性得不到发挥，而且还导致了严重失误，甚至失败。这是当前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最惨痛的教训。鉴于这个教训，邓小平不仅在理论上确立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其他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和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同时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更强调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作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一个根本标准。这些观点既是在社会主义问题上、也是在历史唯物主义问题上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三）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上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开拓性、突破性、创造性发展。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是从社会发展的一般角度来考虑的，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孕育着社会主义发展的无限动力；没有从特殊的角度为东方“不合格”的社会主义来考虑过发展的动力问题。列宁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是一次体制改革，其本身就是一种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探索，但列宁早逝，改革没有完成，更没有提出系统的理论。斯大林基本上是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的认识是清楚的。但是，由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是以抽象的社会制度的先进性和生产关系的纯一性为其本质特征的，同时又由于急躁冒进思想作怪，片面地追求脱离生产力水平的社会制度的“完善”性和所有制又大又公的纯一性，这样就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距离和矛盾越来越大；而在经济建设上失误时，又归咎于阶级敌人的破坏，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信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信条，实行“抓革命，促生产”的错误方针。所以毛泽东最后还是滑向了阶级斗争动力论。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问题上的观点基本上和毛泽东是一致的，但他认为解决矛盾的着眼点要放在如何发展生产力上，因而他首先确立了生产力标准，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并以此为导向，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与生产力之间还存在一种僵化的体制，正是这种僵化的体制极大地束缚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于是作出了改革的决策，用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然而这种完善并不是抽象的完善，而是以体制为“中介”，通过对僵化的体制的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和生产关系更适应现实的生产力，从而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邓小平1992年在南巡重要谈话中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自从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来，邓小平第一个提出了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解放生产力的问题的理论，这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对当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将产生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则是一次革命性的创新和发展。
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思想，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这个思想，开拓性、突破性、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深远巨大的影响。
（四）邓小平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是对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划时代的贡献
马克思在晚年曾经指出落后的东方社会必须置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企图通过国家调节下的市场来组织整个经济运行机制，建设社会主义。但是以上仅是两位革命导师的思想闪光，并未成为实践的现实。自斯大林以后，社会主义各国基本上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在各国建立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工业体系中，起了用国家权力强制积累资金的作用，但以后却越来越显得僵化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建国后的情况大致也是这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作出了改革的决策，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我国究竟要确立什么目标模式，却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才明确。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认识的障碍主要是因为我们历来把计划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因此十多年来老是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模式上打转。邓小平以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用唯物辩证法来剖视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这两种不同属性但又交织难分的经济现象，从1979年开始一再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的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放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为中共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至此才真正解决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空前的创举，不仅在理论上有重大意义，而且在实践上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⑩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为我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和路线基础，同时还在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误和挫折的低潮中，高高举起了一面不屈斗争的旗帜，一盏走向胜利的明灯。由于20世纪先后诞生的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把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经典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当作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不顾自己生产力落后这个国情，教条式地把这个带有超前性和科学设想性的理论当作具体的制度、体制和道路，搬用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另方面又由于深受斯大林在苏联推行的通过国家垄断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左”倾思想的影响，实行一种教条主义的超前的社会主义模式，从而导致了失误，甚至失败。现在，中国的改革对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它们从教条式的理论、僵化的体制和封闭式的模式中解放出来，由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转变为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今天，它们正在根据本国国情，实行不同形式的改革开放，并已取得了显著成果。遭受挫折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上空，开始出现了新的曙光。因此，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拨乱反正，而且也为当代国际社会主义实践拨正了航向，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石嘴山市委党校，市委讲师团）
注释
①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1页，第231页。②③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第130页，第451页。⑥⑨⑩邢责思：《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1067、1068期。⑦《列宁选集》第4卷，第710页，第525页。⑧王东：《改革之路的真正源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