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式谷
一、第二次革命具有同第一次革命一样的伟大意义
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的报告中，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是从一个很高的认识起点上开始的。中国共产党是以在中国彻底实现革命的历史使命为己任的党。在我们党70多年的历史上，已经完成了和正在经历着两次伟大的革命。第一次伟大革命，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35年的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100多年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而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一个备受欺凌、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这是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最伟大的革命。然而，中国的革命历史并没有到此完结，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任务还远没有结束。1949年3月在中国人民大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就高瞻远瞩地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①“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②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又开始走上了新的伟大革命的征程。这就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行和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中国由下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中国充分体现出来，如果说前一次革命还只是一出长剧的序幕，那末这场新的革命则已经和正在进入长剧的高潮。毛泽东在论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时，曾经多次把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分为两步，或者比喻为一篇文章的上篇与下篇。他指出，其第一步或上篇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或下篇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深刻内涵和方法论原则，对于我们认识和分析上述当代中国两次革命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完全应该这样说，第一次伟大革命是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必要准备，第二次伟大革命是第一次伟大革命的必然趋势。诚然，这是两个性质和任务不同的革命过程，但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不仅是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前提，而且还由于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初期领导党和人民所进行的具有开拓探索意义的努力，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的革命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做好了必要的准备。特别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后来我们党走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所以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能在今天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的功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
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基本点还是那些。他又说，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的报告，正是从阐述两次革命的关系入手，揭示了当前这场新的革命的实质和目标，分析了第二次伟大革命的主要特征。正因为这样，报告一开始便具有根强的理论性、思想性，用一种新的视角考察和总结了14年伟大实践的基本经验，把这些基本经验提到一个很高的认识层次上。这就使报告不仅具有振奋人心的气势，而且具有发人深思的意蕴。
把14年的基本经验概括和归结为一场新的革命，其意义何在？我的体会是：在于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刻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从事的事业的性质和内容，以便适应这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的要求，努力摆脱思想上和体制上的禁锢，动员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以革命的精神创造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同时，还在于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领会、牢牢掌握在14年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列宁说得好：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它继承和发展了在中国第一次革命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开创的宏伟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时期，从而成为当代中国第二次革命的伟大旗帜。党的十四大报告把14年的实践经验和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同第一次伟大革命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也就是高度评价和深刻阐述了这一理论的历史地位。今天，我们来研究和宣传这一理论，无疑是对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具有切实意义的纪念。
二、“改革――第二次革命”的命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独创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进入了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和腾飞的宏伟事业，而且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是一场已经并正在引起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其所以是一场革命性质的变革，关键在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是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并且伴随着改革开放进行的，而不是在原有的体制框架和目标模式内量的积累和发展，也不只是对原有体制的修补、微调和改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最强大的动力也是改革开放，这就要求我们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性质、意义作出新的分析判断。“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个崭新的命题，就是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要求提出来的。最先提出这一命题的是邓小平。毫无疑问，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这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新思想、新观点。邓小平的这个思想观点并不是“从一个人的脑筋中”突然“钻出来”的，而是随着新时期社会实践的推移和人们认识的深化逐步形成的。这一观点的形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的论断。1978年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中指出，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向全国人民提出在本世纪末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③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这个讲话实际上是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又一次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根据邓小平的上述论断也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可以说，这是对当代“中国第二次革命”这一命题和观点的首次明确昭示，问题是当时还没直接涉及改革，也没有引起我们一些同志的认真领悟和充分重视。
――1982年和1984年关于精简机构和农村改革是一场革命的论断。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说：“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⑤1984年10月6日又在一次谈话中说道：“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并指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就是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意味着中国将出现全面改革的局面。”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邓小平不仅明确地提出“改革是一场革命”，而且认为革命的对象是阻碍四个现代化的旧的体制，并预言这种带有革命意义的改革将从个别领域向全方位推进。
――1985年和1986年关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重要命题的确立。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说，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么前景就困难。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这样做，尽管有风险⑦。1986年4月9日，在会见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时又一次说道，我们把改革当作是第二次革命。..这件事并不容易，没有前人的经验，全靠自己去摸索⑧。在这两次会见外宾的谈话以后，他还在其他场合多次阐述了类似的观点，据查至少尚有五次之多，一般他说，革命就是要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业，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因此，邓小平把当时我们已在进行的农村和城市的改革称之为“革命”。然而重要的还不仅在于此，而是他把这场革命界定为继我国第一次伟大革命之后的当代第二次革命，从而肯定和高度评价了我们从事的改革事业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现在看来，这无疑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新观点。遗憾的是当时仍然没有引起我们的充分关注，以致未能收入后来编辑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著作之中。
――1992年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对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丰富和发展。这篇谈话一开始就精辟地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这一段话，把革命与改革、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连贯起来，赋予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个命题以更加严整、更加丰满、更加深刻的内涵，不仅对全篇谈话收到了开宗明义的效果，而且具有振聋发喷的作用，促使我们以新的眼光，郑重对待、深入理解和认真掌握这一重要思想。
邓小平关于中国第二次革命的一系列论述，为我们党对于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使耳目为之一新，思想获得很大的解放，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社会革命论增添了新的内容，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三、“革命”的传统含义和新的时代内容
有的同志在论证“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时说：“革命具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从狭义讲的革命，一般指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的革命性变革，由此实现社会飞跃性发展。这种革命，是在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中，通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剧烈斗争形式实现的。另一种是从广义上理解的重大社会变革，如产业革命、科技革命、文学革命、语言革命等等。无论哪种含义的革命，都具有引起深刻社会变化的特征。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是广义上的革命。”这种说法的可取之处，在于它把我们所进行的具有革命意义的改革，同通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剧烈冲突而实现社会制度的更替的那种社会革命或政治革命严格地区分了开来；但是，它把改革这一场“新的革命”特别是把邓小平指出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同“产业革命、科技革命、文学革命、语言革命等等”相提并论，而又归结为“广义上的革命”，以致语义含混，使人还不能准确地理解这一深刻的思想。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我们从事的事业，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伟大的事业，“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是“又一次伟大革命。”（着重号系笔者所加）显然，这是同我们党领导的历史上第一次伟大革命相比较而说的。因此，我认为当代“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仍然属于社会革命的范畴（即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不过它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而是具有新的时代内容的特殊的社会革命。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对以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革命论同邓小平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一番比较研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革命的论述，大致有如下几点重要内容：
（1）社会革命的最深刻的根源在于新的生产力和腐朽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冲突。即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革命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⑨（2）社会革命的根本任务在于解决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解放社会生产力；（3）社会革命是社会形态和社会基本制度的质变，而不是量变或局部的变化。一切没有触动某一社会基本制度的变化，都不能算是社会革命；（4）政治革命是社会革命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在阶级社会，改革社会基本制度的斗争，必然要集中地表现为革命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政治斗争乃至武装斗争，政治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此外，还有社会革命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强大的推动作用，“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等等。这些基本观点是社会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和千百年来社会变革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其真理性是无庸置疑、颠扑不破的。然而，我们不能把他们的上述论点看作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公式。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不断变化的生动的社会运动，结合新的实际使原有的理论得以发展。可是，由于受传统观念和因循守旧的思维模式的束缚以及教条主义的影响，人们对改革也是一场新的革命，一直缺乏充分认识。这主要表现在：
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既然为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创造了社会条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因而也就不再存在束缚生产力的问题；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既然是解放生产力，那末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解放生产力的历史任务就等于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只能是“改良”，而不能提“革命”，也就是说只能在原有体制框架内进行调整、修补、兴利除弊，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旧的体制，建立新的体制；认为革命是社会基本制度的质变，而不是量变或局部的变化，改革既然是具体制度的调整和运作机制的转换，当然也就不能算是质变性质的革命，至多不过是为了强调其重要性和艰巨性而惜用“革命”一词；认为社会革命的基本涵义只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激烈冲突和拼死斗争，因为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敌对阶级之间矛盾。
邓小平关于当代“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理论和党的十四大报告对这一新理论的精辟阐述，冲破了禁锢人们思想的上述传统观念，使我们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内容、性质、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的认识发生了一次飞跃和升华。
第一，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诚然使生产力摆脱了腐朽社会制度的桎梏而获得大解放，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提供了飞跃进步的可能性。但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依然长期存在；束缚生产力的手脚，特别是束缚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问题，并没有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尽管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前相比，对生产力束缚的情形已经迥然不同，我们不可将二者同日而语。但继续打破这种束缚，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仍然是一定时期的历史任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仍然是最活跃的因素，它仍然要求摆脱各种束缚和克服各种障碍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些束缚和障碍正是存在于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同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对于这些不相适应的部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人们不可能很快认识清楚并加以解决。只有随着矛盾的发展，才会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其弊端，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把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任务提上日程。过去那种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而不承认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思维模式，是导致生产力发展缓慢乃至停滞的一个重要思想原因。
第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要立志改革，并不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主张，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多次提出和倡导过改革，并且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前导和发端。但是，过去所说的“改革”，往往是针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基础需要的某些环节而言的，是在原有体制框架和目标模式内一定程度的调整、修补或变动，目的是进一步维护和改善这种体制模式。这种“改革”尽管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必不可少的，但确切他说它还仅仅是一种改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贡献，是第一次赋予社会主义改革以“新的革命”的含义。他的改革观的创造性内容和意义，在于要从根本上变革长期以来形成的已经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大规模商品经济内在需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这样深刻而广泛的改革，已经并必将进一步引起包括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在内的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已经并必将进一步引起人们精神面貌、价值观念、是非标准、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的重大转变。所以，从这场改革所引起的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足以同我国第一次革命相比拟，而不应同上述一般意义上的改良性变动等量齐观。
第三，我们所进行的这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是丝毫不能含糊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指社会基本制度，而不是指作为其实现形式和运行手段的体制与机制。社会基本制度，是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占主要和支配地位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它规定着该社会形态的本质和主要特征，构成一定社会之基质；体制，则是指表现一定社会基本制度并为其服务的机构设置、隶属关系、权限划分等方面的体系和工作制度、管理制度；机制，泛指各项社会体制和社会生活赖以运转的一切方法、程序、环节的总和。社会基本制度具有质的稳定性，除非该社会形态被另一种社会形态所代替，否则，社会基本制度的性质和主要内容是不会转变的。同时又要看到，社会基本制度又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即属于抽象层次的东西，它的本性和作用只有通过相应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才能表现和发挥出来。同基本制度相比照，体制和机制既具有较大的可变性，又具有可操作性。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一经建立，其优越性就能充分发挥出来，而忽视体制与机制的改革和建设，已被历史事实证明是错误的。社会基本制度和相应的体制、机制是紧密联系着的，合理的、符合于基本制度本性的体制、机制可以使基本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不合理的、不符合于基本制度本性的体制、机制则妨碍着基本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但是，基本制度和体制、机制毕竟是两个不同层次的范畴，各自具有相对独立的内容。我们通过改革所要“完善”的，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不是那些存在着缺陷和弊端的不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原有体制；对于这种体制来说，则不是“完善”的问题，而是改革、更新亦即革命的问题。对于这种体制而不是对于基本制度而言，“更新”和“革命”一样，都是可以而且应该使用的。
第四，改革的对象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原有体制，那末这是不是社会的质变呢？我们的回答是：首先，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因此，把这种改革仅仅看成是“量变”，或者把量变与质变截然分开，是不适当的。因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就是经济体制上的一次革命，是70多年来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史上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对传统经济体制的革命。可以断言，经过这一场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必将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从而以新的面貌展现在世界舞台上。其次，认为改革只是“量变”而不是“质变”的观点，没有注意到质变的不同层次、不同范围。我们的改革，诚然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根本变革，却是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这是社会主义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阶段性质变。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只有通过对旧体制的革命性变革才能真正实现。
第五，邓小平和党的十四大报告在提出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时，又斩钉截铁地指明，这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或政治革命，即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而是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的那种“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据1984年10月10日新华社讯，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前夕，邓小平在会见当时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就明确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党的十四大报告对此作了更加完整的概括和表述：“这场新的革命，是在过去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的。它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⑩这就从两个方面划清了界限，排除了可能产生的两种混淆：一是这场新的革命，决不是要否定过去革命的成功和建设的成就，决不是要削弱、摆脱或取消我们党的领导，因此，也决不是要通过过去那种急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来实现；二是经过这场新的革命，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完善和发展，而不是要动摇或否定社会主义，改变我们社会主义的性质，向资本主义蜕变。如果出现上述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那就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进步，而是社会的大破坏，历史的大倒退。我们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正是防止和抵御这些情况发生的最有力的措施。
四、当代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新特点
当代中国第二次革命最鲜明的特色和重要的推动力是改革开放；这场革命的目的是通过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这样的革命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它所采取的方法上，都同过去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根本不同，它是我们党领导的一种特殊的革命，是“没有前人的经验，全靠自己去摸索”的全新事业。毛泽东和我们党经过二三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深刻地认识和熟练地掌握了第一次伟大革命的客观规律，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彻底胜利。历史经验说明，为了正确地领导和进行当前我国这场新的革命，就需要认真研究，努力掌握它的新特点。事物的特点是该事物内在规律性的外在表现。不了解我们正在进行的这场革命的特点，便无从掌握它的规律性，也就不可能获得主动权。
作为一次新的革命的改革，都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通常的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还是社会革命，总是要从根本上动摇和摧毁原有的社会的基本制度。而我们的改革则不但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及其性质，而且是要更加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使这一制度的优越性充分表现出来。
第二，一般他说，通常的革命往往充满激烈的阶级冲突和急剧的社会震荡，往往是爆发性的，突变式的，表现为原有社会渐进过程的中断，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社会历史由一种质的形态向另一种质的形态飞跃。而我们的改革，尽管也要引起社会面貌广泛深刻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是非爆发性的、非突变式的，总体上表现为逐步前进、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这种过程的实现不需要也不允许出现剧烈的社会震荡。相反地，改革需要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环境，须要坚决排除一切导致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如果社会动荡不安，什么改革开放，什么经济建设，统统搞不成。
第三，通常的革命，往往是原有制度之内的对抗性力量自下而上的冲击。我们的改革，则是现有制度中的中坚政治力量领导和组织的自上而下的自觉行动，同时也要依靠作为这种制度社会基础的广大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支持和创造，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统一。换句话说，它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唯一的领导力量与群众力量相结合的自我革命和自我发展。
第四，通常的革命，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是要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因此，一般地说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甚至在一定的情况下是先破后立。我们的改革所以称之为革命，也包含破旧立新的内容和意义。然而，在破与立的关系上则和以往的革命不同，它应该是边立边破，立破交错，立破结合，如果不能正确处理破与立的关系，既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也不利于改革事业的健康发展。
第五，我们的改革势必触及人们的利益和权力，势必要对利益、权力的关系和结构进行调整，因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对此要有清醒的估计和慎重的处置。但是，它毕竟与通常的革命直接指向某一或某些阶级或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性质和情形。所以邓小平说：“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
认真学习和掌握邓小平以及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关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重要思想，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和提高对改革的认识，提高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自觉性；也有助于正确理解和把握这场改革的特点及其规律，以便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沿着正确轨道更加健康地发展。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注释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8页。③④⑤《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5―26页，第142、143页，第351、352页。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67页。⑦见1985年3月29日《人民日报》第1版。⑧见《新华日报》1986年第4号，第174页。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⑩《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