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桥，河北省安平县人，11岁参军，是名“三八”式老干部。曾任毛泽东的贴身卫士，卫士长。
“我跟随毛泽东15年，朝夕相处，形影不离。”他的手指从稀疏的头发里梳过，带着深沉的忆念，缓缓说道，“离开主席时，我哭了。主席也哭了，是抱着我哭的。他坐在床上，我立在床前。他把我揽入怀里抱紧了哭，希望我在他死后，每年能到他坟前去看看他。他讲了许多很动感情的话。他还说：‘你走了，我这里就不要卫士长了。你在这里干得长是因为我们合得来。你走之后我这里再不会有卫士长，你就是我最后一名卫士长。’”
“后来真的再没有要卫士长？”我问。
“没有。”他肯定地摇头。又继续开始他的回忆：“主席是个感情丰富，并且从不掩饰自己情感的人。在他为理想奋斗的时候，我听到过他高兴时豪放的笑声，也见到过他痛苦时淌下辛酸的泪水..”
李银桥向我讲了一个从吃窝头开始的悲壮故事。
毛泽东说：我们是社会主义么，不该是这样。要想个办法，想个办法..
1955年5月14日，毛泽东游泳之后，来到中南海丰泽园接见警卫部队。部队的同志们都换了崭新的军装，站成队列。毛泽东走到队列前和战士们打招呼。内卫班的一些战士他可以叫出名字，也有些没有担负过内卫任务的战士，叫不出名字，便一一询问。院子里的气氛很快便活跃起来。毛泽东讲话仍然保持着延安时代的作风，亲切、随便，喜欢启发式，习惯用通俗的语言来阐述复杂的道理。“我们工作是为什么目的呢？”毛泽东的目光从前扫向后。队列里就有人回答：“为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毛泽东点点头，招呼大家坐下，自己也在藤椅上坐下来。他一般不爱讲空道理，特别是对工农兵，讲话只讲有具体内容的话。他像拉家常一样，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讲到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及未来的工业化前景。这时，他抬起左手，用右手搬着指头说：
“具体到我们警卫部队每个同志来说，我以为你们应该有三项任务。一、要搞好保卫工作；二、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三、要作群众工作，要学会搞调查研究..”
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态度、方法、意义作了详细阐述。并且热切地号召每一名警卫战士回家探亲时，都要写调查材料，要研究社会，回来向他报告家乡的真实情况。
事后毛泽东对我讲：“以后你也要这样做，搞社会调查，写书面报告，拿来给我看。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提高你们文化知识水平，锻炼工作能力；二是使我了解全国的真实情况，并且使我从你们那里学到一些知识。”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情况，毛泽东要求负责他的安全警卫工作的一中队成员，须从全国各个专区选送，不要重复。
那以后，每个休假回来的战士都要写调查报告。有的战士文化程度低，错白字连篇，毛泽东总要提笔一一改正。记得警卫战士王文礼一连写了六次才完成调查报告，毛泽东一边看一边给他改错别字，而且耐心讲解每个字的用法。战士高碧岑的材料，毛泽东修改完后，说：“写的很好。你写的这位合作社干部，病得那么重还要带领群众搞生产，使我也受到鼓舞和教育。你代我写信问候他，问问他的病好了没有？下次回家你再去看看他。”说罢，毛泽东在高碧岑的材料上写下一句批语：“此份报告写得不错，有分析，有例证。”
现在这份材料就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不久，战士曾文从广东探亲归来，将一份家乡人民依靠合作社集体力量战胜百年未遇的大旱灾的调查报告交给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很激动，在调查报告上写了四个大字：“合作社好。”
由毛泽东出钱为战士们办了中南海机关业余文化学校，到1957年时，战士们的文化水平都有了明显提高，写的调查报告质量也越来越高。
大约是1957年12月份前后，战士马维同志探家回来，不但写了调查报告，还带回一个窝头，又黑又硬，交给毛泽东说：“我们家乡的农民生活还很苦，他们就是吃这样的窝头，我讲的是实话。”
毛泽东接过窝头时，我看到他的手有些抖，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他是非常容易动感情的。在陕北时，毛泽东就讲过：“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有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
事实也是这样。我见他第一次落泪，是看到一名病重的孩子，那孩子的母亲哭、他也跟着掉泪，命令医生尽全力去抢救。他去莫斯科谈判，与斯大林建立了友谊。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传来，他也哭了，哭得很伤心，几天睡不好觉。
这一次，他接过窝头，掰一块放嘴里，泪水立刻溢满眼眶。当他咽下那口粗糙的窝头时，豆大的泪珠便顺着脸颊淌落下来，鼻子也壅塞了。他一边哭，一边掰了窝头分给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吃，你们都吃一块。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口粮，这就是种粮的人吃的粮食呵！..”
我也分到一块，放到嘴里，确实难吃。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那天，毛泽东失眠了。嘴里不断喃喃：“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人民当家作主了，不再是为地主种田，是为人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获得解放么..”
以后很长时间，毛泽东时时带着严肃深沉的思考，无论散步、吃饭还是睡觉，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多次自言自语：
“我们是社会主义么，不该是这样。要想个办法，想个办法..”
毛泽东日思夜想如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使人民尽快过上富裕一些的日子。他生活极为俭朴，说什么时候农民都吃到他这样的伙食，他就满意了。他也要求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开动脑筋，集思广益，想出加快建设步伐的好办法。他始终有一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想法。
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临时召集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民族。”并且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十五年内赶上英国”的号召。
那段时间，毛泽东多次召集政治局同志开会，研究“想个办法”，尽快使国家和人民富强起来。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观点。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党形成了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的一种热潮。不少中央领导同志也热切希望尽快建成社会主义，纷纷开动脑筋想办法。很快地便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记得有一次毛泽东在颐年堂接待客人，谈话结束后，客人都走了。毛泽东从颐年堂出来，回菊香书屋。一位中央负责人同毛泽东一道走着，我跟随在后面。
这位中央负责同志与毛泽东边走边议论着形势和工作。大家都憧憬着社会主义美好的未来。这位负责同志说：“主席，现在×××他们提出个大跃进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
“噢，大、跃、进？”毛泽东琢磨着。
“人民日报上登了。”
“嗯，这个题目很好，拿来给我看看。”
这位负责同志把报纸找来，请毛泽东看。毛泽东认真看了一遍，点点头说：“嗯，这个提法很好。”他拿起笔，在上面批了话。记得大意是：“提法很好。”
很快，大跃进这个口号便在全国喊响了。
那段时间，毛泽东频繁外出视察，深入群众。他也要求全党集中更大的领导力量放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总路线和大跃进也确实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毛泽东在号召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创造精神时，也确实过分强调了主观能动性，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因而造成了“大跃进”中的失误。
人民公社也是在这种敢想、敢说、敢干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我个人以为，它既是全国人民精神振奋，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产物，也是党内“左”倾错误思想进一步发展的产物。是一次悲壮的探索，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沉甸甸的经验教训。
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之后，我跟随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在河北徐水，毛泽东在抗洪现场听取了县委书记张国忠同志的汇报。汇报中，张国忠同志谈到民兵以连队出现在抗洪抢险的第一线，这种军事化的形式很解决问题。
毛泽东听后频频点头，说：“还是军事化好，比民工解决问题。”
以后，这成了一条经验。遇有特殊情况，特别是在抢险救灾等战斗中，民兵连总是出现在第一线。
从河北徐水出来，到了河南省七里营。已经有一些中央和地方的负责同志汇报了人民公社，说这是一件新生事物。毛泽东很感兴趣。到了河南省七里营，边参观边听汇报。当时毛泽东很激动，我们在参观中听了汇报也很激动。毛泽东听到介绍各项优越性和取得的各种成绩时，频频点头。
毛泽东在高兴时，习惯说：“好么，那好么。”
这次参观也一样，毛泽东随口讲着：“好么，那好么。”其中随口讲了一句：“人民公社好。”
当时，有位记者在场，一直是跟在我身边。他听到这句话，记下来了。谁也没料到，第二天报纸就登了“人民公社好”。
毛泽东外出视察一般就住在专列的车厢里。他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喝茶看报。那夭他刚拿起报纸看，忽然拍案失口喊道：“哎呀，糟糕。捅出去了！事先没讨论呢，政治局还没有讨论呢..”
果然，“人民公社好”捅出去后，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有反映。毛泽东在小范围内作了解释：“这个话我是讲了，是我没慎重。也不能全怪记者。但是已经捅出去了，怎么办呢？”
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领导同志们还都同意这个人民公社，没有不同意的。
于是，大办人民公社的决议便传下来了。会议还规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决定1958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即比1957年钢产量翻一番。1959年的指标为2700万吨。决定1959年的粮食产量指标为8000亿斤。
那时，全国人民渴望尽快摆脱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状，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们也一心一意要尽快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毛泽东也是将全部心思和精力投入这场斗争中，想探索出一条富国强民、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的新路子。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头脑有些发热，违背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
到了1958年底，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中宣部负责同志拿来了文章清样，正式提出三面红旗，三个万岁。记得文章像大字报一样写出来，三份，摆在主席台旁18号会议室中。在京政治局委员都去看、中宣部负责同志亲自在那里讲解。我听到说这是针对苏联修正主义提出来的。赫鲁晓夫反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我们针锋相对，喊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个万岁。
毛泽东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63岁，但还不够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以后我要同他多谈谈。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毛泽东便多次讲了“头脑要热又要冷”的问题。他说要跃进，但不要空喊，要脚踏实地干实事，他一方面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搞建设需要跃进。同时也提出要研究平衡问题，不要平衡是不对的，还是应当要一点。
在全国掀起大跃进的高潮后，毛泽东也是有一定的警惕，注意了不要热昏头脑，就我所见，毛泽东在鼓励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的同时，也适当地泼过一点冷水。但是，从总的指导思想上来看，他还是有些急于求成的。他的思想影响了党内其他领导同志，而党内许多同志过度高涨的热情也反过来影响着他。
1958年8月13日，大跃进的高潮中，毛泽东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同志和社领导汇报说，亩产10万斤。
毛泽东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没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
“新立村的同志们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朝水稻里吹风，说可以亩产10万斤。”
毛泽东仍然摇头，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
有些同志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子往水稻上站。毛泽东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可是，报纸上还是登出了亩产突破10万斤大关的消息。那些新闻记者们是很敢说敢吹敢千的。有人敢写亩产突破2万斤大关，马上就有人敢写突破5万斤大关，接着就有人敢写突破10万斤大关。现在听来像笑话，那时就愣有人相信。
从村子参观回来，驱车到天津南开大学看校办工厂，有李耕涛市长和刘子厚同志陪同。
毛泽东在校园里一露面，全校立刻轰动了。掌声欢呼声震耳欲聋。校园里人头攒动，挤得要胀裂一般。一方面是大跃进极大地振奋着人们的精神，另方面，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热爱和信任已经开始朝着个人崇拜发展起来。记得5月25日毛泽东和全体中央委员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毛泽东刚一放下铁锨，立刻就有一名叫余秉森的解放军战士用自己的衣服把这张铁锨包起来，激动地说：“看到这张锨，我们就想起了毛主席。这样，我们的干劲就会更大。”这件事是很有代表性的。
南开大学里人群拥挤，欢声雷动，无法离开。我跟天津市警备处处长李侃商量，调动随行的一辆小华沙汽车，请毛泽东上车。华沙车小，毛泽东身材魁梧，平时坐不进去。这天我们急了，硬是帮忙把他挤进车去，从人群里冲出来，开到天津大学，又参观了他们的校办工厂。
参观结束后，已经中午。毛泽东兴致很高，提出去吃饭馆。于是，我们驱车来到天津市长春道的正阳春饭馆，吃烤鸭。
吃饭时，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领导继续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工作。毛泽东吃饭快，别人没吃完，他先吃完了，起身在楼上走两步。正阳春是栋两层楼的饭馆，我们是在楼上吃烤鸭。毛泽东起身走动，经过窗口时，随便朝窗外望了一眼。
这一眼望出去不要紧，又引出一场大麻烦。
饭馆对面的楼上，有一位妇女正在晾衣服。距离虽然不近，但那位妇女眼尖，一下子就看清了毛泽东，立刻脱口叫喊出声：“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这声呼喊不啻是一声惊雷，整个天津市都震动了。刹那间，人群像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涌来，立刻包围了正阳春饭馆。人们拥挤、欢呼、跳跃，越聚越多，堵满了路口，塞满了几条街道，一眼望去全是人，交通完全陷于瘫痪。就连交通警察也想看一眼毛主席。
群众欢呼“毛主席万岁！”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毛泽东坐不住，前后六次打开窗子向群众招手致意，高呼：“人民万岁！”每次呼过口号之后，毛泽东还要向群众招手喊话，想叫群众散开。可是根本不行，越喊人们拥挤得越厉害。从中午11点多，一直被围困到下午5点多，无法“突围”。兴奋的群众简直到了狂热的程度，欢呼声经久不息。没办法，只好采取在南开大学使用过的老办法。
警备区派出一个排的精壮小伙子，战士们奋力开路，硬将一辆华沙牌小汽车从人群中推进来，推到正阳春饭馆，车屁股靠在门口。
我们卫士和警卫人员前呼后拥，保护着毛泽东，再次将他挤入华沙小轿车。警卫排前有人开路，后有人推车，左右有人卫护，一步一步，硬是将车推出了人群。
毛泽东在车上只讲了一句话：“又是一次黄鹤楼噢。”
据说，事后清扫现场，鞋帽和钢笔手表收了七筐半。群众对毛主席的感情由此可见一斑。
傍晚，毛泽东乘火车回北京，在卢沟桥又下车去两个农业社视察。
那时，毛泽东精力充沛，身体极健。他大步走在田间小路，走上田埂，显得意气风发。远远就向田里干活的农民们招呼：“天不早了，该收工了吧。”
“毛主席！毛主席来了！”社员们争先恐后地跑过来，纷纷伸出劳动的大手抢着同毛泽东握手。
领袖和群众互相热烈地问候交谈着，从生产形势谈到人们的思想，从大好形势谈到对未来的憧憬。告别时，几位社员激动地说：“毛主席不辞辛苦，这么晚了还来看望我们，我们要挑灯夜战，用优异成绩向毛主席献礼！”
回到中南海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毛泽东毫无倦意，精神反而更健旺，就像当年指挥沙家店战役，指挥三大战役一样。他两眼闪闪发亮，望着我充满信心地说：“看来，我们这个国家还是有希望的！”
我用力点点头。我那时还不曾认识到搞建设不同于打仗，也还没认识到经济建设的特殊规律，以为和打仗一样，来几个大战役就可以解决问题。
我以为，当时许多领导同志也是这样想的，毕竟是大半生戎马生活过来的，搞建设还没有经验。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便日夜批阅文件材料，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谈话，实际是在为北戴河会议做准备。我感到这一次外出视察，他是很受鼓舞的。用他习惯性的语言来讲，就是群众确实发动起来了。他是8月4日由北京出发，先视察了河北徐水，肯定了民兵连的形式和作用。又视察了安国、定县、河南新乡七里营。在七里营讲了“人民公社好。”而后又视察了香城、长葛、商丘等地。河南省委书记提出四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农业、大办公路交通事业、大办食堂。从河南又到山东，参观了历城北垣乡和省委搞的试验田。回来时参观了天津新立村，讲了不相信亩产10万斤水稻的话。参观了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校办工厂，而后返北京。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不切实际地规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党内的“左”倾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峰。
会议期间，卫士田云玉看萧三所著《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发现后，说：“这本书写的基本上真实。你们这一代啊，一定要超过我们这一代。”
田云玉说：“主席，您从小就很有抱负啊。”
毛泽东说：“你也应当有抱负么。现在的形势多好，你们青年人应该大有作为。”
此前，毛泽东还曾发现摄影组的胡秀云同志看《矛盾论》。毛泽东说：“这本书我都不满意，你还看。我还想另外再写一本呢，写给你们青年人看。”
我想，这些情况也许反映了毛泽东在哲学思想上和对事物的认识上有了一些不同于过去的新变化。
北戴河会议后，我又跟随毛泽东外出视察，专列驶入河南省。可以看出，北戴河会议虽然有了决议，毛泽东对形势并不是很放心。毕竟是在探索道路，他总有些担心。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他对人民的革命热情和冲天干劲始终是高兴的，爱护的。他最担心和反对的就是上边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不关心群众疾苦。
专列停在郑州，当时中央办公厅下放干部到荣阳工作团，毛泽东听取河南省委书记和工作团领导的汇报后，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怎么也放不下心，反复问：“有什么问题没有？不要只说成绩，我想知道有什么问题没有？”
问过七八遍，没有反映问题，只是说好。毛泽东提出召开一个座谈会，要和基层的同志直接谈谈。于是，叶子龙去荣阳，把正在田野里弄土高炉，大炼钢铁的十几名工作队员用火车接到郑州来。这些同志一身煤黑和矿灰，洗也没洗就上了专列。毛泽东、谭震林、廖鲁言等同志在专列会客室里同这些来自第一线的工作队员们开了座谈会。
大家仍然是一片声地说好。也不是报喜不报忧，多数人当时为革命激情所促使，很少能在高潮中冷静下头脑想问题。
毛泽东扭头发现了胡秀云，便盯住她认真问：“小胡，你说说，有什么问题没有？”
胡秀云说：“反正我看妇女挺高兴的。原来围着锅台转，现在吃大食堂，解放了。”
毛泽东笑着又问：“你是不是吹牛呢？大锅菜炒出来就是不如小锅菜炒出来香么。”
工作队员们都愣住了。当时全国的形势像一锅沸腾的开水，毛泽东说的这句话如果换成别的人说，无疑是泼凉水的行为，会挨批，会戴“右倾”帽子的。
胡秀云大概是受了什么鼓励，忽然冒出一句：“我就是纳闷，怎么晚上亩产400斤，早晨就成1000斤了？有些干部一个比一个能吹。”
许多人脸色都变了。只有毛泽东仍是一脸微笑，扭头望望河南省委书记，又望望谭震林和廖鲁言：“你们到底是放卫星啊还是在放大炮？”
没有谁正面回答这句提问，都有些尴尬。幸亏有人拿了大食堂做的面包请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们品尝，才消除了尴尬气氛。
面包是用白面玉米面混和起来烤制的，大家都说不错。拿面包来的同志说：“社员们就是吃这种面包。”
对于大食堂，毛泽东一方面认为是新生事物而加以支持，另方面又始终不放心，走到哪里总要问问，想知道真实情况。我跟随毛泽东来到武汉后，有一位党的负责同志提出大办食堂的好处，汇报了一些优越性。毛泽东听后很感兴趣，叫他们把食堂问题写个材料拿来看看。据说这位负责同志马上叫湖北省委一位副秘书长执笔写了。材料送来，毛泽东阅后批了，发下去了。
毛泽东的活动安排，接见什么人，一般是由叶子龙及高智和罗光禄两位机要秘书负责安排。李达曾求见主席，毛泽东接见他几次，做过几次较长时间的谈话。
毛泽东与人谈话，不喜欢听面面俱到没有特色的长篇汇报，不喜欢汇报者罗列材料。他要求汇报者要善于动脑筋想问题，要有观点，以观点统帅材料，用材料说明问题。
毛泽东喜欢个别交谈，以便交心谈心。在武汉，他喜欢和王任重同志谈心，认为他有朝气，能深入群众。也愿意和李达谈心，和李达主要是谈哲学。
李达是湖南零陵人，号鹤鸣。他比毛泽东大6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当时任武汉大学校长。
李达对毛泽东很敬仰，每次见到毛泽东都显出激动，眼里闪着兴奋喜悦的波光，不像一个年近70的老人。毛泽东对李达这样的老同志也是很尊重，谈话时既严肃又亲切。
毛泽东一生手不释卷，博览群书。像朱德、陈毅的诗词，郭沫若、李达的文章，他都注意看，并谈出意见。他让王任重请李达到东湖宾馆见面，谈文章、谈哲学。
1958年，毛泽东特别强调解放思想，鼓励人们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他与李达谈话是畅所欲言的，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同李达谈文章时，他曾坦率地说：“我们年纪都大了，你比我还要大6岁。人老了思想不能老。你现在写的东西就不如过去写的有生气了。你那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净是抄书本上者生常谈的东西，没什么创造性，缺少自己的新见解。”
李达感谢主席关心他的工作和文章，说保持革命热情确实很重要，特别是对于老人。
毛泽东又说了不满意自己过去写的文章。他特别赞赏“活到老，学到老。”他说他还要重新写一些文章，特别是为青年们写一些文章。
在一次谈心中，毛泽东说到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的“头脑要热又要冷”的话，说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定要爱护，要保护。但是领导干部一定“要热又要冷”，光热不冷会出乱子。由此谈下去便谈到了哲学上。
李达说武汉大学的学生搞党史调查时，看到一些口号，不符合唯物主义的观点。他举了一些例子，大意是：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
实际生活中，毛泽东是不全同意这种说法的。比如在天津新立村，人家汇报亩产10万斤，他就摇头说靠不住。在湖北，王任重同志也向主席汇报过类似情况。毛泽东问王任重：“有什么新闻吗？”王任重说：“朋兴乡有一块试验田，亩产水稻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信。”王任重说：“王部长亲自来验收的。”他说的是农村工作部长。毛泽东还是摇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除非派军队站岗放哨，单收单打，看住人不往里掺假才能算数。”
但是，在讨论问题时，毛泽东是不愿意有人否定群众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的。他不慌不忙说：“这个口号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就都能做到，甚至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学了。”
李达认为这个口号在现在不能谈两重性，谈两重性，在现在的形势下就等于肯定这个口号。
毛泽东与列宁一样，是喜欢争论问题的。他问：“肯定怎么样？否定又会怎么样？”
两位老人就肯定、否定争论起来。争论中，毛泽东举了红军长征的例子，说明精神力量的作用。讲了红军就是依靠这种精神力量克服了按常理无法克服的困难，终于夺取了胜利。也举了各种发明创造，都是因为有了“敢想”，想飞就终于发明了飞机；想日行千里就发明了汽车火车。
李达坚持说，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一个人要拼命，“以一当十”可以，最后总有个限制、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要有地形做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
争论到后来，有些激烈，和普通人一样，是就问题论问题的争论激烈，并不是对着人来。
李达说：“现在人们不是胆子太小，而是太大了，头脑发烧。主席脑子发烧一点，下面就会不得了，就会烧到40℃、41℃、42℃！这样中国就会遭难，主席信不信？”
人在争论中是不好控制情绪的，毛泽东虽然激动，但是还是控制住自己了。停了停，缓和语气说：“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有些烧了，也有华氏百把度了。还是我在成都会议说过的那句话，头脑要热又要冷。”
送走李达后，毛泽东在屋里踱步吸烟，又坐在沙发里喝茶默想。
后来，他讲了这样意思的话：“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63岁，但还不够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以后我要同他多谈谈。”
毛泽东多次与李达谈话，还请他吃过饭。
后来，毛泽东在湖北农村视察中，有人汇报“挑灯夜战”，说是劳民伤财，夜里干了白天就没劲了。毛泽东也是冷静的，说了要“有张有弛，劳逸适度”的话，要求领导干部既要爱护、保护群众的热情，又要积极引导讲科学，适当降降温。
1958年11月2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谈了他视察河北、河南、山东、湖北等省中间所发现的问题，谈了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和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存在着许多混乱现象，明确指出有些领导人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错误的。他带领与会同志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批驳了陈伯达等人提出的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指出这种主张实质上是剥夺农民。
会议期间，毛泽东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建议他们认真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信中指出“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可能给以澄清。”
由这次会议开始，毛泽东从反右转为纠“左”。
毛泽东说：彭老总批给我看的尽是消极材料。
1958年11月10日郑州会议结束。18天后，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冷热结合的精神，初步降低了北戴河会议确定的1959年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北戴河会议确定钢产量为2700万吨到3000万吨。武昌会议降到1800万吨。
会议通过了《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议》。
1959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主题是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指出实现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个发展过程。模糊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界限，急于过渡到公社所有制是错误的。他批评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指出这实际上造成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他首先提出：公社在体制上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以队的核算为基础。
会议完全同意毛泽东的讲话，下发了《郑州会议记录》，并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这次会议制定的方针，不仅对纠正一平二调共产风起了积极作用，而且表明我们党在纠正人民公社问题的“左”倾错误方面，又前进了一大步，受到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欢迎。
1959年4月1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并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大会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通过了195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钢产量为1800万吨，煤3.8亿吨，粮食1.05万亿斤，棉花1亿担。这个指标仍然很高，后来实际上都不曾达到，甚至差距很大。1959年6月，毛泽东在罗瑞卿和周小舟陪同下回韶山。住在韶山宾馆。他看了故居。在门口，他立住脚环顾周围，大概是回忆幼时的生活吧，深深吸了一口气，忽然指住门前的水塘对我说：“我小时候就在这个塘子里游泳，那时候还没见过长江。”我们跟随毛泽东去看望一些老人，有和毛泽东同辈的，也有比他辈数高的。有个长胡子老头，毛泽东一见面就说：“三十年没见你们了，我是来看望你们的。”他们坐下来聊了许多小时候光屁股的话。
毛泽东访问了几户农民，在街上转一圈，还去小水库里游了泳。岸上围了许多群众，毛泽东游泳上岸后，还与农民群众合了影。当时罗瑞卿和周小舟都在。
毛泽东的激动和不平静是显而易见的。夜里他睡不着，靠在床栏和被子上，用报纸垫底，上面放一张白纸，用铅笔在上面写了涂，涂了又写，嘴里念念有词。他作诗时才会这样表现。
哼来哼去，折腾有两个多小时，停住笔，抑扬顿挫地吟诵出那首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吟罢，又拿笔写了一行字：“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小封啊，”毛泽东招呼值班卫士封耀松，说：“你去把秘书叫来。”封耀松叫来了秘书。毛泽东吩咐秘书说：“你把这个拿去誊一誊。”第二天早晨，毛泽东七点钟起床，围绕村子转。我们以为是散步，跟在后面随行。毛泽东转着转着就转到对面一个山头上。山上有个孤零零的坟包。毛泽东走到坟前便低下头去默立。这时我才明白，那是毛泽东父母合葬的坟墓。警卫局沈副处长忙去旁边撅来一把青翠的松柏枝，递给我。这时，毛泽东对着坟墓深深地鞠躬，前后三鞠躬，眼圈有些红了。我等毛泽东鞠完躬，便将松枝递给他。他接过松枝，恭恭敬敬放在坟头上。又默立片刻，然后才离开。整个过程，大家都没有说话。从韶山出来，专列直奔江西庐山。当专列行驶在湖南空旷的山野中，毛泽东吩咐停车。他外出视察常有这种一时兴起的临时停车。
毛泽东走下火车，深深吸吮山野清新的空气，呼吸之声可闻。头缓缓转动，凝神四望，目光停在一个石岗上。岗上有松，可以听到啁啾鸟鸣。他向小石岗走去。他喜爱松树，喜欢散步。
铁道路基下有条小路，向右婉蜒着伸向石岗。他没有走那条路，提前十几米下了路基，踏着野草碎石从左边向石岗走去。我们卫士尾随着毛泽东走，另有一些工作人员选择了那条小路。毛泽东走的是没有路的野地，出现了带刺的荆棘。有人怕弄坏裤子，犹豫了。
“主席，那边有路，走那边吧。”摄影组的胡秀云建议。
“路是人走出来的。”毛泽东继续在荆棘里跋涉，说：“我这个人哪，从来不肯走回头路。”
胡秀云明智地转向那条小路去。毛泽东望着她的身影，又转望身边的卫士们：“你们怎么办？”
“我们跟主席走。”
“那好，我们就试一试。”毛泽东把大手比划一下，概括了心里想的一切意思。我朦胧感觉，这一幕与现实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有着某种关联。走上那座小岗时，毛泽东对早已到达的人们说：“你们说说，咱们谁的收获大？”
专列开到武汉，毛泽东第二次游长江。然后弃车乘船，经南昌，到九江。在九江，毛泽东召集一些有关领导开会，彭德怀也参加了。
彭德怀不吸烟，大概船舱里吸烟的人多，他在会议中间出来一次，依着船栏杆透气，向远方凝视了一会儿，随便和毛泽东的卫士聊两句，又回船舱参加会议。那时他神色还是正常的。
隔一天，我们跟随毛泽东乘汽车上庐山，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原定议题是座谈形势，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的错误。
因为是座谈会，大家有什么话都可以讲，会议从7月2日开始，开得还不错。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争论也很激烈。主要是中央领导同志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分歧意见。毛泽东注意倾听了争论双方的意见，有时还和一些同志议论谈心，主要就是一个目的：总结经验教训。所以山上的气氛与其说激烈，不如说热烈。有时还很轻松。毛泽东还在休息时，请杨尚奎、水晶夫妇帮卫士封耀松介绍对象。毛主席说：“水晶啊，我身边几个小伙子都是不错的，总想选择个漂亮点的，帮帮忙吧？”水晶说：“就怕你的小伙子看不上哪，都长的这么精神。”毛泽东指指封耀松：“帮他找一个吧，你这儿老表很多么。”水晶想了想说：“你们楼里的小郑好不好？”我跟着闹哄：“好啊，江西老表好啊，谈谈看嘛！”毛泽东也笑着提高了声音：“我看也很好，水晶，你就当个红娘吧！”事后，毛泽东还多次问过封耀松：“见过面了吧？”“谈得怎么样？”后来封耀松还真和小郑谈成了。
由此也可看出，7月2日开会后，毛泽东一直轻松愉快。尽管他在紧张考虑大跃进和公社化的后果及前途，在考虑同苏联赫鲁晓夫之间出现的矛盾，在考虑自己队伍中出现的不同观点和态度，但他始终信心十足，坚信前途是光明的。
7月14日，彭德怀的万言书送到了毛泽东手中。毛泽东看过这封信，并没当成太大的事，也就是个意见呗。毛泽东是带着苦笑的表情说：“彭老总批给我看的尽是消极材料、尽给我送消极材料。”接着他说出几位中央首长的名字，说：“他们送的材料积极。”
此后，两种意见在座谈会上继续争论，有时争得很激烈。毛泽东这时也只认为彭德怀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并不曾更高上纲。
7月底，座谈会结束，毛泽东作总结发言。归纳两种意见，毛泽东结论为：形势大好，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但是，这次总结会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
毛泽东作总结时，看与会人员到齐没有？我见他张望，知道是找彭德怀。按规定，常委们是坐台上，政治局委员坐台下前排，中央委员和各省市负责同志坐政治局委员的后面。彭德怀因为不服气“资产阶级动摇性”，闹情绪，坐到了最后一排，并且剃了个很光的头。
毛泽东看到了彭德怀，我猜想他是不会高兴的，但是没说什么。开始总结发言。
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有“左”的错误的同志。点了几个人的名，点一个名，说一段批评话：“你尽放大炮。在重大问题上要慎重一些，别老放卫星，没有那么多卫星。”再点一个名，再批几句：“计划平衡没搞好，严重失调..”
批过“左”，再批“右”，两边摆平。因为在大食堂问题上，中央领导同志间争论激烈，毛泽东对此讲了几句。他望着台上的朱德说：“食堂不可不散，不可全散。你说食堂不好，总司令啊，在食堂问题上我们略有分歧。”
然后，毛泽东在讲话中，望着坐最后排的彭德怀说：“军队不跟我走，我可以重新到乡下去组织游击队，重新建军..”
这句话的份量是很重的。但也是符合毛泽东喜欢挑战的性格，是他习惯讲的一句话。说到底是一句可重可轻的话。
散会后，领导同志们有走的，有没走的。彭德怀同志坐最后排，所以出去的最早。毛泽东走到门口时，彭德怀已经走远。
礼堂是在山坡上，毛泽东下坡，身后跟了几位中央首长。就在这时，彭德怀又忽然回头朝坡上走来。大约是丢下什么东西了吧？与毛泽东走了个对面。
毛泽东停住脚，挺和气地打招呼：“彭总，我们谈谈吧？”
彭德怀脸孔一下子涨红了，一边走一边甩手，态度很凶，声音很大：“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
毛泽东望着彭德怀，态度很客气：“没关系么，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么..”
“没什么好谈的！”彭德怀甩手而去。当时许多中央首长都在场，都看到这个场面。事实是不欢而散。
毛泽东回到住处，脸色不大好。本来是让我们准备下山了，一些首长反映意见，据说是提议召开中央全会解决问题，结果不下山了，当天晚上就听说要召开中央全会，要讨论解决路线问题。
8月2日至16日，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举行了，开始清算彭德怀。中央全会毛泽东没怎么参加，中间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在毛泽东住的房间里开的。我见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说起彭德怀在井冈山时期的问题，便知道是从井冈山一直清算到抗美援朝，大跃进，人民公社。听到批评他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林彪没有参加形势座谈会，是后来上山的。上山后，他在政治局会上讲了不少，主要是井冈山时期彭德怀的事情。全会错误地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决议中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但仍然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以观后效。
庐山会议前期努力纠正“左”倾错误是正确的，但是会议中途转向，由原来的反对“左”倾改变为反对右倾，在全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这种情况的发生，毛泽东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不过，彭德怀赌气，引起在场人的公愤也是促成的原因之一。那份万言书毛泽东本来认为“也就是个意见”而已，批评一下就过去了。他一赌气，事情变大了。
记得那天是卫士田云玉值班，毛泽东前后吃了三次安眠药仍然睡不着，躺在床上总是看书、看材料。后来放下书，问田云玉：“你知道庐山会议发生什么事情了？”田云玉摇头：“不知道。”
第二天，田云玉把这个情况向我汇报了。我告诉田云玉：“主席讲，解放军跟我走还是跟彭德怀走？会议进行的比较紧张，你要注意搞好工作，设法让主席休息好。”
庐山会议基本结束时，彭德怀来求见毛泽东。板着脸，表情严肃。彭德怀确实是个性格刚强的元帅。卫士引他上了二楼毛泽东的卧室中，谈了半个小时，板着脸自己出来了。
把彭德怀提意见说成是“有目的、有准备、有组织的活动”，这与某些同志不正确的汇报也是有直接关系的。毛泽东有时候耳朵根子软，说的人多了，说的事多了，有时他也误听误信。几个人跟毛泽东讲了许多事，剩下毛译东自己一人时，他便不停地吸烟，皱紧盾头思考。他走到卫士田云玉身边，忽然问：“你知道彭德怀原来叫什么名字吗？”卫士眨着眼摇头。毛泽东若有所思他说：“他原来叫彭得华，就是要得中华。”
但是，毛泽东见不得泪，田家英曾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后来哭着来找毛泽东，哭得很伤心，说自己年轻，犯了错误。毛泽东一个劲地劝慰他，不让他哭。会后他亲自讲话，让田家英继续留在身边当秘书。
回到北京后，彭德怀又到中南海来见了一次毛泽东。这一次头发留得很长，没剃光，自己从后大门找进来的。他提出要到下面去看看，毛泽东说不要去了，年岁大了，下去也不安全。可以多读几本书么。彭德怀又提出下乡，毛泽东说有时下去看看也可以。
当彭德怀告辞往外走时，我望着他的身影，突然想起沙家店战役时那位彭大将军，心里很有些惆怅..
不久，又有两名警卫战士探家归来，并且都带了窝头回来。郑重向毛泽东汇报：“俺们村里，这样的窝头，每人每天也只能分到两个。”
毛泽东怔怔望着那窝头，恍若梦醒一般。他接过窝头，掰开来望着里面掺的各种说不清名堂的植物纤维，眼里渐渐溢出了泪花。
他将窝头掰一块，交给身边一名工作人员，再掰一块，再分给一名工作人员..
他没说什么，自己率先拿了一个整窝头啃起来。他慢慢咀嚼着吞咽下去。于是，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他的脸颊淌了下来。
无声的哭是最沉痛的哭。我不敢再望主席，我也流泪了..
毛泽东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告诉我。要讲实话。
1959年9月30日，毛泽东吃过两次安眠药，仍然未能入睡。他起来了，坐在沙发里，一杯接一杯喝茶，一支接一支吸烟。
我们明白，国家陷入困难，而且多事。毛泽东的桌子上堆满文件和电报，
饥荒已经笼罩全国。安徽、山东、河南等地发来饿死人的绝密电，这些内容只有政治局常委才能看到。中印边境、中苏边境、东南沿海都不平静。最新送来的一份材料是美苏戴维营会谈的消息。
那时，北京普通市民是不知道这些情况的。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挂红旗，歌声笑声锣鼓之声处处可闻，准备迎接十年大庆。
毛泽东按响电铃，吩咐卫士搞点麦片粥来。卫士用茶缸子在电炉子上煮了麦片粥。毛泽东喝麦片粥是为了同赫鲁晓夫谈判。
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在颐年堂同来访的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开始了会谈。我们在值班室，隔着薄薄一层纱帘将会场看得一清二楚。开始双方还表现出必要的礼貌，偶尔能听到一声笑。谈入正题气氛便越来越严肃，越来越紧张。意识形态上的争论，谁是惟非将有历史作结论。但是，赫鲁晓夫在6月份片面撕毁中苏双方在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已经伤害了中国人的心。这等于把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发展到了国家关系上。
会谈终于发展成争吵。作为领袖的个人气质，赫鲁晓夫远不如毛泽东。毛泽东严肃、尖锐，但是泰然自若。赫鲁晓夫沉不住气，用一触即跳来形容是很恰当的。他挥舞着两只手大吵大叫.缺少领袖的风度。毛泽东不慌不忙，用大手在他和赫鲁晓夫之间划了一道，说了句什么，赫鲁晓夫立刻叫喊起来。于是，少奇、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作了尖锐强硬的插话。苏联方面也再不是赫鲁晓夫一个人讲，双方吵得一蹋糊涂。
快结束时，赫鲁晓夫挥动着双手，口气咄咄逼人，很有些“老子党”的架势，可以体会到他的话是充满威胁和压力。毛泽东将手在沙发扶手上轻轻一拍，奋然起身，胸膛微挺，头高做地扬起来，凛凛然一副神姿：谁也休想让我低头弯腰！
会谈不欢而散。据说天安门广场晚上有活动，赫鲁晓夫拒绝参加。
第二天国庆游行，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通知毛泽东中止帮助中国搞原子弹。毛泽东仍然谈笑凤生，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又像是有人打了个喷嚏一样不值得奇怪。
国庆节之后，毛泽东立刻南下视察。专列开入山东时，沿途土地龟裂，到处是白花花盐碱。进入安徽后，情况更糟糕，大田里看不到丰收的庄稼，却插着一堆一堆的红旗。毛泽东一路凝视默想，吸烟不断。
他长长吐了一口气，喃喃自语：“天灾人祸啊！”他的眼圈红了。他说的人祸，有多少是指苏联赫鲁晓夫，又有多少是对他及党内一些领导同志工作失误的反省？不得而知。
车到合肥市正是晚上，整座城市黑沉沉一片，不见灯火，不闻笑语。地方党政负责人汇报，合肥地区是水利发电，由于长江水流枯竭，只剩主航道有点水，已经无法发电。
毛泽东凝望黑沉沉的城市，没完没了吸烟。后来他望着我们，慢条斯理讲了历史上几次有名的大灾荒，接着又讲了有人趁火打劫，想逼我们屈服。他说：“没骨气的国家是不敢顶的。你们敢顶不敢顶？”
“敢顶！”我们知道毛泽东讲的是苏联赫鲁晓夫。
“他越压我们越要顶！”毛泽东将手拍在桌子上，斜挺出右肩和胸膛，仿佛要挑起泰山一般，于是，我们有些惶惑浮动的心便立刻踏实坚定下来。
作为领袖人物，不遇挑战是难以充分表现英雄本色的。毛泽东一生发生过不少失误。即使失误，由于他那与主俱来又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锤炼而就的个性、气质、决心和意志力，在历史上仍然会产生出一种巨大力量。他一生总是强者。
回到北京，毛泽东向我们郑重宣布两条：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
他说：“全国人民都在定量，我也应该定量。是不是肉不吃了？你们愿意不愿意和我一起带这个头啊？”
我们回答：“愿意！”
毛泽东庄严宣布：“那好。我们就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
毛泽东历来是“交待了的事情就要照办”。毛泽东基本不吃牛羊肉，只喜欢吃猪肉。但是，在国家最困难的日子里，他曾经几天没吃粮，7个月没吃一口猪肉。有时工作一天只吃一盘马齿克或炒菠菜。宋庆龄同志曾关切地由上海赶到北京，送毛泽东一兜螃蟹，叫毛泽东吃，周恩来多次劝说毛泽东吃口猪肉，毛泽东总是摇头：“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
到了1960年冬，饥饿的盲流一股一股在中国大地上流窜。..
毛泽东躺在他那张过于简朴，但又很适合国情的木板床上，身上搭了三条补丁连缀的毛巾被，靠在床拦上看文件。
他老了，眼角发散出细密的皱纹，头发不知不觉便白了许多。我还时常为他梳头，想起三大战役胜利后，他说“白一根头发，胜了三大战役，值得。”那情景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事，而现在他的白头发已经不能一根根去数清了。我的心有些酸。
这一天是12月26日，毛泽东虽然眼望文件，却是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他其实是在想心事。后来，他将文件放在床上的书籍堆上，小声招呼值班卫士：“小封啊，我起来吧。”
这一天是封耀松值正班。他照顾毛泽东穿衣起床。毛泽东没有出去散步，直接走到沙发那里坐下来，仍然是心事重重地在那里沉思默想，不时呼出一口沉闷的粗气。
“主席，给你煮一缸麦片粥吧？”封耀松小声请示。
毛泽东摇头，靠在沙发上，只用手朝办公桌上的烟盒指了指。封耀松帮他取来烟，划燃火柴。
毛泽东吸燃香烟，吸得很深，然后重新靠在沙发上。工夫不大，他便被一团弥漫的青烟笼罩了。
烟雾中，传出毛泽东一字一板的声音：“小封，你去把子龙、银桥、高智、敬先、林克和东兴同志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
下午，我们7个人同毛泽东围在一张饭桌上吃饭。没有酒，没有肉，只是油多放了一些。毛泽东的竹筷子伸向菜盘，没等夹起菜忽然又放下了，用目光扫视我们七个人。于是，我们也放下了筷子。
“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毛泽东的声音沉重缓慢，停顿一下又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告诉我。要讲实话。”
我们都无声地点头，神情肃穆。
毛泽东用手指指叶子龙，又指指我：“子龙、银桥，你们下去，不去山东改去河南，广泛调查研究，把真实情况反映给我。”
我和叶子龙说：“是，主席。”
毛泽东转脸望住封耀松：“小封啊，你去不去？”封耀松说：“去。”毛泽东点头：“那好，那好。”毛泽东重新环顾饭桌上的七个人，目光忽然变得锐利，声音变得严厉：
“要讲实话，不许说假话，不许隐瞒欺骗！”我和同志们用力点头：“主席，我们讲实话。”我在那一刻，想起了毛泽东有一次批评那些有意无意说了假话的同志：
“你们是放卫星还是放空炮？你们那个10万斤，我当时就讲了不可能，你们还是在报纸上捅出去！..”这一顿饭，毛泽东没吃几口便放下了筷子。他吃不下去，我们也吃不下去。纷纷放了筷子。夜里，封耀松用电炉子替毛泽东煮一茶缸麦片粥，劝说毛泽东喝下去。然后劝毛泽东睡一觉。
“睡不着啊！”毛泽东声音悲凉，“全国人民遭了灾，我哪里睡得着啊？”他又讲起历史上一些大灾荒，讲了当年红军吃树皮，啃草根的斗争生活，说了他的理想和追求。
毛泽东多次谈过他的理想。参加十三陵水库工地的义务劳动时，他就曾说过，不但要改造自然，更要改造人类自身。他说，人不应该自私自利，为自己干活就有劲，为人民服务就缺少热情和干劲，他希望能教育出大公无私的新人来，都能具有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他说人类有几千年的私有制，要改变私有观念是很难很难的啊，越是难我越要做，否则还要我们共产党人千什么？
也许，毛泽东为实现他的理想有些急躁了，超越了物质条件允许的范围，超越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我始终认为他的理想是伟大而高尚的。毛泽东睡不着觉，下床走到办公桌前，坐下来给我们7个人写了一封信。
是用铅笔写的，写了三页。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七同志认真一阅。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讲一次，如何用药法，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一月二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请汪东兴同志作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
信阳报告一件，认真一阅。毛泽东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我们一行6人去了河南。省委没有分配我们去信阳专区，安排我们去了许昌地区。走前，毛泽东同我们集体合影。半年后我们回来汇报了真实情况：大办食堂并不好。之后，我们又去江西贵溪县劳动半年。到江西时，中央已经发下指示；解散大食堂。
“老头儿就是毛泽东”
内卫张木奇谈在毛泽东身边的趣事
张木奇反复说：唉，那时毛主席多次劝我们去上学，我就是不想离开毛主席，就是没上。不然我现在..他环顾那两间简朴居室，颇感后悔。
他文化程度低。在职务的阶梯上进步慢了些。是名副处级干部。
他曾是翻身农民。身体健壮，性格敦厚、纯朴、温顺，兼有农民和老警卫战士的气质。辽沈战役打响前，他15岁。报名参军，被拒之门外，大小了。碰巧有乡亲一位小姨子去帮他说情，他如愿以偿穿上了军装。
这位翻身农民对于中国偏僻农村能够诞生出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领袖人物，显然激动不已，并且十分骄做。
毛主席很神那！张木奇眼里闪耀出神秘的光波。那是1958年7月2日4点25分，天特别热。毛主席游泳上来，我替他擦身。毛主席间：“听说河北最近旱了？”我说：“旱得厉害。”他说：“前几天不是下雨了？”我说：“零星小雨，不顶事。”毛主席望住蓝得耀眼的天空，皱起眉说：“雨总是要下的么。今天不下，明天不下，一星期再不下透雨老天爷就该罢官了！”你说神不神？今天不下，明天不下，7月6号一声雷响把我从床上震起来。好么，整个华北地区下了一场大透雨。老天爷也怕毛主席罢他的官那！
他给我递茶水，就说毛主席喜欢喝龙井茶，浓浓的。我抽烟，他又说毛主席抽烟很凶。他对毛泽东感情极深，着迷一样。他说：评职调级时，也曾后悔没上学。但是现在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还是选择为毛主席服务。能力毛主席服务，作什么牺牲我都心甘情愿。
生活在毛泽东身边，他作了详细日记。他说：“我可以跟你谈，但是不能多谈。留着过几年离休，我要自己写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