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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毛泽东身边






  1949年6月3日,中央警备团(后叫警卫团)向步训兵团要800名翻身农民。听说是去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工作,听说800名单里没有我,真急了,跑到指导员那里闹。

  “怎么没有我呀?为啥不让我去呀?”我的叫声简直凄凉悲惨。我已16岁,着急起来像小孩一样乱跺脚。指导员一直很喜欢我,他强装着慢条斯理地开导我,轻轻揉轻轻拍:“别闹别闹,你不能去,你去了工作怎么办?”“不就是个小班长,谁不能干呀?”我那时是通讯班班长。

  “别人不行,我就要你干,你要留在我身边。”

  “不留,我就不留。我不干了,我这就走..”

  “回来!”指导员一下子虎起脸,眼睛瞪得吓人,“简直一个无组织无纪律。我看你敢走一步?你试试!”

  我哇地一声哭了,就地蹲下去,一动不敢动。于是,指导员扑哧笑了。说:“别给我尿了裤子啊。回去想想吧,想不通看我怎么收拾你!”

  调京士兵集合了,我躲在屋里,从窗口眼泪汪汪朝他们望,我真恨死了指导员。他从窗前过,还故意把脚跺得响响的,吓唬猫狗一样。我一撅嘴,扭开脸不着他。

  可是,他进屋了。一副教训人的样子:“怎么样啊你?想通没想通?”

  我低下了头,泪珠在眼眶里转。我怕他收拾我,声音颤颤地喃道:“通、想通了..”

  “这就对了么。”指导员拖拉着腔调,围绕我走了一圈,在我面前站住了。我拼命垂下头去,却忽然听到喊操一样威严雄壮的声音:“张木奇同志,马上打背包!”

  我猛地抬起头,顶多怔愣两秒钟,哇地一声抱住了指导员。忘记当时是哭了还是笑了。指导员捏住我的脸蛋揪了一把,只说出一声:“小鬼!”他眼圈红了,他真是个大好人。来到北京,住八里庄。填表谈话政审,最后只选中36名士兵到警备团警卫连。我在其中。

  6月30日,警卫连指导员王连龙来接我们,由八里庄走到香山。一进香山东门,便看到许多岗哨。我们本能地抖擞起精神,钉子鞋走得喀喀响。指导员忽然喊立定。说:“小鬼们休息一下。呆会我们不能走石头路了,要走路旁的草地。不许出声。老头儿正睡觉呢,懂吗?”

  我们不懂。事后渐渐才懂,老头儿就是毛泽东。不同人在不同场合对毛泽东有三种不同称呼:主席、老人家、老头儿.我始终是前两种称呼,没用过第三种称呼。只有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的老同志爱用第三种称呼。我从那天使得知,毛泽东睡觉轻,睡后不能有任何声响。

  来到警卫连,并没见到毛主席。听说朱总司令来看望过我们,我们正午睡,总司令不让叫醒我们.大家都埋怨值班员不叫人,不然也能和总司令握一下手。连长指导员说有几个战士睡觉压了胳膊窝了脖子,是总司令帮忙翻身睡舒服。大家便都身上痒痒,都说总司令挪动的是自己。那时,领袖对群众像磁石一样有吸引力,我们这些当兵的翻身农民尤其着迷。

  8月23日,我们警卫连住进中南海。毛泽东已经是在这里办公。只是为防国民党飞机轰炸,白天仍回香山双清别墅睡觉。

  我们住在春藕斋附近的居仁堂里。24日晚,春藕斋里乐队奏乐,嘭嚓嚓嘭嚓嚓吵得人睡不着。我问排长,这是干什么呢?排长姓杜,随便应一声:首长们跳舞呢。

  随便一声对我却意义不凡,我立刻叫起来:“叫我去看看吧?我还没见过毛主席呢!都两个月了,还没见着..”

  “睡吧睡吧啊,以后有的是机会。”排长总是那副见多不怪,不当回事的随便样儿。

  “不行,我这么近了还看不到怎么行?排长,求求你,我求求你了,”我拉住他胳膊摇着,缠住就不松手。“我在村里就用粉笔画过毛主席像呢,现在我能睡着吗?”

  排长盯住我片刻,动心了:“小鬼难缠。你先休息,别惊动别人,我去看看再说。”我不敢回宿舍,就在外面等。十来分钟后,他的身影刚出现,我便迎上去。

  “今天照顾你一次。我叫里边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你就从缝里看吧,看完就赶紧回去睡,越早睡越能作好梦。”

  我拉住排长手说:“排长,你真好。以后你叫我干啥我就干啥,我准听话。”

  排长拍我屁股:“扒上去看吧,小心玻璃。”

  我扒在窗子上,从窗帘缝朝里望。男男女女不少的人在跳舞。

  排长靠到我身边:“别紧张,看见了吗?”我依靠着排长,心安定了些,凝神注目。忽然,一个熟悉的面孔跳入我眼帘。我用力抱紧排长,声音颤抖地小声说:“我看见了..”于是,泪水便扑簌簌地滚下来。

  排长揉搓我的头发,反复说那一句:“小鬼,小鬼,你真是个小鬼。”

  他跟我头挨头脸贴脸朝窗帘缝往里望,追踪毛泽东。看不见时,他便指点我辨认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毛泽东只要一出现,我还是首先盯住他。排长几次催促我,我都不舍得离开。

  1950年6月20日,我们连来到玉泉山。我调连部任通讯员。距天下第一泉“玉泉趵突”100米左右,有栋大瓦房。那是毛泽东居住的第二个地方。

  “玉泉趵突”有澡盆那么大,水自他底上翻如沸汤滚腾。听说每秒钟涌出36桶水,泉水流出山便叫玉河,是北京用水的源泉之一。

  连部住半山腰。7月6日午睡时间,我拎个铁水壶去第一泉打水。我穿着黄裤子,战士衬衣,刚剃过的光头,一蹦一跳朝山下跑。走过二排宿舍,忽然看到山下上来几个人。正走对面,那么突然,我像吃了定身法一样一下子立定不动了:毛主席!

  毛泽东和江青正朝山上走,身旁跟着李树槐(警卫科长,曾任朱总司令卫士长)和孙勇(毛泽东副卫士长,后任邓小平卫士长)。登山小道只有几尺宽,中间方砖,砖旁是卵石,路面被他们占满了。我发现毛泽东的目光落到我身上,不由得忙退到路边杂草丛中,差点摔一跤。

  可是,毛泽东猛地加快步伐,直朝我走来。远远伸出一只手:“小鬼,你好么。”

  我退了半步,只退半步,便突然清醒过来。身体向前一倾,连冲几步,用两手握住毛主席一只手。他的手很大,温暖柔软。“毛主席!”我叫喊一声,便再也说不出话。

  毛泽东用湖南话问:“小鬼,叫什么名字啊?”

  我憋得脸红,便一句话也说不出。李树槐用陕北话在旁边介绍:“这是警卫连的小通讯员张木奇。”

  “噢,哪几个字呀,你写写看。”毛泽东将大手摊在我面前。我用右手食指在舌头上沾湿,就在毛泽东的左手上写,就听毛泽东看着手心说:“弓长张,木头的木,大可奇。噢,张木奇,对不对?”

  我用力点点头。

  毛泽东笑着逗我:“说话么,会说话的木头才叫木奇,对不对?”大家笑,我也笑,紧张消失了,毛泽东接着问:“木奇同志要干什么去?”

  “给连长指导员打洗脸水,他们快该起床了。”我说着,朝草丛里望一眼。水壶不知什么时候扔在那里了。江青在旁边说:“这个小鬼看着挺聪明,挺老实。你是什么地方人?”

  “河北曲阳。”

  毛泽东望一眼江青:“啊,曲阳。我们走过那里。”江青点头,毛泽东又问我:“家里都有什么人?”

  “有爹有娘还有弟弟。”

  毛泽东忽然学出一声陕北腔:“你讨没讨者婆?”我稍怔,李树槐解释:“结婚了没有?”我立刻羞红脸,忙摇头:“没有。”

  “娃娃,还是个娃娃么。”毛泽东在笑声中再次同我握握手,便继续向山上走去。

  我抓起水壶,飞一样跑到“玉泉趵突”。炊事班的人正在水池边洗菜,围住我问:小子,刚才老头儿跟你说啥了?我喘个不止,语无伦次:“说、说弓长张,说木头的木、说、说大可奇。说会说话的木头才叫木奇..”“小子,你真走运。”

  傍晚,指导员纳闷地问:“张木奇,你的手怎么了?伤了?”我摇头:“没,没事呀”。指导员很细心:“别装了,叫我看看,你那根指头怎么了?”我把手指藏到身后,躲闪着:“别,别弄,我,我在毛主席手上写字了,就用那根指头..”指导员诧异地望着我,忽然明白了,哈哈笑:“小鬼,真是个小鬼。莫非你再不洗手了?乱弹琴。”

  不久,指导员找我谈话:“木奇,江青同志挺喜欢你,想调你到她那儿,你愿意吗?”

  我的脸一下子羞红了:“不行,不行,那可不行。她是女的,我是男的,那怎么行啊?”

  指导员哈哈大笑:“想不到你还这么封建。当勤务员又不是当护士..”

  我连连摇头:“不行,真不行呢。让我去给毛主席站岗吧,我就想给毛主席站岗。”

  指导员笑着耸耸肩膀:“那好吧,你还干你的通讯员。以后有机会..我会记着你的希望。”

  1951年1月6日,连队成立了内卫班,专门负责毛泽东身边的警卫工作。我如愿以偿调到内卫班,哨位在小水塔下,每天可以看清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有时他散步时还走过来同我握手聊天。我觉得很荣耀,沉浸在幸福中。2月3日,我调到叶子龙身边工作。

  叶子龙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又是毛泽东生活秘书,与毛泽东关系很密切;感情也最深。转战陕北时,他是三支队参谋长,汪东兴是副参谋长。进城后,毛泽东仍称呼叶子龙参谋长。那时,凡到毛泽东身边作卫士的,都要先在叶子龙身边工作一段时间。考察合格才派到毛泽东身边。我到叶子龙那里,当天便跟随他去石家庄。那时,抗美援朝战争打得激烈,毛泽东曾经住石家庄一段时间,毛泽东给叶子龙装了电铃,有事便按响电铃。

  一天,叶子龙到卫士长李银桥那里去了。这时,电铃突然响起来,声音很大。我知道这是毛泽东找叶子龙,赶紧给李银桥打电话。我对电话专线不熟悉,插头一下子插到了毛泽东的专线上。于是,我听到了毛泽东的声音:“喂,我是毛泽东”。

  刹那间,我的头发根根乍起,全身紧缩。

  毛泽东还在电话里间:“你是谁呀?哪一位呀?”我束手无策。我几乎是哭声哭调他说:“我,我是张木奇呀。您、您老人家不是找,找叶参谋长吗?电铃响过,我,我想通知李银桥,接、接错了..”

  电话那边传来叶子龙的声音:“我知道了,你放电话吧”。

  显然,对于龙已经到了毛泽东那里,并且早已接过去电话。我估计他一定会狼狠批我。惴惴不安地等在屋里。后来,叶子龙回来了。一句批评的话也没说。倒是李银桥事后逗我:“你呀,木头的木,大可奇。”如今想来,很可能就因为这“木头的木,大可奇”,缺少了灵气,我始终没能到毛泽东身边去作贴身卫士。

  回到北京后,何庭一同志到叶子龙这里来作客。叶子龙留何庭一吃饭,叫我去李银桥那里拿两瓶通化葡萄酒。那是7月3日晚。叶子龙的住房与毛泽东的菊香书屋前后紧挨,只隔一个小后门.去孪银桥那里必须穿过菊香书屋小院。我走入小院,陡地停住步子。毛泽东在院子里,正躺在藤椅上乘凉,手里拿着荷叶扇自个扇着。他眼睛有些花,天已暗,院里还未开灯,蓦地见闯入一个人来,便坐起身问:“你是谁呀”?

  我赶紧立正回答:“我是张木奇,参谋长叫我去李银桥那里拿葡萄酒”。

  “噢,张木奇。你抽烟吧?”毛泽东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递给我。我本不会抽烟,但这是毛泽东给的烟啊!我双手接过来。我吸燃了,只抽进一口便觉得有点头晕,忙说:“老人家,您休息吧,我去拿酒”,我敬了一个礼,便走开了。这件事过去不久,我又回到了内卫班。还是给毛泽东站岗放哨,这更适合我的情况,更容易胜任。我也最喜欢、最热爱警卫毛主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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