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身边有卫士长和4名卫士。有时新老卫士交替，人数可能多两个。卫士负有保卫毛泽东安全的责任，但也照顾他的日常生活，所以卫士都不带枪，带枪的是卫士长和我们警卫战士。
警卫连后来改称警卫中队。给毛泽东站岗的是一中队。一中队里的一分队称内卫班。十来个人，是除卫士之外离毛泽东最近的战士。毛泽东住中南海，我们内卫班便在菊香书屋周围站岗。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政治局会议，我们在院子门内西房或在颐年堂内东北角的招待室值班。现在群众参观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都是从南边正门进入，当年这个门口有内卫班的两名岗哨。有时毛泽东由院子里走出，沿南海散步。其中一名岗哨就要跟随毛泽东一道走。留一名守在哨位。毛泽东偶尔也划划船，跟随的警卫战士便帮忙扶扶船。然后在岸上警卫。毛泽东若乘车外出、有时警卫战士也帮忙开关车门。然后目送汽车离去。
菊香书屋的北边是中海。沿中海有一条马路。毛泽东睡觉极轻，稍有响动便会惊醒。所以，一旦毛泽东睡觉，我们内卫班的战士便将马路两边卡住，不许车过。菊香书屋院内有树，常落鸟。毛泽东入睡后，我们要拿一根长竹杆，杆头绑了红布条，驱赶鸟雀不许在院内停留吵叫。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毛泽东三天没有睡觉，两天没有吃饭。那段时间我们最紧张。除对风声凄凄无奈，不允许周围世界发出声响，我们自己也没有任何响动。
毛泽东外出视察，内卫班的警卫战士要跟随。我在内卫班十年，随毛泽东外出，坐飞机36个起落，乘火车次数就更多了。
那时，我们每年每月都要进行阶级斗争和安全保密等方面的教育，敌情观念极强。多次看那部列宁遇刺的电影，凡有国民党派遣特务的通缉，我们都要反复传达讨论。我到警卫连不久，便听老同志讲，毛泽东1949年去苏联访问，军委调动部队在铁路沿线布岗。虽然如此，仍然有敌对分子在铁轨间放了巨石，幸亏巨石被前驱车发现，及时排除。这故事一讲，我们能不高度警惕吗？一分一秒也不敢松动。
毛泽东外出视察，绝大多数都是乘专列。专列分前驱车、后卫车及主车。内卫班随主车行动，仍是直接负责主席身边的警卫工作。有次去杭州，主车玻璃被打碎一块，但没听见枪声。若这是前驱车遇意外，会立即停车抓人。但主车不能停，呼啸而过，事情留给后卫车处理，结果如何不得而知。这大约是1956年的事。那次我看家，没随主席外出。
1953年12月24日下午，毛泽东将去杭州，专列停在前门火车站。卫士已将毛泽东的书箱搬上主车，摆好。这说明毛泽东马上就要到了。
那次，我连共去83人。其中偏有个战士捂着肚子直转磨。他坏肚子，憋不住，憋出一头汗。看看站外没有动静，估计还有二三分钟时间空余，便冲下车去，奔到围墙根，裤子刚一解开，便喷了一地。
事情就是那么巧，就在他刚蹲下，一溜小汽车飞驰而来，在专列旁迅速停住。毛泽东走下汽车便立即走上火车专列。才一上车，专列便开动了。前后不到一分钟。那战士虽然高度警惕，发现情况拎起裤子便朝专列奔来。但已经晚了，还是没赶上车，被丢下了。
这可是件大事！因为毛泽东此次外出的整个警卫方案。包括行动方向，所到地点，警卫多长时间，周围敌社情，他全知道。丢下他就有可能泄密。
对此，有关领导马上向中办主任杨尚昆汇报。杨主任命令那名警卫战士立即乘毛泽东的通信专机赶到杭州。
到了杭州，开总结会，这位战士挨了批评。
对我们警卫战士来说，不但要高度警惕负责，而且要高度机动灵活。反应稍一迟钝便会误事。
专列一旦在某个站停下来，警卫战士要在主车旁站好岗，离车既不能大近，也不可太远。有次，专列在南方一个小站停下来。一个战士站位离车稍远点，一声笛响，他紧跑紧冲，车门一闪而过，没来及跳上车，被丢下了。只得乘下趟车赶回来。
那时，全体警卫干部战士责任心和警惕性都很强，无论平时站岗还是跟随毛泽东外出视察、参观、游览或是护泳，大的责任事故从未发生过。有件小事很可以从侧面证明这种责任心和纪律性。
有次，连里布岗，一名姓了的战士的哨位恰好被指定在浴室后面。最初并不知道那是浴室。正当夏天，天气酷热。首长一位女儿洗澡，大概室内太热，便打开了上面的气窗。哨兵站在暗处，女孩子没发现。这位战士由于岗位在那儿，按规定是不准移动的，便老老实实，一丝不苟地站在那里。
工夫不大，连长查哨走过来，一眼便看见了浴室中有女孩子洗澡。而那个哨兵居然站在窗旁一动也不动！
连长大怒，一把将哨兵拖到旁边，破口斥骂。那哨兵竟又站到窗旁，严肃回答：“报告连长，我在执行任务，履行职责。”连长气炸了，又骂：“你执行鬼任务呀，你这个..”哨兵立正站着，毫不惊慌，依然严肃自信：“报告连长，我的哨位就在这里。我离开一步都是失职。”连长训斥：“你不会机动灵活吗？你没看见女孩子在洗澡？”哨兵回答：“我不会灵活。我走开岗位就要受处分。我不管谁洗澡，我只知道我的岗位在这里，我一步没离开，我没错。”
这件事变成一桩公案。连长要处分那名战士，那名战士不服气。事情闹上去，到底没有给处分。毕竟，哨兵坚守岗位是纪律，是原则。他在根本一条上占了理。
上级领导对我们警卫战士有许多严格具体的要求和规定。各项规章纪律中，最严的一条要算保密。这条有时很让一些警卫战士尴尬难堪。
内部保密还不算什么，好做到。比如你值班，听到颐年堂里政治局开会内容及毛泽东的谈话，不许对我说也不许告诉其他任何人。轮我值班，听到毛泽东与外宾谈话或批评表扬某位中央领导，同样也不能传给你或别的任何人。这一条我们当时能作到，至今也没人乱说过一句。所有关于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事，进入我们耳目便如埋人了黄土地，再不会出土，直至我们自己也化成灰土。
难就难在对外保密上。我们干什么工作，怎么干，那是不能对外人说的。无论亲娘者子还是兄弟媳妇，都不能漏一句。
我娘来看我，照规定便有一名干部或战士相陪。无论我和娘走到哪里，都要有人陪。虽然陪着的同志比我对娘还要热情，娘毕竟不自在。娘和我去看电影，我坐娘左边，那位相陪的同志坐娘右边。晚上我不走，那位同志也不走。我们是每天一起去看娘一道离开娘，亲兄弟也没那么一致行动的。这是怕我说了不该说的话。
记得1953年，我随毛泽东去了杭州。那次毛泽东到杭州是起草宪法，住的时间较长。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他也没参加。新华社发消息：毛泽东同志因为休假，不在北京。其实不是休假，是搞宪法去了。
就在这期间，我爹到北京去看我。他并不知道我是干啥的，只知道当兵了。我在杭州，他自然扑个空。问题麻烦在不能告诉他我在杭州，也不能告诉他我干什么工作。
陪伴我爹的是副排长。副排长对我爹反来复去就是那几句：“木奇在这里很好，长高了，长壮了，什么病也不闹。木奇工作太忙，顾不上来看你，叫我照顾照顾你老人家。”我爹到北京就是奔我来了，见不着怎么肯走？一往往了十几天，便开始疑惑起来。
“副排长，我的孩子是不是犯了什么事了？”我爹胆战心惊问。副排长紧摇双手：“老人家你想哪儿去了？没有没有，木奇干得很好，你老可别多心。”我爹越想越不对头，工作再忙还能十几天不来看他一眼？便流下泪来：“副排长，你别瞒我了。我受得了，你跟我说吧。他关在哪儿？叫我看一眼，我也帮你们骂他几句叫他服罪。”
“唉，老人家，这不是没影的事吗？你看你..”副排长越急着解释越解释不清，我爹越认定我被关起来了。副排长只好绕个弯子反问我爹：“你们村里对地主反革命咋收拾呢？”我爹便一阵哆嗦：“捆上走，有关的有..毙的。”副排长又问：“那家属呢？”我爹说：“管起来，给碗饭吃。”副排长说：“没点特殊好照顾？”我爹说：“还好照顾呢？一般人也不如。”副排长笑了：“还是的吧，我对你老照顾咋样？木奇要是关起来了，我能这么客气天天陪上你转？”
我爹低头恩谋，果然是这个理。副排长陪他看梅兰芳的戏，吃前门三鲜馅饺子，逛遍北京的好风景..他不再害怕流泪，却又发起火了。问：“木奇这小子莫不是当官了？”他想，副排长伺候他，那么他的儿子肯定比副排长要大多了。无论副排长怎么解释我还是战士，我爹再不肯信，骂道：“他工作就这么忙？看我一眼也不行？我走，告诉他，他不认我这个爹，我还不认他这个儿呢！”
后来我休探亲假，我爹一见我便破口大骂。我也只能说工作忙，别的不多讲，任凭他老人家骂个够，火气泄尽了便完事。我在红墙内，整天见着中国的领袖们，手里又拿着枪，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是什么份量。其实。我就是这样注意也还是有注意不到的时候，这次毛泽东修改宪法，在杭州时，一次汪东兴同志给我们做工作总结。我平时有写日记的习惯，开会也爱记录。就听汪东兴在台上大声。说：“张木奇，把你那个小本子给我收起来。不要记。”这也是为了保密。
我们内卫班有个14人的名单，按上级规定，这14人可以直接进去见毛泽东。其他人不行。其他人要见毛泽东，须先由秘书向毛泽东报告联系，然后才能决定让见不让见。
记得1958年元月在南宁会议期间，经常有人来见毛泽东。那次会议，政治局委员，各省第一书记和国家各部委负责人都参加了，毛泽东同各负责人谈话很多。
17日中午2点左右，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来了，请求主席接见。他不在14人名单之列，我请他在门口旁边的小会议室等候。那里有沙发，他不肯坐，在屋里踱步。我不能进毛泽东房间请示，只能按电铃请卫士长或卫士出来。
按一次电铃，卫士没出来。又按一次，还是没动静，我犹豫一下，见周小舟同志似有急事，便又按响第三次。
突然，毛泽东主席自己走出来了。我未免有些不安，忙立正报告：“主席，周书记来了，想见您。”
我刚报告完，周小舟已从小会议室走出来。毛泽东看到了他，点点头：“噢，你们也不讲。请吧。”毛泽东抬一下手，周小舟同毛主席握手后就进去了。
我忙又按电铃，卫士才出来。我责问他去哪儿了？他说上厕所去了。我说周书记已经进主席房间去了。卫士听了，忙去沏茶。
叶子龙和汪东兴都在14人名单中，虽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但可以随时见主席。时子龙见主席很有意思。他常常是朝我们打个手势，然后两手一合，作枕头状，枕在头侧，以此作问。我们摇摇头，他便知道毛泽东未睡，径直去见；如果我们点点头，他就知道毛泽东正在睡觉，便不作声悄悄地走开了。
一般工作谈话，不是私人朋友交往，毛泽东从不送客出门。无论是国家主席还是政府总理或其他军政要人，毛泽东都不送。唯一例外的是对宋庆龄。
毛泽东对宋庆龄副主席总是保持特殊的尊重。一次，毛泽东同宋庆龄谈话，特意让田秘书通知我们去一个人，在窗口转转，等候主席招呼。
我奉命到毛泽东书房前等候。半小时后，毛泽东将宋庆龄送出门，吩咐：“警卫，送送客人。”我便赶紧过去送。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十多年，毛泽东会客，特意交待送客的只有这么一次。
内卫班除直接警卫毛泽东的安全外，有时也抽人执行一些特殊警卫任务。比如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金日成、胡志明等兄弟党和国家负责人来华访问，无论是公开来还是秘密来，内卫班都曾抽人去值班。抽谁去，自己知道就行，不得告诉其他人。我曾被抽去为这些领导人物站过岗。值班时，我们一个警卫员，他们一个警卫员，再加一名我国的翻译。执行任务回来，并不向其他同志说什么，别人也从不过问。这是纪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