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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






  1947年初,敌人进攻延安的部署已经完全就绪。总指挥是国民党西北绥靖公署司令长官胡宗南,部队共34个旅,23万人马,计划分五路进攻边区。

  3月12日,美制蒋记飞机开始对延安狂轰滥炸。机关开始疏散,秘书处在我们机要科下面,浓烟滚滚,整天烧文件。中央办公厅有个图书馆,我们机要科的年轻人整天帮助把图书往山沟里搬运隐蔽。有些书平时不好借,现在看了心痒,便问管理员:“喂,同志,能不能给我两本?”

  “行啊,随便拿吧。”管理员打量着我,补充一句:“只要你不怕背包沉。”

  这时,我才意识到可能要撤退,要离开延安。

  3月17号,组织上通知我把密码行李收拾好,听候命令。我明白真的要撤退了,心里一阵酸,一阵乱。那一天,我总想望望延安宝塔,每次望宝塔眼里都要含上泪,舍不得离开啊!我更想看看毛泽东,却看不到。但是,我能看到毛泽东的手迹。在机要科,我们看到的手迹数毛泽东的多,发往各解放区各战区的电文多数是毛泽东起草。有的电文即便不是毛泽东起草,也常有毛泽东亲笔划的等级。以A表示,有一个A的,有二三个A甚至四个A的,有时索性写了“特急”两个龙飞凤舞的大字。这都是毛泽东指挥全国各战场的命令和指示,限时发出,情况再危急也要按时发出。关系全国命运呢!

  每当拿到电文,望着毛泽东那气势磅礴的豪迈的大字,我总是不敢相信真的要撤离延安。那电报是发往全国各战区的,充满了信心和力量。我常想:不会撤离吧?如果真撤离,毛泽东怎么可能不顾眼前,反而盯住全国不放?

  然而,撤离的命令终于下达了。18号中午,杨家岭大食堂会餐,好家伙,像是要把全部家当都吃掉似的!平时,我们一星期吃一顿白面馍。机要科都是年轻人,拳头大的白馍每人能吃七八个。菜很少,菜盆里一点菜要有专人用勺子仔细给大家分平均。同志们都喜欢中央机关后勤部长邓洁检查伙食,他来检查伙食准定改善,吃白馍。

  今天会餐就大不相同了。菜盆里的菜冒尖,更有一个半人多高的大木桶,那木桶两个人都抱不拢,里面全是油花花的肉!白面馍随便吃,随便拿,只要你能拿得了!那一顿可真吃美了,这辈子再没吃过那么美。

  饭后不久,队伍紧急集合。糟了,我们平时值夜班领来的夜餐,有挂面和香油,还没收拾好呢,收拾好也带不上走,心疼死了。队伍集合完毕,也不说去哪儿,干什么?几声口令喊过,拔腿就走。

  “这是去哪里呀?”我在队伍里小声问。

  “别问!”立刻传来严厉的一声。

  走一下午,晚上来到一个村子。全国解放后看一些同志的回忆文章才知道那是青化砭。当时可不知道,也不叫问。队伍原地休息待命。

  我心里乱,没着没落。稍有点动静便是一阵紧张激动,就像一首诗里写的“恨别鸟惊心”。新同志和许多老同志都有些惶惶然,休息不稳。

  突然,队伍产生了一阵骚动。我本来就不稳,这时也跟着蹦起身,立刻朝人堆里扎.刚扎入人堆,便听到一阵低唤:“毛主席!毛主席来了!”

  这声音很低很低,却像惊雷一样从心头滚过,我和全体同志一样,顿时振奋起了精神,在夜色里睁大眼睛向前凝望:看到了!毛泽东在卫士们的簇拥下走过来,走得从容、自信、轻松,还和身边的同志们说笑呢,就像在杨家岭散步时一样!我双眼立刻溢满了泪水,同时间,那颗浮动的心也扎扎实实地落了下来。

  人是需要信仰的,有时还需要有所崇拜。从那天晚上见到毛泽东,我再不曾有过惊慌恐惧。形势危急时,有过紧张和焦急,但是没有害怕。因为从那夭晚上起,毛泽东便走在了我们的队伍前面。陕北转战一年,我们始终是跟在毛泽东身后。无论遇到什么危险,马上就会想到:有毛主席在呢,咱还怕什么?

  这就是当时的历史真实。

  记得有一次行军,天下着大雨,队伍停在一个山包上,山下就是敌人的几万兵马。向导迷路了,毛泽东立在山包上和周恩来小声谈着话,还在遮雨的被子下打亮手电筒查看地图。老同志望着山下的敌人小声问:“小鬼,怕不怕?”我立刻说:“毛主席还在这儿呢,咱怕什么?放心得很。”

  还有一次,去王家湾的路上。夜行军,天黑得厉害。过去常说伸手不见五指,并不懂。这一夜可懂了,伸出手去就是看不到五指,大家一个紧挨一个往前走,不敢落后一步。就在这时,和敌人迎面碰上了。离得那么近,敌人那边手电火把映出清晰的人影,我们这边一星光亮也没有。我曾出现刹那的惊慌:哎呀,我们有马,马要是叫一声就完了..马上又一转念:怕什么呀?毛主席还在这儿呢!

  你说怪不怪,队伍里那么多马,在敌人身边走了那么长时间,硬是没有一匹马叫!只有队伍前边传过来的命令:“安静!把帽子和背包翻过来。”

  帽子翻过来是白色,也只保证后边一个人看到前边一个人,稍离远点就看不见了。夜真黑,可我们的心越走越亮

  转战陕北一年,我整日想的就是延安。我不曾想到这种行军走路最终会走进北京城,我那时只想到有朝一日再走回延安。国民党蒋介石,你住你的南京北平,我们住我们的延安,你只要不打我们就行。

  然而,毛泽东不是这么想,他想的是要夺取全中国。我相信,10年前,甚至20年前他就是这样想了。

  转战陕北期间,我们经常是住在毛泽东的隔壁,为的是收发电报迅速方便。他曾对王震同志讲过:“我到哪个地方都有电台联络,天下的大事我都可以知道。”

  8月的一天夜里,我们住在葭县一个小村子里。秘书进门送电报稿,我听到任弼时在隔壁毛泽东的窑洞里打电话:

  “敌人到了哪里?..嗯,嗯,还有20华里。明白了,你们继续侦察,随时报告!”

  这时,秘书已把电报稿交到我手中:“主席叫马上发出。”

  我接过电报稿,第一眼先扫过电文上边,上边划了三个!是毛泽东用铅笔划的。

  这么急,也许和眼前的敌人有关?一定是发给彭德怀司令员的调兵命令!我的目光飞快地扫过字里行间。我有些惊讶,因为电报是发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的!敌人已经近在身边,毛泽东的两眼却从西北注视着东北..

  电报发完,又听到任弼时同志在隔壁的声音,似乎敌人已经迫近到10里8里的样子。院子里响起通知转移的喊声和队伍集合的号令声,而同时间,秘书又送来电报,又是那熟悉的气势磅礴的大字!

  “立即发出!”

  我的目光从报文纸上一掠,首先看到四个赫然电文上方。是特急啊,不能稍有耽搁。我迅速看那电文,是发给向大别山挺进的刘邓大军和准备在陕州、洛阳之间飞渡黄河的陈赓兵团的两份特急电!窑洞外虽然乱,我却没有慌乱,只感到无限振奋。我仿佛看到千军万马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卷向全中国。电报发完,紧急收拾,转移出发。一位同志风趣地说:“电报是四个,我看咱们现在也是四个了。”我说:“咱们要是四个,蒋介石现在就是八个了。”常听人说,“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若不是身临其境,工作在毛泽东身边,那是不会真正体会这句话的全部意境的。响雷就要变天了毛泽东往在小河村时,曾召集部分领导同志开会。陈赓同志赶来晋见毛泽东,接受命令,准备由陕州、洛阳之间飞渡黄河,向东西两路发展,以解除刘邓大军侧翼的压力。会议进行期间,支队参谋长叶子龙同志来机要科看望大家,我心里有个念头,累积已久,憋不住,终于蹦出来:“叶参谋长,主席能不能和我们照张相?”

  叶子龙望着我笑了笑,没说什么。于是,我有些尴尬。毛泽东这么忙,整天忙于解放全中国的大事,我却提出这种打扰他的要求,显然不合适。

  然而,过时间不长,毛泽东忽然走上来了,兴致勃勃地大声说:“不是说照相吗?来吧来吧,一块照一张。”

  同志们一阵欢呼,拥出窑洞,簇拥到毛泽东身边。挤呀,都想靠近主席。叶子龙理解大家心情,不停地调换同志们的位置,多拍几张,让每个人都有一张靠近领袖的照片。当时为了便于负伤后好包扎,我们是剃了光头的。我保留下来这张剃了光头同毛泽东的合影。

  为这张珍贵的照片,我一直感激叶子龙。

  转战期间,虽然形势紧,环境恶劣,生活艰苦,大家却没有任何怨言,反而觉得心里那么甜,充满欢乐。行军休息时吸烟,那烟是将烟叶和麻子叶搅到一起,用废纸一卷,轮流吸几口过瘾。这时,大家议论的就是将来胜利了,一定要闹上一盒山羊牌香烟美美地吸一番。现在大概不会有人再肯吸“山羊牌”了,卖也卖不出一角钱,但那时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奢侈品。记得住神泉堡时,组织上知道我是葭县城里人,安排我回家看看。临走时,杨尚昆同志给我两包联宝烟,是十支一包,我非常感动,觉得太贵重了,简直有些不敢接。至于吃的,那就更差,有段时间天天吃煮黑豆,吃的胀肚,没有一个人叫苦,一住下来,我们机要科的年轻人便拉响胡琴跳舞。整个队伍里只有江青一个女的,再没第二个女同志作舞伴,大家就抱着凳子跳,笑声不断,跳得心开肠顺,连连放屁。

  那时,天天吃黑豆,天天胀肚,没完没了放屁。

  一天,在梁家岔,大家比赛放屁。响声不断,笑声不止。毛泽东听见笑声,走出窑洞,立刻被同志们的笑声感染了,也跟着笑,大声问:“黑豆好吃吗?”

  没等回答,有人响亮地放了一屁。毛泽东问:“这是哪个说‘不’呢?”

  同志们哄声大笑,毛泽东也大笑起来。笑过,他慢条斯理说:“吃黑豆是个暂时的困难。陕北就是这么大个地方,每年打的粮食只够自己吃。现在敌人来了20多万,又吃又毁,粮食就更困难了。我们要度过这一关,再过几个月,就不在这里吃了,到敌人那边吃去!”

  同志们一激动,不知谁又放响一屁,真是可以用“惊雷一般”来形容了。热烈的笑声中,有人说:“响雷就要变天了!”

  这话真有预见性。在梁家岔,毛泽东指挥了沙家店战役,歼敌36师,扭转了西北战局的形势。

  从此,毛泽东不再使用化名,把“毛泽东”这一伟大的名字公开了。同时,解放战争的步伐也越来越加快。

  进城前夕,在进行准备工作的时候,毛泽东曾经对我们大家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以功臣自居,不要搞腐化,不许讲享乐,要坚持继续革命..”

  机要处根据毛泽东的讲话,针对处里的实际情况,做出一些具体规定。

  其中一条规定是进城后一年内不许谈恋爱。因为机要处里都是年轻人,经过三年多解放战争,都到了谈恋爱的年龄。城里姑娘多,这个问题不抓紧就要乱套。

  机要处请来了邓颖超同志。领导宣布完规定后,接着由邓大姐给我们讲正确对待恋爱问题。邓大姐的讲话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她讲了与周恩来同志恋爱的经过,然后特别望着女同志们讲了一段活。她说:“男女之间到了一定年龄谈情说爱是自然的,但是要处理好。比如女同志,我自己就碰到过不少人,人家招待我,请我吃饭。不去是不礼貌,不敢接触人也不行。还是要接触,但心里一定要有底,要有主张,不要听几句话就晕头晕脑。要清醒,后来我还是认准选定了周恩来..”

  1949年3月23日,我们接到命令,来到毛泽东居住的院子里。直到这时才听到宣布,要跟随毛泽东进北平。

  登车时,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中央首长说:“进城‘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出发时,共有11辆小汽车,组成一个车队。我上了第十辆车,是胡乔木一家人坐的小吉普。乔木同志晕车,我还适应,没有晕车,一路兴致勃勃观风景。进京时,与部队相遇,听到有的战士发牢骚:“他娘的,老子们打下北平,你们来住。”

  对于这些牢骚,我是能够理解的。这些战士刚爬出战壕,又要南下作战,向长江以南挺进了。他们步行,我们坐车,他们打仗,我们住楼,难免有些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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