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后，在机要处工作，住在香山。职务是机要处秘书科秘书，工作内容是检查电报有无错误？是否需要打印加抄？
1952年，组织上跟我谈话，调我去中南海，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工作。
机要处与机要室工作内容不同。机要处是拍发翻译电报，机要室是管理酌处电文、信函及各种文件。处理一段文件，又叫我负责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的会务工作。随着全国形势日渐稳定，政治局、书记处开会形成制度。开始是我一人负责，有事就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请示汇报。后来工作量大了，便正式成立了会议科。
1953年初，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找我谈话。
“高智，组织决定调你到主席身边做机要秘书，你看怎么样？”
我毫无思想准备，乍一听，怔了怔，马上生出一丝胆怯。在延安我只是远远望着毛泽东，转战陕北虽然经常见，但那“四个”使他在我的心目中更加伟大、神秘。进城后在书记处会议上听过毛泽东讲话，一方面是神秘感，另方面他是湖南人，我是陕北人，所以听起来吃力，许多地方听不懂..“哎呀，我怕做不好呢..”我喃喃着退缩。
“主席是很好接近的，你不要紧张。”叶子龙微笑着说。“我是陕北人，一嘴陕北腔，主席老人家听不懂咋办？”“主席在陕北生活十几年，还能听不懂陕北话？叫你说的呢。”
“可是，主席是讲湖南话，我怕听不懂，误了工作，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习惯了就可以听懂。”叶子龙始终是一副轻松的样子。于是，我也渐渐放松一些。说：“从个人感情来讲，我愿意给老人家服务，巴不得呢。要不..先试试？行，留下。不行，赶紧调整。”
“好吧，就这么说定了。”叶子龙亲切地拍了拍我肩膀。机要室在西楼，第二天我交待完工作，就由西楼来到丰泽园。毛泽东已经有一位机要秘书，叫罗光禄，是在四川参加红军的老同志。他把工作情况向我介绍一下，便留我在办公室看文件材料、熟悉情况。
下午，罗秘书进来说：“高智，主席醒了。叫你去见见面。”罗秘书带我往里走，我又紧张起来。扯扯他，小声问：“我没跟主席说过话，去了说个啥呀？”“问你啥你就说啥么。”罗秘书好像是谈一件很随便的事。毕竟他在主席身边呆久了，习惯了。走进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老人家还没起床。床的一半堆满了书，毛泽东正朝右侧躺着看书。“主席，给你新调来的秘书到了。”罗光禄在门口立住脚，小声报告。“噢。”毛泽东放下书，慢慢坐起身。罗光禄在下边搞个小动作，我便机械地走前三步，距床一米左右立住脚，紧张得很。“你叫什么名字？”毛泽东问。由于全神贯注，我听懂了这句话。恭恭敬敬回答：“高智。”“高――智。”毛泽东认真点点头，“这个名字厉害。家是陕北哪里？”“葭县。”“我去过的么，在黄河边上。家里还有什么人？”“有父亲和兄弟。我母亲生我弟弟的时候死了。”“噢。你在哪里读书？”“绥德师范学校，没读完就到了延安。”“绥德师范学校我是知道的。这么说，在这里工作的同志还是数你的文化程度最高了。”毛泽东淡淡一笑，我的紧张也随之消失了。他继续问：“结婚了吗？”“结了。刚结不久。”“你爱人叫什么名字？”“霍碧英。”毛泽东没听懂我的陕北话，特别是那个“霍”字我说不清，便用手指头写着说：“霍，霍，霍去病的霍。”大概我的表情很生动，毛泽东笑了，笑得很开心。学我的腔调说：“霍，霍去病的霍。我明白了。好吧，欢迎你以后在我身边工作。”我已经完全没有了紧张，但也说不出更多话来，喘了两口气，憋出一句：“那我就走吧？”
毛泽东点点头：“好吧。”
我退出毛泽东卧室，浑身舒坦。我很满意这次谈话。从此，我开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毛泽东有两个机要秘书，一个我，一个罗光禄。我们俩为他做工作方面的服务，偶尔也管管生活上的事。生活方面的服务主要是由卫士长李银桥及四名贴身卫士负责。至于中共中央任命的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江青、田家英，他们主要是研究国际国内大事，起草文件，不管日常工作，日常工作，比如毛泽东会客、接见外宾、召开政治局会议，筛选文电等活动，都是由我和罗光禄负责。
我和罗光禄轮替值班，一人一天。值班时，24小时守着毛泽东，安排主席的活动，完成主席交办的各项事务。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是很谨慎的，一天到晚提着心，怕出事。因为给毛泽东做好工作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关系着全党全国。我在他身边十多年，没看过一本小说或无关的闲书，怕分散精力耽误正事。毛泽东精力超人，工作起来不分昼夜。我和罗秘书分班陪他，仍然熬不过他。有天夜里，我打了瞌睡。迷糊一觉醒来，天已光亮。心里一惊：哎呀，主席夜里会不会有事找过我？我匆匆赶到毛泽东的书房。糟糕，他的案头上已经堆了厚厚一叠批阅过的文件。显然，由于我的瞌睡没能帮他及时处理..
“主席，”我凑到办公桌旁，不安地说：“你，你处理这么多了..也不叫我一声么。”毛泽东一边丝丝响着吸烟，一边掀起眼皮看我：“没有急事。”“我，我打了瞌睡，你咋不叫我？”“你们太辛苦了，休息休息好。我睡觉也不愿意被人打扰。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我们是两个人轮流值班，比主席休息得多，休息的好。”“我是主动的，你们是被动的，辛苦的其实是你们。我心里有数。”话讲到这一步，我心里顿时热起来。毛泽东真能设身处地理解别人。我把毛泽东批阅过的文件拿去处理完，再回来时，毛泽东已经放了笔，准备休息。毛泽东睡觉前，有散步聊天的习惯，这样可以放松一下脑筋，容易入睡。“高智。”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叫了一声。我明白他要聊天了，这个时候尽可以随便些。“咋了？”我走到他身边。“我只管二个半人。”“你管人多么，全国都得管。”“我管不了。我只管你一个，罗一个。”“那咋还有半个呢？”“江青我只能管半个。”“全管了么，她是你老婆。”“我管不了。我管半个，那半个随她去。”我笑了，毛泽东讲的是实话。江青个性强，脾气不好，毛泽东对她是“有看法而没办法”。有时还断不了吵一架。“听说支部改选了，有哪几个支部委员？”我做了汇报，说到我是组织兼宣传委员。“宣传委员好么，我管不了的你能管。”我事后想了想。前不久江青为了打扑克的事，跟卫士吵架，吵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不得不分出一些精力解决这种家庭纠纷。不能再用这些琐事干扰毛泽东的工作。可是江青喜欢打扑克，又喜欢责怪别人出错牌，搞得卫士们都不愿意跟她玩。于是，我就找田云玉、封耀松、张仙朋等卫士谈话，给他们讲明道理，叫他们陪江青打好扑克，别给毛泽东找麻烦。
相处日久，我渐渐了解毛泽东，善于体察他的心思了。主席这段时间考虑什么问题？要什么文件？做什么事？我心里多少有点数。我喜欢穿兜子多的制服，每个兜里都揣着些材料。毛泽东要不同的材料，我往往可以立刻从不同的衣兜里掏出来，马上交到他手中。
毛泽东终于发现了这一点。他笑着说：“高智呀，你是知道我心事的人。”
选就选高智这样的人种
毛泽东睡觉困难，基本离不开安眠药。一旦入睡，轻易不能惊醒。惊醒了是要发脾气的。有了紧急文件或重大事情，需要叫醒毛泽东时，我们必要首先请示周恩来。总理说要叫醒，我们就叫醒毛泽东。总理说不能叫，天大的事我们也不叫。我们的心情是，能叫毛泽东多睡一分钟就尽量让他多睡一分钟。
记得有次胡志明主席秘密来华访问，周恩来就让我们叫醒了毛泽东。
正是夏天，烈日当空，热得人受不了。毛泽东被叫醒，用湿毛巾擦擦脸，穿了衣服去颐年堂。非公开场合，他走路不大老实，喜欢手舞足蹈，晃肩扭腰，这样活动活动可以振奋精神。
他正扭得起劲，忽然停下步，回头望住我说：“高智。”“咋了？”我追上一步。
毛泽东感叹地摇摇头：“高――智！你这个名字太厉害了。”
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忙说：“高也高不过主席么。你文化程度比我们都高。”
“太厉害，太厉害。”毛泽东还在感叹。
“我以后改一改，改成同志的志。”
“那也太厉害，太厉害。”
“改成植树的植？”
“不要改了，改哪个也厉害，终归是你厉害。”毛泽东说罢继续向前走去。
毛泽东不但风趣，而且随便，不拘小节。有天上午在书房里接待胡志明主席，他就只穿了一件补了又补的白衬衣，两脚踩着一双布拖鞋，粗线袜子上的补丁便也赫然露出。不过，胡志明更有无产阶级“风度”，赤脚穿着一双越南有名的胶皮“抗战鞋”，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这样艰苦朴素的。
天气太热，没有空调，胡志明走进屋时衬衣早已被汗水湿透。毛泽东一边同胡志明握手，一边替胡志明解扣子：“脱了吧，快脱了吧。”
“自己来，我自己来。”胡志明自己解扣脱衣，把汗湿的衬衣搭在沙发扶手上，自己赤膊着坐下来。
“擦擦汗吧。”毛泽东把一条热毛巾递给胡志明，转身朝外挥挥手，说那些记者们：“你们去吧，他是应我私人邀请来走亲戚的，不发消息，也不照像。”
记者们完全被这两位革命巨人的质朴迷住了，滞留在门口没有马上走。
毛泽东已经抓过一把扇子，帮胡志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