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那天，老人家睡不着，让卫士封耀松请我们去他那里吃饭。一共请了7个人：叶子龙、汪东兴、高智、王敬先、李银桥、林克和封耀松。
下午，我们7个人同毛泽东围在一张饭桌上吃饭。正值困难时期，饭菜很简单。饭桌上，毛泽东讲了两层意思。一方面针对全国形势讲：“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下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反映上来。”另方面又针对我们的工作情况，讲道：“总在上面浮着不好，要经常下去。不要老看文件，老看文件是要死人的。你们要下去看看。”
毛泽东讲过后，问：“你们都有谁愿意下去啊？”
因为有叶子龙等老同志在，轮不到我说话，便等了等。过片刻，见没人吱声，我表了态：“主席，我愿意下去。”
“好！”毛泽东竖起大拇指，“谁还下去？”
大家便陆续表态。听子龙、银桥两位老同志愿意下去，毛泽东指着他们说：“你们下去，到山东去，广泛调查研究。”接着又望住封耀松：“小封啊，你去不去？”
“我去。”封耀松表态。
毛泽东点头：“那好，那好。”他环顾我们大家，目光变得严肃犀利：“要讲真话，不许说假话。不许隐瞒欺骗！”
周恩来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叫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下去。我们到了河南，组织成一个工作队，训练后很快下去了。没有去信阳，改去了许昌地区。
在农村，我们了解到一平二调等情况，向中央报告，纠正了。我曾推荐有关农村办食堂的材料给毛泽东，这次到实际中，看到了真实情况，向中央报告了。在我们去江西时，解散大食堂的文件已经发下来。
其间，叶子龙、李银桥和我曾回了一趟北京，是为了澄清所谓“窃听器”事件。
毛泽东召集开会或与有关负责同志谈话，有时身边没有记录的人。我负责过会议，了解这种情况：有时毛泽东的讲话很重要，对全党全国的工作有指导意义，没有记录或记录不全不准确无疑是一个损失。另方面，会议上发言者插话者多，有的首长即席讲过的话，时间久了记不住，不好明确责任。鉴于类似这些的原因，随着社会发展，录音机使用的较多了，便有人提议可以装个录音机，走到哪里都带上，把讲话录下来整理资料。经叶子龙同意，便采用了这种先进设备。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录音机远不像现在这么精巧普及，是很笨重的大家伙。完全是公开的，放在那里很醒目。
中央办公厅负责会议工作的是刘吉顺同志，会议上安装扩音器等项工作是他管，一般开会也是带着他。记得他每次是将麦克风放在桌子上，用导线连到旁边一个大录音机上。有了这种设备，整理谈话资料就方便多了。
有次，毛泽东在会前摆弄着那个麦克风样子的东西，好奇地问：“这是什么东西？”我们解释说：“先进设备，录音用的，给首长讲话录音好整理材料。”毛泽东说：“我叫安的时候安，我不叫安的时候不要安。”
就是这么一件事，使用时间不长。
这次回来就是查问这件事。我回来时，听说什么事都问清了，可能是叶子龙他们已经讲清了事情的原因和经过，所以没再问我，事情就算过去了。
没想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件事变成了所谓“窃听器”事件，杨尚昆等首长为此还背了“罪名”。
只有在那个荒唐的年代才会出现这种荒唐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