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毛有过失，但毛是二十世纪魅力超群的政治家，他使中国有了一个新的开端。没有毛，中国也同样会产生强有力的共产主义运动。毛决不是这一运动发端的关键性人物。无论他存在与否，骚乱和非正义都会使共产主义极具魅力。
当然，如果毛不在三十年代成其为领袖，那么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就不可能掌权，一场没有毛的共产主义运动肯定会逊色不少，它将失去其应有的、区别于其他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特色。
是什么使他成功地掌握了党政权力，取得了最伟大的成就呢？那就是他特具的火一般的热情。没有这，就没有人能象毛那样随着中国末代王朝的衰落以来点燃他的时代。他很自信，也坚信他的农民军队最终会胜利。这――不仅仅是对权力的渴望――赋予他坚如磐石的意志。
这种力拨群山的个性特征――上帝理解毛的这种作为――与时代的社会特征紧密联系。毛生长于动乱年代，那时的人们呼唤着一只可以拯救他们的强有力的手。在那个激烈动荡的年代，那些意欲拥护象毛这样的决意反传统者遍地皆是，可谓空前绝后。
那也是一个令人眼花综乱的年代，全国像是准备了一百场节目的狂欢舞台，待演的节目都在谋求公众的允诺后以便随时登常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军阀、土匪、教徒、外国探险家及冠以其它名称的人物，全都旋转着拥挤在一起。兴起、败落、昙花一现的联盟，方生方死的新行动计划，在这种势境中，一个意志坚决的人，有着千载难逢的良机与世争雄，变革社会。
与这一狂欢舞台上的其他人一样，毛也以命相注，并且气运亨通。有三、四次，毛以毫发之差避过了灭顶之灾。长征结束后，他之所以赢得中国共产党的指挥权，部分原因就在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在挣扎着通过西藏时时运不济。
在一些乱糟糟的大事件中，日本进攻中国的时间选择对毛大为有利――这挫败了蒋的计划。在一群身居中国共产党领导者地位的冷酷阴险者中，毛因与莫斯科及第三国际保持一定距离而免遭毁灭。然而，几乎每一位赞同苏联的拙劣建议的中国领导人，都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内失去了立足之地。毛是在巧妙消除不适应中国的克里姆林宫策略过程中幸存下来的。
毛的秘诀在于他深知暴力的必要性，实际上他也乐于此道。当党内其他领导人还呆在上海时，毛则拿起一杆枪跑到乡下，走在了别人的前面。
在战争中，毛凭借两个优于人的长处而得心应手：灵活机动的策略，和使下属领会其策略的能力。
毛曾自称为中间偏左派。这也是他的方法。他确实在乡村对父亲发出过绝妙的最后通蝶，确实经常灵活地利用“统一战线”孤立过主要敌手；确实有意放纵过左派的那些好斗的家伙，并在他们能量耗劲成为多余之物时就钳制他们。
他对右派的愤恨决定了他时而向左蹦去，但极左不是他精神上的迷恋之处。
他喜欢这种骑墙的姿势。当他愿意的时候，用一支讽刺的利箭或一剂现实主义的苦药，他就可以反驳右倾，而且又抑制左倾。
他常说，“两条腿走路、这种天然的均衡性――有点象古代中国人信奉的阴阳刚柔相济的二重性――在毛的全盛时期，对毛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他博览群书，足智多谋，而且他来自中国的内地。这些因素都同样重要，在革命的热潮中，他能冷静明智地驾驭群众的激情。
毛也曾为一些过火行为兴奋激昂――如许多人在行将灭亡的旧中国面前所表现的那样――然而他又能持超然之态分析自己所获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