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发泄露了他的身份以后高兴得跳了起来。他压抑不住自己，对目前这样情况感到好玩：他，这个大名鼎鼎的‘共匪’，就生活在敌营中心，不把到处追缉他的特务放在眼里。他看到我，一个自告奋勇到‘匪’区去的美国人，感到高兴―――不断地拥抱我。他什么都愿意给我。我要他的马吗？啊，他的马好极了，红色中国最好的马！我要他的照片吗？他收集得不少，都可以给我。我要他的日记吗？他会带信给仍在苏区的妻子，把这一切，还有别的东西都给我。他后来真的没有食言。”
斯诺的这段描述，生动地再现了中共领导人对他这位美国记者一见如故的情景。此前没有人见过这个美国人，甚至也没有人真正了解这个美国人，正如周恩来所说，他们只是得到报告说，这个美国记者可以信任并会如实报道。除此之外，他们对这个美国人可以说一无所知。但是，斯诺很快就成功地取得了当时在陕北的几乎所有中共和红军领导人的信任。毛泽东本人尤其重视和信任斯诺。他花了差不多二十多个晚上（毛习惯于晚上工作）向这位美国记者介绍他的党和他的军队，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而其生平唯一的一份详尽自述，也是这时讲给这位美国人听的。当斯诺将要离开陕北时，毛更是关怀备至，一连几天几乎天天都要询问接送这位美国人的车辆安排。斯诺去后5个月，好不容易得到一个捎信机会，毛即去信表示：“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可见，毛泽东已经把斯诺当成了一个可以信任的朋友。随后在1939年、1960年、1965年、1970年，毛泽东又四次与斯诺长谈。差不多每次都是在他最需要向外界说明自己政策意图的时候，就把这位他最信得过的美国记者召来，通过谈话的方式，把消息发出去，其中甚至包括想与美国缓和关系这样重大的外交讯息。因此，有人评价说，斯诺是毛泽东唯一能够向之敞开心扉的外国人。
除了斯诺，曾经得到毛泽东一定信任的外国人，至少还有两三位，也都是美国人。比如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是一个早就受到莫斯科非议的人物，而毛泽东却对她有着不错的印象。毛关于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述，就是通过与她的谈话公布出来的。她还第一个写书宣传毛泽东创造了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因此，1948年，毛泽东甚至让秘书邀请斯特朗通过苏联到解放区去，帮助他编辑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想不到俄国人得知后，竟以美国间谍的罪名将斯特朗扣押并驱逐出境，不允许她到中国来。但事过之后，毛泽东还是让斯特朗来了，并且欢迎她在中国定居。
与斯特朗有着类似经历的还有另一位记者，那就是史沫特莱。当她第一次来到陕北的时候，莫斯科就专门提醒过中共中央，宣称她有破坏嫌疑，应予以扣留，直到没有危险再放她出来。但毛泽东显然没有按照莫斯科的要求行事，史沫特莱进入苏区不足两个月就出来了。毛泽东很热心地接待了她，并通过与她的长篇谈话向外界宣布中共的抗日政策。不仅如此，红军总司令朱德还与史沫特莱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像毛泽东一样，朱德向史沫特莱讲述了自己曲折的经历，史沫特莱据此写成了《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在中共著名领袖当中，只有毛泽东和朱德两人，曾经向外界详细地讲述过他们自己的生平事迹，而他们讲述的对象，又都是美国人。
另外还可以提到我们以前说过的那个前美国外交官谢伟思。除了斯诺，谢伟思可以说是那个时期与毛泽东谈话最多的美国人了。他所记述的与毛的长篇谈话，就有六次之多。从一些内部谈话看，毛泽东对这个谢伟思不仅比较重视，而且也颇有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