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作出“一边倒”的决策司徒雷登把中美关系的最终破裂，归结为毛泽东对苏联实行“一边倒”的政策，从而为美国敌视中共政权的作法辩护。他宣称，为了严厉打击中国内外那些以为经济困难就会迫使共产党和西方特别是同美国达成某种妥协的人，毛采取了一条绝不调和的路线：一方面以《论人民民主专政》和苏联拥抱，一方面否决那些认为西方的援助是必须的想法以及请求这种援助的意图。①很显然，司徒雷登对毛泽东实行的“一边倒”外交政策进行了曲解，当然这种曲解具有必然性，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认识，当时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们从他们一贯的帝国主义逻辑出发，也会产生这种曲解。
毛泽东和中共实行的对苏联的“一边倒”政策的实质是什么？是不是“一边倒”就意味着中国倒向了苏联的怀抱，成为了苏联的卫星国或附庸？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共政权在国家关系上将采取和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合作和敌视的态度？当时美国的政治家们对中共的“一边倒”政策缺乏认真的分析，也不愿意认真分析，他们从冷战的立场出发，毫不犹豫地把中共归结为苏联的卫星国，对中国采取了敌视的态度。他们对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熟悉，不理解，也不愿放弃干涉别国内政的帝国主义立场。
在陈铭枢提交司徒雷登的谈话备忘录中，陈铭枢根据毛泽东、周恩来谈话的原意，对“一边倒”作了准确的说明：
“一边倒”这个术语指的就是政治路线，它决不能被误解为依赖别人的意思。如果那样理解，将是一种侮辱。它应当被理解为，我们的政治路线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它还应当进一步被理解为，事关我们的民族独立，决不可能有依赖别人的问题。
而且，民族立场和政治路线不容混淆。这两个问题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又彼此对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俄国的政治路线与英、美不同；然而，从民族立场的观点出发，俄国却能够同英、美并肩战斗。另一个例子是你们的华莱士先生，他对人民深怀同情，这自然与杜鲁门总统的立场相反。尽管如此，却不能说华莱士先生在美国的民族立场这一个问题同杜鲁门总统有分歧，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他必定有着深厚的爱国热情。现在的中国革命，除了要根除封建和买办的影响，抛弃所有的外国锁链之外，还必须捍卫民族的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尊严。我们必须赢得一个长久的和平建设时期，必须取得一个强大的地位。①..
陈铭枢记录的毛、周对“一边倒”的解释，强调了政治路线和民族立场的区别和联系。这是理解毛泽东制定的“一边倒”政策的关键。
“一边倒”必须准确地理解为中共的政治路线。中共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无产阶级政党，在现阶段，它是为了完成反帝反封建的目标而奋斗的，就政治路线的基本立场和意识形态来说，它与社会主义的苏联具有一致性；它要通过新民主主义制度而达到建立社会主义的制度，就这一点说也与苏联具有一致性。一边倒从现象上来说是倒向苏联，从本质上说是倒向社会主义制度。就政治路线说，中共从来就是“一边倒”的，毛泽东在他一系列著作
①爱德温・w・马丁：《抉择与分歧》，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56页。①《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5期，第27页。和讲话中从来毫不隐晦地阐明中共追求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主张，原因是只有社会主义的制度才能实现民族的独立、国家的解放和繁荣富强，当然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应当分步走，这是另外一回事情。不坚持这种一边倒，中国就没有出路和前途。早在1948年，毛泽东便指出，在世界范围内，在中国没有“第三条道路”好走，不是站在社会主义苏联一面，就是站在帝国主义的一面。“三十一年的历史难道还没有证明：一切既不满意帝国主义，又不满意苏联的人们，一切站在帝国主义者的反革命战线和反对帝同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人们的革命战线之间的所谓‘中间路线’，所谓‘第三道路’的虚伪的彻底破产吗？”①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痛切地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不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②
“一边倒”作为政治路线，保证中国有独立富强的前途，就这一方面说，它和民族立场具有一致性。但是，“一边倒”并不取代民族立场，就是说苏联虽然是社会主义之首，中国对苏联实行“一边倒”，并不意味着中国便没有自己的民族立场或取消自己的民族立场，如果是那样中国便没有独立，这和从前有什么两样呢？“一边倒”是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的体现，在政治路线上“一边倒”意昧着中共政权选择倒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这是独立自主作出的决定，决不是苏联从民族立场上压迫中国的结果；这就是“我们的政治路线完全是我们自己的”的意思。在民族立场上，独立自主是“一边倒”的题中应有之意，“一边倒”意味着中共政权为着已获得的独立，必须为捍卫自己的独立主权而斗争，“一边倒”就是捍卫独立和主权的一种措施，因为社会主义的苏联是支持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政策的。所以“一边倒”实质上包含捍卫民族的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尊严的根本要求。只要尊重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便并不拒绝与任何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宣布中共“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方针，在当时具有现实的针对性。5月27日上海获得解放。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美英帝国主义者曾一再顶言：你们不敢占领上海，因为你们无法管理它，除非你们向我们屈服。毛泽东对美英帝国主义者的嘘声恫吓轻蔑不置。上海回到人民怀抱中，人民有能力把它治理好。毛泽东要求西方国家改变过去殖民主义的态度，“这些外国政府如果愿意开始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那么他们就应该着手改变它们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①
但是，帝国主义者并不相信革命的逻辑，而只相信他们自己的逻辑。6月25日，国民党海军在美、英支持下，开始对上海港及其他中共军队已解放的港口进行封锁，试图通过封锁，用经济压力使共产党在政策上向西方屈服。
①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1948年10月17日。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472―1473页。①《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387页。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在《关闭匪区港口、断绝航运、摧毁匪区经济》的大字标题下，大肆鼓吹以上海为封锁对象。美国支持蒋介石对中共的封锁。（1951年，美国又操纵联合国通过了十六国参加的对华禁运的决定）这种封锁确实给新生的政权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毛泽东和中共面临着帝国主义经济扼杀的新的考验。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这也是一场严峻的斗争，这是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干涉的又一形式。毛泽东愤怒地揭露美国帝国主义的无耻行径说：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着，第一个神圣的原则在那里“依旧维持”着。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
然而，美国的封锁必须打破。“一边倒”就是对美国支持蒋介石进行的封锁政策的一个针锋相对的回答。42年后，薄一波在回忆毛泽东这一外交战略方针的制定时，他肯定毛泽东的这一外交战略方针具有深远的意义，他引用邓小平1949年7月19日致华东局诸同志的信中，对这一方针的制定的精辟论述来说明这一问题。邓小平指出：
“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帝国主义之范，而一个多月的经验看出，帝国主义就我之范也非易事。这一时期双方斗争实际上都是试探的性质，直到英美摊出封锁的牌。封锁，在目前说来，虽增加我们不少困难，但对我们仍属有利，即使不封锁，我们的许多困难也是不能解决的。但封锁太久了，对我则是极不利的。打破封锁之道，毛泽东强调从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川康青宁诸省，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及台湾。同时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毛主席说，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是被动的倒）；内部政策强调认真的从自力更生打算，不但叫，而且认真着手做（毛主席说，更主要的从长远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着眼来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这两条很好，与中央精神一致，我们这样做，即占领全国，一面倒和自力更生，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①..
邓小平对“一边倒”的说明，很清楚地表明，就现实针对性说：第一，它是对美、英封锁政策的一个反击，是打破封锁之道的措施；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军，有利于我们放手进行国内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很显然，实行一边倒在战略上能起到平衡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第二，它是使我立于坚固基础之上的三大措施之一。这三大措施（占领全国、一边倒和自力更生）的全面实施，就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即在平等互利、尊重主权独立的基础上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不敢对我进行轻举妄动。第三，一边倒既然是外交路线，它就不能取代对内政策，对内政策的根本立脚点是自力更生。如果用一边倒取消自力更生，一边倒就会以丧失民族独立为代价，中国革命的一切努力就将白费。所以一边倒与自力更生是相辅相成的。第四，一边倒不仅不排斥和西方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而且决不排斥和西方进行正常的经济贸易。1949年，毛泽东访苏期间，11月22日，他电告中共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
①《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135页。
①即使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毛泽东也是高度重视和美国的经济往来的重要性的。可见，一边倒的政策决不是一种偏狭的政策，也不是在外交上自我孤立的政策，它既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又具极大的开放性；既具有倾向性，又具有广泛性；既具有社会制度的固有特性，又具有超越社会制度的灵活特征。如果美国政府能够冷静而灵活地理解这一政策，在中美关系上便不会走向极端。当然美国的固有政策，当权者一贯的偏见，以及美国国内情况，都限制了美国政策可能对这一政策作出清醒而如实的理解。中美之间长达22年的隔绝开始了。
毛泽东评美国政府的“白皮书”就在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后三天，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中美关系的白皮书。白皮书的发表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也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关注和讨论。白皮书的讨论涉及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一百年来的中外关系，中国革命力量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关系，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关系，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应取的态度，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整个对内对外关系中应取的态度，对于帝国主义的新阴谋如何对付等等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样的讨论很有必要，很具有教育作用。他要求通过白皮书的讨论，使广大群众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的本质有一个透彻的认识，对历史上的中美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为此，新华社接连发表了关于美国白皮书的六篇评论，其中《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史观的破产》等五篇评论为毛泽东所写。这五篇评论，是毛泽东对1840年以来中美关系的系统总结，（以下引文出自这几篇文章，不再注明出处）。
毛泽东尖锐指出，近代中美关系史，就是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他严厉驳斥艾奇逊在白皮书中把“侵略”说成“友谊”这种黑白颠倒，系统地回顾了美国对中国的侵略。他指出，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时间最长。“自从一八四○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共计109年，美国从来没有放松对中国的侵略。特别是这109年的最后3年，美国把对中国的侵略推向了高峰，“最近三年来表面上是蒋介石实际上是美国进攻中国人民的战争。”美国对中国的长期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使中国人民沦人万劫不复的苦难之中。
第二，手段最狡猾。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除了和其他帝国主义一样直接采用武力的一手、赤裸裸的一手外，还大量地采用欺骗的一手、隐蔽的一手或趁火打劫的一手。“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厦条约。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人接受美国传教也是一条。”美国是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侵略原则的倡导者和鼓吹者。它最善于打扮和粉饰自己，明明是侵略，偏要说成是“友谊”；明明是掠夺，偏要说成是门户开放；明明破坏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偏要说成是“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明明是一手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偏要说成是“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如此等等。它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中国人民对他们
①转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0页。的侵略必须表示感谢，必须把这一切看成是“友谊”的表现。美国帝国主义者，把对中国侵略的109年的历史，说成了一部对华的“友谊”史，但是，这样的“友谊”杀死了几百万中国人，使中国的“行政和领土都是破碎得不像样子了”。毛泽东愤怒地戳穿其“友谊”的实质：所有109年美国帝国主义给予中国的“友谊”，特别是最近数年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这一项伟大的“友谊”，说穿了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掠夺中国、破坏中同行政和领土完整、干涉中国内政。这就是美国老爷的逻辑，艾奇逊的逻辑。毛泽东反复说明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狡猾性，不看到这一点是不行的。
第三，最注重于精神侵略。毛泽东重申他在1923年就形成的对美国侵略特点的判断，指出最注重精神侵略是美国侵略中国的突出特点。这种精神侵略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实行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毛泽东指出，美国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时期内，更加注重文化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上。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存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四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美国的文化侵略，据艾奇逊说，给中国人带来了“盖世无双的技术”、“高度文化”和“新思想”，据说还带来了“进取性”、“友谊”等等。其实艾奇逊心中有数，所谓“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时中国的友谊”是有来历的。它的目的就是要征服人心，只有征服了中国人的心，中国人才能安心做奴隶，美国的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才能氏久。其次，注意培养亲美知识分子。毛泽东指出，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于在中国培养亲美的知识分子特别热心，这是他们在中国办学校和吸引大批学生到美国留学的原因。“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悉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丹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他们在中国造成了少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美国帝国主义者把这些人看做精神侵略的开路先锋，对他们寄托了很大的希望，通过他们把西方的价值观源源不绝地输送到中国来，征服中国人民的思想。就是它在中国遭致大失败的时候，它还要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洒一点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
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上述特点，表明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既具有共性又具有特殊性，因而有必要予以特殊地分析。但是，不管怎样，美国的军事侵略，“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仇恨。”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应当说，这一点也是美国帝同主义者预料到了的，只不过他们不肯承认罢了。
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早在1858年，马克思针对中国的问题，便指出过：对立统一是否是一个万应原则，只要从中国现在发生的事情中便能得到证明。马克思预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如同对立统一规律揭示那样，一定会走到它的反面，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和斗争。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中国文明的伟大复兴，这便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原因。美国白皮书根本不承认这一点，艾奇逊说什么：中国人口太多了，饭少了，于是便发生了革命。艾奇逊这样说，便是要掩盖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而引起中国革命这个铁的事实。
艾奇逊的看法如此不高明，以至于他连一个稍有实际眼光的美国人都不如。美国作家杰克・贝尔登便指出，中国革命同任何其他社会大革命一样，其前提是：一、社会处于解体中，它已病人膏盲，再也无法解决本国的迫切问题和保障人民的生活条件；二、人民痛恨现政权，广大群众中出现了革命情绪，人们被逼得走投无路，为了找到活路，准备不惜一切牺牲，铤而走险，视死如归；三、统治集团内部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集团丧失了一切创造精神，对把社会拉出死胡同毫无信心；四、出现了一个新集团或政党，能够利用上述各种因素来取得对社会的控制，并实施它自己的拯救社会的纲领。在贝尔登看来，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就存在着用革命加以改造的迫切必要性。但这革命一直没有完成，原因很简单：外来帝国主义的力量太大，不准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作为远东最危险、最强大的帝国主义的日本被打败了，西欧的帝国主义也遭到削弱，这才使中国革命成为可能，并使它转入一个新方向。①杰克・贝尔登对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的看法，基本是符合实际的，但分析并不深入。
毛泽东针对艾奇逊的观点，指出只有把中国革命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联系起来，才能达到真正透彻的认识。
首先，帝国主义的侵略，包括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造成中国革命的根本原因。毛泽东断言，近代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帝国主义的侵略史。自从1840年英国入侵略中国以来，接着就是英法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法国进攻中国的战争，日本进攻中国的战争，英国、法国、日本、沙皇俄国、德国、美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日本和沙皇俄国在中国领土内进行的战争，1931年开始的日本进攻东北的战争，1937年开始继续了八年之久的日本进攻中国全境的战争，最后是这三年来表面上是蒋介石实际上是美国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人民的战争，所有这一切侵略战争，造成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这就在中国境内引起了“骚动和不安”，“即是革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命”。毛泽东讥讽艾奇逊看问题太不实际，他把中国革命说成是人口多了，是吃饭问题引起的，或是“西方的影响”的结果，这统统都是唯心史观的谬论。革命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腐朽生产关系，对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束缚；在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争夺和变中国为殖民地所引起的种种社会矛盾的高度集中和斗争尖锐化。美国政府的主要决策人杜鲁门和艾奇逊回避这一铁的事实，是因为中国革命使他们感到刻骨铭心地难受，承认这一点会使他们更加伤心。
其次，毛泽东指出，不仅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中国人民的革命，而且还为人民革命准备了各方面的条件，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美国帝国主义和各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造成了它们始料不及的结果，为了侵略的需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又刺激了中国社会的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中国的民族工业、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特别是造成了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主义的工业中、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做工的中
①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3―4页。国无产阶级。这就使中国社会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先进的阶级和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为中国革命准备了经济条件和阶级基础。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以不等价交换的方法剥削中国的农民，使农民破产，给中国造成了数以万万计的广大贫农群众，这就给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准备了最广大的、强有力的同盟军。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大小知识分子，而帝国主义只能控制其中一部分人，甚至极少数人，其他不能控制的都是走到了反面。他们造反了，不愿意跟着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走了。为了侵略的必要，他们不惜用最恶毒的字眼，把中共形容成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但是，“事情是这样地奇怪，就是这样的一群，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的拥护，其中也获得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们的拥护。”总之，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革命准备了精神条件和物质条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的物质装备，大部分是从美国帝国主义得来的，一部分是从日本帝同主义得来的，一部分是制造的。”正是在这些条件逐步具备的情况下，中国便发生了革命，而巨经过若干失败之后，终于取得了革命的成功。
毛泽东认为，美国政府当它在中国彻底失败的时候，公布它的白皮书，实在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它有利于中国人民利用白皮书做反面教材，认真总结百余年的中美关系，对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长期侵略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它有利于利用白皮书做反面教材，提高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使那些对美国帝国主义政策还抱着糊涂观念、糊涂认识的人清醒过来。“因为它给了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而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不赞成，或不甚赞成，不满，或甚不满，甚至抱有反感，但是还有爱国心，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丢了他们的脸。特别是对那些相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
白皮书的发表表明，美国全球战略遭到了重大失败。毛泽东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全球战略主要分为欧、亚、非三个部分。在亚洲，中国是重心。如果美国夺取了中国，把中国变成了它的殖民地，那么整个亚洲便是它的了。有了亚洲巩固的阵地，加上它认为已经巩固了的美洲阵地，那么，它便可以放心地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了。因而中国的得手，是美国实现全球战略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出钱出枪，让蒋介石出人，替美国人打仗杀中国人的原因。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打破了美国全球战略的如意算盘，美国的侵略政策在中国彻底失败了，这个责任不小，引起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集团内部的公开争吵。艾奇逊不得不发表白皮书，为他们推卸责任。但是，美国政府中的人们的个人责任可以推卸，美国对中国侵略的责任却不可推卸，这种侵略永远写进了历史中。
毛泽东强调，中美人民之间是存在友谊的，中美人民是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决不是美国人民的民意，是华尔街的“民意”，是“强奸了美国的民意”。美国人民的民意限制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所以不敢直接出兵干涉中国内政，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现在还没有发展到“极亲密”的程度，这是因为“中美两国反动派的阻隔”，是“因为两国反动派向两国人民撤了许多谎，拆了许多烂污，就是说做了许多的坏宣传和坏事，使得两国人民的联系极不密切。”中国革命拆除了美国反动派在中美人
民中设置的障碍，“对于两国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美反动派的失败，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事。”毛泽东相信，随着中国人民的胜利，必将开辟中美人民友好关系的新篇章，中美人民的友谊将要发展到极亲密的程度。尽管中美关系暂时处于低谷，但中美人民友谊的发展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往的，他坚信这种情况必将出现。
毛泽东评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高屋见瓴、深刻透辟。他从错综复杂的中美关系的种种现象中，抓住其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实质，科学地总结109年来的中美关系史，对于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宣传的种种唯心史观的观点，在中美关系上散布的一些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说法予以了澄清。在中国人民胜利地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时候，对过去的历史作一个冷静的客观的回顾，对于广大群众是必要的，对于领导新的人民斗争也是必要的。毛泽东虽然总结历史，但是并不要求背上历史的包袱，他对中美关系总的是朝前看的，他希望美国制定政策的人们，以109年侵华历史教训为戒，改弦更张，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独立完整的基础上，重新谱写中美关系的新篇章。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庄严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就在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几乎同时接到苏联承认和美国不予承认的消息。美国宣布继续承认蒋介石台湾政府，这样，美国便继续把自己捆在109年来的历史上，中美之间的对抗将继续下去，历史的转机还需要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