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第五次战役之后，杜鲁门政府感到要在朝鲜扩大战争，赶走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不可能了，必须坐下来用谈判的方式争取用战争得不到的东西。艾奇逊觉得，“如果要结束敌对状态，现在是寻求结束的好时机。”①..
艾奇逊求助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所的乔治・凯南，艾奇逊知道他和克里姆林宫有极好的关系。5月31日，凯南在纽约海滨长岛格作科夫庄园的避暑别墅和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共进午餐，他小心翼翼地说出了美国的和谈提议。
马立克和凯南的谈话，很快传到了北京。6月3日，金日成来到北京，和毛泽东、周恩来等深入讨论这一事态的发展和它的意义。毛泽东判断，现在和美国谈判的时机已经到来，我军在军事上占据优势，剥夺了美国在谈判中提出过分要求的根据，美国同意讨论逐步撤退外国军队、以及朝鲜前途等问题，这种态度也值得欢迎。
美方与朝中方面的停战谈判进入准备阶段。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安排我方谈判班子和指示注意事项。志愿军司令部决定派邓华副司令员出席谈判，由彭德怀主持志愿军司令部工作，毛泽东回电同意。他并告诉彭德怀，国内已派李克农，乔冠华等，于7月4日由安东动身去平壤与朝鲜谈判代表会合。
根据过去与国民党和美国方面的谈判经验，毛泽东指示志愿军总部，在谈判期间，丝毫不能放松警惕。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和谈判期内，美李军可能对我来的一次大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中轰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毛泽东要求，如果在谈判期间，敌人大举进攻，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而且，必须防止美李军趁机在元山登陆和在西边登陆。他要求，在达成停战协定以后，还要保持应有警惕，设想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早作对策，以免被动。他的指示的总体精神，就是要作好两手准备，能谈也能打。彭德怀把这个精神具体化为：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
7月10日，谈判开始，毛泽东密切注视谈判进展情况，随时给我方代表以具体指示。
朝中方面在谈判中，提出三条原则建议：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应同时撤离三八线10公里，10公里内确立为非军事地带，同时立即进行交换战俘的商谈；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
在议程讨论中，美方不同意把撤退外国军队列入议程讨论。毛泽东认为志愿军在合理的条件下撤回国内，是没有问题的，而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军队不从朝鲜撤出，朝鲜的和平统一便没有保证。我们提出这一条是有充分理由的，各国派兵到朝鲜来，是来作战的，不是来旅行的，为什么停战会议有权讨论停战，却无权讨论撤兵呢？显然这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方坚持会议既然有权讨论停战，也有权讨论撤兵。他指示我方代表，撤兵一条必须坚持。但是为了使谈判能进行下去，我方采取灵活策略，经过双方协商，同意将这一问题放在另外会议上去解决。
①〔美〕袄尔特・埃萨克森、埃文・托马斯：《美国智囊六人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573页。
在谈判中，毛泽东把朝鲜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谈判只要有利实现朝鲜人民的和平和主权，其他一些枝节问题，都可以让步，可以灵活的解决。
谈判中，首先发生的是记者采访问题。美方首席谈判代表乔埃要求朝中方面于7月12日允许20名记者前来开城采访。我方建议在议程问题取得完全协议后，容许双方同等数目的记者到达开城地区采访。美方不顾双方并未达成一致协定，于12日将20名记者偕同美方谈判代表到达开城东板门店我军防区，我方不同意记者通过，美方代表团竞率记者全部返回。为此，美方致函朝中代表，抓住这个问题人做文章。李奇微致函彭德怀和南日，除再次提出记者要求外，还要求划一个圆形地区为中心区，以开城的中心为圆心，半径为五公里，东面以板门桥为界。在整个会议期间，在中立区内不能从事任何敌对行动，会议区和双方代表团人员前往会场区所经过的公路不驻扎武装人员。
毛泽东指示，可以同意李奇微的要求，同意他划中立区的提议，也同意他将新闻记者作为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的办法，以此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工作能顺利进行。毛泽东认为，记者问题只是一个小问题，值不得为这个小问题引起停会，更加值不得为这个问题而引起会议的破裂。但是，应当提醒美方注意：我们坚持一切问题必须由双方协议才能执行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个原则是公平的，无可辩驳的。新闻记者问题既然没有达成协议，就不应当由美方一方片面地强制执行。毛泽东强调，谈判双方是对等的，任何一方都应当尊重对方，不可盛气凌人、任意要挟对方。
接着，美方又提出一个中立区问题。7月14日，中立区协议达成后，我方只在中立区留少数军事警察，我志愿军只在会场区外担任警卫。8月4日下午、志愿军一个连在高丽洞广场开会，布置如何维护中立区安全，一部分警卫人员在赴会途中，误人中立区。当日下午美方乔埃将军提请我方注意。8月5日晨，我方通知美方，保证此类事件今后不再发生。但美方却小题大做，于8月5日当天拒绝到会。李奇微并致信金日成、彭德怀，宣称：只有这一事件得到满意解决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时，才能恢复继续谈判。8月6日，金日成、彭德怀复信李奇微，再度强调我方的诚恳态度，表示为了使我们的会议不致因这类偶发的枝节事件而受到阻碍，已再度命令开城中立区的我方警卫部队，严格遵守7月14日的协议，并保证不再发生违反协议的事件。毛泽东针对这一事件，指示我方要从中吸取教训。他把这个问题提高到维护我国外交信誉的高度来认识，他说，不管对方如何，只要是双方达成的协议，我们就要坚决执行，决不可轻言寡信。如有违反，只要是我方的责任，我们就要实事求是地承担并予以妥善解决。事关国际信誉，说话算数，这是新中国的外交风格，这样才能站得住脚，才能永远立于主动地位。①为此，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予该队首长以纪律处分。在处理这一事件上，充分表现了朝中方面和毛泽东对和平谈判的诚意。
但是，美国方面除了在谈判中纠缠于枝节问题，为谈判制造种种障碍外，还在会场外制造种种事件，破坏停火谈判。8月19日晨，我军军事警察遭李承晚军伏击，排长姚庆祥当场被枪杀。
①柴成文、赵勇田著：《板门店谈判》第153页。22日，美军军用飞机侵入中立区低空盘旋，在我方代表团驻地，俯冲投弹扫射，严重威胁我方谈判代表安全29日凌晨，美军军用飞机又飞临开城中立区低空盘旋，威胁开城居民安全。30日，我方军事警察、人民军战士郑重南、杨显泽、张仁风在开城中立区以内，遭美李军袭击，枪杀杨显泽，重伤张仁风和郑重南。9月1日，美国军用飞机飞临开城上空，投掷炸弹，并以机枪扫射。上述事件，虽经朝中方面严重抗议，但美方或是横蛮予以拒绝，或是无理开脱，蓄意破坏谈判。更有甚者，在讨论军事分界线时，美国借口其同朝中军队比较，有“海空军优势”，必须在陆上取得“补偿”，提出将分界线划在志愿军阵地以北的38―68公里的开城。伊川、通川一线，企图不战而攫取我方1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遭到朝中方面严正拒绝。
美方仗恃其钢铁优势压迫朝中方面让步，公然宣称：“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李奇微更不可一世地要挟，“用我们联合国军的威力，可以达到联合国军代表团所要求的分界线位置。”李奇微大要美国的霸权威风，谈判桌上硬要，如果不给，便在战场上硬抢，实在抢不到了，再坐下来谈。
毛泽东对于美国在停战谈判中的种种表现认真分析，他要求对美国是战还是和的真实意图，不要只听其口头说得好听，还要多看他们的行动。我们是要真和的，但美国不一定要真和。他指示彭德怀：敌人是否真想停战议和，待开城会议再进行若干次就可判明。在停战协定没有签订，战争没有真正停止以前，我军积极作好作战准备是完全必要的。
果然，美李军在8月中旬发动了“夏季作战”攻势。8月18日，美李军集中了3个师的兵力，向北汉江以东至东海岸约80公里朝鲜人民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他们企图利用夏季洪水冲坏公路交通运输线给我军造成的困难，以他们的空中优势开展“绞杀战”，企图陷我军于困难，夺取谈判桌上不能得到的东西。
毛泽东指示，对于美李军的进攻，必须予以反击。他要求我方拟出反击计划，如何进行法，须用多少兵力，胜利把握如何，敌人反应将会如何，都要事先考虑到。军队位于原驻地，要加强训练，并准备随时对付美李军方面的登陆袭击。9月1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部队开始参战。我年轻的空军作战顽强，取得辉煌战果，粉碎了美军仗恃空中优势“绞杀”朝中军队的阴谋。与此同时，美李军的陆上进攻在朝中军队的反击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军在夏秋季防御作战中歼敌15万余人，美军不得不停上所谓“夏季攻势”。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评价中朝军队英勇作战的精神，要求再接再厉，坚决粉碎美李军的一切进攻，迫使他们再次坐下来谈判解决朝鲜问题。毛泽东致电志愿军司令部党委，中央对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毛泽东指出，整个形势对于中朝人民取得最后胜利有利。国内情况很好，全党及全国人民热烈支持中朝军队。国际形势也于我们有利，敌人困难甚多。我们虽然也有困难，有些困难还很大，但是可以克服的。只要朝中人民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
尽管美国方面用战争败坏和平谈判，但毛泽东仍呼吁美国不要迷信武力，应当认真地回到谈判桌上来。10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深刻阐述中国对于解决朝鲜问题的原则立场。他指出，我们是不怕美国的武力威胁的，要打我们就要陪它打到底。“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毛泽东强调，我们是主张和平谈判的。“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①毛泽东严正宣告，如果美国没有诚心坐下来认真谈判，还想用霸权政策，威逼朝中人民就范，这只是妄想，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他用历史经验正告现在还在做着称霸世界美梦的国家，应当正视历史事实，趁早收起自己的计划。
停战谈判恢复后，美国方面总想在谈判桌上取得战场上不可能取得的东西，或者提出各种无理要求，或者拖延达成协议。毛泽东指示我方谈判代表，这是美方的斗争策略，必须妥善对待之。他指出，我们是希望尽早解决问题的，但许多事由不得我们。有的事，美方急于求成，我们不应表示更急，立即达成协议固然好，拖长时间也不怕。美李方要拖，我们也不要怕拖，要准备再拖一个较长的时期，在谈判中再拖它几个月，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我们不怕拖，不性急，美国方面便无所施其技了。
从1951年10月25日在板门店恢复停战谈判开始，到1953年7月28日停战协定签字为止，时间近两年，朝中方面与美国方面在谈判桌上历尽艰辛和斗争，在战场上也进行了大大小小的反复较量。其间，毛泽东对若干重大问题作出了许多决策和指示。通过谈判和斗争，争取与美国达成公平合理的、有利于朝鲜和平和安全的停战协议，始终是毛泽东在处理朝鲜战争中与美国关系的准则。
美国方面总是把谈判和军事威胁结合起来，企图用军事威胁来压迫朝中方面接受它的无理条件。毛泽东指示，一切威胁都是徒劳的，美方的目的在迫我就范，但我们是有原则的。我们愈要坚定，不稍示弱。这种不稍示弱，既包括战场上不稍示弱，而且包括在谈判桌上也不稍示弱，应主动反击美李方面提出的无理要求和提案中各项荒谬之点。在我方合理要求方面坚持采取强硬态度，只有这样才能使我方立于主动地位。对于谈判，我们要坚持基本立场。我们不要侵犯任何国家，我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斗争，是为打退向我国边疆前进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而去的。从去年7月开始在开城和板门店举行的敌对双方的停战谈判，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尽了极大的努力，促使谈判走向成功。如果不是美国方面的故意拖延，谈判应当早就成功了。今后谈判能否成功，仍系于美国政府有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诚意。如果美国政府在朝鲜方面也和我们一样具有和平解决问题的诚意，则停战谈判是可能获得成功的。毛泽东诚恳地希望，美国方面在谈判中拿出诚意来，迅速解决朝鲜问题。
美国不仅在谈判桌上和战场上企图实现它的霸权要求，而且采取反人道主义的作法，实行细菌战，威胁中朝人民的生命安全。美国飞机在朝鲜前线，进而在我国东北地区大肆空投带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热等病菌的昆虫。又勾结蒋介石妄图骚扰我国华南沿海。在战俘谈判中，坚持扣押朝中战俘。如此等等，企图从各方面扩大侵朝战争。
在毛泽东看来，美国所采用的一切手段，不外是要显示它的强大，使人
①《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第140页。害怕它，屈服它，从而接受它的霸权主义的权威和统治。但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怕霸权的，要打就打，中国人民愿意奉陪到底。1952年2月7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严正地指出：“要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由于美帝国主义坚持扣留中朝战俘，破坏停战谈判，并且妄图扩大侵略战争，所以抗美援朝的斗争必须继续加强。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国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国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国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①毛泽东从来有一个信念，我们是要和平的，但和平不取决于单方面，必须大家都要，才能实现。和平不能乞求，一切希望的结果只有斗争才能取得，打仗虽然是我们最不愿意的，它给我们造成的困难和损失也是巨大的，们是天要下雨，娘要嫁女，是由不得我们的事情，只能由它去，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只有敢于斗争才能胜利。
对于美国采取绝灭人性的细菌战，毛泽东要求全体军民一要揭露，二要认真对待，三要不怕。2月24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发表《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坚决声讨并制止侵朝美军撒布细菌的罪行的声明》。第二天，郭沫若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致电世界和平理事会，声讨美军实行细菌战的反人道主义行为，要求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动员起来，制止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其在朝鲜停战谈判中所使用的拖延战术。2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发言人，就美军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进行细菌战争一事发表谈话，严厉谴责美军使用细菌虐杀朝中人民军队和朝鲜人民的行径，强调美军用其他方法所不能得到的东西，用极端残暴的细菌战也是不能得到的。3月8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严重抗议美国政府使用细菌武器屠杀中国人民、侵犯中国领空的声明》，指出美国这种反人道主义的行为，是对国际公约的严重破坏和践踏，是对世界人民野蛮的挑衅，必将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为了有效地对付美军的细菌战，毛泽东要求军委严加注意，采取措施严密处理，准备多种疫苗为军民注射，用一切有效办法进行防疫，把揭露和防止结合起来。美军的细菌战并不能给它带来实际利益，相反，使它更深深地陷于世界人民同声谴责的困境之中。
1952年底，艾森豪威尔竞选成功，接替杜鲁门担任总统，为了挽回美国在朝鲜的失败形象，他宣称，他必须唱“高调”。他要告诫“自由世界”，不要对美国失望，苏联人不应当产生错觉，“以为他们能够牵着我们鼻子走”
①。为此，美国无理中断朝鲜谈判。艾森豪威尔亲自飞临南朝鲜，视察了美军战线。他考虑了几种方案：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满洲，打击中国在满洲的机场，封锁中国的海岸；帮助李承晚扩军至14师52万5千人；从日本和美国本上向朝鲜增兵；使用原子弹。②与此同时，第七届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通过了印度代表团提出的关于朝鲜战争遣返战俘问题的提案。这个提案支持美国政①《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第289页。①《艾森豪威尔日记》第299页。②艾森豪威尔：《受命变革》第1卷，三联书店，1978年，第211―212页。府违反国际公约强迫扣留战俘的立场，允许不把全部战俘遣送回家，规定将没有遣返的战俘交给联合国。联合国通过的这个提案，违反国际公约，毛泽东指示，断然拒绝。
毛泽东根据上述情况和美李军的动向，综观全局，判断美军有可能从我侧后海岸线，特别是西海岸的汉川江、清川江、鸭绿江一线以7个师左右的兵力举行冒险登陆进攻的充分可能。为此，毛泽东指示，应当充分估计到美军在汉川至清川江线登陆，我们应火急准备对付美李军，粉碎其登陆计划。接着，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志愿军党委的指示电报中要求，必须坚决粉碎美李军的登陆进攻。必须在我侧后威胁最大的海岸线及其纵深，部署充分的兵力和火力，保证粉碎敌人从海上的进攻及其大量空降部队的进攻。在其他可能遭到敌人登陆进攻的地区（通川、元山地区，瓮津半岛地区，镇南浦、汉川江地区及咸兴以东地区），则部署可能有的兵力和火力，同样要用其全力粉碎美李军的进攻。
毛泽东指出，1953年4月这一段时间内的准备工作，是我们战胜美李军的关键。我们必须粉碎美军新的进攻，我们能够粉碎美军新的进攻。他指出，两年多来，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在对美国及其他外国军队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已经摸清了美军的底子，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积蓄了丰富的经验。美军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致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登陆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
毛泽东要求我军，要继续坚持打小歼灭战的方法。在若干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的优势兵力和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予全部和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人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我被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反击。
他要求志愿军要小心谨慎，坚韧沉着，动员全力，争取时间，作好一切粉碎美李军登陆作战的准备，争取胜利。毛泽东的指示，使志愿军在朝鲜北部东西海岸，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我军严阵以待，美李军不得不放弃登陆进攻的计划。
在此期间，美军不断派遣飞机，深入我东北地区和其他地区，除侦察外，并空降特务，破坏我国安全和建设。据朝鲜所获敌机特务供称，美机在新疆西部、新蒙边境、甘孜附近、西康南部都曾着陆接送特务。除已知的外，还有许多我们并不知道的。这些空降特务，目的是在深山建立游击根据地，或派人侵入城市爆炸和暗杀，通过在我国的骚扰，威胁我国安全。毛泽东指示公安部门，对于美国空降特务的破坏绝不可等闲视之，必须严密布署，采取有力措施专门对付敌人的空降特务。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国军民高度警惕，美国空降特务不断落网，美国对我实行的空降特务骚扰，宣告破产。
在战俘问题上，毛泽东强调，必须和美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美军残害、虐待和阻挠遣返战俘的违背国际公法和日内瓦公约的种种反人道主义行为。美国为了阻挠朝中战俘顺利遣返，违背国际公法和日内瓦公约，提出所谓“自愿遣返原则”和“不强迫遣返原则”，对中朝战俘实行强迫扣留。美国在其管辖的战俘营内，使用大批美国的、李承晚的和蒋介石的特务担任战俘营中的负责职务，甚至使用李承晚和蒋介石的特务冒充朝中战俘，混杂
在战俘营中，进行破坏。他们对战俘经常用屠杀、酷刑、集体罚饿等极端野蛮、极无人道的方法，来对朝中俘虏实行所谓“劝导”、”甄别”、“再甄别”和“征询”，胁迫他们表示“拒绝遣返”、“不愿回家”。凡是不愿意这样做的战俘，都遭到特务或管理人员的毒打。在战俘重伤、昏迷之后，就划破他们的手指，用他们伤口上的血，在所谓“不愿回家”的“甄别”书上打指印。或者在战俘身上刺上侮辱他们人格、违反他们意志的背叛祖国的字样。有些特务甚至用自己的手指，蘸上战俘伤口的鲜血来伪造指印。美国方面把战俘营变成了“死亡营”。
毛泽东指示我方谈判代表，应坚决抗议美方在战俘问题上种种反人道主义的行为。必须指出，美国提出所谓“自愿遣返原则”和“不强迫遣返原则”，是阻挠朝鲜停战的借口，同时又是迫害我方战俘的阴谋，应当坚决揭露。对于任何有助于解决战俘问题的提议，我方都应认真予以考虑。在战俘问题上要据理力争，并实事求是，详加调查，搜集证据和材料，以便以事实驳斥美方的任何托词。他要求在战俘问题上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挫败美方的种种无理要求，使战俘问题得到公平合理地解决。
经过艰苦的、长时间的斗争，朝鲜停战协定终于达成。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在朝鲜板门店，朝中方面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与美李方面代表团首席代表哈利逊中将在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各种文本分送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签字。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停战协定签字后，以激动的心情发表讲话。他指出：三年之前，英雄的朝鲜人民，为了捍卫自己的独立自由，英勇地展开了光荣的抵抗侵略、保卫和平的自卫战争。中国人民在受到美国侵略战争威胁，并在美国侵占我国领土台湾之后，为了保卫自己祖国的安全与和平建设，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为了保卫远东及世界和平，才毅然决然地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组成了自己的志愿军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彭德怀指出，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反侵略战争，其目的原在于争取条件，使朝鲜问题得以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获致和平解决。中国人民是一贯主张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中国人民愿意为和平解决国际问题作坚强后盾。彭德怀的讲话，道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的始终一贯的目的：用正义战争赢得和平，争取和平、保卫和平。
毛泽东在停战协定签字后，信心十足地宣布：中国人民将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永远团结在一起，为巩固与保卫远东及世界和平的事业而继续努力！他和彭德怀将军一样，再次重申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朝作战的根本宗旨。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朝鲜战争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与美国对抗的历史评价，众说纷坛。杜鲁门以他对共产主义的仇视，把美中在朝鲜的对抗的结束，看做是使世界免除了一场由共产党人挑起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壮举。他宣布：“我们不能袖手旁观，让共产党帝国主义者认为他们可以随意进入朝鲜或其他地方。我们必须迎接这一挑战，事实上我们就在这样做了。我们必须迎击这一挑战，使全世界不致卷入一切全面的战争。”①杜鲁门在虚幻的共产主义的威胁下，把美国在朝鲜战争的真实目的掩盖起来。
①《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553页。杜鲁门的继任艾森豪威尔虽然宣布他唱的是高调，然而他的实际嗓门并没有杜鲁门那么高。朝鲜停战协定签订，艾森豪威尔的感受是：“首先我们想到的是，为达成这次体面停战而献出生命的英勇的孩子们。他们的牺牲再次证明了自由战士的勇敢。我们还想到由于关在敌人后方好几个月而变得筋疲力尽的其他孩子们。他们如能全部迅速回国，将给许多家庭带来欢乐。这也将证明同我们签订停战协定的那些人的诚意。”①在他的感受中，包含了一种酸溜溜的情绪，想要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不能不便作为美国的当权者感到沉重和迷惘。
朝鲜战争成了美国学者们议论、评价最多的话题。而美国学者们的看法，往往和美国官方决策人的看法有很大差异，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学者们对毛泽东在朝鲜战争中的立场的评价，其观点也发生显著变化。50年代美国学者对毛泽东与朝鲜战争的评价，否定较多。到了60年代至80年代，开始发生转变，立场趋于公正客观。
费正清在他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认为，朝鲜战争使中国和美国都蒙受重大损失，流了很多血，损失了很多财产。当然抗美援朝运动在国内掀起了爱国主义的热潮，并且帮助巩固了新生政权。但是，这只能视为偶然的付产品，干涉行动的消极影响大大超过了这种实惠。中国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又被联合国打上了“侵略者”的印记，从此它被排除于联合国之外达20年之久，它也由于美国第七舰队的插手而无限期也延缓了它解放台湾的目标，东北仍然是中国人的，未受侵犯，但那简直不是什么纯收入。①..
费正清的观点是，虽然朝鲜战争给中国带来了一定好处，但从它带来的消极影响看。对中国是很不值得的。费正清的观点虽然有一定客观性，但看问题的观点则是微观的，实用主义的，排除了毛泽东从整体上和宏观上的考虑。
美国约翰卫律父子出版公司出版的美国著名学者孔华润的专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评论了朝鲜战争，他看问题的眼光更深刻一些。他指出，自从1947年杜鲁门的冷战政策制定以来，冷战政策的制定者们，不自觉地使这种反苏行动的冷战政策发展成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十字军东征。战后的中国局势由于美苏两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合作中断而复杂化。由于美苏的互不信任在加深，双方的野心发生冲突也趋于明显，美国越发决心遏制苏联在亚洲的势力，并企图把俄国人对满洲及华北的威胁降至最低限度，当美国人想帮助中国政府恢复对华北和满洲的控制时，俄国人却发现可以利用中共来阻挠美国作这方面的努力。②..
孔华润教授的看法，道出了美国发动朝鲜战争的实质。美国与苏联的对抗，集中在对中间地带的争夺上。美国不征服广大的中间地带，便不能征服苏联，称霸世界。朝鲜战争，正是美国争夺中间地带的战争。但是中国作为中间地带的国家，并不是美苏争夺中一个可以任意牺牲的卒子。中国有自己的主权和利益，中国必须毫不犹豫地捍卫自己的主权，它既不是为了苏联，也不能屈服于美国。在国家的独立、主权问题上，中国是超社会制度的，又是超意识形态的。就是中国选择共产主义制度，也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情，而
①艾森豪威尔：《受命变革》第222页。①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292页。②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88页。不是屈从于谁的结果。杜鲁门政府站在冷战政策和霸权政策的视角上观察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的决策，当然不可能作出正确结论。朝鲜战争没有使美国政府中的决策者清醒一些，认真地考虑一下，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究竟伤害中国的是什么，而是继续沿着反共和霸权政策的思路，得出了更为错误的结论。正如孔华润指出：“尽管杜鲁门及其顾问寄希望于中共的民族主义，他们被迫作出结论：不论毛泽东是否有独立性，他都是强烈反美的。对毛的敌视态度必须给以报复。腊斯克公开宣称，中国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工具，是一个‘斯拉夫人的满洲国’，要象反对苏联一样有力地反对中国。作出他们自己的工具蒋介石及其残存的政权在危急的最后关头获得缓期执行死刑，继续维持着中华民国仍然存在的神话，暂时倦伏在福摩萨，而所有的人都称它为台湾，中国的一个省分。”①美国学者已经看到，朝鲜战争之后，美国从反共政策和霸权政策出发，继续采取侵犯中国主权和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这就是导致美中长期疏远的根本原因。
美国许多学者几乎一致认为，朝鲜战争给中美关系留下了痛苦的遗产。爱德华・W・马丁指出，由于美国在战争中损失了许多士兵，美国在战争期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的政治和经济制裁措施无法很快得到修正，因朝鲜战②争而繁殖起来的麦卡锡主义分子的歇斯底里也会始终影响中美之间的关系。乔纳森・波拉克指出：这场战争使人民生命付出了惨重代价，特别是朝鲜人民；它推迟了中国军队的复员和恢复经济的计划；它使中美两国关系处于双方都不能或不愿意改善的敌对状态，直到20年后面对同一个安全挑战为止。其中最大的政治代价是台湾无限期的与大陆分离，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力阻止的。美国决定加强同台湾的联系，并支持蒋介石的政治和军事地位。因此，朝鲜战争排除了中国内战提前结束的结果，确定了中美关系的长期的疏远格局。①
的确，朝鲜战争给中美双方都留下了痛苦的遗产。但是，毛泽东认为，既然美国以战争威胁了中国，中国无法回避它，那么中国便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它，把坏事变成好事。
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的看法，可以比较集中地在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38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找到。
首先，是对朝鲜战争的战略分析。毛泽东指出，美国的战略重点从来放在欧洲，是欧洲第一、亚洲第二。美国把欧洲看做是它的根本利益所在，把苏联看做它的主要对手，亚洲在它的战略中，是要防止共产主义蔓延的地方，不是它的战略进攻重点，它不可能在亚洲大打。因此朝鲜战争只能是局部战争，不可能升级为世界大战。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毛泽东坚持他二战后形成的对国际形势的分析：目前不可能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美国在没有征服中间地带以前，不可能发动新的世界战争。同时，美国当局也低估了新中国捍卫独立和主权的决心，低估了新中国的能力。他们一再错误判断认为中共和毛泽东能够吞下美国侵朝的苦果，不会作出行动上的反应。正如毛泽东所说：“他们出兵侵略朝鲜，没有料到我们出兵援助朝鲜。”
①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第189―190页。②爱德温・W・马丁《抉择与分歧》第244页。①乔纳森波拉克：《朝鲜战争和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第308页。①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志愿军出兵朝鲜之后，美国当局虽然十分恼火，但是，由于“他们国际国内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②全世界人民要求和平，致使它也不能把朝鲜战争进一步扩大，美国政府不得不把朝鲜战争始终限制在朝鲜范围内，既没有把它扩大为侵华战争，更不可能把它扩大为世界大战。虽然美国多次制定针对中国的计划，但形势迫使它不敢实施，这一点毛泽东有充分的预料和十足的把握。事实证明他的预料和把握是正确的。正是在吃透美国战略计划的基础上，毛泽东决定，以志愿军的名义在朝鲜战场上进行一场局部战争，以求得朝鲜问题的合理解决，同时保卫我国的主权和安全。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志愿军能在战略上立于主动，调度自如。既有目标，又有界限，掌握火候，适时谈判，这就为解决朝鲜问题奠定了基础。其次，是我军能不能与美军作战的问题。我军在总体上是打的防御战，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我国的目的。但是，防御战绝不是消极的防守，防御中必须有主动地进攻，才是真正的防御。要打好这种积极的防御战，就有一个力量较量问题，即我军能不能与美军作战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志愿军参战前和参战后两三个月内都存在。毛泽东说：“这次战争，我们本来存在三个问题：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没有东西吃。”③能不能打，是我军的战斗力问题；能不能守，是我军的战术问题；有没有东西吃，是我军的后勤保障问题。这三个问题，在战争中都解决了。毛泽东说：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十气低，是铁多气少。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捡洋炮。敌人对我们很没有办法。吃的问题，也就是保证给养的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当时就不晓得挖洞子，把粮食放在洞子里。现在晓得了。每个师都有三个月粮食，都有仓库，还有礼堂，生活很好。①
上述三个问题，在新形势下对我军都是新问题。但是在战争实践中，依靠我军政治上的主动性和政治觉悟，依靠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和苏联的支援，依靠战争中的摸索和认真总结经验，我们解决了这三个问题，把我军的作战能力和进行现代化战争的能力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为此，毛泽东把抗美援朝看做是一件好事，它给我军带来了宝贵的财产，就是第一次使我军获得了异国作战的经验，第一次获得了现代战争的经验。用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大大地提高了我军的战斗力。毛泽东说：“我们过去打了二十几年仗，从来没有空军，只有人家炸我们。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如果明年再打一年，全部陆军都可以轮流去训练一回。”②毛泽东用辩证法的观点分析问题，他看到朝鲜战争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痛苦的遗产，还给我们带来了宝贵的财产。应当说，抗美援朝对我国许多方面的影响是积
①《团结起米，划清敌我界限》，1952年8月4日。②《团结起米，划清敌我界限》，1952年8月4日。③《团结起米，划清敌我界限》，1952年8月4日。①《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1952年8月4日。②《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1952年8月4日。极的。
再次，是解决朝鲜问题的根本办法问题。从志愿军出兵朝鲜起，解决朝鲜战争的根本办法，就是毛泽东深入思考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办法只有两个：一是打到底，用正义战争战胜非正义战争，迫使美军和联合国军撤出朝鲜，由朝鲜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另一个办法是，打到一定程度，迫使美国坐下来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在这两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中，要达到第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美国不会情愿如此，在我们也有实际的困难。因此，用第二种办法解决问题，对于美李方面和朝中方面都较实际。特殊的条件导致了解决朝鲜问题的办法：“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和是基本趋势，打是为和。美李方面以打求和，是为了在和中实现他们的目标；朝中方面以打争和，是为了求得朝鲜问题合理解决。
为什么和是志愿军参战后的基本趋势呢？毛泽东说：三十年战争，百年战争是不会有的，因为长期打下去对美国很不利。这是因为：一、要死人。他们的人总比我们少得多。二、要用钱。他们一年要用一百多亿美元。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三、他们国际国内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四、还有一个战略问题。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毛泽东指出，有了这四个因素的作用，美国就不可能把战争长期打下去。1953年9月12日，他又把上述四个因素，概括为军事、政治、经济三个方面的因素。指出军事方面的因素是第一个因素。美军在朝鲜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有了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原因，美国便要与我们讲和。对美国来说，大势所趋，不和不利。当然，和美国和是很不容易的，美国在什么时候和，不能由我们决定。“我们不是美国的参谋长，美国的参谋长是他们自己的人。所以，朝鲜战争是否打下去，我们和朝鲜一方只能作一半主。”①只有在逼不得已时才能和。
毛泽东把解决战争的立脚点放在和上，他要求把打服务于和，通过打求得和，争取和谈成功。这符合现实可能和要求，又有利于国家建设和发展。朝鲜战争最终实现了毛泽东的预测，这怎么能不使毛泽东更加充满信心呢！
毛泽东肯定，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些意义是：第一，美军把战争打到了我们的边境，威胁了我国的安全。我们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然在鸭绿江和图门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讯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军作战的实际经验，把美军的底摸熟了，知道它并不可怕。我们取得了这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朝鲜战争结束了。毛泽东对世界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和乐观。他对战争留下的遗产，积极的方面和正面的方面看得很多。他说：“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得它相当怕。这对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干智。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①他从朝鲜战争中大大地增强了新的信心，他宣布：“我们国家有前途，有希望！”关于中国和美国，在毛泽东看来，如果要对抗下去，我们不会害怕，当然如果能有改善之机，我们也一定要争取。他并没有因为朝鲜战争中的中美对抗，把中美关系凝固化和僵化。中美之间并没有宣战，这是历史事实。
①《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1952年8月4日。
①《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1953年8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