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第一个五车计划中的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是苏联发展模式的照抄照搬吗美国学者对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的分析评价最为尖锐，他们虽然提出许多批评意见，但是，他们很热心于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内容的深入研究，对有关资料占有详尽，非常熟悉，视野较宽，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1977年美国出版了一部毛泽东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对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研究提供了详细的资料。关于美国学者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评论，我们选择两个问题进行简略介绍。
首先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美国学者倾向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毛泽东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主要受了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
迈斯纳对毛泽东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指导思想发表了许多评论，归纳起来有如下方面：
关于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原因。迈斯纳认为，这是因为毛和中共在革命中碰到了一种尖锐的历史两难境地。一方面，正是中国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失败使社会主义者首次在中国取得了政权；另一方面，也恰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失败使执政的革命者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手段。共产党人既是中国现代资本主义不发展及其遗留下来的经济落后这份遗产的受益人，同时又是它的受害者。他们除了利用于中的政权寻求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外，别无其他选择。苏联的历史经验表明，有可能运用社会主义的国家权力使一个落后的国家实现工业化，这就使他们感到放心。毛泽东和中共不得不用现成的政治权力和人力资源去完成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二者不得不同时进行。这就是毛泽东在1953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根本原因。
迈斯纳认为，毛泽东推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其内容而言，并无创新之处。中国的计划几乎是苏联1928―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翻版。毛泽东毫无保留地选择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原因是：首先，毛和中共领导人认为，苏联的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对于中国工业化计划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几乎不能指望从资本主义国家得到这样的援助，特别是处在冷战年代的条件下，中国人无论如何更期望获得一个可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其次，采用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中国对自身安全的考虑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毛泽东主义者在革命战争年代在政治上对俄国人多么不信任，但一个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将倒向苏联一边是毫无疑问的。美国人在内战期间支持蒋介石，特别是美国出兵朝鲜和台湾，更加强了中国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与苏联在政治上结成同盟的必要性。而这种政治联系是服务于强化那种极为强烈的倾向的，即仿效苏联革命后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最后，尽管毫无保留地接受苏联的发展模式，对毛泽东似乎是很奇怪的。中国共产党终究是通过形成自己的革命战略，拒绝俄国人的支配才获得政权的，而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也是无视斯大林意见的结果。但是，苏联为在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下，使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唯一的历史模式；而中国人在当时对斯大林的经济发展方法，能否导致实现预期的社会主义目标并未产生过怀疑。因此，尽管毛泽东一直对“形式主义地吸取外国的东西”持批判的态度，但是他却引人注目地把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作为适合中国情况的模式不加批判地接受过来。
迈斯纳肯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果是积极而巨大的。比起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计划的重点是强调更高程度的重工业发展，诸如钢铁、机器制造、燃料、电力、冶金和基础化学工业。国家对工业投资只有11.2％用于轻工业（消费品工业），而88.8％的投资用在发展重工业上。如果考虑到国防的基础，以及由于1949年以前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中的现代工业的支配所造成的结构不平衡，那么优先发展重工业有其合理性。1952年至1957年间，中国工业发展速度的增长，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的已不算低的14.7％的年增长速度，根据官方统计数字，实际年增长率为18％，整个工业产值几乎翻了一番。事实证明，中国是苏联模式的出色学生，中国工业生产在1952年至1957年间的发展速度远比1928年―1932年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发展速度要快。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城市工业的就业人数已增加到约1000万人，城市人口从7000万到1亿人，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已有13个，而1949年只有5个。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和稳定的现代工业基础，尽管与先进的工业国家相比较，其基础还很弱小。迈斯纳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毛泽东和其他人一样积极地投入了迅速发展城市工业化的计划中。但在这一进程发生的方式中，还几乎没有独特的“毛泽东主义”道路。因为，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独特战略的“毛泽东主义”，尚未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毛泽东主义只是作为对苏联式工业化产生的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的反应而出现的。①
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在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对毛泽东推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予以高度肯定。
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加深了苏联模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决定性的因素是斯大林的经济战略。它表现为高的再投资率，着重资本密集型的高技术项目，把农业作为发展工业的第一个重要资金来源，优先向重工业投资。因而，第一个五年计划原则上紧紧仿效苏联的模式。但是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却和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苏联的农业制度改革被证明是一个灾难，而中国却实现了一个“非常成功的经济发展计划”。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认为，在工业方面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农业方面虽然投资只占8％，但是私人和合作社的农业投资总数却为国家的几倍，农业产值处在上升之中。
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都注意到，即使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毛泽东对苏联的模式也不是一味照搬，而是采取了适度修正。例如，与此相适应在农村政策方面，合作化的计划是逐步的、有阶段的发展的，没有采取苏联的突然的和混合的形式；采取了限制富农而不是消灭富农的政策；避免了斯大林一心一意地强调抽调剩余农产品去支持工业化的做法。政府着眼于发展农业生产，这样既满足了工业发展计划的需要，又提高了农民的生活发展水平。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过程中，当毛泽东获得了一定对比经验之后，他开始修正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苏联是在远比中国工业基础高的条件下起步的，但发展速度却远比中国慢，这个事实为毛泽东反思苏联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可能。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突出地注意到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意义。他们承认，这表明中国已经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论十大关
①参见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155―165页。系》广泛地涉及厂苏联的缺点，在重工业与农业问题上，在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上，毛泽东对苏联发展模式提出了批评，在中国的许多领域中，诸如在农业领域中，中国的实践一直有自己的特色。《论十大关系》导致了苏联发展模式的修正。①..
总的说来，美国学者对我国“一五”计划的成就是肯定的，对于毛泽东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也是肯定多于否定。这是因为“一五”计划的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一五”计划的编制，的确受到了苏联的很大影响和帮助，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1952年中央编制出《五年计划轮廓草案》，由周总理亲率代表团赴苏联，征求苏联政府对计划的意见。斯大林对“一五”提出了原则建议。他认为，以20％的年增长速度发展是勉强的，可以降到14―15％，做计划不能打得太满。1953年4月，苏共中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对我国“一五”计划提出如下建议：（一）“一五”计划的基础是工业化，首先建设重工业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二）工业的年平均速度调低至14―15％为宜；（三）要注意培养自己的专家；（四）加强地质勘探等发展经济的基础工作；（五）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小工业，以补充大工业不足；（六）要十分注意农业发展，要保证农机、肥料、工业品供应；（七）巩固人民币，扩大购买力，发展商品流通；（八）保证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苏联的以上建议，对“一五”计划的修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作用。
但是，毛泽东并非毫无保留地照搬苏联的模式，苏联的经验是经过自身消化后再吸收的。1953年10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广州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审议修订后的“一五”计划。11月，由陈云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用11天对计划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和建议。这样反复地讨论修改，就是要使计划切合于中国实际。
毛泽东指导“一五”计划的恩想是：苏联的经验必须借鉴，但必须坚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例如，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虽然借鉴了苏联的经验，但主要是从我国国情实际出发的。①1945年初，毛泽东在与谢伟思的谈话中，曾设想战后中国的建设应以优先发展解决人民生活有关的轻工业人手，促进农业发展，逐步建立自己的重工业体系。他这个设想是建立在如下前提上的：在中国成立了民主的联合政府；美国对中国持友好合作的态度；亚洲的局势呈稳定状态；各国之间保持正常经济往来，中国农村的土地改革能用和平过渡的方式得以实现，在这样的前提下，国防的压力不大，有可能首先解决人民生活恢复问题。通过优先发展轻工业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并为重工业的发展筹集资金，这样做是必须的，也是合理的。但是，建国之后，上述前题条件完全不存在了。美国对中国采取完全敌视态度，在朝鲜发动战争、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并派兵进驻我国台湾、在亚洲制造紧张的局势。国际形势也处在热战和冷战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不建设一个强大的重工业基础，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其他部门发展的可靠基础。所以毛泽东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着想的。人民的生活要改善，但只能适度改善。局部利益不能损害整体利益，生活消费不能冲击国家建设，毛泽东曾指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指出：
①以上参见：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27―187页。①参见簿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84―296页。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于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试想，不优先发展重工业，怎么能改变这样落后的经济状况呢？可见，毛泽东的“一五”计划的经济思想，是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它虽然借鉴了苏联的经验，但绝不是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照抄、照搬，否则它就不会取得比苏联要大得多的成功。
美国学者对“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经济思想的评论关于“大跃进”，是美国学者以此为据评论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一个主要话题。
特里尔认为，“大跃进”主要是一种发展思想，但是它不明确，不是一个详细的发展计划。毛指导“大跃进”主要是以他的变动哲学为依据的。在经济学上，他很少考虑马克思，甚至马克思也变成了他应加以反对的迷信。作为一种经济政策，“大跃进”是一场灾难。中国在边向现代化的新长征中浪费了五年时间。①这位美国的毛泽东传记作者，似乎没有深究毛泽东“大跃进”时期的经济思想。
泰韦斯对“大跃进”的研究比特里尔深入。他认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基于一种激进主义的乐观态度。这种激进主义的乐观态度，和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检验苏联模式的那种自信和有把握的乐观不同，这种激进主义的乐观，期望取得迅速突破和惊世骇俗的成就。
在“大跃进”中，毛泽东将主观因素的作用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毛泽东提出“一穷二白”，是指“不发达的经济和文化科学的低水平”。毛泽东对“一穷二白”的特点的态度在大跃进前后发生了变化。1956年，毛泽东将这一特点视为一个弱点，又看作一个优势。作为弱点他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限制；作为一个优点它能激起一种主观力量，促使人们去改变它。但是到了1958年，毛泽东避而不谈“一穷二白”的弱点，而只强调它的优点。他对主观力量作了“空前推崇”。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政策，标志着毛泽东更加强调平均主义，更加诉诸意识形态。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纠正过平均主义，但是本质上说他不是对平均主义的否定，相反他纠正平均主义，是为了向着一个既定的更加平均主义的社会前进。
在“大跃进”中，毛泽东抛弃了过去那种对平衡的追求和对左右的调和，而“偏爱左的综合”。泰韦斯认为，毛泽东设想要迅速发展经济，设想完成一个由群众的创造性与大胆、灵活的领导相结合的技术革命，设想构造一个以空前的速度消灭种种不公平的社会。①但是毛泽东的设想逐步落空。泰韦斯着重探讨了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指导思想。他倾向于把毛泽东“大跃进”中的经济指导思想归结为另一种主观意志的发挥和平均主义的追求。
施拉姆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也发表了许多意见。关于发动“大跃进”的原因，首先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表示了深刻的不信任，他把建设的希望转向了借助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57年的大鸣大放和反右斗争，使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深深失望。1958年他的观点已与1956年的观点相左。当时他认为科学家是决定性因素，而到了1958年他强调“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其次，促成毛泽东政策转向农村的
①参见特果尔：《毛泽东传》，“体制的修补”一章，第319―330页。①参见泰韦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第一章第六节“急速的改造”，第34―37页。一个重要因素是，为了适应机械化和水利建设这类任务的需要而创建较大规模农业组织的趋势日益成熟。出自促进水利设施建设需要的考虑，毛泽东认为必须建立大型的社会组织，动员大量的群众投入。再次是毛泽东的一个指导思想，这就是中国人民可以从其“一穷二白”这一事实中获得某些积极的优势。同时，他认为中国的“文盲”优于西方的财富。中国农民虽然是最无文化的部分，但他们的品德、能力都显得更加优越。
关于“大跃进”的特征，归纳施拉姆的意见，有如下几点：第一，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并不只是经济的，而且是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这些改造都是同时进行的。当然，在1958年中，技术和物质生产这两个方面的地位急剧提高，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二，毛泽东决心加速经济发展，但他肯定经济发展并不是“大跃进”的唯一结果，这一进程必须与人的变化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毛泽东把“政治是统帅”，以及经济活动中的主动精神和控制权的下放等要求，并行不悖地包含在“大跃进”中；第三，毛泽东把不平衡看作“普通的客观规律”，在这种意识形态公式中包含了这样的信念：动员全体人民在经济发展中发挥能动的作用是绝对必要的；第四，1958年12月到1959年7月，毛泽东把“实事求是”的口号又重新提了出来，他要求订计划要又冷又热，要雄心很大，但又要有相当的科学分析。他虽然对在实现重大突破的时间表上作了比较现实的修正，但经济发展高速度这一决定性的根本目标却原封不动。①..
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对“大跃进”中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作了详细分析。他们总的认为，“大跃进”是中国革命转变的起点。大跃进方案是建立在乌托邦乐观主义基础上的，它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他们的评论包括了如下几点：
第一，关于”大跃进”的根源。在这个问题上，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的观点与施拉姆相似。他们认为：首先，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他对仿照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出现的问题的反思有关系。“大跃进”主要是毛主义用来替代苏联发展策略的另一个选择。毛把“大跃进”设想为摆脱苏联发展模式的束缚的一条出路。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把农业作为出口物的源泉，政府对农业保持高征购的固定水平，以致给农民带来严重后果。中国农村情况有两点不同于苏联：一是农村人均产量低，1957年人均为290公斤，比苏联1928年人均566公斤低一半。二是苏共党员70％在城市，而中共党员70％在农村。上述情况使毛泽东和中共不愿意采取以农村的痛苦和成百万农村居民挨饿为前提来发展重工业的策略，毛泽东在1957年后期开始探索一个在中国可以提高农业产量，同时又使资本占有量多的重工业能够迅速发展的战略。这就使毛泽东转向利用政治和组织的手段来提高农民产量的战略。
其次，双百方针运动的失败，及其由此导致的1957年反右运动，大大损害了城市知识分子和主要依靠他们的贡献的任何发展战略的声誉。对知识分子的惩罚改变了人力资源的参数，而这种参数必然会影响政府所采用的发展战略。毛泽东相信适当地动员民众就能完成“资产阶级专家”认为不可能而不予以考虑的工作的人的地位。这样，在城市和农村地区，便出现了由专门技能向动员群众的转移。
①以上参见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六章，第164―173页。最后，在根本层次上，产生“大跃进”策略的动力，来自中共历史中非常深远的思潮。在中共领导的斗争史上，革命处于成败关头时，一批创造性的以广泛动员各种力量为核心的军事和政治的政策保证了胜利。由于毛嫌恶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带来的政治结果（组织机构的官僚化，经济工作的专门化和专家地位的显著化等），以及他渴望工业迅速发展的机会似乎构成了威胁农业基础这一薄弱环节的想法，因而他转而回头注意延安精神及其方法，并把它作为希望的源泉。他企图用动员群众、社会平等、抨击官僚主义、藐视物质上的障碍来再次拯救革命。
第二，关于“大跃进”的策略。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认为，毛的“大跃进”的策略有四个主要部分：一是靠充分动员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以弥补工业和农业两者资金的缺乏。二是通过为中国经济的主导部类制定宏伟目标，以及在根本上真正鼓励使其他部类赶上这些主要部类的任何改革，来完成“计划”。三是在工业中，既依靠现代的也依靠传统的方法来提高产量。四是在所有领域，蔑视技术规范（以及强调技术规范的专家）以利于获得用这个年代的词汇来说是“多快好省”的效果。实际上“多快”淹没了“好省”。
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认为，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直到1958年晚期，仍然认为大跃进的基本策略是正确的，但是毛还是采取了有力措施来抑制“大跃进”的过分行动。1959年，他决定采取强有力措施以防止把“大跃进”变成灾难。他要求减小公有化的程度，但是各省的干部不肯从他们的立场后退，不愿意承认这个运动中的问题，在1959年春季以前毛把他的大部分精力用于抑制“大跃进”的过分行动上，尽管没有奏效。①..
迈斯纳对“大跃进”的研究也倾注了热情。他认为“大跃进”的出现绝非偶然，除了毛泽东的乌托邦热情和期望以外，还和毛泽东主义关于经济发展的独特理论有关。这种独特的毛泽东经济理论是在试图解决如下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
第一，直接和紧迫的问题是日益严重的城市失业与农村半失业的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没有解决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而第二个五年计划看来也无能为力。其次，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是如何加速“原始社会主义积累”的进程。由于不太可能使用外国投资，这个问题就变成如何最有效地使用中国的主要资源即人力问题。但这反过来又使集中发展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成了问题。除了城市工业化的社会结果外，毛泽东主义者还提出了继续依赖于苏联的发展模式是否能适应中国国民经济发展需要这个问题。第三，人们普遍承认中国需要“技术革命”，但问题还在于，在不产生官僚主义和社会不平等的前提下（在不允许享有特权的技术知识阶层发展的前提下），如何才能迅速地掌握现代技术和现代科学，又如何才能获得这种掌握。
就第一点而言，现代世界经济落后的国家的特征之一，就是城市化的速度比工业化的速度快得多。从1949―1957年，中国城市人口由5700万增加到1亿人口。他们在城市企业中找不到职业，造成了城市中失业和半失业人数不断扩大，城市失业问题接近于发生危机的程度。尽管毛泽东对人口控制也表示了支持，并采取了诸如下放运动等措施，但是即使从希望而言，也需要5―7年的时间城市才能吸收多余的人口。这样，就使毛泽东不得不考虑经
①参见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七章，该章为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肯尼思・利伯塔尔撰写，第310―328页。济发展的新战略，继续强调大规模的资金密集型的现代工业发展战略，便必然要使失业和半失业的人口进一步增加。这就迫使毛泽东主义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实行重大改革，将发展的重点由资金密集型的项目全部转移到劳力密集型的项目――即从重工业转移到相对来说投资较少且要求最大限度使用人力的农业，轻工业和小规模的工业企业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行“大跃进”的方针，目的是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城市和农村人口失业的问题。
就第二点而言，促使毛泽东采取“大跃进”的经济战略发展的新方针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决心避免城市剥夺农村，同时相信通过大规模地发动和利用群众，特别是利用农民群众尚未发掘的劳动力，就可以更快地积累资金，更公平地进行投资。苏联的经济发展战略，是有意识地从“集体化”了的农民身上抽取实现工业发展的速成计划所必需的资金，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完全服从于尽可能迅速地制造一个巨大的重工业基础这一压倒一切的目标。如果继续采用苏联的模式，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能否实现将很成问题，而且必然将以日益加强对农民的剥夺为代价。毛泽东既不愿意采取继续剥夺农民的政策，又不愿意放弃重工业发展的目标，他决心采取“农、轻、重”同步发展的方针，促进三个经济部门蓬蓬勃勃共同增长、互相促进。这就是：促进轻工业为农民的消费生产廉价的商品，从而极大地提高农民增加农业产量的积极性，农业产量的提高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轻工业的发展，从而为国家重工业发展积累足够资金创造前提。要实现这种同步发展的关键，在于发挥中国的人力，通过建立新形式的社会组织和适当的思想指导，便能在一场全面征服自然的战斗中，发挥和发动至今尚未利用和充分利用的中国人力资源。因此迅速发展经济的新战略的重点在农村，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将转向发展需要资金很少的中小型工业。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结合，被认为是适合中国社会基础与经济基础的，地方工业的发展将会促进中国比较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地区间社会经济的不平等，消除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
就第三点而言，毛泽东的“大跃进”方针，并不是“反技术倾向”。毛泽东比任何人都更强有力地强调对现代科学技术的需要。但是，他强调必须从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政治目标相结合的角度来考虑技术问题。首先必须打破中国对苏联技术的依赖。一方面苏联的技术不适用于小规模的农村工业化；另一方面依赖苏联的技术，会导致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依赖心理，并压制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实行技术革命需要自力更生。其次，毛泽东认为现代科学的发展会产生技术特权阶层、培养官僚主义和社会不平等，因此必须以政治手段保证科学技术的使用符合社会主义的目的。为此，必须依靠工农群众发展现代技术，他们将在日常生产进程中掌握现代技术。正如中国将在技术上不依赖于其他国家一样，工农群众也将在技术上自力更生，不依赖于知识技术阶层，所以群众发展技术成为“大跃进”目标之一。①
此时，威廉・A・约瑟夫对“大跃进”也作了如下分析：首先，“大跃进”是可以划分为阶段的。第一阶段可以称之为“稳步革新”时期，时间为1958年夏末以前。它意味着一场全面规划，它要从性质上为人民共和国创造一项新的发展战略，既要实现经济发展的超速度，又要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大跃进”的第二阶段是高潮阶段，即1958年夏末至11月底12月初。
①以上参见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译东的中国》第十二章，第这个阶段转而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把“大跃进”说成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不仅表现在经济目标的夸大上面，而且还表现在动员群众的政策提法的改变上面。张春桥在上海市委机关刊物《解放》上发表了一篇鼓吹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度的文章，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人民日报》10月转载了张的文章，毛泽东在编者按中肯定张的观点除了“某些方面的片面性”外，“总的说来是正确的”。
“大跃进”的第三阶段是一次退却，标志是11月底至12月召开的武昌会议。这一阶段一方面肯定了公社化运动的主流，并号召在1959年展开“一次更大的跃进”，要一如既往地“增加共产主义成分”；另一方面强调每一个马克恩主义者都必须清醒认识，过渡是一个相当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贯穿这一全过程的社会，在性质上仍是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中。要使所有制的
形式的改变切实可行，可能要“花十五年、二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在1959年2月底至3月初的郑州会议上，进一步进行了政策调整，这对恢复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有一定作用的。
“大跃进”的第四阶段是1959年第4季度和1960年上半年。这个阶段经过庐山会议之后，一些较为激进的“大跃进”政策恢复了。例如，虽然农村和城市都经历过1958年至1959年的特别困难时期，但这个时期在农村建立了人民公社，在城市建立了公共食堂。
威廉・A・约瑟夫对“大跃进”的起因，表示了不同于其他美国学者的看法。他认为，“大跃进”的许多具有“革新意义”的政策，其原动力主要来源于基层，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央对于过渡的速度和宣传基调的逐步升级，有明显的责任。毛泽东认为基干部的热情和积极性是非常宝贵的，问题出在负责执行政策的干部的工作作风上。毛泽东对“大跃进”高潮既有肯定又有批评，表现了他的矛盾心理。在毛泽东看来，纠正“大跃进”的过火现象，主要是纠正干部的工作作风，而如果藉此对“大跃进”的根本路线进行怀疑则是根本不能接受的。他不能看到1959年上半年深入地批判“大跃进”策略的重要性。①..
威廉・A・约瑟夫认为，毛泽东采取“大跃进”的政策，基于对以下若干问题的考虑：中国自解放以来，总体上说在经济上的发展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业和农业迅速地并相对平衡地实现了社会主义化；1957年反右斗争的胜利，表明已消灭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残余势力；1957年底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为标志，表明国际力量正在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明显转变。在这种乐观估计之下，毛泽东日益感到担忧：如果没有对群众的进一步动员和社会经济等的持续发展，中国革命将有面临官僚主义和退化的危险。因此，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认为，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上，为了加快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一种“大跃进”的做法，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对于履行党的革命使命，也是完全必要的。
以上美国学者对“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研究介绍，只是不完全的概述。他们的研究具有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对于我们的研究具有启发性。
大跃进是应当否定的，但是大跃进中人民群众的热情和主动精神，大跃进中群众解放思想推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首创精神，却是值得肯定的。
①参见威廉・A・约瑟夫：《极左思潮与中国》，东南大学出版社1989，第3章，第77―87页。
美国学者几乎一致地看到了这样一点，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目的，是为了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建设模式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既是毛泽东一贯的指导思想，又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一定经验之后，毛泽东的必然思考。许多因素影响了毛泽东采取“大跃进”的决策。最初的动因集中在必须争取较高的建设速度，同时能够避免出现苏联那样把农业整得很苦，国民经济不能平衡发展的弊病，以及避免西方有的国家从发展轻工业人手，致使重工业发展不快，国力不强的弊病。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决定探索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这条道路的特色是：既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又要实行农、轻、重并举；既要重视科学技术，又要充分依靠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既要实行中央集权，又要下放权力，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既要重视现代工业的发展（洋），又要重视农村社办企业的发展（土）；既要重视经济的发展，又要重视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既要使经济发展获得高速度，又要使社会生活健康化、革命化、文明化；既要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又要依靠革命传统。毛泽东力图构想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应当说，这种最初的设想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一定可行性的。从中可以看出：第一，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决不是小农式的、封闭的、闭关自守的。他放眼世界经济的发展，认真思索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力图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因而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是现代的、独具特色的。第二，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不是孤立的，他的经济思想是他的全部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在考虑经济问题时，总是把它和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他决不追求单纯的经济发展，而是追求社会的全面发展。第三，他在“大跃进”前期提出的若干发展经济的设想和理论，虽然在“大跃进”的继续发展中，这些理论或者被片面运用，或者被不恰当运用，或者被夸大运用、没有取得应有效果，毛泽东自己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在思想上和认识上也产生了片面性，但是他在前期提出的发展经济的理论，无疑包含了许多宝贵的探索，提供了考虑问题的思路。我们在经济建设中的许多政策的思路，是继承和发展了其中的合理成分的。
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十分复杂，内容也十分丰富，有待我们仔细研究。
毛泽东这位时代的巨人虽然已去世16年了，但在中国、在世界上他的影响将长期存在。美国各界人士对毛泽东的兴趣并没有降低，他们还在孜孜不倦的探索毛泽东的奥秘。就在我掩卷搁笔时，从美国寄来了刚刚由纽约枫林出版社出版的澳大利亚学者赖特・尼克编辑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81―1989）》的中国学者的论文选集，这个选集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学者对毛泽东研究的情况。拙作《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也有幸收录其中。看来西方和美国学者不仅关注对毛泽东本人的研究，也关注中国学者对毛泽东的研究，这是值得欣慰的事。
毛泽东这位中美友好的关系的缔造者，在中美人民心中树立起一座永恒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