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毛已深信根据地是不可少的，1928年秋，毛在对士兵讲话时解释说，根据地之于部队，就象臀部之于人一样。没有根据地或没有臀部，人就不能休息。只得到处奔跑，直到累死。
两年前，毛拒绝执行湖南省委向湖南南部进军的命令，这次，他认为上级党的命令可能危及他的部队和革命根据地的生存时，又有意识地违背上级党的命令。
蒋介石与共产党决裂并无情地镇压了上海的工人运动，从而彻底地结束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政策。但是过了五个多月，斯大林才同意放弃这个合作的原则，而中国共产党人某些人却过了更久才与过去的政策决裂。斯大林这样做的主要动机是想要保住他无所不知的神话。1927年春，苏联党内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派作殊死斗争的路线正在形成。如果能证明斯大林应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责，那么对他的威信就会是个沉重的打击。因此，从来没有将中国作为主要问题的反对派这时对斯大林发起了全面的攻击。斯大林的辩护是：他早就料到蒋介石会叛变，但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现在证明，他的政策在武汉当局打交道时仍然是起作用的。
但中国共产党对此却有不同而且更为复杂的看法。他们对武汉的“国民党左派”不象斯大林抱有那么大的幻想，尽管他们之中仍有人抱有不切实际的乐观态度。但是，如果他们当时就与国民党决裂，他们就会遭到极为严厉的镇压。一些象毛这样的仍然有幸能在汪精卫和唐生智统治下和平地生活的人，从同志们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的遭遇中完全清楚地看到，如果进行一场实力的较量，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几乎于蒋介石在上海镇压的同时，张作霖在北京袭击了苏联大使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许多共产党员被捕，不久即被处以绞刑。广东也开始了镇压。在这种情况下，很自然地有两种考虑，或者不惜任何代价，不论需要作出多少妥协，坚持与武汉的国民党联合：或者断然与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决裂，竭尽全力举行革命起义，推翻国民党政权，为倒下的同志们报仇。这两个政策，党逐一试行过，但都失败了，以后毛泽东经过长期和痛苦的努力，创造并应用了把革命暴力与战术灵活性相结合的工作方法，终于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
国共联合的破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斯大林确定下一步该如何办以前，处于停顿状态，与此同时，共产党尽最大努力与武汉的国民党领导人和好；第二个阶段，力图与汪精卫和唐生智合作，但同时建立共产党对基层的控制，这种作法终于导致7月与武汉方面的决裂；第三个阶段，竭尽人事地利用“国民党的旗帜”和少数仍愿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保持一致。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后两个星期，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特点是讨论相当混乱。这不仅由于斯大林的政策本身就是矛盾的，还由于参加会议的两名苏联代表对莫斯科的路线作了截然不同的解释。一位是鲍罗廷，他的正式头衔是国民党政策顾问，他还是莫斯科驻中国的最高特使。但共产国际不久前又派来了一名正式代表，印度人M・N・罗易。罗易表面上捍卫当时正统的观点，实际上却歪曲它，使之更带有宗派主义倾向，对共产党的资产阶级盟友采取不妥协的态度。自从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他一贯就是如此的。鲍罗廷在与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和好的问题上甚至比斯大林走得还要远，他得到了陈独秀的支持。
这两人之间有一个最奇怪和有趣的分歧，这就是鲍罗廷提出了“西北理论”，而罗易却驳斥这个理论。这个理论号召共产党暂时退到反动力量比沿
它们的意义却完全不同。因为它不是要建立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立武装，而是寻求一个军事庇护者来代替另一个军事庇护者。当时，唐生智的态度越来越令人感到忧虑，因此，共产党应该离开他的辖区，转而依靠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庇护。鲍罗廷和陈独秀提出的这一理论的必然结论就是共产党应该支持武汉国民党夺取北京的计划，从而可以打开通向冯在北方势力范围的道路。
罗易的意见与此相反。共产党人不应以这种方式来“扩大”革命（实际上只能是削弱革命），而应该回到革命热情高涨的原基地广东去“深化”革命并进行土地革命①。
显然，土地改革对武汉政权的前进方向是个试金石，因为只有进行土地改革才能改变农村的阶级关系，最终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提供坚实的基础。代表大会在这个问题上，就象在所有问题上一样，决定执行1926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会议的指示，虽然在全体会议以后，形势已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共产国际在土地问题上的指示并不是很明确的。斯大林建议中国共产党继续进行土地改革，但是只能在国民党能接受的范围内进行。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会议具体地规定：只应没收反国民党政权的反动军阀、地主的土地。对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讨论过程中，出现了三种意见：
1.代表大会只应全面执行第七次全面会议的指示，规定只没收“反革命”拥有的土地。2.代表大会应继续坚持“政治”没收的原则，但必须改写全体会议的规定，即地主们有责任提出证据，不仅仅没收“反革命”的土地，而是应当没收一切大地主的土地，但凡能证明是革命军队军官家属的“革命”大地主，则不在没收之列。3.立即没收一切土地。②毛在这次讨论中起了什么作用呢？毛在他的自传中说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提出的“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的主张，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由于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根本未能讨论。①事实上，毛的报告的最初文本并没有就土地改革②提出过具体的建议，但正如前一章所述，毛根据他在湖南的经验确实提出过显然是激进的主张，这个主张他在共产党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曾向国民党的土地委员会提出过。他那时提出凡土地超过三十亩的即是反革命，所以他的主张不是接近于上述第二意见，而是接近于第三种意见。（代表大会最后通过的是第二种意见，该意见大致相当于国民党所执行的“政治没收”的政策。）
因此，在1927年4月，毛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左翼，虽然不是极左翼，因为他在国民党土地委员会的四月会议上，由于不够激进而遭到其他共产党员的批评。但是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他那时立场的独创性和对今后的意义，我们要考虑的不仅是他要没收什么人的土地，而且要考虑他所提出的没收方法。在土地委员会四月会议上，他建议由农民自己采取直接行动，或者以“经济没收”的形式――即简单地拒绝缴租，或者由当地农民协会组织实际重分
①见诺恩与尤丁合著《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另见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第121―122页。莫斯科在接到询问对中国革命意见的电报后，冷漠地回答说中国同志应同时执行这两个政策。②《中国季刊》，1962年第9期第162页上江渡辰吉的文章。①斯诺：《西行漫记》，第136页。（此处与斯诺原文不符。――编注）
②但有一处提及土地改革，参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55―58页。大部分党的领导人同汪精卫和谭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