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1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次会议。
9月30日，朱德为会议作了以“毛主席万岁”为结束语的闭幕词。10月1日，毛站在天安门上正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毛泽东根本就是一个中国小说和戏剧上的人物..。毛带有强烈通俗文学特点的领导风格使他和农民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也可能对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来说容易显得不那么温文尔雅。相反，他使中国西方化和现代化的目标（虽然用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得到大部分城市居民的赞许，却稍稍扰乱了农民的心。
1948年，根据毛的建议，中国共产党公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有一条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①为了组织这个会议，共产党的领导人于1949年6月成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这个时候，这个会议叫作“新政治协商会议”，以表示和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一脉相承，只是那次会议因蒋介石反对会议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建议而失败。）毛在筹备委员会上的讲话中宣布，需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接着，他又重新说明他自1945年以来经常谈到的关于未来中国的定义：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②
毛在同一个讲话中声明：
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①
但是，这并不是说他在支持“他们的走狗，中国反动派”的帝国主义者（显然是美国帝国主义者）和苏联之间，采取了一种中立态度。即使美国到头来也许会“不再勾结”中国反动派，毛也显然不相信和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有任何真正合作的可能性。他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并于1949年6月30日发表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尖锐地声明：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②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是毛所有著作中最重要和最有新见地的文章之
①《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1页注[4]。
②《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同上，第1400―1401页。毛在1945年4月向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时，宣称他的目标是“浊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他在当时的著作中常用这个句子。①《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3页。②《论人民民主专政》，同上，第1410页。联合政府》等著作中抽出精华，然后以简练尖锐的形式表达出来。与此同时，他已经拥有的权力以及即将正式授与他的权力，使他可以比他在1937年至1945年期间坦率得多地来谈这些问题。在那个时候，毛自己觉得有责任去企求（或者看起来在企求）国民党的合作，承认国民党在一段不确定的时期内的领导作用――即使对每个决意要了解毛言外之意的人来说，都很清楚毛决心要把真正的权力握在自己手里。现在他可以很方便地放弃所有这种妥协，并且毫不含糊地确定他本人权力的现实以及他要用以重新塑造中国社会的方法。
这篇文章中设计的前景既灵活又死板。它让中国很广泛的一部分人参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仅在统一战线中和工农结成联盟，而且它们将无限期地包括在“人民”之中。它们作为人民的一部分将享有“反动派”――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和国民党联系的那部分资产阶级）――被剥夺的权利。它们甚至还要参与针对反动派的“人民民主专政”。毛写道，“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①但与此同时，毛相当明确地指出，只有在规规矩矩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才能有完全的公民权。他呼吁要立即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他坦率地给国家机器下了个定义：“压迫敌对阶级的工具”。在最近的将来，这个工具就要用来改造和消灭地主职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至于民族资产阶级，毛写道：
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②
1949年9月21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最后的名称）的第一次会议。①会议开到9月30日，批准了由毛泽东主持新政权的组织和组成。毛本人在第一次会议上作了充满强烈民族自豪感的开幕词，断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永远不再作受欺负的民族”。②9月30日朱德为会议作了以“毛主席万岁！”为结束语的闭幕词。10月1日，毛站在天安门上正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就这样，过去五年里毛一直谈到和写到的“联合政府”成立了。可是这个政府和1944年他首次设想的那种政府十分不同。确实，政治协商会议包括十四个党派和各种其它的团体，还有无党派的“民主人士”，在政府和国家副主席中都有非党人士。（毛下面的六位副主席中，包括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两个最重要的小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各有一位代表。）可是大家都很明白谁握有真正的权力。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作为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基础的“共同纲领”，完全符合毛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规定的重要原则，包括他对人民下的“四个阶级集团”的定义以及“一边倒”的外交政策。③但是，我们不能把政府中有非党人士参加简单地看作是毫无意义的。由于普遍厌恶国民党，普遍渴望以任何代价换
①《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2页。①9月27日，北平正式改称为北京，计划代替南京作为首都。②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167―168页。③《共同纲领》和周恩来关于共同纲领的报告，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文献》第253―274页。支持的具体象征。从毛自己看来，这也符合他打算在不久的将来所奉行的比较温和的政策；
毛和他的同事面临两桩伟大的任务：巩固对国家的政治统治；开始恢复战争破坏的经济，然后来奠定将来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个负责引导中国走向政治安定和经济进步的难以理解的人，在许多方面对他担负的使命是非常称职的。他具有三十年的政治经验。抗日游击战争以及反对国民党的国内战争的那些年月，使他的领导才能以及斯诺在1936年就提到过的冷酷无情特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与此同时，斗争的年月也教育他懂得群众支持的重要以及动员群众的方法。由于他出身于农民，他了解群众精神世界的需要。左舜生写过：“毛泽东根本就是一个中国小说和戏剧上的人物”。①这不是全部事实真相，但是这是事实真相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无疑也增加了他对大部分人民的吸引力。可是当毛在1949年着手完成其任务的时候，并不存在着一个统一的中国，而是几个中国，他个性中对一部分中国人有吸引力的那些方面，往往使其他人反感。毛带有强烈通俗文学特点的领导风格使他和农民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也可能对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来说容易显得不那么温文尔雅。相反，他使中国西方化和现代化的目标（虽然用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得到大部分城市居民的赞许，却稍稍扰乱了农民的心。
在毛的性格中，只有一个品质得到了他同胞的一致反应：他维护中国尊严和民族利益的坚定决心。当他1949年12月去莫斯科寻求对建立新政权的援助和支持的时候，充分显示了他的这种品质。毛在12月16日抵达苏联首都，恰好赶上22日*①庆祝斯大林的七十寿辰。
毛和斯大林第一次见面的境况并不很有利。斯大林对毛崛起控制中国共产党没有出什么力，虽然毛一胜利，斯大林就承认了这个事实――至少在外表上――他也没有表现出巨大的热情来帮助他的中国同志从国民党手里夺取政权。他持这样的保留态度，理由之一无疑是担心，如果采取更有挑衅性的政策，美国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干涉行动。这种担心现在看来是没有根据的。但第二个也许是更为重要的理由是，他不愿意出现一个可能不象其欧洲卫星国那样驯服的另一个共产党大国，这种情况后来一直存在，诚然，近年来中国人的态度很可能更增长了苏联人这种厌恶情绪。
我们已经注意到刘少奇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的重大意义，他在报告中欢呼毛泽东思想是其他东方国家人民的指导思想。次年，刘在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次反响极大的谈话中，进而更明确地提出了类似的思想：
毛泽东伟大的贡献在于把欧洲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亚洲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广大人民生活在饥饿的边缘，耕作着一小块土地..中国在试图过渡到更工业化经济的过程中，面临着先进工业国的压力..东南亚的其它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中国所选择的道路对他们都会有影响。①
①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载《近代史中国史料丛刊》第49―50辑，1967年台北文海出版社版，第536页。①*原文如此。――编注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毛泽东思想》，载《亚美》杂志第11卷第6期（1947年6月），第161页。
这篇文章对斯大林的影响可以从下列事实看出：斯大林亲自干预禁止斯特朗女士写的关于毛的书在苏联出版，因为此书强调了毛的独创性的贡献，但斯特朗女士的书已在东欧一些国家出版。
的道路..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②但是苏联的发言人根本不同意中国“道路”的独创性，而是继续强调毛和他的同志所做的一切都应归功于俄国人的榜样和援助。③
至于斯大林，他继续用他的行动来表明他不想全心全意支持毛和他的同志们。1949年1月，李宗仁当临时总统期间，苏联驻华大使馆和李一起草拟了一份两国协定的草案，规定中国在未来的任何冲突中保持中立以及消除美国影响以换取俄中（国民党中国）的“真正合作。”④而且在4月，苏联大使是唯一陪同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的外国外交代表，共产党军队进南京的时候，苏联大使没有留在南京。苏联人甚至在5月还继续同国民党政权（这次还是以蒋介石为首）谈判新疆的经商权。①
鉴于这种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敌对背景，毛和斯大林之间的谈判不可避免地是长时间的和费力气的。毛在1950年1月2日和塔斯社记者的谈话中，表示他可能要在莫斯科逗留“几个星期”。但他又说，确切的逗留时间将部分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②事实上，他在苏联呆了九个多星期，最终也只部分地满足了他的国家的利益。
1950年2月14日圣瓦伦丁情人节签署的协议，缔结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条约保证苏联支持中国反对日本的或者任何直接或间接和日本合作的国家的进攻。单独有个协议规定苏联五年内每年给中国贷款六千万美元一无论和美国给国民党的援助相比，或和苏联给东欧卫星国的贷款相比，这都是一笔很小的金额。可是为了取得这笔数目有限的款子，毛被迫同意苏联可以继续留在旅顺和大连，直到1952年到期。（事实上斯大林后来没有遵守这个期限，他去世以后这两个港口才归还中国。）毛还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并含蓄地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属于苏联影响的范围。虽然蒙古人十分清楚地表明他们不希望中国或是苏联宗主权的干涉，但是对一个从少年时代就因中华帝国的分裂而忧心忡仲，而且总是把这个帝国版图的定义说得尽可能广阔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副难吞的苦药。1936年毛就坚信，一旦中国革命胜利，外蒙一定会出于自愿加入中国联盟，1939年他把外蒙和内蒙都归在中国国境之内。①没有理由认为他后来改变了他的看法――可是在这方面就和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他不得不向现实妥协。
2月17日，毛即将离开莫斯科时，发表了一个声明，宣称新条约中确定的中苏友谊是“永久的，牢不可破的”。他还在访问了工厂和集体农庄以后
②《新华月报》，第1卷第2期，第440―441页。③关于莫斯科和北京的不同观点以及对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的例子，见卡里像・德昂科斯和施拉姆著，《马克思主义与亚洲（1853―1964）》，巴黎阿芝・科林公司1965年版，第93―100、361―397页。④《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第293页。（见《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上卷，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版，第238页。――编注）这项协定未能实现，因为美国政府认为李宗仁要求美国援助而同时又与莫斯科谈判消除美国影响是“不可思议”的。
①唐卓：《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502页。
②《新华月报》，第1卷第3期，第579页。①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写道：“现在中国的国境：在东北、西北和西方的一部，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接壤。”下面接着列举了西方、南方和东方接壤的国家。在现行的版本中，在所引上句以后又增加了7句：“正北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5页。延安官方解放社在1939年出版的原来颀本中，既没有提到蒙古，也没提到北方的国境。如果这是一个“遗漏”，那么1949年1月北平新华社出版的本子以及1949年6月在香港出版的本子，都没有改正。至少1939年的本子上这问题惹人注目地悬而未决。（毛在细致列举所有接壤国家时，没有其他漏掉的。）但是看来他所指的“东北和西北”，本意十分可能是指与苏联交界的整个半圆地带，蒙古则被看作是中国这边的一部分。毫无疑问，他这个想法至少有一部分是真诚的。他毫不动摇地想保持对他自己革命的控制权，但并不意味他愿以一切代价证明他的独创性，也不意味他不愿向苏联经验学习。与此相反，由于毛长期以来在组织共产党和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方法上运用列宁主义的许多原则，他现在打算充分利用列宁接班人在建立国家机器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方面所用过的方法。过去为了取得政权，他把列宁主义的策略和自己的游击战术结合起来，他现在要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况应用苏联的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
在这些特殊情况中，最重要的是国家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以及农民的极端重要作用两条。毛在断言人民民主专政毫不担心能有力量“改造”民族资产阶级以后，在他著名的论文中宣称：“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①这确实是支配全部新政权历史的一个问题。用毛自己的话来说，全国范围内的基本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②，这是指走向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长征。在这个艰巨的任务中，二十五年来承担了武装斗争全部重担的农民，仍将是“工人阶级的主要同盟者”。可是只有农民在经济上充分起作用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在政治上充分起作用。对毛来说，农民在经济上充分起作用就是指“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如果说这里指对农民的“教育”，那就没有充分表述出实际情况。毛十分了解，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在农村进行一场包括吸收现代科学技术和科学知识的文化和知识革命，以及转变那时时处处渴望土地的农民个人主义世界观。这种对传统的思想和行为的大变革，只会受到某些中国农民的欢迎，但是会受到其他农民强有力的反对。而且，长时间的作战和受苦，连人民解放军中有政治觉悟的农民也希望好好休息，享受他们的胜利果实。早在1948年，毛就反对过共产党统治下的新闻通讯社和广播电台所宣传的“贫农打江山坐江山”的观点。①
要说服农民不应当休息而应当进行艰苦的“改造”，同时还要给予足够的支持来维护政权的稳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毛和他的同事无疑已经开始做这个工作，可是最近的情况说明他们离达到目的还很远。但是，在五十年代初期毛刚从莫斯科访问回国制定新政府的基本政策的时候，似乎在这方面没有见到有直接的困难。改造农村社会和经济关系的第一步，是完成“解放区”在内战开始后一直在进行的土地改革。当然这是完全符合列宁主义学说的。按照这个学说，常常规定土地个体所有制是走向集体化道路的一个阶段。可是，毛以一种特定的形式运用这个政策，他强调剥夺地主土地所起的“教育”作用。
毛在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
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农村白色恐怖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抢毙一两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②
②《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天津中苏友协1950年版，第4―5页。①《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4页。②《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同上，第1376页。①毛非常简练的中文原文中说“贫农打江山坐江山”。“坐”有《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23页上所说“统治”的意思，又有休息的意思。②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57―267页。由于发现这个说法太温和，毛在1951年的版本中把“一两个”改成“几个”。在新政权建立前后，土改随红军进展而铺开的时候，毛怂恿农民起来杀死不仅是一两个而是一大群地主。与此同时，他，继续告诫干部，就象他1948年以来所做的，要反对“乱杀”①。
然而，他不回避暴力，他把暴力看作是改变农村力量对比和心理关系的主要方法。在毛看来，除了事实上许多地主过去专横地殴打和杀害他们的佃户因而理应受到严厉惩罚以外，只有当佃农在群众集会上痛斥过去剥削他们的人然后处死他们的时候，农民才体会到有了改变，他们现在是主人了。
在这农村的第一次革命高潮中，受害者的数字相当有限；最苛刻的提供消息人士之一，说过约有“数万人”②受害，这大约等于地主总人数的百分之零点五。真正的恐怖浪潮还在以后。从政治和心理上来说，这对所有有关的人并不是一次很猛烈和精神创伤很大的经历。另一方面，从经济上说，执行的政策是非常温和的。和内战末期所做的相反，只有地主的土地要没收，而不包括富农的土地在内。③毛在1950年6月6日向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所作的报告中，说明了改变这个政策的政治和经济原因。从政治上说，富农已不再象“解放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生死斗争时”那样是一种危险。从经济上说，实行“保存富农经济以便早日恢复农业地区生产”的政策，是合乎需要的。④从表面上看，这个政策和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鼓励“富农分子”致富的政策有点相似，可是中国人没有经过初级的和过激的“战时共产主义”阶段就直接实行这个温和方针，而且他们也避免了新经济政策时期特有的鼓励私营企业的极端做法。在允许富农保留他们土地的同时，也严厉禁止他们占有更多的土地。再则，他们在政治上受到孤立，不准他们参加新的农民协会，因为这限于贫农和中农参加。
在改造现有社会关系的计划中，婚姻法几乎和土改法同等重要，婚姻法是毛在1950年4月30日颁布的。这个法的原则和目的，和毛大约在二十年前江西时确定的基本相同，那时，毛就颁布过一套临时的婚姻条例。其目的之一是确立妇女的平等权利，这是毛早在学生时代就深切关心的一桩事。他在1931年写道，“在封建统治下，妇女所受的压迫和苦难，要比男子受的多得多。”与此同时，婚姻改革的目的（1931年和1950年）是使“自由选择对象成为一切婚姻的基本原则”，从而对“整个封建婚姻制度”以及建立在这种制度上的家庭制度，特别是对家长对他们儿女的权利，都是一个打击。①
虽然，毛自从1919以后的一贯态度充分地表明，他认为婚姻自由本身就是合乎需要的，但这项改革显然也有政治作用，它削弱了家庭对个人的控制，从而促使公民形成一种以改造传统社会为宗旨的新型社会组织形式。同在农业方面一样，在这个方面，毛和他的同志们也着手解放潜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力量，以便在进入下一个集体化阶段之前，利用这些力量摧毁那
①见毛1948年2月15日命令，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27页。②③唐彼得：《今日共产党中国》，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57年版，第267页。③有些称“半地主”的富农，要没收他们不是和雇农一起耕种而是租出的那部分土地。见土改法第六条。要给予被剥夺土地的地主和贫农同样的一份土地。④《新中国的经济成就》，1952年北京版。刘少奇在6月14日的报告中对此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北京版，第7―13页。①此段引文摘自毛在1931年1月28日发布的江西苏维埃共和国临时婚姻条例（参见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337页）。这两次改革的原则和目的是相同的。1950年法律中的婚姻法全文，参看《婚姻法问题解答汇编》（文化供应社1951年版）第1―8页。婚姻法第一条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与毛在1931年所宣布的十分相似：“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滇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特别是由于来自家庭关系方面的阻力，在这两方面的进展甚为缓慢。在毛颁布婚姻法一年半以后，即1951年夏秋，党的最高当局一再斥责在共产党员甚至在干部当中，仍旧有人坚持“男尊女卑的封建态度”。①就土地改革来说，刘少奇在1950年6月的报告中宣布，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上改将于1952年底结束。而且他还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要保留“富农经济”，“只有在广泛应用机械耕种、组织集体农庄和农村“地区社会主义改造等条件成熟的时候”，它才能被废除。他宣布说，要做到这一点，“还要相当长的时间”。②
事实上，改造中国社会的整个过程不久便显然加快了速度。这个变化无疑部分是由于毛本人的急躁脾气，同时也由于一种自然趋势，任何革命运动一旦发动起来，便会出现猛烈的势头。可是，正当土地改革法将要实施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毫无疑义，朝鲜战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内政策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
莫斯科、北京和平壤在企图征服南朝鲜的决定中各自起何作用，现在还不大清楚，而且尚有争论。过去十五年当中，曾在不同时期提出过种种可能的揣测。有人把全部责任归于斯大林，有人又把一切归咎于中国人的好斗性。虽然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不大恰当，但是现有的证据看来是支持基本上是苏联首先提出战争这个结论的。毛可能默许，也可能没有默许这次战争（有些证据表明直到进攻前一天或前两天，他还没有得到消息）；可是，如果他默许了的话，也只是在他设想（无疑斯大林也如此）美国不会介入、北朝鲜可以自己完成这个工作的情况下才这样做的。（这两种假设看来都是合理的；国务卿艾奇逊在1950年1月12日明确断言，朝鲜不在美国防务范围以内；而且战争的头几天已使人大致料到，如果双方都没有外国介人，会有什么结局。）不论如何，不能想象毛会故意寻衅同美国发生冲突。内战还没有结束，在许多偏僻省份，孤立的小块对抗地区尚有待消灭；在西藏还没有建立起控制权；但最主要的是，毛决心打败蒋在台湾的残余势力。为此，邻近省份的部队都作好了准备，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进攻准备在夏季开始。①
这时，不仅共产党政权手上有其它的军事任务，而且为了节省国家财政开支，为了有更多工人参加生产活动和反对通货膨胀，毛和他的同事用六个月的时间全力以赴集中精力首先解决部分军队的复员问题，这支庞大的军队是在内战期间形成的。
只有三分之一的农村人口经历了土改，另外还有一亿农民要在1950年下半年才开始土改。这样，大多数现有干部的精力就要投人这项工作。党的六月全会和国家机关的全部重点都是经济问题。毛在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开幕词和闭幕词中，总共只有一句话谈到外交，肯定了和苏联团结一致的重要性。朝鲜战争爆发前两天，也即1950年6月23日，毛在闭幕词中说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中国人民将受到两种艰巨的“考验”：战争和土地改革。他声称，“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第二种土改考验正在进行，只有土改结束才走向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①毛就是在进攻南朝鲜前两天还向他的同胞们特意保证说，战争的考验已经结束。而且，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几个月之中也没有认真做动员舆论的工作。报刊只用比较少的篇
①《干部学习资料》，第40期，特别请阅第11、25页。②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11页。①文伦・S・惠廷：《中国跨过鸭绿江：决心参加朝鲜战争》・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60年版，第21―22页。惠廷这本书总的来说仍是对这问题研究的最佳著作。①《干部学习资料》，1950年7月第11期，第7―12页。（见《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编注）
8月下旬，才看出点改变，一直到中国部队已经在鲜鲜打仗，反美才达到了高潮。②
鉴于以上一切情况，毛泽东根本不可能在6月25日以前故意实行他相信会使他的国家卷人战争的政策。确实，杜鲁门总统在6月27日下达“中立”台湾海峡的命令以后，毛所作的愤怒反应表明，他并不希望直接和美国对抗。
杜鲁门这个决定（同于预朝鲜的决定一样），标志着美国完全改变了原先的政策，③从而具有十分广泛的含意。从此，如果需要阻止中国共产党为征服台湾、消灭蒋介石敌对政府所采取的行动，华盛顿就要准备直接干预。由此，毛和蒋两人至今都认为纯粹是中国人的问题，就变成中美不直接冲突便不能解决的问题了。
面对局势的这种新发展，毛愤怒地断言美国总统已经证明他自己以前有关不干涉台湾的声明是“假的”，美国这样做是公开“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他重申了他的为人熟知的论点，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他还呼吁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进行充分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①
毛的声明同样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当时他对台湾比对朝鲜更有兴趣。他虽然肯定认为朝鲜在共产党控制之下统一是好事，但是，不能确定他会愿意恰巧在华盛顿似乎要解除其对华义务的关头，冒着把美国注意力拉向远东的风险，来实现平壤“兄弟党”的目标。（朝鲜共产党人最近以来对中国同志明显的不友好态度几乎不可能鼓励这种利他主义。②）
说得更明白些，朝鲜冒险可能达到的目的（证明美国软弱从而削弱美国在日本的影响，改变全世界的力量平衡），与其说符合当时中国的利益，不如说符合苏联的利益。当然，毛和任何人一样对于打“美帝国主义”感兴趣，但是他满可以等到国内局势巩固、清算了蒋介石以后才这样做。在最近几年发表的对朝鲜战争的惨痛回忆中，不止一次地暗示，中国人感到他们是为了苏联的目的牺牲了自己。
..苏共领导..指责我们要苏美“迎头相撞”，要把苏美推进核战争中去。
我们回答说，不，朋友们。收起你们的耸人听闻的造谣诬蔑手法吧。中国共产党岂但在言论上坚决反对苏美两大国“迎头相撞”，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力求避免苏美两大国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我们同朝鲜同志一道，在朝鲜的抗美战争中..宁愿自己承担必要的牺牲重担，①站在守卫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前线，而使苏联处于第二线。②
②根据我自己对这个时期《人民日报》的观察，我作出这个断言。请参看惠廷著《中国跨过鸭绿江》，第82―84、139页。③见唐卓：《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558―564页。他正确地强调了杜鲁门决定所引起的后果，特别是此决定注定了艾奇逊想使中国的民族主义起来反对苏联的企图要破产。
①《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页。②关于1950年前的朝鲜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见惠廷著《中国跨过鸭绿江》，第42―45页。①这里还包括毛个人付出的牺牲。毛的儿子毛岸英在战争中被害。岸英是毛和第一位妻子杨开慧所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莫斯科学习过。（1961年7月18日《工人日报》上有篇文章里，有一幅毛岸英回国时的照片，译文见于《中国大陆报刊综览》1961年9月11日第2575期。）鉴于毛近年来猛烈攻击“修正主义”，当时看来合乎逻辑的安排，毛岸英是卢契・隆哥儿子同屋这事，看来富有讽刺意义。②《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北京周报》1963年第47期，第12―13页。（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65页。――编注）
起作用，不论他自己是否全心全意同意斯大林根据战争只会是纯粹的朝鲜战争这种错误假定所作的决定，美国军事反应的气势和战斗力不久就迫使莫斯科和北京面临困难的政策抉择。八九月间，这两个共产党大国尽力促成以妥协为基础的外交解决。安理会的苏联代表①放弃了七个月来为了反对国民党代表出席而拒绝参加会议的做法，开始强烈要求举行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北朝鲜、南朝鲜参加谈判。这时华盛顿自信能获全胜，因此除了在联合国保护下统一全朝鲜以外，拒绝接受任何条件。甚至在中国日益尖锐和明确地警告说，如果有人威胁她的边境中国就要介入的情况下，也没有能冲淡华盛顿的这种乐观主义，或者阻挡住麦克阿瑟进军鸭绿江。②
这样，仅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年，毛就发现自己卷人了和美国的战争。新的义务必然造成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紧张情况。我们看到毛本人对待美国的态度虽然基本上是敌对的，但还是有其模梭两可的地方。中国的舆论整个来说还不是明确地反美。甚至在两国真正交战以后，以中国共产党干部为对象的期刊仍然认为有必要发表文章，耐心地解释为什么要把美国当作敌人而不能当作朋友。③
毛本人在1950年12月2日致天津工商界代表的一封电报中，赞扬了他们在10月发动的“抗美援朝”运动中所作出的贡“献，并含蓄地承认了亲美感情的顽固性。他宣称，“美帝国主义老对中国人民作了大量的欺骗宣传。一切爱国者应当拒绝相信这些骗人的话。”①
毛和他的同事承认有一部分人对他们进行这场冲突抱有糊涂看法，这无疑进一步加强了任何国家在战争时期都自然会出现的强制实行严厉纪律。镇压不同政见的趋势。结果便是新政权为建立它自己的势力而根除或者解除实际的或事实上的一切反对派武装时，空前频繁地采用恐怖手段和高压手段。
这个过程分几个阶段来进行，其特色是一个接一个的群众运动：肃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第一个运动是根据毛在1951年2月21日颁布的十分严厉的关于“惩治反革命条例”开展起来的，这个条例对定义下得很广泛的犯法行为规定了死刑或长期徒刑。②3月份主要城市召开了一连串的群众集会，一些重要的“反革命分子”在群众声讨他们的罪行以后，当场被宣判死刑。根据公安部长当时发表的一篇文章，几个月内在北京一个城市就举行了近三方次会议，参加者总数共达三百多万人。在华中和华南的广大地区，大多数人都受过这种“教育”③。报纸上天天有长长的被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的名单。
至于受害者的人数，1951年10月正式公布过。1951年上半年人民法庭处理了八十万件反革命分子的案件。周恩来后来宣布过，受审的反革命分子中“有百分之十六点八被判处死刑，大多数在1952年前执行。把这两份材料合在一起，就可知道1951年上半年处决了十三万五千人。实际的人数无疑多得多。敌对人士估计，被害者人数高达一千万或一千五百万。比较合乎情理
①可以记得，就是他的缺席才能使安理会得以通过杜鲁门总统介入朝鲜的决定，而且在联合国的赞助以及其他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进行了干预。②关于从8月至11月中国政策的变化，企图妥协的失望以及导致北京介人的几个阶段，见惠廷著《中国跨过鸭绿江》，第68―172页。③见《干部学习资料》，第21期，第11―26页。①《时事手册》，1950年12月20日第5期，第3页。②《人民日报》上有全文，1951年2月22日。③见罗瑞卿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1951年10月1日。如果我们取其中间数，即有二百万人被处死的话，这相当于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三（相当于在法国或英国那样大小的国家处死十五万人，或者相当于在美国处死六十万人）。对于这样一场大规模的社会革命来说，这个数字并不算庞大，在此之前进行的长期而残酷的内战中，双方死伤人数要更多些。而且，在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中，无疑有许多人事实上参与了有组织的或秘密的反政府活动――但其他人却仅仅是因为他们的阶级出身而被处死。当今北京辩护者中一些天真未泯者宣传说（尽管中国人自己并不这样宣传），革命是专靠温文尔雅的劝导和教育来进行的，显然，当时的情形远非如此。1951年的大部分时间，真正的恐怖气氛笼罩着全中国。
1951年10月，毛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次会议前的一次讲话中宣布，过去一年中进行的三大运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都取得了胜利。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土地改革在1952年底将要完成。美国对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入侵已被打退。至于“反革命残余”将很快在大陆上“基本肃清”。①肃反运动与以后的运动有实质上的区别，因为肃反运动的目的主要在于消灭居民中的一个部分。要在肉体上消灭的，只是某些“反动分子”，其他的反动分子要用送进劳动营的苛刻方法来改造，他们在毛要建设的新中国里不起任何重要的作用。相反，“三反”运动的对象是党内干部，“五反”运动的对象是“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都被当作新社会的正式参与者，要从这两部分人中清除的只是少数不良分子。因此，主要是用说服而不是用强制的方法来改造他们。
我们在考察另外一个运动的时候。这种方法上的差异显得更为清楚，这个运动就是解放以后立即开始而在1951年才达到高潮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夕，毛在政治协商会议所作的闭幕词中曾要求在这方面进行大量工作；1951年10月，毛表示满意，运动已经开展起来。毛在发起这次运动时强调，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思想改造是一种“教育和说服”属于人民范畴的人的“民主方法”，它根本不同于惩治敌对阶级的做法，敌对阶级“被迫通过劳动把他们自己改造成为新人”。②这与肃反运动所采用的公开恐怖手段相比，确实是一种不那么粗暴的方法；但是说它是“民主的”，也只是指参加运动人员之广泛，而不是指与运动有关的人对他们的命运具有任何有效的控制。
革命政权在努力改变中国的面貌时要依靠广大干部，而思想改造运动对于干部发挥作用具有极其重大的实际意义。但这个运动在展现毛的一般领导作风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它以相当纯粹的形式显示了北京政权自从建立以来每个行动在或多或少程度上所共有的目标和达到这个目标所用的方法。这次运动是1942年至1944年“整风运动”合乎自然的发展，它表现了毛热切地希望将互相冲突的要求个人“自觉行动”和要求履行正确的社会纪律两者调和起来。对于一个站在这个社会制度之外的人来说；这两个要求看来是互相矛盾的；两者可以调和，但是不能使两者都完全满意。毛却完全不同意这
①八十万件的数字是唐彼得在其所著《今日共产党中国》中提供的，第240页；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的讲话，可见于《1955年至1959年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和分析》，前言由罗伯特・R・”鲍威尔和费正清撰写（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03页。被害人数为一百万至三百万的估计，是雅克・吉那马兹在《人民中国》第3版第47页提供的（法国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吉那马兹将早现在是驻北京的法国武官，从1937年至1949年间也曾以同样身份在中国住了十年。他能看到大量情报，又是一位忠实而无成见的观察家，他的估计是很有份量的。①《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4日。②《干部学习资料》.第11期，第12页。蚁”，别的都不要。但是持有这种看法，不仅把毛本人思想过分简单化，而且也没有考虑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沧桑经历的全貌。他们摈弃了过去，也摈弃了过去对传统和合法当局的尊重。
但是他们发现，纯粹个人抗议得不到真正的慰藉和满足。旧的君主政体被推翻了，但议会民主制却没有成为一种有效的替代物。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心理上说，他们追求必然和肯定；从政治上说，他们渴望安定和效率。由于旧中国天下的崩溃以及使人蒙受凌辱的西方人侵，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从历史上说受到了挑战。以上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毁灭自我意识和建立自我意识那些惊心动魄经历的反应，而建立自我意识，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思想改造的核心内容。
罗伯特・杰伊・利夫顿在一份研究这个问题的令人赞赏的报告中提出，思想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以对现政权的新式孝道来取代构成传统中国核心道德价值观念的孝道。①他认为，重新确定个性的方向，即使对那些对现政权不抱同情的知识分子，也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因为这样做填补了前半个世纪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几乎普遍地实行的强烈反对父权所造成的真空状态。
对父亲的孝敬转变为对共产党政权的孝敬，关于这点，与把毛泽东看作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和眷顾万民的形象这种日益发展的个人崇拜之间可能有些关系，利夫顿没有作出推论；因此这里不用赘述。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毛个人是了解由于反对父权和反对以父亲为中心的传统所造成的真空的，他本能地懂得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对必然性和权威的怀恋。可是他的理解有极大的局限性。由于他从未接触过现代科技知识，他未能了解某些成问题的态度远不仅仅是他斥责的“自由主义”的表现形式；②它们是现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绝对相信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他认为其他任何人只要想得和他完全一样，就会富裕起来。因此，当他努力把自发行动和纪律调和的时候，他倾向于把重点放在服从上面。
相当合乎逻辑的是，思想改造运动和1942年至1944年的整风运动一样，事先和同时进行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有段时间，中共中央的一个专门的“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奋力工作，准备领袖著作的一个新版本，这个版本至今仍是中国出版的所有版本和译本的根据。我们已经在这本传记中一再看到，毛本人已全部把著作重新写过，以便修改青年时期的错误以及一切不符合现代正统观念的事实和理论观点。这个删改版的第一卷于1951年10月出版，可是从195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纪念日开始，卷内重要文章已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与此同时，主要的理论家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吹嘘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意义。①
由上述精神所指导进行的思想改造，其后果对某些人来说是悲剧；对另一些人来说是快乐，感情和理智上的安全；至于对其他一些人（或许是大多
①罗伯特・杰伊・利夫顿：《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心理；关于中国“洗脑筋”的研究报告》（纽约诺顿出版公司1961年版），第19章，第371、379页。本书是在广泛访问了经过思想改造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后写成的，是对这个问题最有趣和最有启发性的研究。另外还可参看E・H・沙因著《强制性说服》（纽约诺顿出版公司1961年版）。
②见《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30―332页。正如利夫顿很公正地指出，毛对“自由主义”下的定义，事实上包括了许多从传统中国伦理方面吸收过来的保护他人感情促进社交关系的原则，与通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毫无关系。见利夫顿著《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心理：关于中国“洗脑筋”的研究报告》，第383页。①尤其要看陆定一著《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载《人民日报》1951年6月23日；陈伯达著《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载《人民日报》1951年6月28日。动的学生、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并没有正规地受到监狱中被改造的西方人遭到的暴力，可是从人性方面来说，看来这次运动的任务十分含糊不清，一般他说具有压抑性。另一方面，对加强政权本身的作用来说，它无疑具有积极的效果。
毛在1951年10月23日的讲话中说道：
“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①
诚然，鉴于他们面临的艰巨任务以及缺乏足够的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干部，除非在遇到不可调和的政治对抗时，毛和他的同志们是不会听任这批训练有素的人力白白浪费掉的，除非在他们遇到了不可调和的政治对抗的时候。思想改造运动使毛和他的同志可以改造足够的不同阶级出身和不同政治经历的大学生、前国民党官员以及诸如此类的人，这样新政权就能够至少在一个时期内雇用他们。因此，正如毛说的，思想改造运动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和社会改革的一个决定性的贡献。
1951年年底，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运动同时进行，到1952年春季的“五反”运动，主要的重点放在社会效用上，其次才是思想的改造上。可是他们还是号召用思想改造所用的方法和肃反运动时所用的群众批判的方法，只不过进行时，态度不那样敌对。第一个运动涉及党和国家的干部，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三反”运动的最终结果是把犯有三项中一项或其他几项罪的某些人清洗出去，然后又推动有关的其他人积极地摆脱“资产阶级思想”。“五反”运动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情报的“五毒”，它主要涉及仍然以半自治方式经营他们公司的“民族资产阶级”、商人和企业家。“五反”运动是和“三反”运动相联系的，因为受商人的贿赂即国家公仆的贪污。民族资产阶级是个中间阶级（人民的一部分，可是仍然依恋它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次运动的方法和目的也是中间性质的。它的目的不象土改那样根本消灭一个阶级，并把这个阶级的成员降到体力劳动者的地位。农民并不需要地主耕种土地；但是工人阶级还需要工厂主和商人的技术来指导他们的企业。因此，这个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改造工厂主和商人的思想，为使他们为将来担任领工资的经理角色作好准备。与此同时，这次运动的目的也在于摧毁他们仍然保留下来的有权有势的独立地位，而这种地位是靠他们企业的人力物力得到的。因此，要他们交纳大量罚款，然后又用贷款使他们免遭破产，以此使他们在经济上依赖政府。比起对“三反”运动中牵连的干部来说，“五反”运动更多地应用了群众批判和强制的手段。虽然坐牢的威胁对于严重犯罪者来说常常近在咫尺，但压力主要是心理上的――职业毁灭的威胁，驱使大批商人去自杀。他们还用思想改造的方法要求商人在雇员面前“坦白他们的罪行”。①
毛这一次又居于这些运动的最前线。在1952年的元旦祝词中，他在祝贺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战线”上、在国防战线上、在土地改革战线上、在镇
②正如利夫顿指出，他有机会与之谈话的中国人，按照事物的性质来说，全是这个制度的“失败”，因为他们选择离开这个国家（西方人是强迫驱逐出境）。但是从他们表现出来的，对某些灌输的价值观念的接受程度来看，可以想到这些不同态度可以代表留下来的人的态度。①《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4日。①关于“五反”运动的生动描述，可见鲍大可著《共产党中国初期（1949―1955）》，帕尔马尔出版社1964年版，第135―137页。
以后，他对“三反”运动这个“新开辟的战线”，给予了特殊的注意：
（我要）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政治）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①
在毛发表这个极有特点的、重点放在斗争和戏剧性效果上的谈话的同时，中国的经济看来是沿着苏联的方针朝着有计划发展的轨道前进的。1952年组织起来的“互助组”，是一种松散的合作形式，与俄国经验的做法不尽相同；但是这些组织是走向苏联类型合作农庄的过渡阶段。②1952年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宣告将于1953年开始。1953年2月，毛号召他的同胞研究苏联经验，学习苏联经验。一个月以后，斯大林去世。毛对这位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列的时间几乎乌他积极参加共产主义运动一样长的人物，发表了最富文采和感情奔放的颂词。③这时，毛泽东是作为斯大林的忠实门徒，共产党中国是作为苏联的一个翻版而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但是，事态很快就表明实际情况远为复杂，毛在形成他用以领导他的国家走向“富强”目标的方法的过程中，他的好战性格至少和苏联的计划方法同等重要。
①《时事手册》，1952年第1期，第4页。（见毛泽东1952年的《元旦祝词》。――编注）
②关于集体化的初期阶段，见鲍大可著《共产党中国初期（1949―1955）》，第172―188页。
③关于这篇文章所表达的诚挚程度，参看本书第10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