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海伦・斯诺在1937年采访延安后所著的《红色中国内幕》(Inside Red China，中译名为《续西行漫记》)中的一章，陶宜、徐复译，解放前曾由上海复社出版，编选时，参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的《毛泽东自述》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的《续西行漫记》进行了校订。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头脑冷静的政治领袖，由于远大的目光和对于局势的正确估计，而成为共产党杰出的人物。他往往决定政策的重点，再由别的共产党人加以补充和注释。这位中国的列宁获得了一个革命领袖特有的长期活动的经验，有了这种渊博的经验，他才能胜任目前的职位，这种渊博的经验不让任何天赋的才能。他最初是湖南长沙一个师范学校的学生领袖，这个学校在当时是急进的小资产阶级学生群众的中心点，也是工农运动的中心点；他帮助了组织1920年赴法留学的工学团，这个集团也是共产党活动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后来他在国立北京大学念书【当时毛泽东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助理员，并不是在北大读书。――本书编者注。】时，他跟李大钊和陈独秀一同工作，于1921年5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本书编者注。】
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当他做湖南省委书记时，他跟同志们把这中国最革命的省份组织起来。1925年，他在广东任国民党机关志编辑兼国民党宣传部部长【毛泽东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本书编者注。】。
国共两党开始分裂的时候，毛氏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此种路线实际上是投降国民党；1927年，他开始实践自己的政策――组织革命军队，建立苏维埃的政策。有些共产党人大不以为然，说这是“枪杆运动”。但朱德在井冈山跟毛氏会合，他们这个根据地实际上领导着整个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1928年，毛氏站在拥护正常发展的立场上反对“暴动主义”，结果获得了胜利。1930年，他反对过“左”的立三路线，这是跟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相反的另一错误路线。1931年，一切政治活动都上了正轨，毛氏就成为中国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任主席。1934―1935年，他率领红军向着西北长征。当时毛氏认为中日战争很快地逼近了，共产党于1933年8月间开始要求国共合作，结成反日统一战线，愿以放弃苏维埃为交换条件；毛氏这种对抗日局势的估计，曾为另一老共产党员张国焘所反对。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时，毛氏力主和平解决，结果果如所愿。要使全体共产党员和红军一致拥护这个统一战线，无疑地需要一等的政治手腕――而毛泽东终于成功地达到目的，共产党并未因此而分裂。从1935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发动时这一混乱暗淡的时期内，毛泽东始终坚决把握住自己的主张：抗日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抗日战争非但不能避免，而且非常急迫了。他竭力反对托派和那些过左的角色，他们不高兴同国民党联合。毛泽东这一着又是做得很对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延安的人们个个都非常崇拜他们的“天才”，他欣慰地喘了一口气。在那郁闷的西北地平线上还没有罩上来自日军的战云的时候，共产党那样应付西安事变，显然是一种狂妄的侠义行为，此种行为有如孤注一掷的赌博，但毛泽东却联合马克思主义的巨人们坚决主张这么干。在俄国十月革命中，列宁的铁一般的意志使布尔什维克党坚决地向着无产阶级专政方面奋斗，毛泽东这样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政策，几乎跟列宁的作为一样伟大。
但共产党的领导的考验现在不过是个开始。中国的前途将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很成问题的问题。中央政府会不会分裂？会不会再发生内战？关于这些问题，毛泽东对于中国各阶级势力关系的分析是非常切要的。因为毛泽东富有直接回答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经验，我极想从他那获得一个关于这一复杂问题的完整的分析。我提出许多问题，第一是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第二是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阶段；第三是关于未来的展望。毛泽东很高兴回答这些问题，答应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小册子，这在目前是非常有价值的。他于7月4日第一次跟我会谈，但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他没工夫继续跟我会谈，把共产党的历史家洛甫【洛甫，即张闻天，当时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本书编者注。】和毛氏的副手【应为助手。――本书编者注。】
吴黎平介绍给我。近来有许多学者研究中国社会的性质，特别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性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维特福格(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