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摘自冈瑟・斯坦因所著的《红色中国的挑战》，1946年7月上海晨社出版。原文中有部分讹误，本书编者已进行了校订。另据编者考证，在1941年1月由许之桢编译、东北书店印行的《毛泽东印象记》一书中，本文有相似译文，题为《毛泽东会见记》。】
毛泽东尽量给了我所需要的时间来详细地回答我问他的一切问题。在我的新闻采访中，没有一个被访者是有像他那样耐心的。
我们第一次谈话在下午3点钟开始，到第二天凌晨3点钟才结束。我们的谈话是在他那城外的四个窑洞组成的“公寓”的会客室里。这是一个高圆顶的窑洞，粉刷了的，而且陈设非常简单；向外，可以看到一个美好的老果树园。毛泽东坐在一只东倒西歪的椅子上，把烟一支又一支地点燃了，然后带着中国某些部分的农夫所特有的奇怪声，把烟吸了进去。我靠在一只钉有拙劣的弹簧的矮沙发上，我的记事册放在一只摇动的微小的台子上，我把他所说的都记了下来。负责翻译的是曾经留学美国的《解放日报》的副总编辑。毛泽东不时在窑洞里来回踱着，然后巍巍然地在我面前站了一会儿，他的眼睛继续向我注视了好几分钟，接着，他用平静的有力的言语慢条斯理地谈了起来。在一棵老苹果树下面吃了短促的一餐之后，我们就到里面去继续谈了。两支蜡烛放在我们中间，它们把毛泽东的巨大的影子映到了窑洞的高圆顶上。他注意着我和对面的岩石。
小台子在挣扎，因此他就走到外面花园里，拿来了一块平石子往一只台脚下面放好了。我们一边谈着，一边喝着一杯杯的葡萄酒，和吸着一支又一支的本地香烟。在夜间我作了几次要离开的表示，虽然我是很想多问几个问题的。但是他不顾这些。他说他将给我更多机会的晤谈，可是今天晚上为何不继续下去尽可能地多谈些呢？到了第二天凌晨3点钟我终于带着一颗负疚的心、疼痛的四肢和燃烧的眼睛站了起来，但是他却还是像在下午那样清新，那样有力，那样有系统地谈论着。
毛泽东没有规避我的任何问题，他的信仰给我的印象是诚实的。他那辩论的逻辑有力地反映着我在边区5个月中每天所见到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背景。我把我的谈话笔记再译成英文给他看，要他确定这并没有错误夹在里面。差不多有一星期我没有把它们取回来，在那些日子中，当我偶然遇见了毛泽东，他便为了耽搁而抱歉着说：“我必须和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商议一下我所告诉你的一切。他们赞同了。”
我的笔记于是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我。我把谈话的主要几点报告如下，这对这一章是很适切的；同时，为着要保持它那文献的特点，我没有加添我自己的任何解释。“所有各国的共产党员只有一件事情是相似的，”毛泽东回答了我的问题：是不是真的不可能用党的名义变更“共产党那个难听的名字”。“他们所共通的是循着马克思路线的政治思想的方法。”“每个地方的共产党员必须区别这一种思想系统以及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事情之间的不同：这就是作为他们思想系统的最后政治目标的共产党的社会组织系统。“在中国，我们必须特别严格地区别共产党的观察、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实践政策，后者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中必然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没有共产党的思想方法我们不能够领导目前这个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而没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我们也不会把共产主义的哲学正确地应用到中国的现实上去。
“我们目前的新民主主义必须在任何情形之下和在将来的一个长时期中继续下去。因为在中国存在的具体情形明示着我们必须继续那种政策。”
“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民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更正确地说，中国目前所需要的有三：(一)驱逐日本人出境；(二)实行全国性的民主，给予人民各种形式的现代自由和由人民用真正自由和普选的方法选出国民政府和地方政府来，这已经在我们管辖下的区域内做到了；
(三)解决土地问题，介绍现代化的生产方法，使进步性的资本主义能够在中国发展，能够改善人民生活标准。”
“在目前，这些都是中国革命的任务。在这些任务完成之前，提到社会主义的完成只是空谈而已。这就是我在1940年所著的新民主主义一书中告诉我党党员的话。我已经说过，我们革命中的这个第一个民主阶段不会是短的。我们不是幻想家，而且我们不能和当前的实际情形隔离开来。”
他又微笑着说：“不错，中国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很可能比你们西方的国家迟得多。因为你们在经济上的发展远胜于我们。”
当我问起毛泽东，他觉得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的经济和社会的内容是些什么的时候，他就把将来共产党对地主的态度告诉了我。“新民主主义的中心的经济特点，”他说，“是土地革命。这一点就是在目前抗日战争还是我们主要任务的时候也是对的。因为我们的农民是主要被剥削的人物――他们不单是中国反动派的剥削对象，而且也是被占领区的日本军阀的剥削对象。只有新民主主义在我们战区内提出，才使我们开头就这样成功地抵抗了日本人，因为这一种改革是有利于造成了我们成功的真实基础的农民大众的。”
“目前在中国其余部分的未改革的土地制度，和它分散的、各自的农民经济――这种制度不是使农民自由而是使他们束缚于土地；在这种制度之下，他们甚至在相互间很少接触而且过着一种呆滞的文化生活――曾经是我们古代封建制度和专制政体的基础。将来的新民主主义不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面。因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主要地将依靠着工业的发达。”
“因此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的经济基础。只有一个工业社会能够成为一个完全民主的社会。但是要发展工业，土地问题必须先被解决。西方国家在许多年前的发展早已证明了没有一个反封建地主制度的革命，是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的。”
“我们在1937年以前的内战时期的土地革命，基本上是和一切西方进步国家在以往发生了的，而且扫除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成长道路上的封建障碍的伟大的土地革命，具有着同样的社会性质。”
我问毛泽东，既然他仍然强调着继续土地革命的需要，没收地主的土地，然后把土地分配给农民的过激的内战时期的政策，难道这政策不会在目前的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再被采用吗？他解释说：“在内战时期，我们没有理由阻止农民没收土地，因为地主阶级不只是镇压他们，而且还实际上领导斗争反对他们。我们的党只是依照着农民的意见，将他们的要求编成口号，然后把它作为政策付诸实施。这样的土地没收，在中国的情形之下不是一个坏政策。农民大众的基本要求一直集中在占有土地的希望上面。已故的国民党领袖孙总理认清了这一点，所以主张耕者有其田。这是在他改进民生的纲领中的主要一点。
“在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战争的时期中，事情当然不同了。一个民族战争可能说服群众不要没收地主的土地，因为群众觉察到，在地主也愿意抵抗敌人的时候，没收土地的政策可能驱使地主到日本人占有的城市里去，而且可能使他们同日本军队一起回到他们的村庄里来收复他们的土地。”
“如此做法，农民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不久就明白了，我们那个替代没收土地的减租新政策有二重好处：改善农民的生活和劝导地主仍留在村庄里共同参加抗日战争。有利于佃户的普遍的减租和我们给予地主的实际保证――缴付已减租金，结果改善了佃户和地主间的关系；所以日本人在我们的地区里，实际上找不到一个人和他们合作。”
我想知道，当时这种改变共产党的土地政策是怎样决定的。
“这是我们党用民主方法来决定政策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毛泽东说，“这个由没收土地而改为普遍的减租和保证向地主缴付租金的基本改变是先由党组织的低级同志提出来的。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接受了他们的提议，因为这种提议是显著地基础于群众的愿望的。我们研究了并且提出了这些要求，把这些建议当作为一个总的政策来付诸实施。”
“假使整个的中国在一切政党的合作基础上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它是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我们的减租政策的。这的确将是一个大的改革，虽然他比起孙逸仙博士的“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来还有逊色――孙逸仙博士的思想将是土地问题的最后解决方法。但是假使真正的民主政治被到处实行了，那末把一切土地和平地逐渐转让给耕者是可想而知地会在全国到来的。”“施行这种逐渐将所有土地移转给耕者的方法，会鼓励地主投资在工业事业中和策划别的有利于地主、佃户和发展整个中国经济的经济和赋税政策。”
“但是，这种解决的方法依靠着中国国内的真正和平和真正民主。将来对于公然没收和分配土地给佃户的可能需要因此不能完全决定。因为在战后的时期中，如果国民党坚持着打击我们，可能再有内战。”
“然而，”毛泽东加重语气说，“不管我们将有国内和平或内战，我们不愿意再没收土地了，我们要继续我们目前的减租政策和保证缴付田租给地主，因为这会减少进步和改革的一般阻碍。”
“我要提醒你，”毛泽东说，“在1930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颁布了一条土地法。限制地租为佃户主要收获的37.5％，而自第二期收获起不用再付租金。但是国民党表示不可能和不愿意将它实行出来。这个法律从未实行过。因此只有共产党是证明真正能够实行土地改革的，虽然采用的只是一种减租的形式而已。”
我问，共产党对于在华的工商业资本在战后愿取的是什么态度。
“我们坚决地相信私人资本不管是中国的或外国的，必须在战后中国给以广大发展的自由机会，因为中国需要着工业的发达。”毛泽东回答。“在中国和国外世界的战后的商业关系上，我们要以与各国自由平等贸易的原则来替代日本殖民地化中国的原则。在中国国内，我们要用我们在自由中国已经实行了的政策来替代国民党政府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准，因而限制了国内工业发展的政策，那就是：增进人民的生产力，提高他们的购买力，因而完成了现代工业的最迅速最巩固的发达的主要的先决条件。”
“按照孙逸仙博士的思想，工业将有三种形式，拿中国的一般情形来说，我们认为是对的。重要工业处于统制国家经济地位的，如铁路和矿产，最好能够由国家去发展和进行。其他工业将以私人资本发展之。而为着发展我们在手工业和农村小规模制造业中的强大潜力，我们必须依靠坚强地以民主方法来进行的合作事业。”
我问，在战后，中国共产党准备扮演的是一种怎么样的政治角色。
“我们党的全体党员当然只是中国人民中的一小部分，”他说。“只有那一小部分反映了大多数人民的意见，并且只有那一小部分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工作才能使人民与党之间的关系健全。”“今天共产党不仅反映了农民和工人的意见，而且也反映了许多抗日地主、商人、知识分子等等的意见，也就是：在我们区域内的一切抗日人民的意见。共产党是愿意而且将一直准备着和那些预备和它合作的一切中国人民紧密合作的。”
“这种愿意表示在我们的民主代议的‘三三制’中，它限制了共产党党员在所有被选出的机构中的议席最高只好占全数的三分之一，而把其余的三分之二的席位让给其他党派的党员和无党无派分子。”
“是的，”毛泽东回答了我的关于国共关系的问句，“我们也愿意和国民党合作：不仅是在战争继续期间，而且以后亦如此。那就是说，假使国民党让我们如此做法的话。”
“并且我们是愿意像今天一样地在将来实行1937年对国民党允许了的四项诺言。”
我问他那些诺言的内容，这些诺言我常听见人在重庆被模糊地提起的，我还问他这些诺言有什么附带的条件。
“我们允许：(一)不再继续我们在过去实行的那种土地革命；(二)不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三)承认我们在边区的苏维埃政府是一个民主的地方政府；(四)改编我们的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
“我们在那个时候说过的这些诺言是我们决定要实现的，如果国民党方面：(一)停止内战；(二)抵抗日本；(三)采用一种民主政府的制度，并且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四)设法改善人民的生活。”“对于你们目前的政策，在共产党中有反对的吗？”我继续着，“或者，对于你所解释的中国的长期需要有反对的人吗？”我所指的是重庆关于共产党党员内部分裂的纷纷谣传。
“不！”他说，“现在我们的党内是没有反对的人了。在早期有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托洛茨基性质的，它以陈独秀为代表，他是在1942年死去的，那已是他的反对失去任何影响后的好几年了。另一个是张国焘，他曾经有时候也反对我党的正确政策而离开了党，实际是孤单的。他现在国民党内做特务工作。这两种错误的倾向从未影响过我们党的巩固而且没有留下痕迹。”
我插话说：“你的意思是说，你们的政策是不曾受到过非难和反对么？”
“当然，在我们的各级人员中不同的意见也许是常常有的。但是我们终是用一种民主的方法――对于所争问题的讨论和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