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1945年1月20日英国《新闻纪事报》。选自1947年1月由许之桢编译、东北书店印行的《毛泽东印象记》。――本书编者注。】
在中国西北一个小城――延安，几个涂刷白粉【白粉，指白色的石灰。――本书编者注。】
的窑洞的一间古朴“住宅”中，住着一个人，他，我相信，是今日世界上最伟大、最受爱戴的政治领袖之一。
100万党员，以一种国民党党员之间对于蒋介石我所从未见过的无比热情，以及对于任何中国人都少有的纪律，遵从着毛先生的理论教导与实际政策。这主要是自动做的，因为党员们每天都有到毛泽东如何寻求并利用他们的意见，以制定政策。其余在共产党管理下的绝大多数人民也随从着他，因为他们明白，他自己和他的党的基本原则，是从一切爱国人民的群众观点出发，来计划并实行一切政策，这是他在同非党人民的日益增进着的民主合作中所发展了的制度之实质。然而毛泽东并不是党的独裁者。使20来个实际指导党的卓越共产党人承认他为领袖的，只是他伟大的经验和真正的人格而已。
毛泽东，一个自幼的革命者和党的创立者，过去是一个教师，现在仍然还是。这就是他实行领导的情形，这就是他所以从刻板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所以常有时间同各方面的领导者们，同人民，同纯朴的农民以及同任何向他寻意见或关切的人们谈话的原因。
但是当我在几次长谈中会见他的时候，他所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群众的小学生，如果我们要争取到胜利与和平，群众的意见与经验一定要作为我们政策的基础。因为人民能教给我们许许多多事情。我们的任务就是听从他们，学习并了解他们的经验、愿望、批评，确定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总和，再作为政策交还给他们。”
我见到毛泽东，苛刻地、粗率地问道：“你以什么权力在这里指导政府和军队？”
“靠人民的信任，靠当前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各政府之下的8600万人民的信任。”
“在我们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有8600万人民。靠着我们的帮助，并靠着大部分由他们自己补充的军队，他们从日本侵略者手里，解放了中国国民党所失掉的地方。解放区的政府是自由平等地选举出来的，我们共产党在一切参议会中，限定至多只能有三分之一的席位。”
“至于其余的，不到200万的人民，是在所谓边区，围绕着延安的后方根据地的行政机关领导之下的。我们到此地，是内战的结果……”
“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我们自动地退让，但我们却决未放弃过在边区和在我们所解放的区域内，自由选举地方政府的权力――那是在国家权力之下的地方政府。我们也决未放弃过在国民政府最高统帅下，领导我们自己所建立起来的军队的权力。”
“最后，我们也决未放弃过在真正的民主中，共产党要同国民党有平等政治地位的权力。我们正在争取真正的民主。”
在我同毛泽东谈话的30小时中，我开始了解，就所有我所访问过的几百个共产党人，包括地主、商人，以及从前的国民党人员而言，毛泽东先生所享有的信任与爱戴了。
在他的强有力的前额后面，是一个稀有的、清晰而明敏的脑子。他几乎羞怯的谦逊与自然的热诚，反映着对于别人的人性尊严的深深敬重，以及对人的学习能力的深深信任，那正是他不断地让负责的工作者们所牢记的其本意识之一。一开头，他显得有点温和。但他却有一种人的坚定性，那种人相信着智慧的说服而不信强力，并且知道怎样鼓舞别人热衷于战争的胜利作为当前的目标，热衷于社会与文化的进步作为久远的目标。
他锐利地、不妥协地批评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策。
说服他们并争取他们而惩罚他们，是他对于战争俘虏们，从前脱离党的路线的人们，以及一般犯人的政策。他告诉我：“你不要打击一个害病的人，你必须打击的，是这人的疾病。”【即“治病救人”之意。――本书编者注。】
在我辞别的前夜，我对毛泽东的最后印象，是当他回答我的玩笑话的时候。我急欲知道，是否不久我会在重庆的墙壁上发现他的照片，像在延安我所看见的蒋介石的照片一样。
“不过，我是一个‘匪’。”毛泽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