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4时，我应邀来到毛泽东的住宅时，周恩来和朱德已经在那里了。大家大约进行了半个小时的一般谈话。大家对我返回重庆的原因都表示关心，特别关心是否可能返回美国表明要磋商关于中国的事情(我没有接到被召回原因的透露)。
毛重提了以前讲过的希望：美国对延安的政治观察和接触能维持下去。他表示，中国未来几个月的发展会是很重要的，共产党人希望美国人根据现场接触取得了解。
周作了两次直截了当的谈话，大意是说：不幸，我不能在延安再逗留10天，再多呆10天我会发现这次逗留是值得的和有意思的(我认为这是暗示党代表大会将在那个时间里召开)。我提到军事形势。周不认为日军仍然有肯定迹象表明打算占领西安或汉中，但是他相信，他们将终于占领这两座城市，以便把美国空军力量向后推移以保护他们的侧翼和重要的交通线，以便日军计划在中国的长期战斗(共产党人深信这一点)得以进行下去。
我回顾说，当去年日军的河南战役好像有发展为对西安的威胁之势时，共产党人曾提出派部队参加保卫西安。他们互相对目而视。最后朱说，去年共产党的建议遭到拒绝，这次共产党人愿意等待接受邀请。他好像并不计较这件事情。
接着由毛主导了这次谈话。他情绪异常好――离开他的椅子，用动作给他的谈话添加戏剧情节，并且离题回忆起逗乐的轶事。周偶尔解释或引申一下毛的论点。朱坐在后排，沉默不语和微笑着。毛简要谈了最近和国民党无成果的协商的经过。他觉得，一般讲，外国人还是不了解，国共之间的问题远远超过两个普通政党之间通常的争吵和诈骗。对中国的未来而言，这里谈到的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和生死攸关的问题。他接着用一些时间讨论了《经济学家》和纽约《先驱论坛报》上最近发表的文章，他提出，这两家报刊是不是算得上外国舆论对中国缺乏了解的典型。《经济学家》曾推断说，蒋宣布11月召开国民大会是一记聪明的打击，因为它“抢先讲了共产党人要讲的事情”。它并且说，假如共产党人不参加大会，他们会犯一次极大的错误。毛指出，即使他们希望共产党人参加，共产党人也不能参加，严格地讲，这是一次一党会议，它的代表是9年前国民党公开进行反共内战时(从那时以后，许多代表都变成傀儡了)虚构地选举出来的，差不多三分之二的中国人民(日本占领区和共产党解放区的)是不会派代表出席的；在这些情况下，也不可能期待从一个自1927年蒋搞反革命起一直搞镇压和反民主的党那里得到真正的民主。他强有力地坚持认为，对共产党人说，赞同召开这样一个伪国大，就是抛弃他们的一切原则和出卖解放区的人民。因此，参加国民大会会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毛在这一点上讲的许多话，都是重复1945年3月13日和我们谈话中的论点，见那天第10号报告)。
《先驱论坛报》说，由于苏联的胜利和美国的关注，例如向延安派遣美军观察组，共产党人“提高了他们的要求”，变得“更加不讲道理了”。毛极为详细地说明了共产党政策的一贯性和不变性质，甚至在内战的日子里，共产党人怎样呼吁在全民抗日、授予民主权利和充分动员人民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统一战线怎样在1936―1937年国民党作出这些许诺后终于建立起来了，在战争期间，共产党人怎样屡次感到必须要求遵守这些原则是国家的统一和胜利地进行战争所必不可少的事情(这一论证的有力可以在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亦译作《西行漫记》，译者――中找到有趣的证实。斯诺书中记载了1936年他和毛的谈话。共产党那时和现在的目标是惊人的相似)。就苏联胜利的影响和美国的关注而言，毛诙谐地回顾说：内战时期的口号是“杀死蒋介石”；新四军事件(1941年1月)后的猛烈的反控诉时期共产党人公开地蔑视中央政府；1943年夏天中央政府用武力威胁边区时造成的交战状态；他指出，所有这些都是共产党比现在对蒋的态度更为强硬的例证，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苏联胜利和美国关心之前。
毛在重申共产党目标并无变化时强调指出，当共产党还不够强大，兵力不多和完全孤立时，他们就为这些目标而奋斗了；而且不管外来的影响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都愿意为这些目标而继续奋斗下去。毛承认，就某种意义说，国民党的抱怨是有道理的。“我们的目标没有变，但是当中国的局势变得更加不可救药，更加危急的时候，当越来越多的人民看到我们是正确的时候，我们的声音也变得越发强大有力了。国民党抱怨，说明它正感受到压力。无论如何，拖延对它不会有用处。”
接着毛提议，就共产党对美国和国民党的政策发表一项简短的声明。从此可以看出，像共产党的主要目标一样，它的政策是坚定和不变的。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寻求友好的美国支持在中国实现民主和在对日作战中进行合作。但是不管美国的行动如何，无论他们是否得到哪怕是一门炮或者一粒子弹，共产党人将用对他们来说任何可能的方式，继续寻求和实行合作。他们能做的任何一件事――诸如提供情报，气象报告和营救航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