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1945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印行、齐文编译的“人民丛刊”之一《毛泽东印象》一书，另据编者考证，此处的“人民出版社”不是解放后成立的人民出版社。本文原载福尔曼著《红色中国报道》( Report from Red China)，1945年在美国出版，中译名为《北行漫记》。该书是1944年6月福尔曼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后所写的著作。――本书编者注。】
出人意料的毛泽东在延安绝不是不可靠近的神灵，更不是一切智慧与指挥的惟一泉源。他的话也不是出口就变成法律。的确，毛泽东的理想与提示在树立政策上有很大的影响，可是毛泽东的理想与建议只不过是中共领导者委员会的讨论的基础及最后的准绳而已。
这些中共领导者总不是只管盖图章的应声虫，所以毛泽东所要出版的东西第一是经过一番精密的考虑，然后再经过党员的研究才能出版。所以任何出版物的最终形式都是共产党委员们的综合表现，总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他派汽车来接我。这辆车是半吨重的救护车，在车厢上写着“野战病院”四个大字，在这四个字上头画着一个大红“十”字，在四个字下头漆着纽约“中国洗衣店同盟赠”8个字。毛泽东在一个小院子的门口接我，院子正面一连串有6个普通的窑洞。他就与他的家属及亲密的助手住在这里【此处有删节。――本书编者注】。
我被迎至一间客厅里。这间客厅是六个窑洞中的一个，有简单的砖地，刷白粉的墙以及结实而粗糙的家具。晚上，在窑洞里的惟一光亮便是粘在茶几上的一支蜡烛。主人拿出淡茶果子，及土产的糖果和香烟。毛泽东连续不断地吸着他的延安烟卷。在整个会见时间中，他的小孩子们跑进跑出玩个不休。他们时常站下向我凝视一下，然后便拿一块糖果又跑出去。毛泽东对他们一点也不加注意。毛泽东身材很高，肩很宽，大概有50多岁，但是却好像还不到40岁。他的眉梢长着浓厚的眉毛，他那副长着两道非常高起的眉毛的脸由于两只惊人的富于表情的眼睛呈现得非常活泼。他很爱笑，他轻轻地讲着话，在好奇方面却有点孩子脾气。他的癖性是他以有皱纹的唇吸烟时在喷烟与喷烟之间很紧张地吸气。
他说：“在最初，我们不要争论苏联的社会的与政治的共产主义。我们应先考察一下我们现在究竟在做些什么；其次与林肯在南北战争时所做的比较一下。在中国今天还有几百万被封建制度束缚着的奴隶。中国人80%是农民，他们都分散地在一块小小的土地上。这些零碎的土地又大部分属于无法无天的大地主的手里。80%的佃户须缴纳土地生产品的50%至80%给地主。这的确是名副其实的农奴制度。”
他举吴满有【吴满有，是陕北一位农民，曾被评为劳动模范。――本书编者注。】为例说，“在过去吴满有必须缴纳上述的剥削式的地租，以致他自己剩下来的东西不足以养活他的全家。现在中国有几百万像吴满有这样被压迫的农民，他们的妻子活活饿死，他们必须卖掉或溺死他们的子女，然后他们自己便变成乞丐或土匪。因为他们穷苦到这步田地，所以他们的妻子便迫不得已操卖淫生涯。因为缺乏充分的食粮，所以中国农民很容易就染上疾病。就是在今天的边区婴儿死亡率仍占50%。“为了解放这些贫苦的农民，并且以农业革命改善他们的生活，我们并不想像苏联那样地把土地从地主手里夺过来，然后再重新分配给人民。
我承认在过去我们实在曾那样做过，但是，依照1937年12月22日与国民党的妥协，我们放弃了这种办法，而另采取一个缓和的政策。这个缓和的政策，就是劝说地主们将地租减到合理的程度，同时我们对他们保证，减过租的租金由佃户依规按期缴纳。关于这一点，在经济意义上我们是与苏联不同的【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与苏联的基本不同点有二：一是新民主主义的(它的原则包括下面说的“鼓励自由竞争及个人企业”)，一是社会主义的。这里福尔曼说得不明白。――1945年原版编者注。】。在政治方面我们也与苏联不同，我们绝不要求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在事实上，我们鼓励自由竞争及个人企业，并且在相互同意的原则下，我们将允许并欢迎外国在我们的统治区内向商业及工业方面投资。我们所能做得到的我们都要做，但是有很多事我们不能做。我们欢迎外国人及外国资本来中国做这些事。中国是落后的国家，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外国的投资。
“关于政府，一如你所知道的，我们是相信民主，并且脚踏实地在实行民主。我们以‘三三制’来限制如今天国民党所做的一党专政的可能性。在这一点我们也与苏联的制度迥然不同。在我们的民主政府里包括地主、商人、资本家以及资产阶级和农民、工人。在苏联今天已不存在地主、商人及资产阶级。”我问过他：既然你们不实行共产主义，那么为什么你们都自称为共产党呢？那么你们为什么不把党的名称改换一下，将“共产党”改为“民主党”、“新民主党”或与此类似的名称呢？他摇摇头说：“别人怎样称呼我们，对于我们的意识是无关痛痒的。假使我们突然地改换了党的名称，那么在中国国内或国外的某些人民便将因袭旧名来责备我们，说我们在企图掩蔽事实。不，我们不能而且也不需要更改名称。重要的是内容与实践而不是称号。”
关于同一问题，周恩来告诉我说：“我们的终极理想，是共产主义社会集产主义【本段中的“集产主义”可能翻译有误，应为集体主义。――本书编者注。】。我总不相信在远远未来的中国不能实现共产主义。可是中国的发展不能与苏联走同样的路线。在中国有许多特殊的阶段，例如，在个人生产的基础上，我们不采取直接的或激烈的集产主义，而采取合作及变工等方法。其次，从私有原则出发，我们希望将交通机关、银行以及战时工业等大企业归为国有。第三，我们将从减租减息进步到耕者有其田的阶段。最终我们将土地也归为国有。第四，在社会各阶层的公平选举的原则上，我们将促使多数的劳动阶级获得选举权。这种选举便是使少数不能支配多数。这就是实现于‘三三制’里的精神。第五，在平等的条件下，我们将为国际和平及国际合作而奋斗。这五点就根据了我们所说的新民主主义。这五点也与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所宣布的革命三民主义相符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