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决定命运的一步。莫斯科对此很满意，这是共产国际把自己的标签贴在中国革命身上所获得的第一次成功。可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并不是人人都满意。
对毛泽东来说这是新阶段的开始，他在韶山认真地思考一段时间后来到了上海。他住在党组织提供的一间屋子里，周围是外国租界（比较好听的名称是国际租界）喧嚣的商业区，他给他的同事递交了一份湖南工作的报告。
1923年夏，毛泽东生平第一次来到广州。中国共产党要在这里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与孙中山的合作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说：“一定要有革命的大联合，不能孤军奋战。”［19］他很快就成为与孙中山的国民党联合的热心支持者。
这座南方城市使他眼界大开，这里有外国人，有地处内地的湖南所没有的通商口岸。它的喧闹对这位举止有度的湖南人是一种震荡。毛泽东在广州方言的包围中无所适从。
另一方面，这座城市毕竟位于江南。广州的气候、饮食和习惯要比北京更适合这位湖南人的口味。毛泽东和广州人一样穿着木屐穿街过巷。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热心于同国民党的合作？［20］毛泽东一直认为建立新中国的斗争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1923年的国民党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对于正在出现的孙中山―莫斯科―中国共产党这种三角联盟，反帝是较为合理的或者说是唯一能把三者维系在一起的纽带。为了反抗外侮，毛泽东也倾向于中国各阶层组成最广泛的联合。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提出了预见性的策略。但张国焘不大赞成，他认为：“在这种特别场合，毛泽东关注的是农民运动。”张国焘记得毛泽东这样提出：“在湖南工人没几个，甚至比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还要少，农民漫山遍野都是。”
大会表决是否要把劳工运动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时，毛泽东起初投票反对，难道要把这些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工会组织拱手交给只知纸上谈兵的外来权威？
但当大多数人转向另一条道时，毛泽东也改变了自己的调子。他要与大家一致，他不得不如此。从长沙这块根据地出来以后，他要在全国性的共产党网络中开辟自己的道路。
大会选举他为14名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之一，这使他取代极左主义分子张国焘而成为组织部长。因这一工作，他的基地迁到了上海。1923年，他的文章主要发表在党的全国性刊物《向导》上而不是在湖南的刊物上。
毛泽东现在成了全国性组织中的一员，在长沙教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另一位同志接替了他在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工作。他清点行装搬出了清水塘，至少在半年内再也不需在湖南居住了。
但是，他与湖南的两种重要联系依然存在。韶山在他的心中仍占有一定的位置；杨开慧也没有离开长沙。1923年底，毛泽东从信中得知他们的第二个儿子来到了人世，便商量为儿子取名“岸青”（意即明媚的岸边）。但他们的婚姻出现了阴影。在离开长沙时毛泽东给妻子写了一首词，“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词的最后写道：“重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贺新郎・别友》手迹。
1924年的大部分时间毛泽东都住在上海。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在当时的中国，这是无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城市。在上海，帝国主义势力像黄浦江上的汽笛声和小贩的沿街叫卖声一样无处不在。
一天，毛泽东邂逅一位刚从欧洲留学归来的同学。毛泽东穿的是褪了色的旧式中国长衫和草鞋，这位同学则是西装革履。“你最好换一下衣服，”毛泽东轻蔑地说。这位同学迷惑不解。毛泽东继续说，“我带你去看看就明白了。”［21］
他和这位朋友一起沿着码头走到黄浦公园。公园的大铁门上是一块写着公园管理规章的牌子，其中一条是禁止折花，另一条是说不许狗进入，第三条则说：“除苦力外，华人不许入内。”
毛泽东与这位勤工俭学归来的朋友之间的鸿沟一直没有填平。在内地长大的毛泽东，在这个通商口岸不能习惯中国人在西方人面前卑躬屈膝。
这年的冬季，毛泽东再次南下广州，这次是参加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一度苦恼的孙中山现在成了亲俄分子。在会议期间及在会后，毛泽东比以前都更热心地为国民党工作。刚刚进入而立之年的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派别以外更广阔的政治舞台上首次亮相。在会上，毛泽东发言为孙中山的含糊的，且又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民主义”进行辩护。他是被选进国民党权力机构中的10名共产党人之一。同时还与另外两名共产党员一起，选入由19人组成的国民党新党章审查委员会。
* 国民党成立于1912年，它的前身是同盟会。但是，在根据孙、越的联合宣言进行重组以后，它才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
在上海的国民党机构中，毛泽东被委以重要职务。一个月之内，他就成了国民党驻上海分部的组织部长。1924年早春，毛泽东心情舒畅地回到上海。他分别处理两个党的组织文件。在被驱出湖南以后，他已有了一个崭新的开端。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日子里，他感到志得意满。
毛泽东有了新的工作伙伴，其中有米哈尔・鲍罗廷和他率领的共产国际顾问团。
1923年到中国工作时，鲍罗廷还不到40岁，但是他认识列宁，而且声望较高。在统一战线中，他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的顾问。来访者需要出示一个系着金链、上面绘有国民党党旗的珐琅徽章，才能进入他在广州市区的别墅。
鲍罗廷身材魁梧，一头柔和的棕色长发，络腮胡子。他穿中山装，着高筒靴，在豪华的办公室里踱着步。他不会说汉语，却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美国妻子是布斯特・基顿的亲戚）。［22］
在广州，毛泽东有时与这位嗜烟如命、讲话喜欢打手势的俄国人交谈。他认真地听着那些精心构思的理论和苏联的建议。但是，他与鲍罗廷的世界观相去甚远，以至这位侃侃而谈的布尔什维克所讲的一切都不能打动他。［23］
很少有俄国人能讲汉语，他们对中国也不是十分了解。的确，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火花，但这些凡胎肉眼的使者能完成传播革命的任务吗？
如果说毛泽东和李立三一样对共产国际的“传教士”并不感到敬畏的话，他也和张国焘一样不与他们作对。他对这位来自莫斯科的活泼的年轻顾问保持超然的态度。当时在广州的另一位亚洲马克思主义者受鲍罗廷的影响很深。这位穿着欧式亚麻布制服、单薄而患有结核病的青年经常出入于鲍罗廷的别墅。他被法属印度支那赶了出来，中国民族主义者为他提供了避难所。这个人叫胡志明。［24］
毛泽东还同一些国民党的领袖人物相识。他在广州曾与孙中山匆匆见过一面。孙中山这位曾是少年毛泽东眼中的英雄，现已是风烛残年，且说话显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