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一个自称是毛的老同学的人拜访毛，他是毛在东山高小时的同学肖三。肖三已与共产党人心心相系，(他与爱挑剔的哥哥肖子升不同，肖子升曾随波逐流地加入国民党，转而退了出来，后又去了欧洲献身文化事业。)当天晚上，毛邀肖三谈了很久。
他俩谈到了如何教文盲识文写字的问题。这次交谈仿佛是毛开始戎马生活之前的回声，然而，也预示了他拿起枪之后的生活。根据地的稳固发展使他能再次考虑作教师的问题，教育别人是他的癖好，他要重操旧业。
毛领导下的江西政权开创了一个自由时期，人们可以象寄一封信那样为追求感情的自由而随意离婚。婚姻应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生儿育女也不能做为维系婚姻的纽带。
毛的婚姻自由政策和他奉行的其他政策一样，是带有革命精神的。在旧中国，最底层的人们结婚并非一件易事。毛在江西调查时发现只有10％的游民和1％的长工能找到妻子，他对此大为震惊。而且在旧中国，离婚几乎不可能，对妇女来说则根本不可能。
毛的新法律实施后，出现了一派结婚与离婚的繁忙景象。姑娘们把当地的苏维埃政府当做婚姻管理局，她们等在那里，直到那些不耐烦的干部为她们找到男人才罢休。
有些夫妻即合即离，朝秦暮楚。
有些青年团员在“向封建主义开战”的名义下，胡乱地发动所谓自由婚姻运动。
1919年，长沙的那位新娘自杀后，毛也撰文提倡“恋爱自由”。然而，当新旧思想交战时，毛选择了中间立场，这一点揭示了中国革命的根本出发点。他希望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婚姻生活的幸福，而反对无节制地纵欲、早婚、独身和其他异常行为。
他的有些政策定得比他许多同事所希望的要严厉。他不同意将男子的婚姻年龄降至20岁以下，女子降至18岁以下。他坚持红军战士的妻子，只有征得丈夫的同意或是两年得不到丈夫消息的情况下方可提出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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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的妻子可不受此规定的约束。这种区别也预示了毛在延安时对结婚，离婚和性的问题进行限制。三十年代末，首要的问题是抗日。因此，毛在这方面采取了强硬的政策。
他的婚姻政策使普通农民自由地结合，但他也不赞成二十年代一些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提出的在性生活方面的“一杯水”观点。他认为应给农民保持自己传统习俗的一席之地，而不可过于轻率地处理男女之事。
这一点很合毛的性格，他笃信诚实的乡土美德。他不同于那些五四型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大胆的社会实践是件令人激动的事，而且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他和开慧或子珍的婚姻在当时的环境中都是稳定的。确实，毛并不看重结婚的仪式，他在完婚之前就同她们生活在一起――然而一旦确定，这种关系就会稳定地保持下去，直到外部因素促其发生突变。
毛在江西时制定的《婚姻法》完全反映了他的经历。两个人开始同居就视为“结婚”，不管他们是否已领了证书。这样就消除了私生子的概念，这是中国的一大变化。同时，毛制定法律的宗旨是要把稳定的家庭式爱情作为所有人的规范和权力。
毛的革命最终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具有讽刺意味。共产党取得政权后，改变了一切，因为它改变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然而，人的行为规范并无多大改变。
蒋介石正准备用武力铲除共产党。从某种程度上说，自李立三向蒋的城市发动几次进攻之后，这是以牙还牙。
然而，却是朱和毛与发怒的蒋对峙。从1930年12月至1931
年7月，他们共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他们以少胜多的战例在军事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毛采取灵活的战术，诱敌深入(把国民党军队引到他们不熟悉的山里)，以置换空间这种方法，毛掌握了时间的主动权，他看着敌人逐步分散兵力，一旦发现敌人有明显的薄弱环节时，就集中所有的兵力围歼，他称这种战术是“以十当一”。
由于灵活的战术使得毛的军队能够利用与当地农民的鱼水关系，并使他那众多的军队能简装行动。在第一次“围剿”中，蒋介石投入十万军队对付毛的三万人；第二次，蒋把人数增至二十万，而毛的队伍还是三万；第三次“围剿”，蒋介石飞到武汉，亲自督战，指挥着三十万兵力，而毛的军队则只有蒋军的零头。
反“围剿”的胜利是毛多年来最辉煌的一页。上万名国民党士兵最后倒向共产党一边，许多国民党军官被击毙，毛只损失很少的战士。朱毛军队缴获了大批枪支，他们在战利品中还发现了一些奇怪的机器，他们从未见过也不知怎样使用这些玩意儿，这就是无线电发报机。
1931年夏，毛抒情至极地填了一首词，对其令人激奋的内容来说，《反第二次大“围剿”》这个题目似乎平淡了些。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