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未来趋向会有利于毛的话，那么，在1934年末那些个晦暗的日子里，只有独具慧眼的人才能洞察到这一点。
实际上，毛在党内的对手们在远航的一开始就风向不利(尽管博古和奥托・布劳恩在长征开始时仍处在重要的领导地位)。但是，相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共产党人的自命不凡实在有点象是犀牛背上的几只虻蝇。
中共党外的很多人(当然党内也有一些)
认为，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和江西根据地被夷平以后，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气数已尽。长征开始后最初艰难困苦的几个月丝毫没有改变这一前景。对毛来说，突然离开自己曾是头面领导人物的机构是令人心碎的。而且，那些留下来的人中――原则上说，他们的任务是扰乱国民党，但是实际上他们危在旦夕，与其说他们是28个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不如勉强地说他们是毛的支持者。
毛的弟弟泽覃是他的同情者之一，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象是毛的影子，在1932年间，毛的失势使泽覃也受到指责。在1934年毛实际上被软禁的那段日子里，他仍然与毛站在一起。
没过五个月，泽覃就被逮捕并被处死(另外一位被处死的是倒霉的前领导者瞿秋白，他主要因为身患结核病而留在江西)。
毛还留下了他与贺子珍所生的两个孩子。因为当时红军规定，只有那些能够行军的孩子才能随军撤退。毛把两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放在～家不知姓名的农民家庭照料，他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妻子中，有三十五位参加并走完了长征，贺子珍是其中之一。长征开始时她正怀着第三个孩子，这个孩子显然是在毛遭到软禁的时候怀上的。艰难的跋涉对子珍的身体是残酷的，实际上还损及了她的婚姻关系。
长征结束以后曾访问过共产党人的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问毛当时是否发觉自己是少数派而且不能占上风，①毛回答说：
“是的，我曾是少数派。这种时候，我所做的唯一的事情是等待。” 1935年，他的机会来了。
长征在进行的过程中按其必然性呈现出自身的形态。在它胜利结束之前，甚至没有一个人称之为“长征”。开始时，只不过是艰苦的大退却**。后来，毛告诉罗伯特・佩恩：“我们的目的，是摆脱围剿并与其他苏区会合，除此以外，我们还深切希望自己能够处在抗日的位置上。”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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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曾多方努力寻找他们的下落。有些中国人认为周恩来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并使他们受到很好的照顾。但是这两位后代――现在应该40多岁了――一直没有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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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春，埃德加・斯诺发现他们仍用“二万五千里行军”一词称呼这次史诗般的大撤退。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