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会理后，红军为了避免敌机袭扰，避开四川炎热的白天，大都是夜间行军，5月23日部队抵达冕宁城。从冕宁到大渡河还要经过彝民区，由于国民党的民族政策不当，长期以来彝民与汉族之间存在着严重隔阂和冲突，要通过彝民区有一定困难。而此时蒋介石已开始向大渡河方向调集兵力堵截红军，红军必须尽快通过彝民区，抢在蒋介石部队之前占领渡口。
毛泽东经一夜行军，和朱德、周恩来一起进入冕宁城。刚进城就有参谋人员报告，说前面有个大山岙，山那面就是“倮倮国”。“倮倮国”的人不准部队通过，已发生冲突了。
毛泽东立即纠正说：“不能叫‘倮倮国’，那是彝族兄弟。他们暂时不了解我们，让部队先停下来。”
参谋人员走后，毛泽东对朱德、周恩来、刘伯承说：“你们看怎么好？”刘伯承说：“已经派出先遣队去做工作去了，我也准备去一下。”毛泽东说：“那好嘛！你们四川人交个朋友嘛！”接着，毛泽东要求部队准备一些酒、绸缎、衣服、枪，送给彝族同胞。他特别交待说：“要告诉部队不准开枪，不准伤害彝族群众！”
刘伯承身受重托，与果基家支的彝民首领小叶丹“敌血为盟”，传为佳话。小叶丹亲自护送红军，为红军通过彝民区打开了通道。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部队不仅比较顺利地走过了彝民区，而且还播下了革命火种，一批彝族青年加入了红军。
毛泽东在过彝民区前，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做好准备，多带些米，并要求他们准备好送给彝民兄弟的礼物。他说：“前面要过彝族区，他们的生活很苦，你们不要想到那里去搞东西。和过苗族区一样，那里的东西一点也不要动。”他还说，彝族人是受白军压迫最厉害的少数民族，他们不是恨我们汉人，他们是痛恨国民党和军阀。他又说，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都是四川人，他们最了解彝族人了。彝族人听说朱总司令的队伍来了会很高兴的。
当毛泽东来到彝族聚集区时，一些群众怀抱火红的大公鸡向他跑来（彝族对待尊贵客人的礼节），围着他说着热情的话语。毛泽东边走边向他们亲切地点头，并学着他们的样子，把双手放在胸前表示谢意。毛泽东走出很远以后，还站在高山上回首遥望彝族群众，举起双手再一次向他们致意。
出彝族区后，根据刘伯承和聂荣臻的建议，部队沿安顺场一线运动。这一带仍是峰峦回环的山区，山势陡峭，沟深水急。红军马不停蹄，急速行军，先头部队于5月24日到达安顺场。
安顺场是大渡河的一个渡口。大渡河是长江上游的一条支流，流入岷江而转入长江。大渡河水深流急，漩涡翻腾，遍布礁石。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兵马到此，前有大渡河，后有清兵，最后被围困于此，全军覆没。蒋介石认为，红军到此必重演当年石达开的悲剧，于是调动10万余兵力，策划了南追北堵的“大渡河会战”，图谋将红军歼灭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抢在蒋介石兵力部署完成之前渡过大渡河，是粉碎蒋介石的企图的关键所在。
为夺取安顺场渡口，刘伯承和聂荣臻亲临南岸，观察渡河战斗。红军以十七勇士首先渡河，迅速夺取北岸渡口。大队红军开始渡河，但只有两条小船，速度很慢。
第二天夜间，毛泽东来到了安顺场，林彪也率部队到达了。毛泽东一到安顺场就赶往渡口，找先遣队的负责同志开会。毛泽东听取了红一团在杨得志指挥下奇袭安顺场、十七勇士飞舟强渡大渡河的经过。当说到蒋介石妄想要红军作石达开第二时，毛泽东发出了爽朗的笑声，当毛泽东得知渡河困难时，立即决定红军要迅速夺取沪定桥，否则大部队一时过不了河，而敌人李锡衍的五十三师已经渡过金沙江，正向我们赶来，红军将面临巨大危险。毛泽东当时就作了具体部署：一师和干部团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渡河后从东岸北上赶向沪定（安顺场位于大渡河由北向南然后向东的拐弯处，由安顺场渡河是从南岸向北岸，渡河之后则是沿东岸北上），由林彪带领二师、一军团军团部和五军团，在大渡河西岸北上赶向沪定桥。安顺场到沪定桥340多里行程，要求在两天半内赶到。毛泽东强调说，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沪定桥，红军的大部队才能全部渡过大渡河，避免石达开失败的命运，才能到川西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大渡河东西两岸，两支英雄部队隔河相望，并肩前进。二师四团作为先头部队沿西岸行军，边走边打，接二连三打了几个胜仗。他们昼夜兼程，日行军240里，终于29日晨抵达沪定桥边。
毛泽东在到安顺场的第二天下午，也冒雨出发了。山路婉蜒曲折，加上下雨路滑，行路十分困难。为了鼓舞士气，驱赶疲劳，毛泽东不时和身边战士交谈，有时还讲一些小故事。
毛泽东还在艰难行军时，先头部队已开始了一场勇夺沪定桥的动人心魄的战斗了。
1935年，千里大渡河上只有一座铁索桥――沪定桥。沪定桥位于沪定县城的西边，由13根铁索连结着西岸和东岸。两岸是悬崖峭壁，桥下是翻滚着黑色漩涡、奔腾不驯、礁石林立的河水。这座桥是四川通向西康、西藏的交通要道。13根铁索中，4根用来作两边扶手，中间9根铺上木板作为桥面。红军到达时，木板已被破坏。走在撤去木板的铁索上，稍不留神，就会葬身于湍急的河水。正是在这种险象丛生的环境里，红军战士上演了一幕千古壮歌。
5月29日下午4时，经过长途急行军、仅仅休息了几个小时的红军战士从西岸开始进攻了。22名突击队员踩着铁索，冒着弹雨，向沪定桥另一端冲去。后面的战士边冲锋边铺木板，后续部队踏着木板向敌人射击。在靠近东岸的地方，敌人把没有来得及撤去的木板用火点燃，顿时燃起熊熊大火。敌军企图用烈火阻止红军前进。突击队员以视死如归的气概冲进烈火，与敌厮杀，终于夺取了东岸渡口。部队冲进城后又打了两个多小时激烈的巷战，将敌大部歼灭。
与西岸部队夹河并进的东岸部队，在打败了敌人增援沪定桥的两个旅之后，在29日夜11时左右也赶到了沪定桥。刘伯承和聂荣臻在后半夜2时左右，冒雨来到桥边。夺取沪定桥的红四团政委杨成武，提着马灯陪同他们察看这座著名的铁索桥。当他们从桥西再折回桥中央时，刘伯承停了下来，心中感慨万千，情不自禁在桥上连跺三脚，边跺边说：“沪定桥呀，沪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
夺取沪定桥三天后，毛泽东来到了这座桥。红军主力大队川流不息地通过了这座摇晃的铁索桥。毛泽东在桥上停下来，向大家摆手、说话，有时立在铁索链旁，极目远望。大渡河的凶猛，沪定桥的奇险，勇士夺取沪定桥的壮烈，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身边的警卫员议论说：“这样的桥，有我们一个班守着，谁也甭想过来，可敌人……”毛泽东笑着接上去说：“敌人嘛，总是敌人！他们和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不能相比的。”后来，在他的著名的词作《七律・长征》中，他以一句“大渡桥横铁索寒”，写出了沪定桥的险要气势，写出了红军勇夺沪定桥的英雄气概，也使勇夺沪定桥的故事随着这首诗词传入千千万万人的心中。
夺取沪定桥的第四天，先头部队就向夹金山方向出发了。这是毛泽东和中央确定的行动方向。毛泽东一过大渡河，就和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等人在沪定召开会议，讨论决定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会议决定，部队向雪山草地一线运动；同时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
要部队向雪山草地方向运动，并不是盲目的。红军渡金沙江、大渡河，是为了去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长征初期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曾有断断续续的无线电联系，但以后中断了。双方通过一些传闻和国民党的报纸刊登的零星消息，了解一些对方的情况，但十分有限。中央只知道红四方面军大体上在川西北活动，但具体地点不清楚。实际上，到1935年6月初，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相隔不过百余里，只是被雪山隔开了。这时张国焘已派李先念率部队迎接中央红军，但中央红军的具体地点、到达日期，均不知其详。李先念率部攻克了雪山北麓的懋功，在此寻找中央红军。与此同时，中央红军也开始向这一带运动。
夹金山又名神仙山，海拔4900多米，位于宝兴县城西北，懋功以南，理县的西南。夹金山终年积雪，日落之后，月出之前，更是冰雪遍地。据说此山别说人过不去，就连鸟也不易飞过，只有神仙才能登越，“神仙山”由此得名。但中央红军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必须翻过夹金山。
为了消除部队的顾虑，各部队领导都给战士讲雪山的情况，鼓舞士气。毛泽东也对战士们说，“神仙山”不可怕，红军应该有志气，和神仙比一比，一定要翻过去。
6月12日，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作为先头部队开始爬雪山。这支突破乌江、勇夺沪定桥的英雄部队，与风雪搏斗四五个小时，翻过山顶，到达山下，意外地与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相遇。两支红军主力终于会师了！
同日，徐向前在理番致电党中央，详细报告了敌情和各部队位置，提出作战意见，请中央决定，井代表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热烈欢迎中央红军。
两支先锋部队会师的消息，使长征以来备尝艰辛的中央红军极为兴奋。后续部队情绪高昂，以顽强的意志翻过雪山。毛泽东也于6月14日与中央直属纵队一起过夹金山，山上积雪难行，如果稍有不慎，掉到很深的雪窝里半天爬不出来；如果找雪浅的地方走，一是不容易找，二是即使找到了脚下也很滑，走两步要退三步。毛泽东和战士一起步行。那天他没有穿棉衣，走了一会儿，他的单薄的灰色夹裤就被深雪湿透了。他那双薄薄的黑色布鞋不仅湿透，而且被冻得发亮。身边警卫人员要扶他上山，他说：“不！你们和我一样嘛！”走到半山腰，刮起了暴风，风卷着积雪，伴随着鸡蛋大小的冰雹一齐朝大家扑来。战士们立即用手臂支撑起油布，让毛泽东在中间暂避风雪。这时，山顶上传来了呼喊：“同志们，坚持住！坚持住就是胜利！”“是宣传队的同志们！”毛泽东说：“我们要很好地学习他们这种精神。”他还鼓励周围的同志说：“多有一个同志爬过雪山，就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啊！”警卫员戴天福走不动了，一屁股坐在雪地上，毛泽东关怀他说：“戴天福同志，你坐在这里是十分危险的。来，我背着你走！”这时，警卫员吴吉清赶紧把小戴背了起来，毛泽东就用手扶着他俩向山顶走去。
到达山顶后，只见雪地上战士们三人一堆，五人一群地坐在一起，有的索性躺下了。毛泽东一见这种情况，立刻走到战士中间，和蔼他说：“同志们，不能在这里休息呀！这里空气稀薄，有危险。再加一把劲儿，下山去我们就和四方面军会师啦！”对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向往，战友之间的相互关怀帮助，激励着战士们向恶劣的自然环境、也向自身的疲倦劳累挑战。红军大队人员终于战胜了雪山。
6月14日晚，毛泽东怀着喜悦的心情和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到达达维镇，受到了四方面军同志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到了一座喇嘛寺庙，没有休息，就详细地询问四方面军部队情况，从部队建制，干部成分，思想状况，战士的生活、训练、学习，一直到师团的历史，党组织建设，部队战斗力，军民关系等等，问得十分仔细。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二师师长韩东山尽可能详细地作了汇报。最后他说：“我们部队的指战员都是来自鄂豫皖和四川的贫苦农民，打仗都非常顽强勇敢，一上战场没有一个怕死的，都是拼命地往前冲。”毛泽东高兴地说：
“是啊！这就是红军的作风！我们从江西出发那天起，飞机在头上飞，敌人在地上追，我们还是闯过来了！”
当天晚上，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达维镇外喇嘛寺附近的坡地上，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会场设在一个晒谷场上，搭了一个简易的讲台。周恩来主持庆祝会，毛泽东、朱德以及四方面军的韩东山讲了话。毛泽东以其惯有的深入浅出、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说：这次会师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是红军战斗史上的重要一页，是中华苏维埃有足够战胜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完成北上抗日任务的力量体现。他盛赞红四方面军取得的成绩，还称赞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他指出，中央红军从离开中央苏区那天起，每天都是同超过我们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敌人的围追堵截不仅没能消灭我们，而我们却大量消灭了敌人。战斗中虽然有一些伤亡，但我们却锻炼得更加坚强，扩大了革命影响，沿途撤下了革命的种子。毛泽东强调说，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我们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要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彻底消灭蒋介石反动派，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共同奋斗。
毛泽东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也说明他对一、四方面军的会师给予高度的重视和评价。当然，他也看到今后会有很多困难，他对韩东山说：“中国的革命才刚开始，道路还很遥远，斗争还很复杂，一定要不断学习，不断前进，努力工作，为党为革命奋斗到底！”尽管毛泽东对革命道路的曲折性有着充分的估计，但是，他以及他的战友也都未必预料到，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会如此之快就产生重大的斗争。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在达维庆祝会师后的第二天清晨又继续前进了。临行前韩东山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毛泽东亲切地握着他的手对他说：“我们走后，后面的部队还得几天走完，你要把警卫工作布置好，掩护部队安全通过。现在确定将五军团三十六团交你指挥，待我们从懋功出发后，你们再行动，明白吗？”毛泽东说着，又紧紧握了一下他的手，然后和朱德、周恩来等人一道挥动军帽，同四方面军的部队告别。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革命高潮的前夜。红军两大主力会师，表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日本帝国主义由东北深入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在发生分化，国内阶级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动。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申明了党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表明北上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主要行动方向，也是把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退却转变为新的进攻的巧妙结合。
6月16日，毛泽东到达您功后，见到了在此迎接中央红军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向他询问了部队情况，表达了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关怀，还征求李先念的意见：能不能打回川陕苏区？毛泽东把一幅军用地图铺在地上，向李先念等人详尽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明确地提出了会师后的方针和任务。他说：“全国抗日高潮正在到来，整个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一、四方面军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相互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今后，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
6月16日，中央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的名义发出了《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给四方面军电》，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中央向张国煮申明了红军的行动方向和任务。第二天，张国焘复电党中央，反对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主张应向川西北，经阿坝集中主力向青海新疆打。如有困难，暂时向南进攻（即西进或南下）。从此，在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开始了反反复复的北上南下之争。
张国焘主张西进或南下，主要来源于他对革命形势的悲观估计。他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看成和1927年大革命失败一样严重，认为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处于“总退却”阶段。由此他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主张红军卷起苏维埃旗帜，向中国西北部边远地区退却，与敌休战。这种方针在战略上是不适当的。因为蒋介石正企图把红军压迫到黄河以西地区，阻止红军向北或向东发展，切断红军与全国革命运动的联系，置红军于困境，然后寻机消灭之。此外，这些地区多是穷乡僻壤，少数民族居多，存在着民族间的隔阂，红军若以此为根据地必然造成供给和兵源的困难。因此西进或南下是错误的方针。
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的北上川陕甘方针则是客观地分析了中国革命形势后提出来的。北上川陕甘，在这里创建新的根据地有较好的条件和深远的意义：一是此地地理环境接近华北抗日前沿，有利于红军开往抗日前线；二是有较好的群众条件，有利于支持红军作战；三是这一地区有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及地方游击队的活动，与他们会师后可以在较短时间建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重心。毛泽东、党中央提出的这一方针，在当时是唯一可行的方针。
但是，张国焘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毛泽东与张国焘同为党的“一大”代表，同是湖南人。毛泽东以最大的耐心期待着这位老资格的中共党员、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能够放弃原有主张，希望一、四方面军能够团结起来，与其他部队联手创建川陕甘根据地。6月18日，党中央、毛泽东再电张国焘，申明北上方针。20日，又致电张国焘，请他赶来懋功，以便商议决定战略方针。
为了与张国焘面谈，6月24日，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抵达两河口镇。
中央准备在此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北上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为迎接张国焘的到来，总政治部在两河口镇外通向虹桥山方向的一块大平地上，布置了欢迎会场。6月25日上午，天一直下着雨，毛泽东也一直耐心等待着张国焘的到来。终于，张国秦骑着一匹白色的骏马，在30多名骑兵卫队的护卫下，赶到了两河口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和红一方面军的指挥员冒着倾盆大雨，站在路边的油布帐篷下欢迎他。张国焘态度傲慢，骑马飞驰而来，马过之处溅了毛泽东等一身泥水。
在欢迎会上，张国焘作了讲话，在一、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面前宣布了他的主张：“这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藏、回），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 （四川）、康（西康）、新（新疆）大局面的更好条件。”尽管毛泽东不同意他的主张，但仍设晚宴招待他，请他喝了当地酿制的青稞酒。席间，毛泽东表示欢迎张国焘，并开玩笑说不能吃辣子就不是真革命。然而张国焘对这种交谈并不感兴趣。
张国焘到达两河口的第二天，中央正式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开了3天，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报告，指出今后的战略方针应是向北发展，在岷山山脉以北地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他还指出，以前红四方面军决定向西，这是与中央不同的战略方针。他强调，建立新的根据地，第一必须是便利于我们作战的，第二必须有利于消灭蒋介石主力。新根据地应是地域广大、回旋余地大、便于机动的地区；群众条件好、人口多、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因此中央决定去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也作了发言。他表示同意周恩来的上述发言，指出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有它的好处，把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他要求四方面军作出解释，因为他们是主张南下打成都的。他还说，我们战争的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逃跑，而是进攻。根据地的建立是依靠进攻的。他指出，我们要过山战胜胡宗南，占领甘南东，迅速向前，打退敌人后建立根据地。他主张我军必须高度机动，集中兵力，把主力集中在主攻方面。要迅速打破胡宗南部向前进军。他强调：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地区条件太坏，后退不利，应力争六日突破，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
张国焘不同意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也不同意先打松潘向甘南发展，认为北有草地，气候严寒，行军不利，胡宗南部有20余团兵力，即便到甘南也站不住脚，他提出先向西南打成都，而后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但由于参加会议的其他同志都同意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见，朱德也主张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刘少奇也表示不能向成都发展，因此张国焘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见。于是会议在6月28日一致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张国焘虽然在两河口会议上对中央的决定最终投了赞成票，但其内心深处仍主张南下。这时他看到一方面军经过长征的损耗，人、枪比四方面军少，便野心勃发，提出要解决一、四方面军统一指挥的问题，实际上是要求改组中央和军委。这个要求理所当然地被中央拒绝了。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指出，红军应由中央统一领导，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会议期间，张国焘对会下的活动更为关注，他曾表示要拨兵给彭德怀和聂荣臻，还派秘书给彭德怀送了几斤牛肉干和几斤大米，以及二三百元钱。这种非正常的活动引起了彭德怀以及一方面军其他同志的注意。
张国焘回到红四方面军指挥部所在地杂谷脑（今四川理县）后，在一个教堂里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以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为名，宣传他自己的主张。6月30日，张国焘致电中央，重新提出退却方针，反对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7月1日再电党中央，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这是再次提出组织问题，即向中央摊牌要求给予更高职位。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此时毛泽东对张国焘仍采取了治病救人的态度，绝不放弃最后的努力。毛泽东不仅对张国焘如此，对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也都采取了团结、爱护、信任的态度。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曾大搞错误的“肃反”，1931年，几乎所有的团级干部都遭到清洗。他还推行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伤害了一大批优秀干部。例如曾中生因与张国煮有不同意见而被长期关押，他听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消息后，分别给党中央和张国焘写信，要求释放，面见党中央申诉一切，听候中央处理。张国焘扣压了曾中生的信，禁止他同中央见面，后将他秘密杀害。廖承志1933年加入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他因对张国焘推行王明路线不满被打成反革命，被开除党籍。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不久，毛泽东曾给三军团去电，要他们派部队去寻找廖承志。彭德怀接到电报后，立即要萧劲光率领人马去寻找。萧劲光派出一个排去寻找了多半天，但未找到，后来又经周恩来的努力廖承志才得以获救。三军团在长征途中收容了大约有一个排的四方面军掉队的士兵。当时彭德怀觉得，这些同志是掉队被我们收容的，可以带他们一起北上，此事报告给毛泽东后，毛泽东说，一个也不能带。搞得不和睦，将来不好见面。我们要相信四方面军的同志将来会跟我们一道来的。彭德怀听后放弃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亲自给这些同志讲了话，宣传了北上抗日的主张。随后就让他们回红四方面军去了。曾深受王明“左”倾路线打击的毛泽东，深知爱护干部、挽救干部的重要性，因此，他耐心地等待张国煮和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一道回到中央方针上来。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率一方面军继续北上。从翻越夹金山后，红军一直在人烟稀少的地区行动。这一带是连绵不断的雪山，一望无际的荒原，没有青菜，没有粮食，只有少量的青稞。来自中国南部的战士，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跟着党中央，跟着毛泽东不停地向北走去，寻找新的落脚点。
在艰苦的环境中，党的领导人也和这支队伍中的所有成员一样，缺衣少食。毛泽东自从过了大渡河之后，就很少吃到蔬菜和有油性的东西，甚至连盐也好久没吃到了。一天，在卓克基，西斜的太阳映照着一座用石块砌成的七层塔楼。这是毛泽东在卓克基居住的地方。塔楼前，战士们正围在一起收拾一块猪皮。毛泽东在外面忙碌了一天，回来见几个战士围在一起忙碌，便间：“你们在搞些什么？”警卫员钟永和说：“主席，我们给您弄了点菜。”当毛泽东听说是猪肉时，便问大家：“哪里来的？群众不在家，你们犯纪律了吧？”原来，警卫战士在土司宫的一个小暗室里发现了一筐带毛的猪皮，他们将猪皮放到小铁桶里煮，然后刮去毛，做成菜。钟永和讲完事情经过后问道：“主席，您吃不吃？”毛泽东看了看大家，笑着说：“你们能吃，我就能吃！”大家一听高兴极了，围坐在一起吃了起来。毛泽东一边吃一边开玩笑说：“咱们这算是一次很成功的会餐！”这种官兵一致，同甘苦共患难的作风，成为鼓舞大家战胜艰难困苦的精神力量。
毛泽东率部离开卓克基后，踏着崎岖的山问小路，栉风沐雨，又翻越了第三座大雪山，到达黑水县的芦花。在这里，党中央停留了十几天。这期间，张国焘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矛盾斗争更加尖锐起来。
6月29日，周恩来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乘胡宗南部初到松潘地区，立足未稳，夺取作为北上通道的松潘地区。同日，中央常委会议通过了这个计划，并决定增加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
7月初，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把攻打松潘的任务交给了张国焘。但张国焘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拖延四方面军的行动，阻挠北上。7月9日，他鼓动其追随者以“川康省委”的名义致电中央，提出“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即改组总司令部，要求让陈昌浩任红军总政委。7月18日，陈昌浩又致电朱德，要求让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并要挟中央说，如果不这样“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这样，张国焘从最初的战略方针之争发展为赤裸裸地要权。党中央当然不能接受这种要求。
毛泽东、党中央从大局出发，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广大同志，对张国焘仍是晓之以理，争取他转变态度。为了解决“组织问题”，统一认识，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会上，周恩来鉴于大敌当前，需团结一致，便主动表示愿将红军总政委一职让出。张闻天也表示可以把总书记的职位让出来。而毛泽东主张，总政委职位可以让给张国焘，但党中央的职位不能再让。当后来张国焘成立所谓“中央”时，人们才真正认识到毛泽东这一主张所包含的政治眼光和深远的韬略。后来彭德怀在他所写的自述中这样描述这件事：“当时张国焘不要总书记，他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在是打仗呗。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的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②毛泽东对此事的处理，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巧妙结合。
这样，7月18日军委公布了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的命令，规定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7月21日军委又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并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这是中央在组织上作出的重大让步。
尽管中央作了让步，但张国焘并没有善罢甘休，斗争仍在继续。张国焘任总政委后，立即设法控制一方面军各部队，收缴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码本。后来，彭德怀曾提到此事，说三军团的密码本被收缴后，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通报了，与中央、毛泽东以及一军团隔绝了。此后，张国焘才率四方面军北上，但已耽误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8月初，胡宗南部从东南方向推进到了平武。红军如按原定路线经松潘北上，就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为了摆脱危局，中革军委于8月3日制定了《夏（河）跳（河）战役计划》，要求红军主力折而向西，攻占阿坝，再向北进入甘南。
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人于7月底到达毛儿盖。在毛儿盖附近有一个群山环绕的藏族村庄――沙窝。在这里，张国焘又节外生枝，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8月4日至6日，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张国焘固执己见，吹嘘自己如何正确，同时对党中央和一方面军提出了种种指责，提出一方面军领导应检查缺点错误。在毛泽东和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批评教育下，张国焘又一次被迫同意中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再次否定了张国焘向西南退却的逃跑主义，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正确性，指出，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为红军提供作战的后方，而且可以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苏维埃国家领土，鼓舞工农群众起来同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作斗争。决议还针对张国焘破坏红军团结的行动，强调必须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
在沙窝会议上，张国焘要求再提拔四方面军干部9人当政治局委员，以形成他在政治局的多数。同为中共资格最老的党员的毛泽东，与张国焘展开了严肃的面对面的交锋。毛泽东指责张国焘：“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但为了争取和团结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人还是作了让步。毛泽东指出，四方面军中有很多好干部，我们只提出补几个同志当中央委员，这是很慎重的。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现只是在特殊情况下这样做。其他干部可以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这样，会议经讨论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力政治局委员，陈昌浩还兼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四方面军工作的一些同志增补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同时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此，张国焘对毛泽东极为不满，即使在多年后重提这一会议时，仍咒骂毛泽东是“独裁者”，是“特殊的军事第一主义者”。这足以说明毛泽东成为张国焘实现其野心难以逾越的障碍。
沙窝会议之后，为了执行《夏挑战役计划》，中央于8月20日把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经阿坝通过草地到巴西，右路军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经班佑过草地到巴西。毛泽东随右路军行动。
张国焘在沙窝会议后回到毛儿盖，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再次提出西出阿坝，北占夏河，向青海、甘肃偏僻地区西进的主张。这意味着张国焘与党中央、毛泽东的斗争远未结束。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举行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就战略方针和夏桃战役作战行动问题作了讲话。他指出，根据中央关于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我军北进夏河地区，有两个行动方向，一是东向陕西，一是西向青海。他主张主力应当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而不应向黄河以西发展。他提出，红军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根据地，这一地区背靠草原，川敌不易过来。临近青海的回民区，党的民族政策得当，回民不致反对我们。如东进受阻，以黄河以西作战略退却，也是好的。参加会议的四方面军负责人徐向前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指出“原则上的问题，中央早已决定，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陈昌浩等人均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还为会议作了结论，指出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中的关键。向东，是积极的方针，我们必须采取这一方针。他强调，必须坚决向东打，以岷州、洮河地区为中心向东发展，决不应因遇到一些困难，转而向西。这种精神与张国焘鼓吹的西进方针是完全不同的。
毛儿盖会议以毛泽东的发言为基础，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这个决定要求红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会议改变了夏挑战役的具体部署，把右路军作为北进的主力。而后来的历史演变证明毛泽东的这些主张是正确的。
由于张国焘坚持西进（或南下）的主张，迫使中央在七八月中把主要精力用于解决这些争论，统一党内的认识。而在这两个月中，蒋介石得知红军已到达毛儿盖井有北上的意图，便调动30万大军，布置了三道封锁线，堵截了毛儿盖西北方向几乎所有的要道。只是由于他判断红军不会从草地北上，所以未在草地一线部署重兵。而毛泽东提出的经过草地北上至陕甘的主张，再次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在被他认为是不可能通过的地方又一次创造了奇迹。
毛泽东开完毛儿盖会议之后，于8月21日与右路军一起踏上了人迹罕至的川西北草原。
川西北大草原，实际上是一片大沼泽。经年水草，盘根错节，结络而成片片草甸覆盖于沼泽之上。草地气候极为恶劣，时而烈日炎炎，时而电闪雷鸣，狂风暴雨。每年5月至9月，是这一地区的雨季。红军过草地时已是8月。8月的草地鲜花盛开，但鲜花下面的水草地却处处是危险，稍不留神陷入沼泽，只需几分钟就能把人吞噬。这种极其险恶的自然条件使人类的脚步很少光顾此间。因而敌人在预测红军的行动路线时，把草地排除在外。薛岳在《剿“匪”纪实》中就说，红军若想走此路，“势有不能”。但毛泽东是善于运用出敌不意、出奇制胜战术的指挥者，他坚信，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能够走出草地。
在大部队向草地行军之前，8月17日清晨，一军团的红四团政委杨成武突然接到通知，要该团担任进入草地的先遣团，要他直接到毛泽东那里去领受任务。从毛泽东那里当面接受任务，对杨成武来讲还是生平第一次。
在毛儿盖，毛泽东与周恩来往在一起，住的是藏民用木头架起来的普通房子。杨成武找到毛泽东后，毛泽东对他说，这一次，你们红四团还是先头团！毛泽东原想让六团担任过草地的先头部队，但试了一下，没有奏效。毛泽东分析了六团未能奏效的三个原因，这就是粮食准备不足，思想准备不充分，加上国民党和藏族上层反动武装骑兵的伏击。
毛泽东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地图，说：“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
稍顿了一下，毛泽东又指着地图继续说道：“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现在，胡宗南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座一带集结了几个师，东面的川军也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一部已占领了岷江西岸的杂谷脑；追击我们的刘文辉部已赶到懋功，并向托边前进；薛岳、周浑元部则集结于雅州。如果我们南下就是逃跑，就会断送革命。”
他说到这里，右手有力地向前一挥，说道：“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但是，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
毛泽东又详细地告诉杨成武过草地可能遇到的困难。他说，草地看不见人烟，连树林也没有，行人走过，有时水可浸到膝盖边，夜间寒冷多雨露，就是白天，也气候多变，忽而烈日，忽而阴天，有时飘来雨雪，必须作好最坏的打算……然后，他又具体指示解决困难的办法。说完这些，他又强调说：
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为什么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了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能挡得住红军指战员的。
毛泽东又询问了部队的思想情况和过草地的物资准备情况。当他听说部队找了一个60多岁的藏族通司当向导时，便着急地间：“路上走不动怎么办？”杨成武说已准备了8个同志用担架抬着他。毛泽东高兴他说：“这样好！要告诉抬担架的同志稳当些，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团结好少数民族。”他还说，“一个向导解决不了大部队行军的问题，你们必须多做一些‘由此前进’并附有箭头的路标，每逢岔路，插上一个，要插得牢靠些，好让后面的部队跟着路标，顺利前进。”
由于四方面军的二九四团已编入红四团，因此毛泽东又特别嘱咐杨成武必须搞好团结，指出团结是党的事业胜利的保证，你们搞好了整编后的团结，就是一、四方面军团结的标志。
红四团不负重托，探寻出一条经草地北上的路线。随后，主力部队开始踏上了茫茫草地。在处处隐藏着死亡危险的草地，红军战士不仅要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还要向人体的极限挑战。红军战士要以惊人的毅力，战胜饥饿、寒冷、疲劳等困难，萧劲光曾在回忆录中说，过草地最大的威胁是饥饿。毛泽东 1936年时曾对斯诺说，那时红军中有一个说法，“买一只羊，要一条命”。意思是说为了弄到一点吃的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在准备过草地时，红军从藏民的地里收割了一些青稞和萝卜之类的蔬菜。毛泽东幽默地对斯诺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将来我们一定要向藏民偿还不得不取自他们的给养，战士们在过草地时只能吃点青稞粉、野菜，甚至吃牛皮带、枪皮带、旧牛皮鞋。以极端虚弱的身体去战胜极端险恶的自然条件，这在人类生存史上也是一幕少有的悲壮之歌！
毛泽东在草地行军中也和平时一样，白天到了宿营地从不休息，不是开会就是到部队中去。一天，战士们在草地露营点燃了篝火，许多人围在一起谈笑、歌唱，一会儿，毛泽东、彭德怀来了，成仿吾也来了。他们把包袱和油布往地上一垫就坐下了。彭德怀请毛泽东为大家讲故事。毛泽东以他特有的风格，生动他讲述了几年来红军与国民党部队作战的经历，给战士们以精神上的鼓励。在艰苦的环境中，毛泽东和战士同甘共苦。晚上露天宿营，白天同样忍饥挨饿。毛泽东后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时回顾当时的情景说，“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依然充满革命信心，官兵一致，团结互助。一次，一个战士临终前，请卫生员把部队发给重病号的二指宽的马肉转交给毛泽东，并请警卫班的其他同志照顾好毛泽东。毛泽东沉痛地对大家说，成千上万的烈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地牺牲了。他们视死如归，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住他们前进。这种精神一定会感动全国人民，感动全世界人民来支持我们的正义事业。而这种事业是必定要胜利的。
无情的水草地吞噬了多少战士的生命。但红军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草地，战胜了自我，就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南下还是北上的争论依然没有停止。3月24日，中央在过草地的途中致电张国焘，将毛儿盖会议所作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电告张国焘，力陈中央方针的正确性，令其率部队向班佑一线运动，与右路军并肩东进。徐向前、陈昌浩也连电告知张国煮，力请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
8月26日，右路军到达已西地区。从巴西到甘南，需经包座。中央，毛泽东决定攻打包座。徐向前、陈昌浩向中央建议，由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第四军承担攻打包座的任务。战斗于8月29日开始，30日结束。这是一、四方面军会师以来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为红军北上甘南创造了条件。
在攻打包座战斗进行中，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毛泽东提出抓住有利战机，北出甘南。中央决定，右路军以主力向东推进，待左路军到达后，用小部队向南坪、文县佯动，集中主力从东北方向的武都、西固、岷州间打进去，可以有把握地战胜胡宗南部。
但是，这时仍不见张国焘的动静。毛泽东便和徐向前、陈昌浩商量，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赶上来。徐向前说：“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然后，又以毛泽东、陈昌浩、徐向前的名义给张国焘发电报，指出左路军如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再次要他带部队过草地北上。同时，还令一个团的部队筹集粮食，做好迎接左路军的准备。
这时，蒋介石突然接到薛岳、胡宗南的电报，得知红军已经草地到巴西，并已突破设在包座的防线，大为震惊。为阻止红军行动，他下令新编十四师扼守岷县及腊子口，又让胡宗南回甘肃；然后令王均所部在岷县、天水、武山地区做好堵截红军的准备。
大敌当前，如再迟疑，必将带来严重后果，毛泽东不能不着急。然而，大敌当前，毛泽东又必须团结同志，集中兵力北上抗日。毛泽东不能不以最大的耐心等待张国焘的回音。
可是，毛泽东等来的却是一个意外的消息。9月3日，张国焘终于有了回音。他致电中央，以葛曲河水上涨给左路军带来种种不便为借口，不按中央的计划行进。他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又发出电报，要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
这时，右路军前锋一军团千9月4日从巴西北上，5日到达俄界。这段时间中央几乎天天开会，希望能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当时，前敌总指挥部和四军、三十军在巴西，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人与前敌总指挥部住一处，周恩来、王稼祥同三军团驻扎在离前敌总指挥部约15里左右的牙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为了争取张国焘北上，同陈昌浩、徐向前进行了多次商谈。9月8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张国焘，说“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下为下策。”但张国焘旋即来电命徐、陈率右路军南下。这样，党中央和张国焘的北上南下之争，终于发展到针锋相对的明朗化地步，成为牵动全局和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
陈昌浩接到张国焘的回电后，拿电报找徐向前商量。徐向前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陈昌浩马上去找张闻天、博古。当晚，在周恩来的住处召开了随右路军行动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非正式会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洛甫 （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7人联名致电张国焘，要他北上。会后，即将此电发给张国焘，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9月9日，张国焘电复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陈昌浩接到电报后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徐向前不同意南下，但不愿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只好表示南下。当天，中央致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迅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张国焘不仅不听从中央的耐心说服，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反而又在9日致电陈昌浩，令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
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在接到电报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考虑到叶剑英处境危险，要他赶快回去开会，并嘱咐他沉着冷静，谨慎从事。
当毛泽东翻过夹金山和张国焘会面时，也许没有料到他与张国焘之间的分歧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他以过人的机智与果断决定一、三军团先行北上，为寻求脱身之计，他立即到涂向前、陈昌浩那里商谈行动方针。他来到涂向前的注处，在院子里问徐向前：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听后没再说别的，只是要他早点休息，遂告辞了。
毛泽东又来到陈昌浩处，陈昌浩告诉毛泽东，张国焘来电要南进。毛泽东说，既然要南进，还须和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商量。周恩来、王稼祥同志养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同周、王开个会吧。这样，毛泽东从陈昌浩控制的前敌指挥部中抽身而出，火速赶到巴西附近的于弄，与张闻大、周恩来、博古在周恩来的注处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认为，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会议决定，为了贯彻中央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连夜率领一、三军团以及军委纵队一部和红军学校迅速转移，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会议委托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为了给部队行动打掩护，毛泽东派叶剑英去通知陈昌浩，部队要南下过草地，需准备更多的粮食，已动员部队在10日天一亮就去筹粮。10日凌晨2时，叶剑英率一方面军的同志悄悄离开了前敌总指挥部，并带走了甘肃省地图。
毛泽东与彭德怀随红十团一起在后尾前进。他俩边走边谈。彭德怀问毛泽东：“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广毛泽东回答说：“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他们总会要觉悟的。”
一、三军团出发后，徐向前、陈昌浩大为吃惊。陈昌浩问徐向前，一方面军开拔了，我们是不是派部队追上去？徐向前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陈昌浩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了一队骑兵去追，进行“劝说”。李特骑马追来，大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毛泽东劝阻他，他就大吵大闹。毛泽东邀他到旁边的一所教堂里坐下来谈。李特说，你们这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毛泽东说，北上的方针是中央政治局定的。但李特不听劝告，要强拉四方面军的问志跟他走。毛泽东请李特转告张国焘、陈昌浩，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川康十分不利，希望能认清形势，率部跟进；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中央也欢迎，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何意见，可随时电商。毛泽东最后还对李特说，你们实在要南下也可以，相信以后总会有重新会合的机会的。伍修权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及此事，说当时有些同志对李特的行为很生气，毛泽东却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
就这样，愿意北上的人继续北上，不愿北上的人则回班佑去了。毛泽东在警卫战士的陪同下，随部队通过一座木桥走过了巴西河，开始走上新的征程。
过巴西河的当天，中央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 《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毛泽东在这一文件中指出：“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
毛泽东对张国焘再次表现了高度的忍耐。为了争取张国焘北上，以避免红军的分裂，共同北上，9月11日，一、三军团在俄界会合后，中央再次电令张国焘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而张国焘在第二天复电仍反对北上，主张南下，首先赤化四川。9月12日，中央根据8月以来与张国焘的争论，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的战略方针》的报告。当时，许多同志对张国焘反党、分裂红军的罪行十分愤慨，要求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不同意。他说，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作，因为它关系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问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我们应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不管张国焘如何阻挠破坏，中央仍然要坚持两河口既定的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向南是没有出路的。
彭德怀在其自述中曾对毛泽东主张保留张国焘党籍一事予以评说：“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在对待张国焘的问题上既坚持原则性，又恰当地保持了灵活性。②毛泽东在俄界会议的报告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同意。毛泽东所着眼的决不是张国焘一个人，而是整个四方面军。他对四方面军始终抱有信心，相信他们终究会北上的。
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仅传达到中央委员，未向全党公布。会议还决定：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的五人团，领导红军的工作，负责处理一切重大军事行动。
在此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一再致电张国焘，要求他取消南下命令，服从中央电令，转而北上。但张国焘却置之不理，并在左路军中大肆进行活动，在部队中攻击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是“右倾逃跑主义”、“机会主义”，他在阿坝召开所谓“四川省委扩大会议”，与俄界会议唱对台戏，并在会上组织人马围攻朱德。9月15日，他提出一个《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10月5日，他在卓木碉成立了所谓的“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自封为主席。他以“中央”的名义，通过决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兔职查办。”12月5日，张国焘又致电中央，宣称“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
事已至此，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致认为，应当将中央与张国焘的分歧公布于众。1936年1月22日，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的这种行为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中央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事实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到1936年二三月间，四方面军已由南下时的45个团约8万人，减少到28个团约4万人。南下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失败了。而此时毛泽东已率中央红军在陕北落脚，建立了根据地。现实的教育使广大四方面军干部战士逐渐觉醒，认识到北上是正确的。在距两河口会议近一年的时间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了。经过朱德、任弼时，贺龙等人的斗争，终于迫使张国焘同意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一起北上，明确决定了北上与党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
毛泽东曾说过，他们会重新回来的。一年后，他们终于回来了。
毛泽东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斗争艺术。首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了长期的，反反复复的、不厌其烦的耐心说服和教育，真正做到了仁至义尽。二是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在坚持北上的基本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之下，对于一些具体的事情或人事安排则可以灵活掌握，适当让步。三是把坚持错误的个别人与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区分开来。保障了红军的团结。四是重在分析错误，不急于做组织处理。这种斗争方式，一反遵义会议之前，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方式，成为正确处理党内斗争的典范。
南下北上之争告一段落，毛泽东率红军战士踏上了长征途中的最后一段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