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的7月，黄色的沟壑之间点缀着点点绿色的禾苗。远远望去，沟壑中或隐或现地有一行人走动。这是一个向导牵着一头骡子，骡背上驭着简单的行装，后面跟着一个外国人――埃德加・斯偌。他们行进在山谷中，有时经过一些窑洞组成的村落，问或见到一些在田野里操作的农民。黄土高原显得十分宁静。
1936年的下半年，中国的局势正处在发生重大转折的前夕。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促使全国民众的觉醒，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人民的共同心愿。红军在陕北打退了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的几次进攻之后，与张杨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秘密签订了停战协定。在此前后，军阀陈济棠、李宗仁发动了“两广事变”，蒋介石急于平息内江，无暇顾及西北。他对张杨与中共接触有所耳闻，但在“两广事变”未解决之前不便采取大的措施。因而，在中国的西北一隅暂时无大的战事，出现了局部相对稳定的态势。
斯诺在这种形势下，踏进了中国红色区域的大门。他在苏区徒步行走了一天半，终于到达了安塞县的百家坪。当他正与安塞赤卫队队长交谈时，突然走来了一位军官，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他打招呼，而且用的是英语！斯诺马上就知道了，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周恩来，那个“鼎鼎大名”的红军指挥员。第二天，他来到周恩来的司令部，周恩来对他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周恩来表示，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周恩来还帮他制订了一份需费时92天的采访计划。
红色区域的大门竟然如此便利地向一个外国记者打开了，斯诺甚至感到有一点惊奇和怀疑。但事实很快就使他相信了中共给他这样的自由活动的诚意。
离开百家坪后，斯诺时而骑马，时而步行，与一小队红军官兵同行在崎岖的山路上。当他们看到苍翠的山谷中的一片古老城墙时，便到达了目的地――保安。
斯诺到达保安时，受到了热烈欢迎。虽然苏区曾有一个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但从严格意义上讲，斯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位“外宾”，外交部是第一次从事接待外国人的具体活动。
斯诺到保安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斯诺到苏区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会见毛泽东，他跨进红色区域的第一个村庄时，就向当地的贫协主席提出要找毛泽东，但他没有想到，同毛泽东的会面却是这样平静自然。毛泽东同斯诺寒暄了几句之后，告诉斯诺，可以熟悉一下环境，同别人谈谈话，待认清方位后，再去见他。说完便缓步走过挤满农民和士兵的街道，在暮蕾中散步去了。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这样描述他和毛泽东初次会面后所留下的印象，“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7月16日，毛泽东请斯诺前往他的窑洞里谈话。在斯诺访问期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往往是在夜间进行的，并且通常持续到凌晨一两点钟。他们的谈话范围很广，内容极其丰富。这一次谈话主要集中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问题上。
毛泽东说，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需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毛泽东还谈到了国际统一战线的问题，指出东方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日本有它潜在的盟国――例如德国与意大利。中国想要成功地反对日本，也必须争取别国的支援。他认为，在这场斗争中，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人民。如果中国单独作战，相对他说，牺牲就会大些，战争的时间也会拖得长些，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以最小的代价赢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中国必须首先实现国内的统一战线，其次还必须努力把这条统一战线推广到包括所有与太平洋地区和平有利害关系的国家。
当斯诺间及从政治上、军事上看，中日战争的发展前途如何时，毛泽东作了科学的预测和分析，他指出：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能是一种幻想。我们确切地知道，就是扬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经包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之内，并且日本还想占领菲律宾、退罗、越南、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把外国和中国切开，独占西南太平洋。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这样的时期，中国无疑地要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可是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败论者，因为他们害怕损失财产。有许多人想，一旦中国海岸被日本封锁，中国就不能继续作战。这是废话。为反驳他们，我们不妨举出红军的战争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差得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为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这是我们早就提出了的。
斯诺问道：照你的意见，这次解放战争，主要的战略方针是什么？毛泽东就此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须是运动战，阵地战虽然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须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24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驻扎在满洲和日本内地。
毛泽东接着说，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在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
这样，毛泽东以其惊人的洞察力，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一年就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一般形势、发展规律，预见了在战争前期、中期、后期不同的战略战术以及敌我力量的消长变化和最后结局。后来他在《论持久战》中把这三个时期更为精确地概括为三个战略阶段：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敌我战略相持阶段；敌之战略防御我之战略进攻阶段。而贯穿于上述谈话的基本精神，就是动员全民族抗战，即全面抗战的思想。抗口战争的进程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的准确性，后来毛泽东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一文中更为充分地阐述了上述观点，井说：“这些问题的主要论点，还在两年之前我们就一般地指出了。还在1936年7月16日，即在西安事变前5个月，卢沟桥事变前12个月，我同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谈话中，就已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随后他在文中大段引用了斯诺在《西北印象记》中所记述的他的谈话的原文。毛泽东这些预见的准确性与深刻性，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深为折服，命其部队将领研究这一战略思想，并允许在一向禁止出版共产党人著作的国统区出版阐述这些思想的《论持久战》。这也是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发表后何以能引起轰动的原因之一。斯诺本人也说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对于局势具有特殊的意义。
当毛泽东就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问题谈了上述观点后，时间己过了凌晨两点，斯诺己精疲力尽，但在毛泽东的苍白而有点发黄的脸上，斯诺却看不出一点疲倦的表示。他们坐在一张没有上油漆的方桌旁边，桌上铺了一块清洁的红毡，蜡烛在上面毕剥着火花。他们就在烛光下交谈。毛泽东交叉着腿坐在从岩石中凿成的一个很深的壁龛里，吸着香烟。当吴亮平翻译、斯诺记录时，毛泽东一忽儿在两个小房间之间来回踱步，一忽儿坐下来，一忽儿躺下来，一忽儿倚着桌子读一叠报告。贺子珍也还没睡。忽然间，他们两个都俯过身去，看到一只飞蛾在蜡烛旁奄奄一息地死去，高兴地叫起来。这是一只很可爱的小东西，翅膀是淡淡的苹果绿，边上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了进去。以至于斯诺产生了疑问：这样的人会是真的认真地考虑战争吗？当然后来的事实表明毛泽东对中日战争的预测是极为准确的。
谈话在一夜又一夜的继续。有一次，斯诺请毛泽东解释一下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它对国民党政府态度的转变。毛痒东阐述了促成这种转变的三个主要因素。他指出，首先是日本侵略的严重性：它日益加剧，造成那么大的威胁，以致所有的中国军队必须在它面前团结起来。除了共产党以外，我们当然承认中国其他党派和军队的存在，而其中最强大的是国民党。如果不合作，我们现有的力量要进行抗日战争是不够的。南京必须参加。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中国两个主要的政治力量，如果他们现在继续打内战，其结果是对抗日运动不利的。
第二，从去年（1935年）8月以来，共产党通过发表宣言，一直在呼吁全中国各党派团结抗日，对于这个纲领，人民群众的反应是赞同的。今天，中国人民和许多爱国官员，都热切盼望两党为了民族救亡的目标团结起来。他们热切希望结束内战。这一点不实现，抗日运动就会遇到极大的障碍。
第三，今天，即使在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内部，也有许多爱国人士赞成和共产党重新联合。今天，即使在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内部，也有某些抗日分子鉴于民族的危急存亡，准备实行联合。
毛泽东认为，以上这些就是当前中国形势的特点，由于这些特点，我们必须重新仔细地考虑能够使民族解放运动的这种合作成为可能的具体方案。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团结的基本点是民族解放的抗日原则。为了坚持这个原则，必须建立民主共和国，建立国防民主政府。接着，他阐述了这个政府的任务，在这样一个政府之下苏区将要采取的政策等重大问题。他还就抗日战争与阶级革命的关系作了说明，指出，在现阶段，必须将反帝运动进行到底，这是共产党目前的而且也是历来一贯的原则。所以，从根本上说，我们强调抗日民族斗争并不是什么新的论点。他还说，只有同时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孙中山的第三条原则，即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抗日运动才能有效地开展，当斯诺问他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否意味着共产党愿意放弃、或者无限期地推迟执行没收地主土地并将其重新分给贫穷、无地的农民的政策时，毛泽东解释说，这也要取决于抗日运动的发展，不过，我们深信，如果不减轻农民的负担，抗日的纲领是无法实现的。土地革命，正如你所知道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它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并不反对目前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我们反对的是帝国主义。这一原则是符合国内一切民主人士的要求的，我们衷心支持它。
中国共产党所确立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政策，通过毛泽东之口，详尽地向一个外国记者作了阐述，并通过外国记者之笔，向全中国、全世界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
在类似这样的交谈中，斯诺发现毛泽东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毛泽东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他对英国工党很感兴趣，详尽地间斯诺关于工党目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斯诺答不上来了。他对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看法使斯诺很感兴趣。毛泽东相信罗斯福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认为中国可以跟这样的人合作。他又问到许多关于美国新政和罗斯福外交政策的问题。斯诺认为，他提的问题表明他对于这两个政策的目标有很明白的了解。正是在这种涉及面甚广的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的关系，第一次面对面向一个外国人论述了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
斯诺问：苏维埃政府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政策是什么？
毛泽东回答说，中国人民今天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苏维埃的对外政策肯定受到这一斗争的制约。他指出，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就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毛泽东强调说，这样，日本的侵略就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应由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来对付的问题。他表示，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他简要地概括道：“我们期望于外国的是什么呢？我们至少期望各友好国家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至少采取中立的立场。我们希望它们积极援助中国抵抗侵略和征服。”
斯诺进一步问道：苏维埃政府如何区别友好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
毛泽东仔细分析了各种类型的国家，指出列强中有一些国家表示不愿参加新的世界大战，有的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如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一些长期处于侵略成性的强国威胁之下的国家和较小的民族、自治领、殖民地、半殖民地等，如暹罗、菲律宾、中美各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荷属东印度等等，或多或少都受到日本威胁。我们把它们看作自己的朋友，请它们同我们合作。至于奉行和平方针、无意于征服或剥削任何国家的苏联，自然是我们的好朋友。毛泽东确信，上述国家能够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凡是参加这个共同战线的国家，都将作为友好国家受到我们的欢迎，不管它在促使这条共同战线成为反对侵略者的有效武器方面能作出多大贡献。
毛泽东还谈到了中华苏维埃对待旧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缔结的对外条约的态度，指出日本人事实上已在破坏这些条约。尤其在东北，各国已丧失其条约地位。正常的商务和外贸正在被日本破坏。因此，如果其他国家想同中国保持和平的通商关系，就必须制止日本。他预测战后的外交政策，将会根据这些国家战时的表现来制订。那些曾在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战争中给予援助或未曾反华的国家可以享有同中国亲密友好和互利的关系。积极协助过日本的那些国家当然不会得到同样的待遇。他强调指出，至于日本，中国必须通过解放战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财产，取消日本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租界和政治势力。
毛泽东还主张，中国同友好国家应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更大的合作。他说，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中国几亿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们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并被用于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
毛泽东还谈到了外国在中国投资的问题。他表示，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真正得到好处。外国资本给群众带来很少好处，或者根本没有好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他在谈话中提到了是否承认中国的外债问题，说合法的外债将得到承认。凡是为建设目的和用于建设的外债，我们都将认为是合法的。但不承认任何“政治借款”，也不承认任何用于打内战、打红军或其用途违背整个中国人民利益的借款。毛泽东解释了苏维埃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在对待外国投资、借款政策上的不同之处，强调国民党将其外债主要用于进行军阀内战或打红军，或者把钱浪费在其他愚蠢的行动上。它的借款给中国的政治主权造成更大的损失。人民政府如果建立起来，外国借款和外国投资应就只能被用来发展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工业和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和农业组织。同南京的政策相反，对影响中国独立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一概不予承认。
毛泽东应斯诺的要求，对如何对待外国传教士问题和中美、中英关系问题都作了阐述。
在这种谈话中，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第一次正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以及苏联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历来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敏感问题。共产国际曾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推动大革命的胜利进军以及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过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国情，在指导中国革命事业中也出现过严重失误，甚至粗暴地干涉中国共产党的正常领导。大革命后期党内出现的右倾错误、土地革命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以及抗战初期出现的右倾错误，均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有关。一贯主张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的书本和共产国际的决议神圣化教条化的毛{ewcMVIMAGE,MVIMAGE, !09100670_0142_1.bmp}泽东，曾几次在所谓执行“国际路线”的旗号下受到打击和排斥，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所制订的土地革命政策被攻击为“富农路线”，他所倡导的并在实践中被证实力有效的军事战略战术，也被斥之为退却逃跑主义，因此，毛泽东对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
毛泽东在回答斯诺关于外界说“中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工具”这一问题时，详细阐述了他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态度。他指出，第三国际是一个汇集全世界无产阶级前卫的集体经验、以贡献全世界革命群众的组织，它不是一种行政机关，除顾问作用外，它并无任何政治力量。虽然它的本质和第二国际大不相同，组织上却没有多大的分别，正如没有人会说因为某国的内阁由社会民主党组成，因此第二国际就是独裁者，这是极端可笑的。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对全民族负责。决不是为了俄国人民或第三国际的统治。为的仅是中国大众的利益，只有与中国大众的利益完全共同的地方，才可以说是“服从”莫斯科的“意志”。当然，一旦中国大众像他们的俄国兄弟一样，获得了民主权及社会的经济解放以后，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将惊人地扩大了。他说，当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然后苏维埃国际联合的问题才会产生。但是今天我们不能提供什么方式，这是一个尚未解决、不能提前解决的问题。他最后特别强调，这个世界联盟要成功的话，必须各国依其民众意志有加入或退出的权利，必须各国主权完整，绝非“听命”于莫斯科。共产主义者从未有别的想头，“莫斯科统治世界”的神话，只是法西斯和反革命者的发明罢了。
毛泽东表达了他一贯提倡的独立自主的精神和政策，既驳斥了国内外敌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蔑，又阐述了爱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也是若干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斯诺在保安的日子里，几乎每天晚上都去毛泽东的住处谈话。谈话通常从晚上9点多开始，未谈正文前，毛泽东常谈一两个短故事。谈到十一二点钟时，毛泽东招待斯诺吃一顿便餐，有馒头和简单的菜，菜里有一点点肉，这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已是十分难得的。对客人来说，这是夜宵。但对毛泽东来说，则是正常的晚饭。通过这种交往，斯诺对毛泽东的认识逐渐加深，他看到了一个共产党领袖的生活的各个侧面。他在《西行漫记》中这样写道：
“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比这更差的他都经历过了，但因为是一个湖南 ‘富’农的儿子，他也经历过比这更好的。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仍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佩带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带的两条红领章。”
“我曾几次同毛泽东一起去参加过村民和红军学员的群众大会，去过红色剧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中间，玩得很高兴。”
“毛泽东的伙食也同每个人一样，但因为是湖南人，他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他甚至用辣椒夹着馒头吃。除了这种癖好之外，他对于吃的东西就很随便。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我听到他发挥爱吃辣椒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论。他首先举出他的本省湖南，就是因产生革命家出名的。他又列举了西班牙、墨西哥、俄国和法国来证明他的说法，可是后来有人提出意大利人也是以爱吃辣椒和大蒜出名的例子来反驳他，他又只得笑着认输了。”
“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来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占代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通过这种深入的往来，斯诺感到，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就连许多日本人也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
斯诺被中国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毛泽东的个人蛙力所深深吸引，他请毛泽东谈谈个人生平。但毛泽东通常很少提到他自己或他个人在谈到的某些事件中的作用。他像斯诺所遇到的其他共产党人一样，往往只谈委员会、组织、军队、决议案、战役、战术等等，而很少谈到个人的经历。一天晚上，当斯诺的其他问题都得到答复以后，毛泽东便开始回答斯诺列为“个人历史”的问题表。但是毛泽东不大相信有必要提供自传。斯诺力争说，在一定程度上，这比其他问题上所提供的情况更为重要。他说，大家读了你说的话，就想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在斯诺的再三争取下，毛145泽东终于同意把自己的生平梗概告诉他。
在9月底至10月初连续几天的晚上，还是在毛泽东的简陋的窑洞里，还是围坐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旁，毛泽东娓娓道来，从他的少年时代说起，谈到了他如何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没有任何矫饰，而是辩证地唯物主义地阐述了自己如何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中斗争过来，成长起来的经历。当毛泽东叙述到红军的成长过程时，他开始超出“个人历史”的范畴，并且以某种方式不知不觉地把个人历史溶于一个伟大运动的历程之中；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保持着主导作用，但是人们却看不清他个人的活动情况。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观察家的客观记载了，而这个观察家所关心的是作为历史的人类集体命运的转变。这种叙述使斯诺深深感到，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斯诺觉得，在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末，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斯诺把他的这种感受同毛泽东的生平一起对外发表了，使全中国、全世界对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毛泽东很重视同斯诺的谈话。因为这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域里，一切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进步的书籍都被视为禁书，共产党人的著述不可能公开发表。而斯诺是一个外国记者，可以不受国民党新闻检查的控制，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活动，如实地在国外发表出来，然后还可以转译成中文，这样就可以使国民党对共产党的一切造谣诬蔑现出原形，使党的事业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在斯诺访问陕北根据地的4个月中，除了7月下旬和9月中旬去前线采访外，毛泽东几乎每天都和斯诺会面。毛泽东在地理偏僻、贫穷且又被包围封锁的一小块根据地里，笑谈天下大事，展望未来的国际事务，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语言，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从千里之外，冲破重重阻碍来到苏区的斯诺，对此深为惊叹、折服。他对毛泽东和中国革命事业的记述，不仅有益于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也使他本人成为世界上能够留下历史性文献资料的杰出的记者之一。
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他总结或提出了许多事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比如他第一次完整地叙述了中国工农红军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概况；全面阐述了根据地的建设及其各项政策；第一次对中共与共产国际以及苏联的关系作出全面的客观的评价；第一次公开他个人的生平历史；第一次公开中国共产党对即将爆发的抗日战争的预见等等。诸如此类的“第一次”在他的谈话中还可以找到许多。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些内容是对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基本政策的集中阐述。也正因为这些谈话所包含的这种价值，才使斯诺写的以毛泽东谈话为主干的 《西行漫记》成为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和广大读者热烈欢迎、当时国际上发行最广、最多的著述之一。毛泽东曾经看过当时上海出版的中文译本，井曾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提到这本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对它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说，《西行漫记》是一本真实地报道了我们的情况，介绍了我们党的政策的书。而斯诺本人说，这本书能风行各国，与其说是由于这一本著作的风格和形式，倒不如说是由于这一本书的内容。这些故事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是由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等人口述的。斯诺认为，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而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斯诺的话是真实的、恰如其分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一直是被国民党包围封锁的“禁区”，自斯诺访问陕北，把根据地的新鲜气息传播出去后，外国友人纷纷前往根据地参观访问，红色中国的大门终于敞开了。
继与斯诺以及同斯诺一起来到陕北的马海德谈话之后，毛泽东又先后接见了来陕北的史沫待莱、尼姆・威尔斯、厄尔・H・利夫、托马斯・阿瑟・毕森、拉铁摩尔、菲力普・贾菲等新闻界人士，广泛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阐述中共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预见抗日战争的规律。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接见的外宾超出了新闻界，扩大到政界、军界要员和来根据地帮助工作的友人。通过这些交往，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世界范围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