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怎么打？这是军事统帅应该首先考虑的问题，对此，毛泽东早有考虑。还在1936年7月16日，他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作了精彩的论述。当然，由于当时处在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过程中，抗日战争尚未全面爆发，所以，这种战略构想还暂时是纸上谈兵。但这个战略构想的提出，为抗日战争初期制定战略方针奠定了基础。
卢沟桥事件发生后，举国上下的全面抗战局面初步形成。这时解决军事战略问题成为最紧迫的任务。1937年7月14日，毛泽东等红军将领致电叶剑英设法转告蒋介石，表示愿意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努力抗战，红军主力随时准备出动抗日。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客观地分析了红军的特长和不足，提出适应我军的军事战略原则。他指出，“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为了发挥红军的优势，红军愿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意一部深入敌后，打其后方”。此时，国共两党关于红军改编的谈判速度明显加快。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人往返延安、南京，与国民党方面具体商定红军改编事宜。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电告正在红军前线总指挥部所在地云阳的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红军抗战的作战原则，指出关于红军作战，依当前敌我情况，我们认为必须坚持“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8月4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准备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毛泽东、张闻天电告他们就红军参战185问题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如下要求：（1）整个抗战是正窥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应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2）“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3）依现时情况，“红军应出三分之一兵力，依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平绥路西进及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后方”；（4）“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这四条补充了8月1日提出的红军作战原则，其中发动群众开展“武装自卫战”的思想对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形成后来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内容。
8月4日，朱德、周恩来、博古、任弼时、林伯渠等人两次致电毛泽东和张闻天，提出以红军主力出去为妥，红军应当既打运动战，又打游击战，应“多行侧面的运动战与游击战”。根据这一意见和当时的形势，张闻天、毛泽东于5日复电朱德、周恩来等，同意红军应结合以运动战，宜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且“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
8月6日，朱德、周恩来等依据上述方针飞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这时，由于战事紧急，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3个国防师及特区警卫部队，并颁布了3个师的番号，命令红军至迟于8月20日出发，25日到大同集中。8月7日，毛泽东命令红军各部准备开动。至此，国共两党军事上的合作初步形成。
8月22日，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制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任务和基本政策。在讨论红军的战略方针时，毛泽东首先说明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战略作战，保存与扩大自己，争取对敌战争的领导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提出了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但也有同志提出，在抗日战争中，运动战的机会虽然比国内战争时期减少了，但是游击战应与运动战紧密配合，在胜利把握较大的情况下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因此不能忽视运动战的作用，主张提“运动游击战”，或“游击运动战”，或“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这种分歧是正常的，反映党的高级领导人都在思考我军的战略方针。
由于洛川会议时间较短，红军将领要统率改编后的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对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先后开赴抗日前线，实施战略展开。但抗战形势向中共中央，向毛泽东提出了八路军开赴前线后怎样具体开展活动，是以分散游击、发动群众为主，还是在发动群众的同时，适当集中兵力进行一些正规战等问题。就毛泽东而言，在洛川会议后，他从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长远利益和抗日战争的全局出发，更多地强调八路军应分兵发动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9月12日，他致电彭德怀，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作了进一步解释，指出：此原则中包含：（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集中大兵团于一个狭小地域不便于进行游击战争；（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如不弄清这一点必将发生无穷纠葛，而红军之伟大作用决不能发挥；（三）南京方面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9月17日，针对前方将领对日军迅速攻取太原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主张支持阎锡山保持太原等情况，毛泽东致电给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各师正、副师长，指出：“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 （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他提出，为真正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造游击根据地，支持华北游击战争，并力扩大本身起见，建议一一五师“以自觉的被动姿势，现时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如敌南进，而友军又未能将其击退，则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当时日军在华北以相当数量兵力沿平绥线进攻山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友军侧背，为使我军在战略上展开于敌之翼侧，钳制敌人进攻太原和继续南下，援助友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中共中央决定变更八路军全部去恒山的部署，改为3个师分散配置，一二○师出晋西北，一一五师出晋东北。
八路军进入山西后，正在酝酿进行一次战役以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详述了对八路军参与平型关战斗的看法。他说：“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你估计放弃平型关，企图在沙河决战的决心是动摇的，这种估计是完全对的。他的部下全无决心：他的军队已失战斗力，也许在雁门关平型关沙河一带被迫地举行决战，然而大势所趋，必难持久，不管决战胜负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毛泽东批评党内有人对形势估计错误，坚持八路军卷入决战，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他说：“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对于如何贯彻这一战略方针，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在电文中，毛泽东表示，八路军相机集中给敌人以打击，当然可以，但不能因此而耽误时间，必须尽快转向山区，“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毛泽东对阎锡山战略意图的分析和对华北地区战局的展望都是正确的，充分地表现了毛泽东异常敏锐的战略眼光，并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
9月25日，平型关战斗已经打响。毛泽东接连数电，继续阐述他的意见。在致朱德、彭德怀、任粥时等的电文中，提出了关于华北我军作战的战略意见。他说：“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在致电周恩来、刘少奇等布置华北党的工作时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毛泽东把我军与游击战争胜负的关系提到特别重要的位置。他指出，“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现在就要“设想在敌整个地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在平型关战斗之前，所强调的重点就是游击战。平型关大捷后，全国对八路军取得抗战以来第一个胜仗反响强烈。毛泽东也为之振奋，使他对作战方针的认识上有了明显的变化。在这以后，他的电文在布置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对于集中兵力作战这个方面给予了越来越多的注意。9月27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提出：“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10月份，忻口战役正在紧张进行，八路军主力配合友军给敌人以重创。八路军的英勇作战得到全国人民的赞誉，甚至蒋介石也来电表示嘉慰。八路军的军事实践促使毛泽东对我军战略方针给以更深的思考，并表现出对集中兵力在必要时打大仗的决心，他在与抗日将士的往返电报中逐渐孕育出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之意。10月5日，毛泽东指示八路军一一五师除一部做地方工作外，迅速集中相机歼敌。10月6日在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的电报中提出“山西现已处最后关头，将不得不打一仗”。“如果我方部署适当，则以我方兵力数量与质量计算，有可能暂时破坏敌人的攻击计划”。因此，他指示一一五师、一二○两师主力，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敌之侧后纵深地区、一一五师不仅要适时出击大营、沙河、繁峙线，还要准备北越长城至浑源、应县，袭击雁门、大同、张家口线之铁路，袭击张家口广灵线，广灵代县线之汽车路。并提醒一一五师准备付出相当代价。这些都表现出毛泽东前所未有的在必要时打大仗的决心。10月23日、25日在给前线的电报中表现出同样的思想。
毛泽东同意必要的运动战，并不意味着他对整个军事战略方针的改变。当10月8日华北军分会训令重提“运动游击战”时，张闻天、毛泽东立即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认为“有原则错误”，应“停止传达”。毛泽东考虑得更远些。他注重的是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和发动群众，以准备在国民党军队在华北不能支撑时，八路军能够独立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华北抗战。
但是，随着八路军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作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日益明显，在抗日前线的八路军高级将领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积极反映自己的看法，毛泽东经过思考后，也逐渐修正自己的看法。他在10月25日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修改了对八路军战略方针的提法。他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以后在给前线的电报中重申了这一战略方针。到12月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很多同志不同意“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主张提“运动游击战”的方针。毛泽东坚持认为，在全国抗战中固应以运动战为主，但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应该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当然应加上“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1938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合众社记者的谈话中说：“有人说，我们只主张游击战，这是乱说的。我们从来就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的配合。”问题是除运动战外，还应组成若干游击兵团打到敌人后方去，建立根据地，发动千百万民众，才能遏制敌人的进攻和最终打败敌人。在2月至4月间，毛泽东根据八路军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的实践，多次致电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提出：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争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不仅山地可以创造抗日根据地，平原地区也同样可以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从此以后，毛泽东在表述战略方针时，不再提“山地”二字，表明他对战略方针的认识又有了修正。
这个战略方针的确立来之不易，它是八路军将士用热血换来的宝贵经验。毛泽东作为党内最高军事统帅，既表现出高人一筹的地方，从一开始就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主张。但他又没有固步自封，当实践证明抗日前线八路军将士提出的某些观点也客观地反映抗日战争的规律时，他又勇敢地修正自己的观点，集中全党的智慧，创造性地提出我军的战略方针。然而在提出这个方针后，毛泽东并没有止步。他还需要从理论上论证，以求进一步修正和完善这一方针，并从理论的高度解决党内认识上的分歧。为此，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8年初，毛泽东开始研究军事理论问题。1月12日，他写信告诉艾思奇：“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为了研究军事理论，毛泽东广泛收集有关军事方面的理论著作。然而，延安这类书极少。当时，萧劲光有《战役问题》和《战斗条令》两本书，萧把它当作“宝贝疙瘩”。一天贺子珍到萧劲光家里串门偶尔发现了，回去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喜出望外，第二天一早就来到萧劲光家，向他借这两本书。萧劲光多少有些舍不得，而且知道毛泽东借这两本书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但又知道，毛泽东是轻易不开口的，还知道，毛泽东借书将会派上更重要的用场，只好借给了毛泽东。事情让萧劲光猜中了，毛泽东借这书的确是派上了大用场，他正在为写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著作作准备。而毛泽东借书也的确没有再还给萧劲光。萧劲光在几十年后还“耿耿于怀”，说毛泽东只借不还。
为了集思广益，1938年初春，毛泽东邀集当时在延安的对军事理论有所研究的萧劲光、罗瑞卿、刘亚楼、郭化若等到自己的窑洞里座谈。被邀请的人落座后，毛泽东就笑容可掬地给大家出了座谈的主题。他说，今天，请大家来谈谈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而且对萧劲光等说，你们是先生，我是学生，愿意听听大家的高见。毛泽东风趣而幽默地说，不过，今天一反常理，学生给先生出题目。被邀请的人既是毛泽东的老部下，又是老熟人，谈起来既非常热烈，又很有深度，有时还争论得面红耳赤，毛泽东听得非常认真。当大家说到精彩的地方，他禁不住点点头，表示赞同。有时他也插上一两句话或者提问，把谈话引向深入。毛泽东特地要萧劲光谈谈游击战争的指导要领问题。萧劲光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表示赞同，并画龙点睛似地把萧劲光的谈话意见归纳为游击战争必须要有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这些观点后来在他的理论著作中得到充分发挥。谈话还在继续进行。毛泽东不断从不同角度提出一些新问题，大家一边思考，一边讨论，天黑了，还是谈意未尽。毛泽东嘱咐大家将自己思考的问题写成一篇文章交给他。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从理论上阐述战略问题日益尖锐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到1938年5月，全国性的抗战已经持续了10个月，日本帝国主义气势汹汹，幻想以“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采取“闪电式”的进攻方式，从华北、华南、华东全面进攻。日军几乎控制了整个华北，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在这个阶段，国民党军队抗战也是比较积极的。但是，国内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即“速胜论”；另一种是亡国的悲观论调，即“亡国论”。这两种倾向存在，危害抗战的进行，前者使人们产生轻敌思想，后者使人们产生妥协情绪。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抗日战争究竟如何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具不具备战略地位？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并不统一。有人轻视游击战争，而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正规战争上，寄托于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特别是王明回国后，在军事战略上竭力反对游击战争，否认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而主张八路军、新四军应配合国民党军队打大仗，打正规战。
上述问题严重地摆在毛泽东面前。如果说1937年下半年毛泽东在给抗日前线八路军将领的电报中，在指挥八路军实施战略展开的过程中，从实践的角度解决了军事战略转变的问题，那么，1938年5月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著作，则从理论上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战略问题。
游击战争并不是从抗日战争中才有的，也不只是存在于中国。在古代，在外国，都发生过游击战争。但一般意义的游击战争只是一个战术问题，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的高度来加以考察，这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第一次提出的，这“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毛泽东从时间、空间、条件等方面来考察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从空间上讲，毛泽东比较了中日双方各自的特点。他指出，中日双方的特点是，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由此决定抗日游击战争具备独立作战、大规模开展和担负着许多战略任务的特点，这使游击战争远远超出一般的狭小的天地，从通常的战术范围跑出来向战略范围敲门。
从时间上讲，毛泽东指出，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发生，是同时代进步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分不开的，是同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存在是分不开的。这乃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焦点所在。
从条件上讲，毛泽东分析了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红军游击战降到次要的作战形式，主要作战形式是运动战，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游击战争又重新上升到战略地位，成为主要作战形式的过程，认为这是因为敌、我、友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现在，全国人民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遇到的一个新的凶恶的敌人；我们的朋友是过去与红军作战的国民党及其军队；我们自己的队伍则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30万人下降到三四万人，作战的地方由南方的山区转到地域广阔的华北。这些不能不使抗日游击战争上升力战略问题。
毛泽东充分肯定游击战争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后，又进一步回答如何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换言之，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原则是什么？
毛泽东指出，抗日游击战争必须遵守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进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的原则，充分利用日本侵略者的兵力不足、异国作战及指挥笨拙等弱点发挥游击战争的巨大作用，不仅在战役上，战斗上配合作战，而且在战略上与正规战争相配合，在敌人的后方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给予全国正规军及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在兵力的运用上，要像渔夫打鱼一样，既要撒得开，又要收得拢。中日双方的特点决定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因此，必须利用山地、平原和河湖港汉等建立多种形式的根据地，随着根据地的开辟、巩固和扩大，将敌人陷于我包围之中。毛泽东还提出，游击战争必须正确解决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关系，当敌人进攻时，不要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采取积极防御；当敌人处于防御时，我军要主动出击，扰乱敌人，发展自己，游击战要向运动战发展。毛泽东主张抗日游击战争必须实行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毛泽东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及战略原则的论述，是对全党领导游击战，特别抗日游击战争经验的科学总结，解决了如何评价抗日游击战争和怎样进行抗日游击战争这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它不仅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甚至国民党军队中一些有识之士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也非常感兴趣。
抗日战争的实践活动的深入，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对抗日战争进行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在延安成立了抗日战争研究会。毛泽东等经常到研究会发表讲演。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讲演，这就是《论持久战》。为了准备这个讲演，毛泽东花了大量的心血。据他的警卫员回忆，毛泽东坐在窑洞的书桌前，微弱的灯光照在他苍白的脸上，他好几天没有睡觉了，只吃了很少的饭，一条湿毛巾放在桌子旁边，疲倦时用它擦擦。桌上还放着一块石头，手臂酸疼时就紧握几下石头，使手指得到松弛。花了好几天时间，终于写成了《论持久战》这篇著作。
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科学地回答了抗日战争的进程究竟怎么样？能不能胜利？是速胜还是持久战？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中国人民为什么会最后胜利？怎样才能争取最后胜利等一系列迫切需要回答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毛泽东首先明确地回答了中国既不会亡国也不可能速胜的问题，他尖锐地指出，“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持这两种观点的人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其认识根源是战争问题的唯心论和机械论。
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时，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10个多月，各种矛盾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的暴露，中日双方的特点更加明显地暴露在人们眼前，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毛泽东不仅深谙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而且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也非常了解，因此他对中日双方的特点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比较。他指出：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强国，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这个特点决定日本侵略中国的不可避免性，也是决定中国抗战不能速胜的基本依据；日本所进行的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侵略战争，中国所进行的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反侵略战争，这就决定日本侵略战争必然要失败，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一定取得最后的胜利；日本是一个小国，中国是一个大国，这就意味着日本经不住长期战争的消耗，而中国则能够进行持久抗战；由于日本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必然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反对，中国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必然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通过分析和比较，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得出结论：中国既不能灭亡，也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毛泽东预见到，持久的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在战略防御阶段，日本大举进攻，占领许多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我军则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许多根据地。在相持阶段，日本因战线拉得太长而停止新的进攻。我军游击战将成为主要的作战形式，而运动战和阵地战是辅助形式。相持阶段是最艰苦的，时间也最长，中国抗战力量的成长主要是在这个阶段。经过努力，中国的力量将转弱为强，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战略反攻阶段，运动战将成为作战的主要形式，中国人民在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打败日本侵略者。毛泽东在抗战开始不到一年时间所描画的整个战争的轮廓，是对于战争发展趋势的科学的预测。他对持久战特别是对相持阶段的种种特点的论述，起到了战略指导的重要作用。抗日战争的实践也证明毛泽东的预测是科学的。
怎样进行持久战？这是毛泽东从抗战开始就考虑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党内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一些领导同志对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认识不够，偏重于打大仗。毛泽东对此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毛泽东在对以前八路军战略方针的认识的基础上，在《论持久战》中，对八路军作战的战略方针作了科学的概括，第一次公开提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样的概括获得了全党的普遍拥护。
与怎样抗战问题密切相联的另一个问题是对待人民的问题。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欺负我们，就是看准了过去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只要我们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泽东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结论，号召到广大人民中做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发动全民全军的最大积极性以支持战争。
毛泽东科学地论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
八路军，新四军根据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方针，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创建了华北的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山东，华中的苏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在短时间内，能够在敌后迅速地打开这样的局面，是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毛泽东则对此感到特别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