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由于特殊的原因和条件，国民党成为抗日阵营的组成部分，并担负着正面战场的作战。对于抗战初期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表现以及与共产党的关系，毛泽东曾经作过精辟的评价。他说：“国民党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对于人民抗日运动虽有许多限制，但也允许有较多的自由。”①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组织了几次大的战役，给日本侵略者以打击。在处理同共产党的关系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并给改编后的八路军、新四军提供数量不多但又重要的军饷或弹药。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井没有放弃利用抗日的机会削弱共产党的企图。他们把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看成是眼中钉，经常派人到陕甘宁进行破坏活动，扰乱陕甘宁边区的秩序。为了制止敌人的破坏，1938年5月15日，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起草了布告，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破坏，揭露他们违反团结抗日的基本原则，违反边区人民的公意，企图制造内部纠纷，破坏统一战线，破坏人民利益，破坏边区政府的威信，增加抗日动员的困难。毛泽东号召，为了保护革命的利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破坏，必须采取坚定的立场予以打击。219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迫下，采取了“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会后又制定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此后，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加紧制造事端。陕甘宁边区首当其冲。1939年年初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接二连三挑起磨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中国民党的绥德专员何绍南，充当了急先锋。年初，他因事路经延安，毛泽东获悉后，把他找来。等何绍甫到达毛泽东住的窑洞时，毛泽东铁青着脸，往日的笑容被怒气冲冲所替代。他开门见山地对何说：何绍南，今天我请你来，可没有什么好话说给你听，你是一个破坏抗战、制造磨擦的专家！何绍南还想狡辩，毛泽东声色俱厉地一一历数了何绍南的罪状，驳得他哑口无言。何绍南的脸由红变白，由白变青，低着头，嘴里含糊不清地分辩着什么，却不敢抬头看毛泽东一眼。毛泽东也不容他狡辩，一声“送客”，把何打发走了。何绍南回去后，仍然不思改悔。几天后，他又伪造八路军臂章和八路军一一五师通行证，发给他的运输队，冒充八路军私贩大烟土，破坏八路军的声誉。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接到有关方面的报告后，愤怒至极，迅速将上述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闻知后，拍案而起，决心用硬的东西来敲开这个顽固派的花岗岩脑壳。他请萧劲光坐下，自己在窑洞里来回走动。萧劲光知道，毛泽东正在筹划如何打击何绍南及其他顽固派的嚣张气焰。经过一阵思考后，毛泽东果断地对萧劲光说，要抓住有利时机把何绍南这个顽固派赶走。他指示萧劲光，立即跟前线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商量一下，调王震的三五九旅回防绥德，以加强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力量，防止何绍南狗急跳墙。同时要萧劲光与林伯渠联名致电蒋介石等，通过合法渠道，惩办何绍南，并要求委任王震为绥德专员。萧劲光起草好电文后再请毛泽东过目。毛泽东看了看电文，觉得措辞不硬，味道不足。于是，他从笔筒里抽出毛笔，想了一想后，挥笔写下“请将该犯官何绍南加以逮捕，并解至陕北，组织巡回法庭，令民众代表参加审判，置以重典，以肃法纪，而快人心！”经这一改，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跃然纸上。毛泽东嘱萧劲光在适当时候把电报发出去。王震旅接到调令后，星夜回师陕甘宁边区。何绍南已陷入我包围之中。正在这时，蒋介石接到萧劲光的电报，他也反复掂量着电报的份量，此时，他还不想同共产党公开分裂，只好采取舍卒保车的策略，把何绍南调走了。这样，恶贯满盈的何绍南终于被挤走，陕甘宁边区少了一个大隐患。
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制造磨擦的同时，还在其他地方挑起事端。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平江惨案，枪杀了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6名官兵。惨案发生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的正义人士无比义愤。8月1日，延安军民举行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必须制裁反动派》的讲演。他愤怒谴责了平江渗案的指使者蒋介石及其党徒残杀抗日分子，压迫进步，勾结日寇汉好，准备投降的倒行逆施和反动罪行。毛泽东针对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利用“统一”的名义，以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阴谋，把“统一”这个口号从国民党顽固派手里夺过来，变为革命的日号，用以反对国民党的反人民反民族的分裂行动。他指出，中国应该统一，不统一就不能胜利。但统一就是要大家抗日，要大家团结，要大家进步，因此，应该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毛泽东抨击了国民党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的行为。并指出，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
正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事端的时刻，国民党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新民报》记者张西洛和《扫荡报》记者耿坚白到延安采访。毛泽东觉得有必要利用这个机会，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通过他们宣传出去，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三位记者在延安访问期间，毛泽东多次接见他们。9月1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招待处再次接见他们，并接受他们的采访。窑洞里面，一张长桌，十几个凳子，桌子上摆着几杯清茶，还放着一点南瓜子。等大家坐定后，毛泽东以诙谐的口吻对三位记者说，国民党封锁我们边区，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招待你们，我们延安不像你们重庆。毛泽东接着说，延安人还是非常好客的，延安的瓜子也蛮不错，我们就一面吃瓜子，一面座谈，你们有什么问题就尽管提吧。三位记者同毛泽东已经接触过几次，算得上是熟人了，因此也没有什么顾虑了。座谈是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的。毛泽东诙谐幽默的回答不时引起在坐的人发出阵阵笑声，三位记者也为毛泽东敏捷的思维和妙语连珠所折服。但是，当谈到国民党制造磨擦，闹分裂，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时，毛泽东一下子就变得严肃起来。他站起来，有力地挥动着手臂，声音也提高了许多。他说，国民党搞的那个所谓“限制异党活动”，是各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反动行为的根源。他指出，共同抗日的军队叫做友军，不做“异军”，那未，共同抗日的党派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共同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什么是“异党”？日本走狗汪精卫的汉奸党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样的党，不仅要限制，而且要打倒。毛泽东特别指出，我们的口号一定要同汪精卫的口号对立起来，分清敌我，而决不能和他相混同。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著名政治原则。事后，延安的《新中华报》和在重庆出版的 《新华日报》，先后刊登了毛泽东同三位记者的谈话纪录，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许多进步人士为毛泽东的严正立场拍手称好。
尽管共产党对国民党采取忍让态度，力图通过各种渠道避免更大规模的磨擦的发生。然而，国民党把共产党的忍让看成是软弱可欺，1939年底至194。年初，他们终于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2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淳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