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跨进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已经占领中国半壁江山。日本的飞机也不时地“光临”延安上空，丢下几颗炸弹。就是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住处也不能幸免。为了安全，他搬到了杨家岭。延安的条件变得更加艰难，环境更加恶化。这一切没有影响毛泽东，他照样思考问题，照样以步代车，出现在人民群众中间。毛泽东喜欢在延河边散步，一则可以放松自己，二则可以领略延河沿岸的风光，三则增加同群众接触的机会，散步时，遇上八路军战士或老百姓，毛泽东总是要停下来主动打个招呼，或者聊上几句。有时他还要主动拉上遇到的人到延河边坐一坐，问这问那，这是他的特殊的调查研究方式。有时坐得太久，跟随在后边的警卫员可急坏了，这里毕竟是汉奸、特务能够出没的地方，万一出了差错，警卫员怎么担当得起。但警卫员又不好硬把毛泽东拉走，或把谈话对象赶走，只好打手势或者扮鬼脸给毛泽东看，但毛泽东似乎没有觉察，一直到把话说完才离开，事后还要批评警卫员。当然，他也知道警卫员是好意。
延安的交通工具很落后，大多数时间只能是骑马或走路。国统区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侨胞集资送了两辆汽车给延安。毛泽东亲自分配，把一辆分给朱德总司令，认为朱德在抗日前线，更需要有一辆车，另一辆车分给在延安的“五老”②，他自己还是走路或骑马。“五老”心里过不去，硬要把车让给毛泽东，毛泽东对“五老”说，你们年岁大了，骑马不方便，我还年轻，身体又好，骑马走路都行，在毛泽东的坚持下硬是把车让给了“五老”。与此同时，他号召在延安的共产党员、干部和八路军战士都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而且他自己身体力行，做表率。1939年初秋，马列学院请毛泽东作报告，院领导觉得毛泽东的注地杨家岭离学院有10来里路，毛泽东又没有车，于是就派了4个干部去接到毛泽东。4个干部走到半路，就碰上了匆匆而来的毛泽东。毛泽东抢先问他们来干什么？4人一齐回答是来接毛主席的。毛泽东就开始批评这样做要不得，而且风趣他说：哦，4个人，轿子呢？你们是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毛泽东接着说，下回呀，跟你们领导说，再加4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来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大家都笑了，毛泽东自己也笑了。他说，今天的共产党和过去的皇帝有着本质不同，共产党人要革命，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算什么？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得了什么？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毛泽东就是这种延安作风的楷模。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当局加紧对国民党实施军事打击为辅，政治诱降为主的新战略，国民党内出现了“降将如潮，降官如毛”的局面。1938年12月12日，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副主席汪精卫离开重庆，经河内公开投降日本侵略者。这说明全国抗战的政治形势在继续恶化。这种形势变化，引起毛泽东的警觉。1939年6月1日，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投降提纲》的报告，提醒全党，由于日本的诱降政策，国际的压力，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性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因此，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卫，准备群众，随时对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要求全党要同一切爱国进步分子，一切爱国进步的国民党人员亲密联合，并和他们一道去动员群众，开展反对投降的斗争。不论出现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不能有任何的动摇。
国际国内形势的恶化，使毛泽东更多地思考靠什么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去克服一切困难。正在这时，毛泽东提出了“三大法宝”。1939年夏，由于形势的变化和斗争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延安鲁艺、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并全部开赴晋东南前线。7月9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桥儿沟为即将出征的师生们送行。师生们赠给毛泽东一面锦旗，并请毛泽东讲话。毛泽东发表即席讲话，他谈笑风生，一边讲，一边走动，一边做手势。他用古典小说《封神榜》里的一个故事作比喻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送他杏黄旗、方天印、打神鞭等三样法宝，姜子牙用这三样法宝打败了所有的敌人。今天，你们也要下山了，要去前线跟日本侵略者作战，我也赠你们三个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和革命团结。
毛泽东首先讲了统一战线问题。他说，汪精卫已叛变，统一战线中的张精卫、李精卫、赵精卫、钱精卫，也想做一出张松献地图。要去总是去，再三留不住，任他们走吧！但是，地主资产阶级不会全走，有的还要抗日，长期合作是可能的，因此一定要坚持统一战线。对同盟者，凡是可多留他一天，我们就留他一天。能够争取他半天，一夜，都是好的。甚至留他吃了早饭再去，也是好的。毛泽东拿起桌子上的茶壶说，团结也不是不要斗争，国民党拿棍子打我们，我们逼上梁山，就拿起茶壶反攻他一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圣人之言，那有不听之理，这也是使同盟者进步的好方法。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比作姜子牙的“打神鞭”，指出，这是孙中山革命40年在临终时悟出的道理，是我们的法宝，掌握好这个法宝，就可把日寇赶出中国。
接着，毛泽东又讲了游击战争问题。他指出，游击战也是共产党18年来学得的法宝，为了得到这个法宝，我们不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解决中国的问题，不但用口，而且要用物。你们有两件武器，一件是口，一件是手。没有武装的话，一切事都搞不好。你们出去；什么工作都好，不管三七二十一，要跟武装联系起来，才有出路。我们应该紧紧握住，决不放松。毛泽东把游击战争比作姜子牙的“方天印”，认为有了这个法宝，一切妖魔鬼怪都能镇压下去，游击战配合正规战就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就可以出现。
最后，毛泽东讲了革命团结问题。他指出，革命的团结是非常要紧的，没有这个，统一战线就搞不好，游击战争就不能打。要告诉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告诉老百姓。这也是我们共产党18年来很好的经验。毛泽东说，革命队伍的团结，也有团结与斗争的问题，但斗争不是动手动脚，而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把革命团结比作姜子牙的“杏黄旗”，指出，我们的革命队伍里，要有这个旗。八路军、新四军、共产党，就是因为有这个革命的中心团结，才能够对于任何困难都不怕。
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和革命团结是毛泽东对三大法宝的最初表述，它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成果。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从正反两个方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及抗日战争初期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丰富经验，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统一战线是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认为，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规定了在中国必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包括其他革命阶级参加的广泛的统一战线；规定了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者。而在各个时期能否正确处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同盟关系，是判断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的标准之一。当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要后退一步。
毛泽东是统一战线法宝的长期运用者。他回头审视中国共产党在运用统一战线法宝时，深有体会地指出，18年中，中国无产阶级同中国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统一战线，是在三种不同的情况、三个不同的阶段中间发展着的。他说，在1924年至1927年的第一次大革命阶段中，国共两党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携手北伐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由于中共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不能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了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结果使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力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所独得。在1927年至1937年的土地革命阶段，中共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又实行了错误的“关门主义”政策，他们总是要求革命力量“纯粹又纯粹，”革命道路“笔直又笔直”，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同盟者赶到敌人那边去，导致了同右倾投降主义相同的恶果。到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阶段，中国共产党有了前两个阶段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已经能够比较科学地处理好统一战线问题，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向成熟。
毛泽东在回顾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法宝的历史中，深刻地认识了运用统一战线法宝时应该遵循的规律。
首先，毛泽东指出，对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两重性特点要有正确的认识，明确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由于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程度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的。因此，无产阶级在这种时期内，应该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地保持之。但是，又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下，它就会变得动摇变节。对此，无产阶级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
其次，毛泽东提醒全党必须认清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也并非铁板一块，无产阶级有必要和可能同其中某些集团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建立统一战线。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因此，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都是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
最后，毛泽东提出，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必须实行既联合义斗争的政策，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特点，就必须联合其革命性的一面，反对其妥协性的一面。过去，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一方面要反对只讲斗争不讲联合的“左”倾关门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同党的政治路线关系密切。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锻炼出来的。
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什么是“左”倾关门主义。他指出，所谓关门主义，就是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从而拒绝同资产阶级联合。
毛泽东也分析了什么是右倾投降主义。也许正处在与资产阶级，甚至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某些集团联合时，或许是党内刚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其影响还没有完全肃清，毛泽东花了较多的笔墨来描绘右倾投降主义。他指出，右倾投降主义忽视资产阶级 （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还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的事实；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实行叛变革命的事实。
无论是“左”倾关门主义，还是右倾投降主义，都可能断送统一战线，都可能断送革命，必须正确开展反倾向的斗争。
武装斗争是另一个法宝。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基本地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他非常赞同斯大林提出的“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的论断，认为这个论断是非常之对的。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他把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参加北伐战争，当时，中国共产党虽已开始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还没有彻底了解其重要性，还没有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还没有认识到建立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以致在北伐过程中，忽视对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
第二阶段，是土地革命战争，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武装力量，已经学会了独立的战争艺术，已经建立了人民政权和根据地，已经能够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同其他许多的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这种武装斗争，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战争。
第三阶段，是抗日战争。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有了前两个阶段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对武装斗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首先，认识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长期的武装斗争。这种武装斗争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游击战争。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野蛮的没有民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这是从血与火的教训中得出来的科学结论。其次，进一步认识了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条革命道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回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实践程度，这条革命道路的理论尚未形成成熟的体系。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又重新思考这个问题。1938年11月6日，他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的革命原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一概是对的。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在执行这一原则时，要根据各国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革命道路。在资本主义各国，其内部没有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在时机成熟时进入起义和战争，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论证了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样就使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更具有完备的理论形态。
党的建设是又一个主要法宝。毛泽东指出，党的建设的过程，党的巩固、发展和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的，是同党对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的正确处理与否密切地联系着的。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就必须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有深刻的认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有统一的理解，就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处理好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的关系。
毛泽东认为，党的建设同样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在这个阶段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员和党的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是非常之高的，因此推动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和初步胜利。然而，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毕竟还是幼年的党，还缺乏各方面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也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因此，在这个阶段的后期，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占了统治地位。在革命的最紧急关头，把领导权拱手让给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结果使革命遭受失败。
第二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毛泽东认为，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经验，由于有了对中国基本情况 （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的认识，由于有了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基本规律的认识，由于有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并能较好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就能够胜利地进行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深入农村，紧紧依靠农民，不但发展壮大了党的组织，而且还独立自主地领导了武装斗争，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在革命实践中还学会了战争的艺术和治国安民的艺术。然而在这个阶段，由于党的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没有能够掌握住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使党的事业遭受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巨大危害。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才彻底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第三阶段，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凭借过去两个革命阶段中的经验，凭借着党的组织力量和武装力量，凭借着党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很高的政治信仰，凭借着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更加深刻和更加统一的理解，就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党的武装力量，也在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重新壮大起来和进一步坚强起来。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扩大了。毛泽东在看到党的建设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又客观地分析了在这方面的不足。针对这些不足，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任务。首先，毛泽东针对许多党员素质不高的实际情况，强调要巩固党的组织。其次，针对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具有二重性的特点，提出中国共产党应随时作好两手准备，即一方面要克服统一战线内部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尽可能地保持民族统一战线，保持国共合作，从而争取继续抗日、继续团结和继续进步；另一方面，又要随时作好准备去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中国党和中国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遭受意外的损失。最后，还针对大资产阶级妄图取消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的阴谋，指出应特别注意巩固党的武装力量。三个法宝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牛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在洪荒的远古时代，元始天尊送给姜子牙的三件法宝，是虚幻中的神话，反映着人民希冀借助神的力量来战胜人间的邪恶妖魔。三件法宝的真伪和法力无从考证。毛泽东送给共产党人的三件法宝，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其威力是元始天尊的杏黄旗、方天印、打神鞭所无法比拟的，正是依靠这三大法宝，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国民党，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提出三大法室后，在实践中不断地运用它。在统一战线内部，开展反两种倾向的斗争，在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以后，又针对党内在新形势下出现的“左”的倾向，及时提反对“左”倾错误的任务。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高级干部会上就明确提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批评了认为以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需要，不在乎统一战线破裂的观点。
在武装斗争问题上，毛泽东以其炉火纯青的战争艺术指挥着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的抗日战争。1940年8月，八路军总部根据斗争的需要组织了有105个团参加的大规模破袭战；史称百团大战。战役打响前，八路军总部致电延安，请示有关事宜，毛泽东迅速批准。百团大战给日本侵略者以很大打击，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下的军队的威望，对坚持抗战，遏制妥协投降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作用。此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立即致电前线嘉奖参战将士，指出“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当然，后来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后，认为过早地暴露我军的力量将会带来不良后果，所以又多次强调，要坚持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并不断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
在党的建设方面，毛泽东根据不同形势，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策略口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是当时时局中的最大危险。据此，毛泽东提出，我们的任务是协同一切爱国分子，动员群众，切实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了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写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对中国革命规律进行总结，同时，他号召全党重视马克思主义学习，重视各门科学。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毛泽东提出要扩大和巩固党的组织。他特别强调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肯定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涌向延安，对此，毛泽东感到格外的欣慰。为了保证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在根据地各组织间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统一了各部门的步调，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学会和中握三大法宝非一日之功，运用三大法宝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毛泽东以顽强的毅力实践着，又以诲人不倦的精神介绍和传授给全党。随着三大法宝的广泛运用，中国革命便不断深入，不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