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与共产国际密不可分。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同共产国际的关系，避免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等人把共产国际经验神圣化，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的错误，是不能不认真对待和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延安时期，通常把共产国际称为“远方”。由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苏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远方”的范围实际上包括了共产国际和苏联。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一度中断了同“远方”的联系。正是在这种偶然又包含必然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处理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和中国革命问题。遵义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内部问题的尝试。
但是，毛泽东非常重视同“远方”的联系，希望得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与帮助。中共中央刚在陕北站住脚根，毛泽东就指示有关方面，设法尽快恢复同“远方”的联系。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大功率电台调试成功，开始根据张浩由莫斯科带回的电报密码给共产国际发电。7月6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回电，自此，双方恢复了直接的电讯联系。
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走向成熟，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毛泽东既不像陈独秀那样独断，又不像王明那样盲从。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中国的问题要靠了解中国情况的中国同志自己来解决。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地制定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取得巨大的成功。抗战爆发后，毛泽东领导全党根据既定的方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迅速打开抗战的局面。这些令共产国际领导刮目相看，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对毛泽东的看法，1937年11月派王明回国，带有双重使命，一是贯彻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种种意图，二是作为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来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然而王明回国后的所作所为令共产国际失望。而王稼祥和任粥时使共产国际进一步了解到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和遵义会议后一直在中共中央起着实际领导核心的作用，因而更加坚定了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看法。1938年7月6日，苏联《真理报》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发出了同意肯定毛泽东领导地位的信号。王稼祥回国后，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使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六届六中全会以后，1939年在《共产国际》（俄文版）第4期上刊载了毛泽东的《论新阶段》一文，在第6期上专文介绍毛泽东，称他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战斗的勇敢战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学者、杰出的演说家、军事战略家和天才的组织者”，以及“中国人民忠实的儿子”，等等。
毛泽东对共产国际领导人和斯大林是尊重的。自从同共产国际恢复电讯联系，特别是1940年通讯联系完全正常后，他便开始同“远方”保持经常的通讯联系。毛泽东使用最多的联络系统代号是“农村工作部”或“农委”。农村工作部设在延安的小砭沟，靠近中央警卫团的驻地。除此之外，还有苏方情报组的联络系统。毛泽东使用“农村工作部”的电台，多半发出的是情报性的材料，直接同季米特洛夫联络；而使用苏方情报组的电台，则是发出重大的、涉及战略性、策略性、政策性等重大问题的电报，直接报斯大林。
往来的电报，不但都由毛泽东亲自处理，而且全存在他那里，向谁传达或传阅，也由他决定。一般情况下的电报是不传达的，只有涉及到重大问题时，由毛泽东在书记处或政治局会议上口头介绍一下。毛泽东发的电报百分之八九十是关于中国党、军队和解放区的发展情况，以及工农青妇等各方面的工作及统战工作；有时介绍国内各民主党派及其活动、政治倾向与表现；国民党内部情况、政治动态，主要是蒋介石及其政治倾向，对内对外政策的变化，国民党内的派别斗争与政治主张，以及他们同英、美之间的关系，同日本侵略者的关系，国民党同日寇暗中勾结的情况。毛泽东在电报中先讲情况然后分析，最后提出对策和措施。关于国际情报则由苏联情报组往苏联报告。
国共合作建立后，在处理国共关系问题上，共产国际领导人和斯大林过分看重国民党的力量，力图通过国共合作而减轻苏联的后顾之忧。为此，他们不惜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忍无可忍，决定立即结束政治上的温和态度，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而在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然而，对于这一严重的反共事变，联共和共产国际却积极主张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尤其反对中共中央采取同蒋介石尖锐对立的政策。1月20日，季米特洛夫来电，要求中国党严格注意把握党的政策。2月5日，季米特洛夫来电，要求中国党不可主动破裂国共关系，不可另起炉灶，而应将斗争矛头指向亲日派，联共和共产国际的态度，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感到失望。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还不能完全无视他们的意见。1月20日，毛泽东在收到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之后，即致电周恩来等，明确表示：“现在这样的国共关系，已对我们、对革命没有任何利益，并且破裂是蒋发动的，对我们甚为有利”，“问题是远方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三个月来几经往复，尚未解决。故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目前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备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的转入攻势。”皖南事变解决后，毛泽东给“远方”发出了一份长电，分析因果、教训，指出：一、蒋介石背信弃义，不择手段地镇压人民，口蜜腹剑，使新四军上了圈套；二、项英刚愎自用，轻信敌人，一意孤行，自身不保；三、皖南事变对党、对抗战和华中地区造成了较大的损失和困难；四、我党为挽救危局，弥补损失所采取的方针，新四军余部的转移和重新部署，以及与国民党谈判的前前后后等。电报强调，损失是严重的，教训是沉重的，经验是有益的，这件事教育了全党，今后就更会眼明心亮，提高警惕。显然，毛泽东的这些话都是双关的，对“远方”那些总是轻信蒋介石，对蒋抱有幻想的人来说，是希望他们从中吸取教训。
抗日战争期间，苏联派来军事情报组驻延安。情报组设在延安枣园，有一个功率大、效率高的电台。毛泽东也经常使用这个电台给斯大林发电报。在1942年以前，苏方人员不多，常以军事记者的身分出现。他们到前方搜集情报。一个叫伊万诺夫的团级干部深入到华北太岳、晋绥各解放区了解敌情，但他常以军事专家的姿态指手划脚，责怪中共没有利用一切条件、机会与可能性去打击敌人，指责八路军的作战方法过于原始、落后等等。他回国前，毛泽东接见了他，毛泽东对他说：我们还是小米加步枪，我们还是持久战，反正八路军是土八路。我们不行，我们一切都落后。对我们的一切你们都看不惯。但我们却胜利地抗击数十万敌军，而且能使自己的军力成倍地增长和加强。伊万诺夫没有听懂毛泽东的弦外之音，感到莫名其妙，没趣地离开了。
1940年冬天，苏方为了加强在东方的情报工作，派以基斯林科中将为首的各兵种混合情报组到延安来。毛泽东在杨家岭为他们设宴洗尘。基斯林科一一向毛泽东介绍了每个人的姓名、专职、军衔等，然后向毛泽东介绍他们的打算：在华北、东北活动，特别是在解放区边沿地带及各大城市建立情报网。
毛泽东说，要搞好这项工作，最好是我们两家合作，分享成果。合作的具体办法是：你们出钱，拿出技术来；我们出人出力。相互合作，工作既能较顺利地开展，也能做出较好的成绩来。得到情报，我们两家分享，双方共同使用，岂不很好吗！对于毛泽东的这个方案，基斯林科等毫无思想准备，不敢继续坚持下去，后来，他们表示不同意这样做。由于苏方人员固执己见，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国背信弃义地发动了侵苏战争。苏德战争初期，苏军作战十分艰苦，节节后退。为了寻求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配合，斯大林曾三次致电毛泽东，在第一封电报中，斯大林要求中共抽调八路军一两个师的兵力到内蒙和外蒙边境地区，接受苏方提供的可装备一两个师的新式武器。
毛泽东同中共中央以及其他方面的领导商量后回电说，武器，我们自然是需要的。但调一两个师的兵力通过蒙古草原到达边境去接受武器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敌人有空军，而我们没有，这样，我们的部队在未到达目的地之前，就会被敌机消灭掉，这个方案恐怕难以实现。
过了一段时间，斯大林第二次来电说，可否分批派出较小型的游击部队到满蒙边界地区接受较小批量的武器，以加强抗敌力量。毛泽东等经过研究又否定了第二个方案。
1943年初，斯大林第三次来电建议中共中央考虑调若干师团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虽不是为了进行大战役，但也能牵制日军力量，或增加它的后顾之忧。
1942年九十月间，毛泽东已大致明白了斯大林的想法：苏方正在部署斯大林格勒战役，准备与敌决战，但又有后顾之忧，深恐在西线与敌决战的时候，日本乘机出兵苏联远东，配合德军的进攻。毛泽东分析透了斯大林的意图后，就开始把罗瑞卿、杨成武和吕正操等部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准备伺机向东北腹地渗透。形势的发展证明毛泽东的这个战略思想是正确的，很有远见。它既未暴露自己的目标，没有打草惊蛇，又占据了重要的战略位置。进可以帮助苏联牵制日军，退可以依托敌后抗日根据地，避免我军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而且它还为抗战胜利后迅速进入东北，收复失地作好了准备。
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内全面展开后，毛泽东定期给“远方”去电，作了许多介绍和解释，诸如，什么叫整风？毛泽东解释，整风就是党内的政治学习，通过学习端正思想认识；整什么？他解释了“三风”；怎么整？主要是和风细雨，方式方法是学习文件，集中讨论各抒己见，澄清是非，端正思想，提高认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然而，无论怎样解释，“远方”都不能理解。而当时具有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联络员兼塔斯社随军记者双重身份的弗拉季米洛夫（中文名字孙平）多次向莫斯科反映，认为中共中央、毛泽东排斥莫斯科派，即在苏联学习后回国的人。季米特洛夫来电希望中国共产党不要搞派系斗争。毛泽东又继续向“远方”解释，并多次同苏联驻延安情报组的人员谈话，向他们介绍和解释整风运动的目的和情况。
1943年9月，毛泽东同弗拉基米洛夫谈话，劝他对整风和陕甘宁边区其他方面发生的事作出正确的估价。但是他听不进去，并把他的看法电告季米特洛夫。11月下旬，季米特洛夫回电，表示莫斯科倾向同意他的意见。
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就中共党内状况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该信根据弗拉基米洛夫的多次主观臆测的“情报”，指责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是“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要“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出在党之外”。毛泽东收到季米特洛夫的信后，感到问题重大，需要慎重处理。1944年1月2日，毛泽东通过中共中央的电台，向原共产国际领导人表示真挚敬意，告之收到了季米特洛夫的来信，说明了中共在领导中国革命中的任务、政策和为之奋斗的基本原则。l月4日晚，毛泽东邀请弗拉基米洛夫一起看平剧。看完戏后，毛泽东告诉他，季米特洛夫的信已经收到，提议另约时间同他谈谈信中所提出的问题。1月6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邀见弗拉基米洛夫等人，向他们说明了几个问题：中共整风的目的和情况；中共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根据地里，反共产国际的宣传是不存在的；延安的工作一切正常。1月7日，毛泽东亲自来到弗拉基米洛夫的住处，向他解释中共中央在处理党内问题中坚持的原则。随后，毛泽东写了一份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稿，要求弗拉基米洛夫立即发往莫斯科。电报再次说明了中共在领导中国人民奋斗中遵循的原则，并对季米特洛夫的心情表示感动，请他不要担心，要冷静下来，正确理解中共领导的党内政策。电报告知季米特洛夫：中共一直都在采取有力措施来加强党的团结，结果党内形势大为改善；党内政策的实质是统一和团结，至于对王明，也完全是按照党内统一和团结政策来对待的。这样，毛泽东采取了既坚持原则又继续维护友谊与团结的对策和措施，正确处理了这封来信。在整风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开始筹备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致电“远方”，介绍中共争取早日召开七大，现在正考虑七大代表和推荐七届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有两个同志，即王明和李立三，虽然都是犯了错误的人，中央还是准备提名王明为中央委员候选人；至于李立三，他在苏联犯了什么错误？错误的性质如何？是否影响他被推选为中央委员候选人？望详告，以便参照考虑。不久，莫斯科回电说，李立三在苏联这段时间作了些具体工作，但在工作中有些不检点的地方等。收到回电后，中央很快决定李立三为中央委员候选人。
1943年5月初，共产国际根据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作出了解散共产国际的重大决策。这对于正在大规模反对主观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好事。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赞成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通过塔斯社驻渝代表全文拍发莫斯科。同一天，延安举行干部大会，毛泽东作了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他在高度评价共产国际的历史功绩的同时，突出强调了取消“国际的领导中心”的重大意义和极端必要性。他指出：“因为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情况，比之过去更为复杂了，其变化亦更为迅速”，远离各国实际斗争的共产国际，显然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且迅速变化的情况，不能及时地和仔细地研究各国党所面临的复杂情况，实行正确领导，因此，各国的革命“要由各国共产党自己来做”。他认为，各国党的领导干部已经成熟起来，已经完全能够独立地领导本国的革命斗争了。而经过远比俄国革命还更复杂的三次革命运动千锤百炼的中国党，更是很久以来就已经“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毛泽东特别提出了“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的问题，认为：“革命运动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各国革命党必须独立自主地根据本国革命斗争的需要，找到适合自己民族恃点和具体条件的革命道路。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共产国际的解散，将有利于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适应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中国党近年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就正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合抗战建国的需要。
共产国际解散后，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联系仍继续着，苏方驻延安的机构和人员也没有因此有所变化。在1944年至1945年间，毛泽东每隔一周或两周，有时一周两次找孙平长谈，每次谈话都花三四个小时。谈话的内容，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各个革命时期的形势变化，各个革命阶段党内的意见分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策略以及党的路线正确与错误，而且重点阐述了宗派斗争――总的意思是：小派别活动发生过影响，但未起决定作用。毛泽东同他长谈，目的在于帮助孙平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
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到延安采访，其中有苏联的普罗岑柯。普罗岑柯在弗拉基米洛夫的帮助下单独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同普罗岑柯谈了党的组织情况、思想情况、党的发展与干部培养等方面的问题。普罗岑柯提出应当考虑抗战胜利后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培养干部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他有头脑，有见地，继续向他介绍了抗战形势，抗战胜利结束后我们的方针政策、战略意图与政治路线，以及中国革命和党的发展与前途等问题，向他说明即使抗战胜利结束也并非是中国革命的终极目的。
1944年十月革命节前夜，苏德战局已发生了根本变化，红军步步紧逼，使敌人不断后退，喘不过气来。毛泽东为苏联红军的胜利而高兴。十月革命节，弗拉基米洛夫等在枣园举行庆祝十月革命27周年的宴会。毛泽东等在延安的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委员应邀出席。宴会上的酒菜很丰富，宴会的气氛更为热烈，宾主不断致词祝贺，弗拉基米洛夫讲话后，毛泽东致答词，他为苏联人民的胜利而庆贺。大家频频劝饮，为粉碎人类公敌――法西斯，为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的解放而畅饮。毛泽东也为这种气氛所感染而多喝了几杯。他勉强回到家，几乎卧床一昼夜。
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很少有直接的电报往来。1945年5月，苏联红军解放柏林。毛泽东与朱德联名致电斯大林，祝贺苏联红军的胜利。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继续找弗拉基米洛夫谈话，向他讲些情况，提些问题，通过他反映给斯大林，然后苏方又通过他把斯大林的意图和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看法与估计暗示给毛泽东。
七大前夕，毛泽东把七大的准备工作，《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内容都给弗拉基米洛夫讲了，同时告诉他，让他作为客人列席七大，并指定由师哲担任翻译，会后，毛泽东还一再问师哲，各次会议弗拉基米洛夫是否参加了。七大结束后，毛泽东不满足于弗拉基米洛夫参加听会，还专门把他找去，向他介绍了大会的情况。主要内容是，（1）大会是团结的，全党达到了空前的一致；（2）七大通过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得到了全党的拥护；（3）大会一致拥护新选出的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强调，大会最后形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领导核心（中央书记处，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粥时）是我党有史以来最有威信、最团结、最有力量的领导核心，而这是我们将要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弗拉基米洛夫以自己的耳闻目睹和理解，并以自己的方式向苏共转达了消息。
自1945年5月9日欧洲战场战争结束至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整整3个月的时间内，苏方没有向中共透露过任何消息，外界也未曾看出苏联军事行动的任何迹象。中共中央只是在苏军进入东北同日军打响以后才知道苏联向日本宣战了。尽管这样，8月9日，毛泽东、朱德致电斯大林，对苏联政府对日宣战表示热烈欢迎，并表示中国一万万解放区人民和军队，将全力配合红军及其他同盟国军队消灭日本侵略者。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已是走向成熟的党。毛泽东在同“远方”的交往过程中，既坚持了国际主义，又维护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切身利益，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正是毛泽东英明而又伟大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