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至194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遇到了严重困难。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一次次反共高潮，包围和封锁各根据地的同时，日军也加紧了对各根据地的“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在这种形势下，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大为缩小，人口由1亿降到5000万，八路军和新四军也由50万减少到30万。再加上连年的天灾，使根据地军民缺吃少穿，处于极度困难的境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所吓倒。毛泽东把这一困难时期称之为“黎明前的黑暗”。他号召根据地军民战胜困难，坚持敌后抗战，巩固抗日阵地，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为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各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多方面的斗争，并在实践中提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十大政策，即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全面贯彻落实这十大政策中，抓住主要矛盾，集中精力抓了生产和整风这两个中心环节。毛泽东将两项工作称之为整个革命链条中的“两个环子”。为了克服经济困难，毛泽东在思考，在筹划。经过思考、筹279划，一个计划在他的头脑中形成，这就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进行生产自救。早在1938年，当时根据地的困难还刚刚显露，国民党尚未停止提供部分经费，但某种迹象表明，我们将遇到严重的经济困难时，超前思维的特点促使毛泽东提前向八路军留守兵团的负责同志打招呼，要学习搞生产，把生产、学习和战斗结合起来抓。1939年经济困难已经日益明显。毛泽东决定把问题交给全党讨论。2月2日，延安举行了干部生产动员大会。他在会上尖锐地提出，面对严重的困难，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毛泽东的拳头在空中有力地挥动，他的响亮声音在空中回荡。对于这个声音的回音便是在大生产运动的逐步开展。加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独立地坚持长期敌后抗战的重要一环。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抓部队、机关、学校生产运动的同时，更加强调根据地群众的生产运动。1940年12月3日，毛泽东出席陕甘宁边区党委召开的经济自给动员大会时指出，经济建设的任务是适应现在的环境而提出的。我们今天进行经济建设，也要懂得这个道理，孤家寡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毛泽东既是大生产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又是大生产运动的参与者。作为大生产运动的参加者，毛泽东身体力行。他参加警卫班召开的生产动员会议，并且要求战士们订计划时，给他分一块耕地。他告诉战士，我不能走远，你们在近处给我分一块。战士们劝毛泽东不要参加劳动。他坚决说，不行，大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毛泽东在自己住的窑洞周围开了一亩多荒地，播种、栽植、施肥、除草和收获都自己动手。对一些不懂的农业技术，就拜懂行的战士和农民为师。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毛泽东亲自参加大生产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发展。但是毛泽东亲自参加劳动，引起了许多同志的不安。1943年春节，延安县劳动英雄杨步浩随慰问团访问南泥湾，途中获知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有生产任务，心里格外不是滋味。杨步浩认为，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为公事操碎了心，他们的生产任务应该由自己来完成。于是，他向有关方面请求，要为毛泽东代耕。毛泽东为杨步浩的真诚所感动，答应了他的请求。这一年6月，杨步浩经过辛勤劳动获得了大丰收，他喜气洋洋地拉着500斤粮食为毛泽东代交公粮。毛泽东高兴地接见了杨步浩。在交谈中，毛泽东询问他获得丰收的秘诀。杨步浩就把自己种麦不违农时的经验说了一遍。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听着，并当即坐到办公桌前，提笔给延安县长写了一封信，叫县长重视推广杨步浩的经验。虽然毛泽东答应杨步浩，由他为自己代耕，但实际上毛泽东还是继续开荒种地。在杨步浩交完公粮的第二天，毛泽东又到自己种的地里摘了两箱子西红柿送给杨步浩，并告诉杨步浩，这块地好，他舍不得丢掉。毛泽东是大生产运动和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作为大生产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毛泽东除一般的号召、部署和检查外，还非常善于用典型来指导和推动各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以及其他各项工作。在大生产运动中，军队的典型是王震旅长率领的三五九旅；农民致富的典型是延安柳林区的吴满有；工业战线的典型是赵占魁；合作社的典型是刘建章领导的延安南区合作社，等等。毛泽东充分利用了这些典型的示范作用。
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原是八路军的一支主力作战部队。1938年这支部队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开进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开始“屯田”。经过几年的努力，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部队生活得到很大改善，而且为根据地战胜经济困难作出了贡献。毛泽东知道三五九旅的事迹和经验后，就向其他部队和根据地介绍和推广三五九旅的经验。1943年7月，他又亲自到南泥湾视察。王震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部队的生产情况以及其他情况，引起了毛泽东浓厚的兴趣。毛泽东问王震：“每人每天多少油？多少菜？”王震告诉他：“平均五钱油，菜随便吃。”毛泽东又问：“星期天要改善生活吗？”坐在毛泽东身边的副政委王恩茂告诉他，午饭，多半是吃大米、白面，有时杀头猪，有时宰几只羊，几个单位分着吃。毛泽东又问在三五九旅还有没有因饥饿而得柳拐病的。几个在场的旅领导异口同声地告诉他，在三五九旅没有一个得柳拐病的，毛泽东非常满意，他又风趣地说，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你们就越胖了。看，困得同志们连柳拐病都消灭了。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王震向毛泽东汇报，刚来的那年，平均每人种3亩地，今年每人平均种30亩。去年的口号是“不要公家一粒粮、一寸布、一文钱”，今年的口号是“耕二余一”。每人生产的指标是6石1斗细粮，6斤皮棉。毛泽东听着，不时点头微笑。他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眼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不能像国民党，他们连棉花都靠外国人。在王震的陪同下，毛泽东参观了战士亲手挖出来的窑洞。他走进厨房，并与炊事员握手，感谢炊事员为部队付出了辛勤劳动。他又到养猪的地方，同饲养员交谈几句。然后他登上山包，出现在毛泽东眼前的是：不远的山坡上，牛羊成群，山川里茁壮的谷子、玉米、豆子，在微风中摇摆着；流动的小河边掀起一片片绿色的稻浪。这一切使毛泽东陶醉，又使他浮想联翩。有这样好的军队，有这样好的人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敌人不可战胜！在1942年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王震受到大会的表扬。毛泽东在给王震的奖状上题词：“有创造性”。
吴满有是一位贫苦农民，1935年5月分得60垧荒地，开始了新的生活。他连年开荒，改良农作，把60垧荒地变成了熟地，获得好收成。由于他的辛勤劳动，成为劳动致富的富农。1942年春天，《解放日报》记者发现了这位生产搞得最好的典型。4月30日，《解放日报》报道了这一事迹，毛泽东衷即发出号召，要求边区的农民向吴满有看齐。1942年毛泽东在边区高级干部会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时，详细介绍了吴满有的情况，阐述了学习吴满有的目的与意义。他指出，学习吴满有，可以达到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使农民富裕起来，改善他们的生活；第二个目的，是使农民有力交付粮食税，帮助抗战的需要；还有第三个目的，是使农民在取得减租利益之后，发展农业生产，能够以一部分交给地主地租，因而便于团结地主和我们一同抗日”。毛泽东把学习吴满有的意义直接与抗日战争联系起来，使之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为了全面掀起大生产运动的高潮，《解放日报》于1943年1月11日发表了《开展吴满有运动》的社论。当时有人提出疑问，认为吴满有已经变成了一个富农，而且有剥削，他的方向不应当成为边区农民的方向。毛泽东觉得这反映了我们队伍中一部分同志还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认识不清。因此他亲自领导和支持进行了“吴满有的方向”的讨论。通过这场讨论，不仅促进了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而且端正了思想认识。在工业战线，毛泽东发动了赵占魁运动，赵占魁是山西定襄县人，1939年7月入农具工厂当工人，不久当了翻砂股股长。他在平凡的工作中，犹如泉水滴石一般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成为边区工人中的模范。《解放日报》于1942年9月11日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毛泽东知道了赵占魁的先进事迹后，立即抓住这个典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赵占魁运动”，推动了边区的工业生产。解放区的赵占魁运动从1942年至1947年，持续7年之久，促使许多工人提高了觉悟，形成尊重先进、争当先进的好局面，许多落后的工厂转变为先进工厂。
刘建章领导的延安南区合作社是当时边区办得最好的合作社。它创建于1936年。开始是以单一经营消费品为业务，后来发展到涉及人民经济生活的各方面，不仅经营消费品，还经营供销、生产、借贷等20多种业务，成了沟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桥梁。1942年，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南区合作社的方向，高度赞扬了它的社长刘建章的创造。后来在推广南区合作社的经验时，群众创造了其他形式的合作社。1943年，毛泽东又根据这种发展趋势，进一步指出：“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①毛泽东讲过，典型就是政治力量。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发现典型，推广典型，使典型发挥了重要作用。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26日，在延安同时举行了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和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11月29日，毛泽东把全体劳动英雄请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接见并宴请了劳动英雄。他作了著名的《组织起来》的讲话。12月9日，毛泽东参观了生产展览会，又专门找了吴满有等17位劳动英雄座谈生产经验，与冯云鹏、安兆甲谈移民问题，与张振财、李长荣等谈变工扎工的问题，与田荣贵谈合作社问题，与李位谈部队生产问题，与张清益谈义包问题，一直从下午谈到深夜才结束。在谈话中，毛泽东高度评价各位劳动英雄对大生产运动和根据地经济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希望各位代表回去后把大生产运动推向新高潮。毛泽东还亲笔为劳动英雄题词，激励大家取得更大的成就。
这次劳动英雄大会充分显示了劳动英雄运动在大生产运动中的重大作用，为了进一步推动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以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1944年把劳动英雄运动推广到一切部门，边区的群众和机关、部队、学校，人人都可以争当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1944年12月25日至1945年1月14日，陕甘宁边区召开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1945年1月10日，毛泽东向全体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作了题为《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报告，他称赞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起了三种作用，即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鼓励他们戒骄戒躁，争取更大的进步。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在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的任务，强调我们边区和整个解放区，还要有两年至三年工夫，才能学会全部的经济工作。我们到了粮食和工业品全部或大部分自种自造自给并有盈余的日子，就是我们全部学会在农村中如何做经济工作的日子。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也会做新的经济工作。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
毛泽东组织和领导以及参加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大生产运动的实践活动，促使他对经济财政问题进行思考。正如他在1941年8月6日给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的信中所说，近日我对边区财政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在毛泽东心目中，边区有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吃穿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自然，党的主要领导人不能不研究中心工作。
在研究经济问题过程中，毛泽东表现出充分的民主意识和知微见著的思维特点。1942年8月的一天，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小礼堂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并研究减轻群众负担过重的问题。那天正值雷阵雨天气，雷击礼堂，一根柱子折断，坐在柱旁的延川县县长不幸触电致死。有一个对负担不满的农民便说，老天爷不开眼，雷打死县干部，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保卫干部主张把这个说怪话的农民抓起来审讯。毛泽东却透过现象看本质，他认为，群众的意见反映了我们工作上有毛病，有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要允许人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人家说救国公粮太重，这是实际情况。1940年以来人民的负担是加重了。人家说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念歪了，说明他是拥护共产党的，但对我们的工作和作风有意见。毛泽东正确处理了这件事，这反映了毛泽东的高度的民主精神，也转变了一部分同志的思想和作风，促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一步下决心去解决边区150万群众的“救民私粮”问题。所以后来毛泽东要求边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他尖锐地指出，凡不注重研究生产，不用主要精力帮助农民解决“救民私粮”，只顾向农民要“救国公粮”，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官僚主义的灰尘”，就不是好领导者。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队、好公民”。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任务从 20万担减至16万担。通过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
1943年初，枣园的人民迎来了春节。初一这一天，毛泽东给当地人民拜年，他又详细地询问了枣园乡平均每人有多少地，今年收了多少粮，交了多少爱国粮，大家生产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乡亲们一一回答并感谢毛泽东的关怀。正月初三，毛泽东又邀请乡亲们到枣园礼堂作客。毛泽东再次给大家拜年，并询问大家，在大生产运动中，你们能不能做到耕三余一？大家说能。毛泽东又问用什么措施来保证。代表们说，多耕地，多锄草，多上肥。毛泽东称赞说，这样好，但又指出，这还不够，必须把劳动力组织起来，搞变工队，互助组，还要做到“耕二余一”。谈完后，毛泽东请代表们吃饭，并亲自给代表们斟酒。在餐桌上他又鼓励大家，一定要把生产搞好，支援前线。毛泽东在指导大生产运动的过程中，经过自己的研究，写下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组织起来》、《论合作社》、《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等著作和讲演。为了撰写《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毛泽东在较长时期研究边区经济问题的基础上，系统地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和财政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他在一段时期内，与林伯渠、谢觉哉、李富春、朱理治、南汉宸、高自立、高岗、陈正人、叶季壮等经济工作的负责干部书信往来不断，了解财政和经济建设工作各方面的情况。1941年8月6日，毛泽东写信给谢觉哉，说他对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有兴趣。同日，他为研究边区财经问题，致信林伯渠，请他检寄有关材料。信中说：“前次（在枣园时）你给我之预算表及你的财政意见书，想再看一次，请检寄为盼！再，你的三年计划，我未见到，请检寄一份。”8月9日，他致信谢觉哉说：“请准备一积极建议，包括全部财经问题，分列若干条，今年如何办，明年如何办，均列入之，拟好时请交我，以便先加研究，交换意见，然后讨论。”8月19日，他写信给陈正人，告诉陈正人：“我要朱理治写了一报告书，很有些价值，不知他抄了一份给高岗和你没有？如未，请向他索一份，以作你们起草财经纲领的参考。”并说：“在起草此文件前，请与南汉宸、高自立、叶季壮、朱理治及粮食局贸易局诸人加以研讨，他们是实际经手人员，从他们收集各方面确定的材料与意见，起草的东西方更准确”。8月22日，他在致谢觉哉函中提出：“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说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会作。”因此，“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1942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开幕。在会议期间，毛泽东还不断地收集和补充资料，以丰富《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内容。1942年12月8日夜，他写信给南汉宸说：“各件均收，写得很好，大有益处。现我还急需贸易、金融、工业三部分，并须在三天至多四天要，请你日夜赶办于星期五交我。”12月13日夜，他又给南汉定写信说：“拟再请你对粮食、税收、贸易、金融、财政、供给等项干部在自己工作中应注意之点（应兴应革），每项写一千至一千五百字左右给我，以插入报告中教育干部，对于你今后的工作有大助益。此次高干会主要需要教育材料。”12月20日夜，他再次写信给南汉袁，请他将粮草、税收、金融、贸易四个部分的有关材料迅速送交，并且嘱告在材料里“要说政策，说工作”，使广大干部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作法”。他还提出，每件材料中“要有点历史，有点分析，又有一九四三年应如何作法”。直至1943年1月10日，即西北局高干会结束前4天，毛泽东还给王中写信，请他继续收集材料。信中说：“我还要整个敌工委的‘一九四二年的生产总结和一九四三年的生产计划’，以便看出全盘情形。”可见，毛泽东为写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进行了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毛泽东系统地总结大生产运动和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形成了他的经济思想。
毛泽东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路线，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必须归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家所有，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农村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消灭封建关系，变土地为农民的私产，容许富农经济存在。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发展各种合作经济。根据这个经济纲领，毛泽东又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一整套具体政策。在工商政策方面，实行合理负担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在税收方面，实行统一累进税；同时改良民众生活。
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具体地说：第一，新政策以保障抗日武装部队一切必要供给和满足人民必需品的要求，并和敌人的经济封锁和经济破坏作斗争为目的；第二，有计划地建立国防工业，从政治上动员工人，保障其最低限度的物质待遇，改良工厂管理制度，以提高生产率；第三，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保护战区农具牲畜及手工作坊，保证被隔断区域的经济自给；第四，保护私人工商业的自由营业，注意发动合作事业；第五，在有钱出钱的原则下，改订各种旧税为统一累进税，取消苛杂和摊派制，以舒民力而利税收；第六，征募救国公债，救国公粮，并发动人民自动捐助经费及粮食，供给作战军队，以充实财政收入；第七，厉行廉洁运动，改订薪饷办法；第八，由政府银行办理低利借贷，协助生产事业的发展及商品的流通。毛泽东非常注意生产建设中的产、供、销三个环节。在生产方面，他重视粮食、棉花和纺织，被服等生活必需品，以及盐、毛纺品等获利大的商品生产，要求提高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在供应方面，毛泽东重视解决原料供应，便利交通运输。在销售方面，他要求在适当市价下随时推销成品，必须集合财政机关、商业机关和人民合作社共同去做。毛泽东主张反对贪污、浪费、提倡节约、廉洁。他警告：“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②他极力推行精兵简政的政策。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既要开源，又要节流，这是毛泽东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重要思想。
毛泽东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主张，并根据这一主张，发动和指导了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并达到了预期效果。
毛泽东提出了“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的思想。他在1942年12月西北局高干会上明确指出：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来说，就大多数同志来说，确确实实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我们如认真地做好了这两项工作，我们就算很好地援助了前方的战争，我们也就算很好地援助了大后方的人民。毛泽东强调，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毛泽东论述了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关系。他认为，边区政治工作的内容，就是保证生产计划的完成，以及党、政、军、民的正确关系，保障经济干部的纯洁。“政治工作如果在这些方面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那末，这种政治工作就是失败的。”
在大生产运动和根据地经济建设中，毛泽东深深地体会到，必须按照农业是第一位的，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畜牧业是第二位的，商业是第三位的顺序安排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必须实行“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大的集中，小的分散，充分发挥上面和下面两个积极性；必须处理好公私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原则，恰当地发展公营经济和民营经济，公营经济指导和帮助民营经济的发展，公营经济活动应与人民经济活动取得协调，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而引起人民不满的均不许作。毛泽东号召在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时，要组织互助合作，提高生产力。通过组织起来，组成一支劳动大军，依靠群众的力量，达到丰衣足食的目的；组织互助合作社是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互助合作，不改变所有制和分配形式；组织合作社时必须采取群众容易接受的形式和方法，实行群众自己管理。
毛泽东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会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他指出，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他认为，如果我们样样能干，惟独对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的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入灭亡。他要求全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在两三年内学会做经济工作。
总之，毛泽东推动和领导了大生产运动，密切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而同时又通过总结大生产运动和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经验，构成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思想。大生产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战胜困难坚持抗战的两个关键性环节之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巩固根据地政权，渡过严重困难，支持敌后长期战争，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发扬了中国共产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积累了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经济工作干部。毛泽东曾分析说，我们要感谢那些封锁我们的人们，因为封锁这件事，除了它的消极的坏处一方面之外，还产生了积极的一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而其结果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
与领导开展大生产运动同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集中主要精力抓的另一项工作，是整顿党的作风，并将全党整风运动看作工作的中心环节。
延安整风运动与毛泽东的名字是紧密相连的。
中国共产党在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的同时，也同自身内部的“左”右倾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斗争。党内的“左”右倾错误曾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危害，特别是1931年至1935年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1935年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和组织问题，瓦窑堡会议又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在这以后，毛泽东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还写了许多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政治、军事著作，同样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实际上都是批判王明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及其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的。这种批判工作，到 1941年已取得很大成绩，但并未彻底解决问题。王明等人所犯错误的影响，还没有肃清。1940年3月，王明还把《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加“序”再版。这年12月，中央在讨论毛泽东的《论政策》一文时，还有人赞同王明的观点，对王明所犯错误还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毛泽东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如果不统一全党对王明错误的认识，不肃清王明错误的影响，将会影响全党的战斗力，影响党的团结。
而且，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得到空前的发展，到 1940年，全国共有党员80万人。其中大部分人没有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既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又没有更多的实践经验。然而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许多入党不久的党员很快走上领导岗位，担负指挥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工作的重任。这些同志比较容易地接受和欣赏那些空洞的革命词句，这就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正之风提供了土壤和气候。正如毛泽东所批评的：“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意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③基于上述考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运用整风的形式来统一全党的认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克服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以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以及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的历史重任。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但是党成立时，理论准备不足，使得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毛泽东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深有感触他说，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100个至200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为此，他号召全党来一个学习竞赛，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从这时起，实际上开始了整风的准备。在这之后，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指导抗日战争的实践，写下了大量的理论著作。他多次强调学习理论必须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而调查研究则是中间环节。为此，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不仅自己调查研究，而且号召、组织和领导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41年初，毛泽东在延安亲自主持编印了他的《农村调查》一书，并撰写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重申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教育全党提高对调查研究的认识，提出了进行调查研究应持的态度和有效的方法。这些都为整风运动的开展作了重要的准备。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召集120多位高级干部，在延安举行整风学习会议。5月19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一报告深刻论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思想上、理论上总结了过去党内的路线分歧，批判了主观主义作风，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他针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提出要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即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强调无论做实际工作还是做理论研究工作的同志，都要坚持“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④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实际上是整风运动的思想动员。从此，开始了对全党高级干部的整风教育。
同年7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提出了使党更进一步地成为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任务，要求全体党员增强党性锻炼，服从党的利益，克服错误倾向，加强党的团结。8月1日，毛泽东又亲自主持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党克服主观主义习气，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中共中央设立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亲自担任主任。同时，把马列学院改为中央研究院。毛泽东对如何进行研究工作提出三点建议：第一，要研究现状。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敌、我、友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然后引出结论。还要研究日本、研究蒋介石、陈果夫、阎锡山，以求得彻底的了解和掌握。第二，要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五四以来的中国哲学史，也要研究孙中山、研究戴季陶、研究胡适的思想。第三，要以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理论。1941年底到1942年初，中央改组了中央党校，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成立时事政策研究室等，加强对现实斗争状况的研究，纠正在教学中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毛泽东深知，一个政党要胜利，必须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和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然而，再好的路线，再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需要人去贯彻、去执行、去落实。因此，毛泽东考虑最多的是关于爱护、保存、发展及科学合理地使用革命的有生力量，大量地培养、提拔干部，放手地任用他们，尽可能地把每个干部安置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正因为这样，毛泽东特别重视党校和党校工作，把党校看成是培养人才、造就干部的阵地和熔炉。他为中央党校亲笔题写“实事求是”的校训，把这一句古老的格言赋予了崭新的时代内容。毛泽东还亲自到党校讲课，关心学员的成长。到党校学习的同志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学员中，有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骨干，也有经过学习将要走向领导岗位的新同志。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如何，政治立场是否坚定，工作能力以及其他方面的本领怎样，都关系到我们党的现在和未来。毛泽东当然不会不倾注满腔心血。
毛泽东强调调查研究，强调要了解中国的实际，并非轻视理论的作用。他也非常重视理论研究，当然他的理论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为了便于理论研究，毛泽东希望有个人能在理论研究方面做他的助手。中央党校推荐一位20年代曾在苏联留学，回国后一直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约他谈谈有关马列主义、联共党史等方面的问题，他如同在党校讲课一般，不问情由，滔滔不绝，一套一套他讲得十分得意。毛泽东听后很不满意，批评他说：书，既要会读，更要会用，你们讲的都很对，但离中国革命太远，对目前的问题一个也没有涉及，没有解决。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是为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于是毛泽东打发这位同志回去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风教育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报告，指明了主观主义的表现、危害、根源和克服办法。会议决定在全党发动思想革命。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9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主要任务是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研究党的六大前后的文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以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等错误思想；同时决定成立各地高级学习组，颁发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组织高级干部学习。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准备，整风运动进入了全党普遍整风阶段。1942年2月1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党校礼堂里座无虚席。中央党校正在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走上台去，作了题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题目为《整顿党的作风》）。大家都在用心听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洪亮的声音在礼堂内回荡着……
毛泽东首先指出，在我们党内，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三股歪风。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整风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
毛泽东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主观主义在党内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违背有的放矢的原则。一方面，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中的个别词句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照搬马克思主义，无的放矢；另一方面，只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去研究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毛泽东非常形象地说：“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 ‘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主观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就是经验主义，即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意义，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从狭隘的一时一地的经验出发，指导全局工作和现实的斗争，把局部的偏于感性的经验误认为是普遍真理。无论是教条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给革命造成危害。克服的方法是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才可以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分析批判了宗派主义。他指出，党内的宗派主义，主要表现在错误地对待局部和全局的关系；错误地对待个人与党的关系；错误地对待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老干部和新干部之间的关系；错误地对待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之间、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宗派主义倾向在党外关系上则表现为一部分党员对党外人员妄自尊大，藐视、排挤党外人士。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因此，宗派主义必须克服。
2月8日，毛泽东又出席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出版发行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要求全党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最后残余加以彻底肃清，以便使党的各方面达到更健全的地步，毛泽东深刻揭露了党八股产生的根源和种种表现。他指出，党八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文化界形式主义错误在党内的反映，是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语言文字上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一种新教条主义。毛泽东用准确、生动而鲜明的语言，揭露了党八股的八大表现形式，即：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着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了，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因此，必须克服党八股，普遍采取和发展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提倡宣传工作和创作工作的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提倡为者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的中国气派。毛泽东在会上还散发了题名为《宣传指南》的小册子，其中包括四个文件：一、列宁是怎样进行宣传的；二、季米待洛夫论宣传的群众化；三、鲁迅论创作要怎样才会好；四、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毛泽东对《宣传指南》一书作了详细的解说，并要求人人加以熟读。毛泽东的两次报告在延安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全党整风正式开始。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6月8日，中宣部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指示》，号召全党开展整顿三风的运动。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要把整风运动开展成为全党的学习运动，通过整风，使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有较大的提高。1942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整风运动。毛泽东担任总学委主任。在他的主持下，集中把党的历史上代表正确路线和代表错误路线的文件，在上年编出《六大以来》的基础上，又编辑成《六大以前》，供干部研究党的历史经验用。并列出《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等十余部著作，组织学习，联系实际，开展讨论。经过深入学习讨论，弄清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何以纠正了翟秋白的错误，又出现了李立三的错误；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又出现了王明的错误，而且错误的程度一次比一次更严重，形态一次比一次更完备。从思想方法上讲，就是以主观主义反主观主义，以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其共同点是：理论脱离实际，主观不符合客观。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或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对于全党取得上述共识，毛泽东感到由衷的高兴。但在整风过程中，出现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忧虑。一些同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总结历史经验上，而是提出对党内历史上的错误要寻根究底，追查责任。或者说，把主要精力放在查明历史上的那份文件是谁起草的？起草人的动机与意图是什么？如何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大有追查个人责任之势。毛泽东及时觉察到这种倾向。他在不同场合下多次强调，整风学习的主要目的，是弄清问题，提高认识，而不是追查个人责任。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毛泽东的提醒对保证整风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在领导全党整风的过程中，还随时注意运动中出现的偏差。他针对运动中出现的极端民主化的干扰，于1942年3月底在改进《解放日报》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绝对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他的讲话，防止和纠正了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在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还从 1942年12月开始，进行了审查干部工作。本来，通过学习提高以后，党的组织对自己的干部进行审查既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一些预想不到的原因使审干发展成反特斗争。特别是在1943年7月15日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报告，提出“抢救失足者”以后，错误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审干，特别是“抢救失足者运动”，虽然也清查了一些真正的特务，但严重扩大化了，通过“逼、供、信”的错误方法，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使许多革命者和进步青年蒙受不白之冤。
毋庸讳言，毛泽东对此也应负有一定的责任。1943年8月15日，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特务之多，原不足为怪”，并说：“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不认识此点，就不能采取正确的方针。”这反映了毛泽东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随着审干运动和“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发展，党内和根据地内受到打击的对象越来越多，对立情绪也越严重。任弼时发现问题后及时报告给毛泽东，任弼时在反映情况的基础上，并提出制止错误做法的意见。毛泽东采纳了任弼时的建议，并着手纠正那些错误做法。但在关键时刻，毛泽东又犹豫了一下，认为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这样，尽管情况有所缓和，但事态并没有彻底扭转过来。毛泽东经历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恶劣环境的严峻考验。那时根据地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永远难以从他的记忆中抹去。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于1943年7月1日提笔写信给康生，指出，防好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7月30日，毛泽东再次重申了防好工作的正确路线，指示要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防奸工作的正确路线，制定了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8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了九条方针。但是，康生不执行正确路线，大搞逼、供、信，而且开始大量抓人和杀人。毛泽东知道这些消息后，及时制止，并于1943年10月9日明确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肃反方针，避免了更严重后果的出现。从1944年春起，中共中央开始对受冤屈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4月，毛泽东约见李克农、周兴和师哲等人，专门谈论逼、供、信的问题。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表示对各类口供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他回忆起江西肃反的经验教训，说，在江西反AB团时，每一个犯人也都有口供。半夜三更，我睡不着觉，悄悄地走到审问犯人的地方，用舌头将窗纸舔了一个洞，偷偷地看，看见审讯人员正在搞逼供信，我才知道了AB团是怎样出来的。毛泽东问李克农等是否也在搞逼供信。当毛泽东知道审讯科长是江西过来的，送给他的口供材料是这位审讯科长提供的时，毛泽东似乎明白了什么。他说，你们送来的6份口供，我只看了1份，第二份我就看不下去了。以后也不要给我送来了。毛泽东继续解释他为什么不想看这些口供，说，是因为这些口供像写文章、小说，不像口供。他反问李克农、周兴和师哲，这些口供，每一句话，每一字都是真实的？没有一句话、一个字是错的。有人回答，一句两句错，恐怕难免，但这无关紧要。毛泽东听后说，如果有一句是假话，会不会有十句假话？有十句假话，会不会有一段假话？有一段假话，会不会全篇是假话？写口供不是写小说，不能编假的。你们回去对犯人说，一个字如果是假的，就改正一个字；一句话是假的，改正一句话；一段话是假的，改正一段话；全篇是假的，那就全部推翻。你们把他们的口供交给他们，叫他们自己改，要说明一个字、一句话都不要假的。毛泽东最后强调，我们要弄清的是真反革命，不是假反革命；要的是真材料，不是假材料。你们要搞清楚，口供是从哪里来的，绝对禁止用刑逼供。要让犯人讲真话，绝不允许讲假话。保卫工作要坚决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要严格把好关，不要冤枉一个好人。毛泽东的一席话使李克农等深受教育，茅塞顿开，也使全党受到教育。毛泽东还亲自抓各种案子的甄别工作，一边甄别，一边平反。1943年底，延安大学合并到行政学院。这里被审查过的同志意见很大，有些同志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申诉，说他们不是特务，不是国民党，不是三青团，但挨了整，被戴上特务、国民党、三青团的帽子，要求党给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毛泽东接到信后，亲自到行政学院，在1000多名教职员工和学员大会上讲话，说在审干中，伤害了不少好同志，冤枉了好人。这像洗澡，为了消毒，在水里放些灰锰氧，但放多了，烧坏了皮肤，这很快会好的。他还说，有些好同志被戴了帽子，我们党是实事求是的，帽子戴错了就要把它摘下来。并说，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叫实事求是。现在要对审查过的同志进行复查，甄别定案，错了的平反纠正，帽子戴错了摘下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听了毛泽东讲话以后，学院选调了一批干部，和专门机关相结合，开展甄别定案工作。这项工作在毛泽东的关心下进行得很顺利。
1945年初，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给五部、六部的同志作报告，讲到审干问题时，对运动中出现的错误作了全面的分析，以严以律己的精神主动对错误承担了责任。他说，我们对错误的本身要加以分析，一个叫做坏处，一个叫做好处，坏处是犯了错误，好处也是犯了错误。要从错误中总结经验，给人戴错帽子的同志，以后给别人戴帽子时，你就要注意慎重；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也得到了一条经验，以后你们不要乱给别人戴帽子，因为你自己吃了亏，以后要谨慎。有了这两方面的经验，将来我们到北平、上海、南京去审查干部，做反好工作就会好得多。在会上，毛泽东把手举到帽檐下，对被戴错帽子的同志赔礼说：现在，我把戴错了的帽子给你们取下来，向你们行个礼，赔个不是。接着他又说，你们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这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不久，毛泽东又在党的七大上，对审干中的扩大化问题，再次公开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们各个地区在肃反运动中走过弯路，我也走过弯路。这次整风审干，使一些同志受了委屈。当他讲到这句话时，举起右手，沉重地说，我向你们道歉！毛泽东这种胸怀，再一次深深地感动了全场代表。
整风运动过程中发生的审干和“抢救失足者运动”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它丝毫不影响整风运动的伟大意义，不影响整风运动的主要目的的实现。
整风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扫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党的历史、学习整风文件，统一全党对王明“左”右倾错误的认识。1941年5月以后，毛泽东一面主持编辑中共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一面号召和组织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理论，并有针对性地研究党的历史问题，总结党的历史上因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错误而带来的严重危害及其历史教训。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检讨了党的历史上的政治路线问题。会议对党的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作出初步结论，认为：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从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了，从“九一八”以后则发展为路线错误；二、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的组成，王明负有重要责任：三、王明到苏联后，虽然在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上和五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有不同看法，但在形势的分析和政治路线上是完全相同的，并且一直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四、抗日战争时期，王明负责长江局工作期间，也犯有严重错误。与此同时，毛泽东几次同王明谈话，进一步明确指出王明在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和武汉时期都有错误，即在政治上犯有带原则性的错误，组织上有闹独立性的错误。具体地说，就是：“（1）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为乐观； （2）国共关系问题――王明在统战下缺乏独立性与斗争性；（3）军事战略问题――王明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的思想；（4）组织问题――长江局与中央关系是极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通电给中央和前总，有些是带有指示性的电报，不得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是极不对的。”⑤不难看出，毛泽东是希望通过揭露和批评王有的历史错误，来教育全党，达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清除王明等人的影响的目的。
在整风运动中，王明一方面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批评，“以毛泽东为模范”，“始终追随毛泽东为毛泽东伟大事业而奋斗”，⑥并且公开申明拥护“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和，它的“唯一正确政治方针”。⑦另一方面，又企图为自己的错误辩护。
1943年9月上旬至12月初，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三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战初期的错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许多同志在会上发言，批评了王明的错误，有的同志还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上发言强调：检查王明的错误，要用历史的方法，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自我批评的方法。全党要团结，我们的标准是，把党斗好，不是斗翻，这次要避免历史上错误的斗争方法，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时王明因病未参加会议，毛泽东多次去看望他，并派人去听取他的意见。周恩来也去探望，有时和他交谈达5个小时之久。经过细致的工作，王明的思想认识有了一定的提高，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后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王明写信给中共中央，表示完全拥护决议，承认犯了“左”倾路线错误。
1943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高级干部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整风运动转入第三阶段。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学习和时局》的讲演，对高级干部讨论党的历史中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发表了重要的看法。他指出：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不要不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就对于复杂事物作绝对肯定或否定的简单结论。这次整风，是要着重地清算1931年至1934年的“左”倾错误，但他提醒大家注意，对于这个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毛泽东入情入理的分析，既为全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认识历史上的“左”右倾错误提供了基本方法和基本思路；同时又如春风细雨给过去犯错误的同志以真诚的安慰，许多过去犯错误并排挤过毛泽东的同志为毛泽东的坦诚而感动，因而深刻地作了自我批评。这些又使毛泽东由衷地感到高兴。
整风运动中延安是主战场。各根据地的领导先后回到延安，毛泽东总是怀着久别重逢的喜悦心情迎接来自前线或国民党统治区的战友。1943年 8月，周恩来偕邓颖超由重庆返回延安。毛泽东率在延安的中央委员、高级干部2000余人参加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晚会。陈毅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了。自1934年红军长征后，两位老战友一别多年。延安整风期间，陈毅回到延安。久别重逢的老战友相见，毛泽东格外高兴，对陈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询问陈毅分别后的情况，陈毅一一作答。通过整风学习，陈毅对自己在井冈山时期与毛泽东的误会有了新的认识，他找毛泽东谈自己的认识，并多次在公开场合作自我批评。毛泽东说，认识了，就好了，过去了的事情就让它过去。
凯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犯过“左”倾错误，而且在遵义会议上是顶毛泽东最厉害的一个，甚至到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还声称要“走着瞧！”在整风过程中，他认识了王明的“左”倾错误，也认识了自己的问题，作了深刻的检查。毛泽东既往不咎，非常信任他，让他作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几次作整风的报告，都是凯丰主持的。在经过几年整风的基础上，1944年5月21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开幕。在全党学习党史，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经过近一年的讨论，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清算了党内历次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从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各方面深刻地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及其危害，分析了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提出了克服的方法。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团结和统一。《决议》的制定和通过都倾注了毛泽东的满腔心血。 《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整风运动的基本结束。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它像一部播种机，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播送到每个革命者的心田上，培育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它像一座熔炉，锤炼出成千上万的干部，使全党空前团结一致；它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前进的航程，为抗日战争以至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这一切都是与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在全党整风运动中，延安文艺界的整风占有重要的位置。毛泽东也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界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战胜敌人的一个方面军。毛泽东曾风趣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⑧对于鲁总司令领导下的“文化军队”，毛泽东一直关注、爱护他们，寄愿望于他们。延安成为“红都”后，像一块磁石一样，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通过不同的渠道奔向这里。在延安，他们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民主的空气，焕发出巨大的创作冲动。到延安来的文艺工作者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想见见毛泽东，亲耳聆听毛泽东的教诲。毛泽东日理万机，日夜操劳，但仍挤出时间来满足大家的要求，还在1936年10月，红军刚在陕北站住脚。1935年5月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后关押在南京，1936年才被释放的著名女作家丁玲辗转到达保安。中央宣传部在一座大窑洞里开会欢迎她。毛泽东也前来表示欢迎。会后，毛泽东问丁玲打算做什么，丁玲回答“当红军”。随后，她到前方总政治部工作。毛泽东填写《临江仙》一首送给丁玲：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技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毛泽东把靠一枝笔战斗的女作家比喻成三千毛瑟精兵，足以看出毛泽东何等重视文艺的作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到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更多，不少作家、诗人回忆当年被毛泽东接见和交谈的情景，无不引为自豪。
著名诗人何其芳于1938年8月底，同作家沙汀、卞之琳等到达延安。何其芳回忆起9月初受毛泽东接见的情形时说：9月初的一天，我和同来的几位到达毛泽东的住地凤凰山下的窑洞里。毛泽东穿着蓝布制眼，坐在一张制造粗糙，没有油漆的小小的长方形的白木桌前，他有些疲劳，但却很健康，充满了精力，黑色的眉毛下面，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他的语言爽朗而幽默。毛泽东说，文艺工作者应该到前方去。他说，从城市来的人上前方去，走路很可能成为一个困难。但不要紧，很快就会习惯。他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他在武汉时，也是每天出门就坐车，后来上井冈山了，没有车子坐，只好用两只脚走路了，很快就学会了走路。毛泽东再次鼓励大家到前线去。我们根据他的要求，到了前方，写出了反映根据地军民斗争生活的诗歌和文章。
诗人臧云远大约是1938年秋天到达延安的。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就接见了他。那时正值毛泽东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时候。臧云远进入毛泽东的窑洞时，毛泽东正在伏案写作。见有客人进来，他放下毛笔，同客人握手。虽然他们是第一次见面，却一见如故。谈话是从《论持久战》说起的。毛泽东问臧云远在汉口文化界对这篇讲演有什么反映。臧云远告诉毛泽东，汉口文化界交口称赞这篇讲演。毛泽东又问臧云远是哪里人，臧云远说他是山东蓬莱人。毛泽东接着问，那里地势怎么样，有山吗？臧云远告诉毛泽东，胶东像个牛头，蓬莱是牛角，突出在渤海，海里一串岛屿，是渤海南端的门户，陆上丘陵起伏，东南在青岛北面有崂山，面对太平洋，西面有泰山，算是顶高的。当中无数小山，一片片松林。毛泽东听得很认真，不时地点点头。后来根据这些情况，加上其他方面的了解，毛泽东决定派许世友率部在胶东建立了敌后根据地。谈话还在继续。毛泽东又询问了文艺界的情况，臧云远一一作答；并告诉毛泽东，在武汉有人提出，战争期间能否写出伟大作品，毛泽东深有感触他说，过去十年内战，革命文艺的中心在上海，革命武装斗争的中心在瑞金，中间叫国民党反动派割断了，没有革命的斗争生活，怎样写革命的文艺呀。现在统一战线，举国一致打日寇，文艺跟革命生活相结合，反映伟大的人民革命斗争生活，在战争年代是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来的。臧云远问毛泽东对当时文化界提出的新启蒙运动有什么看法。毛泽东又很有兴趣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要由无产阶级来完成。因为封建落后，反对愚昧，就要来个启蒙。中华民族有那么悠久的历史，留下那么丰富的文化遗产，都还没来得及有系统的整理考证，理出头绪，还他们的本来面目。这方面资料很多，杂乱散落，要下一番功夫，弄清楚事实，这是整理和考证的工作。然后，以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掌握资料来分析批判，看哪些是好的，有用的，哪些是坏的，没用的，坏的去掉，好的留下，要为新时代所用，这是文化工作的两重任务，要一道来作。他们的谈话内容十分广泛，由文化而文艺，由诗歌到小说，由现代到古代，由实践到理论，一直谈到深夜。
1939年初春，身居异国的萧三来到了延安。当天下午，李宫春告诉毛泽东他当年的老同学来了。毛泽东快步迎上来同萧三握手，深情他说：呵，十多年不见了！晚上，他设便宴招待萧三与其他归来的同志。席间，两位老同学亲切交谈。当萧三说了几个国外的消息之后，毛泽东笑道：“这是洋新闻。”毛泽东回忆起20年前与萧三到天津大沽口看海之行时说，那时期我还相信旧小说里所写的蓬莱仙岛是可能的。饭后大家散去，毛泽东约萧三进他简朴的书房兼卧室里小坐。毛泽东让警卫员把萧三直送到山上“鲁艺”的窑洞后，才返回去。不久，毛泽东又到“鲁艺”看望萧三。两人谈起文学问题。萧三说，当时在国外搞文学的仅他一人，他自称写了几首诗，被别人称为“诗人”，感到惭愧。毛泽东肯定他说：“是诗人。”萧三说他在苏联写过毛泽东的传记，想继续增补、修改，假如你不反对的话，请你翻翻古。⑨毛泽东说，无事翻翻古，也有趣味，我在政治上帮助你，不过你要研究调查一些历史事实才能写东西，把一些历史事实写出一部小说，拿一个人作引线，那是有味的，等我休息时候同你谈。不久，毛泽东再次约见萧三，告诉他，中央开会决定要他去“鲁艺”工作。毛泽东勉励萧三做出些成绩来，争一口气。后来毛泽东多次同这位老同学交谈，谈自己的过去，谈自己对形势的分析，也谈自己的文艺观。有一次，他同萧三谈起《聊斋志异》时说，《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数妻，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里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和狐狸精来呢？
1937年，在抗战的硝烟战火之中，柯仲平来到了延安，在文协供职。当时他只有30几岁，毛泽东快50岁了。一段时间的交往，使他们成了忘年之交。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组织晚会，特意邀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前来观看。当时演出的是传统历史剧，看戏的人很多。毛泽东注意到这种情景，他看了一阵，就侧过头来，对坐在旁边的边区工会主席齐华说：“看来这种戏很受群众欢迎，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就是内容太旧了，能改成新内容就好了。”齐华点了点头，然后对毛泽东说：“文协老柯在这里，他是专门艺术家。”这时毛泽东又转过身来，问坐在后面的柯仲平说：“是不是应该改？”柯仲平点点头。从此，柯仲平下决心组织一个受群众欢迎的剧团。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38年7月4日边区民众剧团成立，柯仲平任团长。民众剧团虽然演了不少好剧，在边区群众中也产生较大的影响，但也遇到很多困难。毛泽东知道了柯仲平的困难，他就把自己写《论持久战》的稿费300元钢洋捐献给民众剧团，使何仲平和剧团大受鼓舞。
这一年的夏天的一个傍晚，边区印刷厂的工人开晚会。毛泽东也从凤凰山麓赶来参加。在晚会上，柯仲平当场朗诵了自己的新作《边区自卫军》。这是一首长篇叙事诗，柯仲平用洪亮的云南口音，读得热情奔放，博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毛泽东也听得人了神。当柯仲平读完时，毛泽东紧紧握住他的手，高兴他说，你把工农大众作了诗的主人，对民歌形式进行了吸收、融化，为诗歌的大众化作出了辛勤的努力。毛泽东还特意把这首诗的诗稿拿了回去。过了一两天，他就派警卫员把诗稿还给了柯仲平，上面还批了几句赞扬的话，说是“此稿甚好，赶快发表”。
毛泽东同文艺界交往的另一条渠道就是同文艺界人士建立广泛的通讯联系。在毛泽东给文艺界人士的信中，既有体现个人情谊的私事，也有涉及文艺创作、文艺理论方面的意见。老同学萧三写信问可否提供一匹马以作交通工具。毛泽东在回信中，一方面表示代他“查问一下”，同时答应，如果萧三“在边区范围内行动，那我可以拿我的马给你用一下”。毛泽东读《大众习作》第二期后，立即写信给大众读物社社长周文，称赞他们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他看了成荫等人创作的反映当时敌后斗争生活的《晋察冀的乡村》、《荒村之夜》等剧后，又写信给成荫及有关方面的领导，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称赞他们的剧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要一些这类的戏。稍后一点，即1944年1月9日，杨绍萱、齐燕铭编导的《逼上梁山》在延安公演。毛泽东看完戏后，写信给编导，称赞他们“做了很好的工作”，他向编导致谢，并请编导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在信中，毛泽东高度评价杨绍直、齐燕铭等在旧剧改革方面所做的工作。他说：“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丁玲写的《田保霖》和欧阳山写的《生活在新社会里》两篇文章，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人物，1944年6月30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当天，毛泽东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了这两篇文章。天快亮了，毛泽东提笔给丁玲、欧阳山写信，说：“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并希望了玲、欧阳山在当天下午或傍晚到他的住所交换意见。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告诉郭沫若已将《甲申三百年祭》当作整风文件看待。他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希望郭沫若运用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的经验的文章。他诚恳地告诉郭沫若：“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毛泽东同文艺界人士的书信往来，沟通了思想，交流了观点，建立了友谊，成为了解文艺界情况，指导文艺界斗争的重要形式。
文艺在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单靠外地来的文艺工作者是难以完成它应承担的责任的，必须培养和造就更大的队伍。这是毛泽东通过革命斗争实践得出的重要认识，1938年1月，为了纪念“一・二八”五周年，一些过去在上海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来到延安的戏剧工作者演出了一出抗日的戏剧。毛泽东看了这次演出。看完后他说：戏演得好，这些人不要散了。最初打算办一戏剧训练班，后来办了一个艺术学校，取名鲁迅艺术文学院。毛泽东是第一个签名的发起人。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文学院举行成立典礼。毛泽东参加了这个典礼，招待来宾的同志请他坐首长席。他说，我是工作人员，不是首长。他一定不肯坐首长席，就和鲁艺的同志们坐在一起。在开学典礼上，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讲了话。请毛泽东讲话，他又说，我是工作人员，今天不讲话，过几天再来讲。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来到鲁迅艺术文学院，作了一次重要的讲话。他说，我们的两支文艺队伍，上海亭子间的队伍和山上的队伍，汇合到一起来了。这就有一个团结问题。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要很好地团结起来，进行创作、演出。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走马看花，下马看花，起码是走马观花，下马看花更好。我们要有大树，也要有豆芽菜。没有豆芽菜，怎么能有大树呢？我不懂得文艺。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创作像厨子做菜一样，有的人作料放得好，菜就好吃。他说，你们的校歌唱道：“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这很好。你们要好好看书学习，书是好看的，它不会叫，不会跑。不像杀猪，杀不好，猪就会跑了。除了看书，还要学习民间的东西。演戏要像陕北人。他说，文学艺术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的文学家、艺术家，提倡什么艺术至上，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眼里根本没有工人、农民。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要到革命斗争中去，同时学习人民的语言。要从革命斗争中学习的东西多得很。你们看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描写骑马，平时上马是怎么上的，紧急时候上马是怎么上的，都不一样。如果作者没有参加过战斗生活，怎么能够写得这样真实呢？绥拉菲摩维支写了《铁流》。我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也是“铁流”，可惜还没有人写。他说，《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你们也就是林黛玉、贾宝玉。但是，我们的女同志不要学林黛玉，只会哭。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方打仗。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大观园。你们的大观园在太行山、吕梁山。毛泽东还问“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哪一种好。他自己回答，“下里巴人”也不错，全国人都会唱。毛泽东的讲话给鲁艺指明了教学方针和办学方向。1939年，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一周年，毛泽东亲笔题辞：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在纪念仪式上，洗星海指挥演唱他的著名作品《黄河大合唱》，演唱像黄河本身那样雄伟，那样惊心动魄，那样表现出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毛泽东为这热烈的气氛和气势所感动。当演唱结束时，他动情他说了几声“好”。1940年秋天，毛泽东亲笔为鲁艺写了八个字的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鲁艺为根据地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文艺人才，师生们的努力也丰富了根据地军民的文化生活，而鲁艺的成长又渗透了毛泽东的心血。
1942年，整风运动逐渐在延安各单位开展。根据中共中央的分工，毛泽东负责文化战线的整风运动。而这时的延安文艺界出现了“暴露黑暗”等问题。毛泽东感到有必要解决这些问题，通过文艺界的整风，澄清一些是非。为此，他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1942年4月间，毛泽东约请艾青交谈。毛泽东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艾青回答说：“你出来讲讲话吧！”毛泽东又问：“我说话有人听吗？”艾青说：“至少我是爱听的。”过了几天，艾青将毛泽东委托他收集的文艺方面的意见材料交给毛泽东，并经修改成文发表在《解放日报》上。接着，毛泽东又三次约请刘白羽谈话。第一次询问了文艺界的情况，提了一些问题，让刘白羽把议论结果告诉他。第二次是听刘白羽汇报。第三次向刘白羽谈了为工农兵服务和深入工农兵的思想。
毛泽东还约请在鲁艺任教的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藻华、姚时晓到杨家岭交谈。毛泽东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之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毛泽东还谈到了人性问题，举例说，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伤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追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先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爱，没有同情心。
毛泽东在这段时间里，共约请了几十位文艺界人士谈心。通过交谈，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道路和未来，提出了完整的构想。
1942年5月2日，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毛泽东一到会场，周扬就陪同他和大家握手见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宣布座谈会开始后，毛泽东作了“引言”部分的讲话。他指出：我们有两支军队，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军队，而文化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又指出：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毛泽东还提出了立场、态度、对象、感情和学习等问题，供会议讨论。
毛泽东作了《引言》讲话后，与会的同志纷纷发言，抒发自己的看法，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柯仲平代表民众剧团发了言，他针对有些人看不起《小放牛》的情绪，说，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欢迎。我们每次演出之后，群众都拿出许多鸡蛋来慰劳我们，我们一边吃着鸡蛋，一边向新的演出地点走去，鸡蛋皮就扔了一路。如果有人想知道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不用问，只要顺着鸡蛋皮就找到了。听到这儿，参加讨论的毛泽东不禁笑了起来，说，你们吃了群众慰劳的鸡蛋，就要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要拿出更好的节目来为群众演出，不要骄傲自满。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代表们争先恐后地发言，毛泽东等领导人不时插话，使讨论的气氛十分热烈。5月16日继续讨论。5月23日开第三次会议。参加的人扩大了一些。会场里挤得满满的。傍晚时分，毛泽东同代表们合影留念。晚饭后，毛泽东开始作“结论”。会场上，三根木杆架成三角形的木架上悬着一盏汽灯，耀眼的白色灯光燃烧着，更增加了会场的热烈气氛。代表们用心地听着毛泽东的声音：同志们，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作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
毛泽东针对大会讨论的问题，针对文艺座谈会以前延安文艺界的争论和情况，也总结了五四运动以后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和问题，从理论高度系统地解决和回答了革命文艺运动、革命文艺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方向问题，规定了革命文艺路线和党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提出了“文艺的根本问题是为什么人的问题”的命题。这个问题在文艺界长期未能解决，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虽然没有人反对这个观点，但许多人并没有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讨论得很不充分。毛泽东紧紧抓住这个问题，强调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一个原则问题，也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他指出，文艺工作者不站在工农兵的立场去描写工农兵，而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去描写工农兵，那只能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这是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根本原则。
毛泽东论述了文艺工作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他指出，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那么，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
毛泽东分析了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在座谈会上，有人对这个问题发表了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红莲、白藕、绿叶，儒、释、道，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但谁也不领导谁。另一种观点认为文艺和政治“殊途同归”。毛泽东批评了这些观点。他认为，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和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并反转来给予政治以重大的影响。党的文艺工作，必须强调服从于政治，服从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但是，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并不意味着二者关系的完全绝对化，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
毛泽东提出了文艺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并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是政治标准，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是好的文艺，否则便是不好的甚至是坏的作品。二是艺术标准，艺术标准主要是看其社会效果。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政治标准是第一位的，艺术标准是第二位的。
毛泽东还提出文艺创作的“古今中外法”。他形象他说，就是屁股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这就是他后来概括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其丰富的内容，生动形象的语言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像灯塔，照亮了文艺工作者的心，为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尽管其中也有不精到之处，如文艺和政治关系的论述，但讲话的历史地位、历史功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显示出来，不断为实践所证明。
延安文艺座谈会开过不久，即1942年5月30日，毛泽东应邀到鲁艺讲话。毛泽东用一个生动具体的事例讲了社会生活比文学艺术更丰富，但文学艺术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又比普通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带有普遍性这个问题。他说：从你们不久以前演出的《带枪的人》里面，我们看见了列宁。他在这个戏中和群众谈话，打电话，办公，赶走孟什维克……可是在戏里他没有吃过饭，也没有睡过觉。人不吃饭、不睡觉是不行的，列宁在生活中当然也要吃饭和睡觉。戏里面并没有把列宁的一切活动都写出来。这也就是说，实际生活中的列宁比我们从戏里见到的列宁要丰富得多。但是，列宁没有来过中国，更用不着说延安。何况他已经去世了。戏里的列宁却仍然活着，还可以永远活下去。他出现在延安边区大礼堂的舞台上，并且还可以出现在世界所有的舞台上。所以我们说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
毛泽东在讲话中又讲到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问题。他用毛儿盖的大树和豆芽菜来比喻提高和普及。他说：红军在过草地的路上，在毛儿盖那个地方，长着很高很大的树。但是毛儿盖那样的大树，也是从豆芽菜一样矮小的树苗苗长起来的。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瞧不起普及的东西。他讲这个问题的时候，还用一些动作来描述和讽刺那些瞧不起普及的人，他们在豆芽菜面前熟视无睹，结果把豆芽菜随便踩掉了。讲到这里，大家都笑了。
毛泽东最主要的还是讲与工农相结合的问题。他对鲁艺各系的同学们说，你们快毕业了，将要离开鲁艺了。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只是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者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毛泽东继续说，你们从小鲁艺到大鲁艺去，就是外来干部。不要瞧不起本地的干部，不要以为自己是洋包子，瞧不起土包子。他用柳宗元的 《黔之驴》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他说，贵州没有驴驹子，有人运了一匹驴驹子到那里去。它到那里就是外来的洋包子。贵州的老虎个子不大，是个本地的土包子。小老虎看见驴驹子那种庞然大物的样子，很害怕，驴驹子叫了一声，小老虎吓坏了，就逃得远远的。后来久了一点，小老虎觉得驴驹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走近它，并且碰碰它。驴驹子大怒，用脚踢了小老虎一下。小老虎这才看出它那两下子，就说，原来你不过有这点本事！结果小老虎就吃掉了这头驴驹子。
毛泽东借这个故事说明：外来干部对本地干部，洋包子对土包子，知识分子对工农群众，如果态度不端正，没有自知之明，自高自大，自以为了不起，高踞在群众之上，吓唬群众。开头群众也许还摸不清你有什么本事，还有些尊敬；等到他们看透了你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本事，只不过有一副臭架子，就不佩服你，你就再也不能吓唬群众了。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对文艺工作者的关怀，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广大文艺工作者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奔向抗战前线，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有的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有的通过实际斗争的磨练迅速成长，创作了像《兄妹开荒》、《白毛女》等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反映斗争实际的作品，发挥了文艺在革命斗争中应有的作用。
毛泽东领导的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的胜利开展，使中国共产党在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两个方面，立于不败之地。由于开展了这两项工作，加上其他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措施，使各抗日根据地渡过了难关，根据地的面积扩大了，人民革命力量上升了，这就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