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毛泽东异常兴奋。1月15日，他从杭州回到北京的第4天，北京市即率先宣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那天，在曾经主持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从工人、店员、农民和工商业者代表手中接过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喜报。随即，天津、重庆、杭州、哈尔滨、上海、旅大、呼和浩特、长春……各大中城市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喜报接踵而来。当秘书田家英按他的吩咐，将起草好的出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消息稿送他审阅时，毛泽东咯咯地笑着说：“这个消息没有用了，已经过时了。”的确，《高潮》一书出版之际，包括农业在内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高潮已经在全国兴起。他对田家英说，他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
毛泽东为成功而喜悦，却并没有为之陶醉。
他问田家英：你看合作化完了，下一步再搞什么？聪明过人的田家英竟一时语塞，不知如何作答，显然他还没有想过“下一步”的事情，但是毛泽东已经在思考新问题了。
那是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之后不久，一天，任国家建委、主任的薄一波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汇报中，他谈起为了准备中共八大的报告，刘少奇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一事，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兴趣。他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薄一波欣然承担了此任。
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国采取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同时并举的方针，变革生产关系与发展生产力有机地统一在这个进程中。改造和建设齐头共进。现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涌起，成功在望，因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尽管它还会有些遗留任务，但已处于次要地位，而经济建设将长时期成为主要任务，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战场”。毛泽东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建设方面。
从1953年开始，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适合中国特点的成功道路，积累了许多新鲜经验。与之比较，中国的经济建设虽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但是自己的创造较少。中国共产党没有管理过现代化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它不得不在最初的经济发展阶段借鉴苏联模式，计划、财政、金融、物资流通等各项体制都是仿效苏联的。毛泽东1957年在莫斯科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这样说过：“我们搞革命有经验，但建设没有经验，还须硬搬一部分苏联的经验，……因为我们不向苏联学向谁学呢？”苏联“老大哥”固然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可资模仿的样板，但地理、资源、文化、历史等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它的经验即使是正确的，也有许多不适用于中国的地方，何况它还有不少负面的东西，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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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建设全盘仿效苏联，已经显露一些问题。弊端何在？原因何在？如何解决？毛泽东决定做一次大规模的调查，薄一波所谈正合他意。
中南海颐年堂。
又听完一个部门的汇报，毛泽东神情疲惫他说：“我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日常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从2月14日开始的这次汇报，真可谓“连续作战”。35年后，薄一波回忆这件事时，列了一个详细的汇报日程表：2月148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管重工业），15日电力工业部，16日石油工业部，17日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19日建委，20日建工部，21日二机部、城建局，22日二机部，25日重工业部，26日石油工业部，27日地质部，29日煤炭工业部；3月1日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管轻工业）、纺织工业部，2日地方工业部，3日轻工业部，4日手工业管理局；5日国务院第六办公室 （主管交通、邮电），6日铁道部，8日交通部，9日邮电部、民航局；13日国务院第七办公室（主管农林水利），15日农业部，16日水利部，17日林业部、气象局；19日国务院第五办公室（主管财政贸易），26日商业部，27日外贸部，4月8日农产品采购部，9日财政部，10日人民银行；18、19、20、21、22日计委。①
薄一波在回忆中还举2月15日这天为例，说明毛泽东听汇报的辛劳。这天早晨9时40分开始，由电力工业部部长刘澜波汇报工作，13时左右结束；17时20分，毛泽东去勤政殿，会见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柬埔寨王国政府代表团；19时10分会见结束，回到颐年堂继续听汇报，直到22时10分结束。
毛泽东从汇报中大量获得了来自实际工作部门的信息，概括、归纳、分析、判断，他一边听汇报，一边思索所提出的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其实，就在听汇报的过程中，毛泽东已经提出了一些重要思想。
“你们野心不大，斗争性不强，王道大多，霸道大少，像小”媳妇不敢斗争。”毛泽东指着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负责人说。轻、纺两部负责人在汇报中充分介绍了轻纺工业这几年来为国家积累所作的贡献。轻工业部门基建投资与工业利润的比例，1953年为1：1.9，1954年为1：2.1，1955年为1：3.1，呈逐年增大的趋势。纺织工业部门新建一座毛纺厂，总投资约2070万元，投产后一年的时间，即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4600万元，是投资的2.2倍。轻纺工业部门为国家积累所作的贡献如此突出，却有自己的苦衷：国家对轻纺工业投资少，根据国务院各部编制的“二五”计划草案汇总，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投资比例将扩大到11：l（“一五”计划大约是7：1）；轻纺工业企业设备陈旧，潜力难以发挥，产品数量、质量、花色、品种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轻工业部门所需设备，有一部分机械工业部门不能供应；轻纺工业所需的农产品原料，农业部门不能按量供应。但是，对于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两个部门的负责人都顾虑重重，担心冲击重工业这个中心。毛泽东看出这一点，批评说：“你们心平气和，程朱哲学，没有气，没有长角，不敢斗争。”他还说：“凡是重工业部门不干的，你们自己干。”
“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在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毛泽东话里带着些揶榆。计委等部门的汇报表明，沿海工业在建国头几年对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了极大作用，据1952年统计，沿海各省市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0％左右。钢铁工业80％分布在沿海，纺织工业80％的纱锭和90％的布机也分布在沿海。以上海为例，从新中国成立到1955年底，上海市实现的利润占第一个五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20，9％。“一五”计划从合理布局和国防安全出发，严格控制在沿海地区搞新的基本建设，要求新项目主要放在内地。1954年以后，沿海不建新厂，限制了发展。轻工业部提出，扩建、改建现有企业，比新建企业节省投资2550％，但轻工业企业多在沿海，不敢作大的扩建。毛泽东说：“上海地区不作大的扩建，还值得考虑。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他还强调了一句，“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发展，不能限制。”
“我去年出去了几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他们。地方同中央有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也不通知他们；他们的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国务院三办的汇报还没开始，毛泽东就讲了这么一番话，看来，他已经对这方面的问题有所了解。国务院部委的汇报使他的了解更全面更具体。各省市自治区普遍有多办工厂的愿望，不但有兴趣搞轻工业，而且也有兴趣搞重工业，但地方有顾虑，一伯中央不准搞，二怕等工厂搞得像样子后，被中央收去。财政方面名义上是四级（中央、省、县、乡）财政，实际上是一级半，只有中央一级是完整的，省财政只是半级财政，省级财政收入只有三项 （5％的农业税附加、3％的总预备费、自筹部分资金），除此而外，与中央级预算单位区别不大；至于县、乡两级则没有什么财权，商业部规定部管51种商品价格，总公司管208种，但实际上总公司管了509种，把本该由地方管的商品也纳入了总公司管的范围，使地方无法进行工贸平衡。毛泽东对作汇报的部委负责人说：“你们大家都来自地方，到中央就讲中央的话了。讲也要讲，但要让他们监督。”他显然为地方“抱不平”。
就在毛泽东听汇报的过程中，国际上发生了一件令东西方为之震动的大事。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2月24日晚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第一次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代表们时而屏气静听，时而群情激愤，时而掌声雷动。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这个后来被称作“秘密报告”的文件，很快便在苏联国内外传开来，西方世界大作文章，把它说成是“社会主义失败的标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震惊不已，人们一时无法解释斯大林这一被崇拜的偶像竟然会犯有如此严重的错误。信的，不信的，半信不信的，心态各异。
中国呢？
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苏共二十大的问题。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人民日报》于4月5日发表了以该报编辑部名义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指出，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文章说，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一些重大的错误。文章肯定苏共二十大开展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是其“在前进道路上扫清思想障碍物的一个伟大的。勇敢的斗争”。但同时也含蓄地表明了对苏共二十大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的不同态度，指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文章还对西方某些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中伤表示了极大的蔑视。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向国内外公开表明的态度，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态度。
对毛泽东来说，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虽然有些出入意料，但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这不仅因为他在1955年底即已提出“以苏为鉴”，而且更因为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历程中，毛泽东曾亲身经历过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发生的失误。至少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从不认为斯大林绝对正确、毫无错误。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暴露了斯大林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许多严重错误，使毛泽东对斯大林问题和苏联模式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反思。因此，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以苏联为鉴戒”的思想更加明确起来。
“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
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讲话。他一开始就向与会者提了这个问题。紧接着他自己作了回答：“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经过近两个月的“汇报工程”，又经过苏共二十大引起的震动，毛泽东将在今天就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作全面阐述。
毛泽东一共讲了10个问题：
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七、党和非党的关系；
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九、是非关系；
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这个讲话的题目因此叫 《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前5节说的是经济问题（其实第五节既属经济范畴，又属政治范畴，因为它讲的是分权），讲话的后5节说的是政治和思想文化问题。毛泽东讲完之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连续讨论了三天。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邀集湖北、广东省委和武汉、广州市委负责人开了四夭汇报会，这是继听国务院各部委办汇报之后，毛泽东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汇报的开始。
5月2日上午，毛泽东召集最高国务会议，再次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次讲话补充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省市委书记汇报会提出的一些意见。
20多年之后，一位美国学者这样评论说：
1956年4月，毛泽东向政治局提交了供选择的建议，即他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篇讲话用词含义模糊但要求却十分清楚，即放弃苏联式的五年计划，这篇讲话描绘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战略……。②
这位美国学者所言尽管并非完全准确，但有一点意思是说对了，即 《论十大关系》已经开始突破苏联模式了。
苏联模式，严格说起来应该叫“斯大林模式”或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模式。就经济方面而言，它至少有这样几个特征：第一，单一公有化的所有制结构。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实行超阶段的所有制公有化。1928年中期，苏联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只占总农户的2％弱，20年代末开展大规模农业集体化运动，加速农村公有化进程，强迫命令大批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第二，以牺牲农业、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源于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生产的理论。这个玲论认为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前者必须大于两者当年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之和，方能进行扩大再生产。苏联确定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但是却不惜挤压农业和轻工业，一是减少对农业。轻工业的投资，将资金用于重工业；二是对农业实行高征购，但收购价格却又远远低于农业成本。第三，超高速的经济发展速度。高速度发展经济，在苏联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业集体化的发展速度，二是生产发展速度。苏联“一五”计划要求工业总产值增长180％，其中重工业生产总值增长230％，平均每年的增长率竟高达36％和46％，实际增长虽然没有达到规定速度，但也是以22％的年均增长率速度发展的。“二五”什划虽然规定的速度较之“一五”计划有所降低，但斯大林仍要求每年至少增长13―14％，而且每年的实际增长速度都超过“一五”计划的相应指标，例如1934年增长19％，1935年增长23％，1936年增长29％，速度仍旧居高不缓。第四，高积累、低消费的比例。由于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因而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重积累，轻消费，城市居民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大量的投资用于盲目上马的基本建设项目，很少顾及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粮食产量竟长期达不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第五，以行政手段进行调节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由于历史的原因，苏联一开始就形成了一整套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列宁在其晚年曾对这种体制作过改进的努力，但随着他的逝世未能进行下去。斯大林不仅没有去革新过分集权的管理体制，以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反而将列宁时期条条块块相结合的体制变成条条为主的统一管理体制，中央直接控制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大权；而地方的自主权则少之又少，1936年的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地方工业仅占10％。本已集中的管理体制在斯大林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第六，排斥市场的统一计划经济。苏联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由中央政府制定出详尽琐细的国民经济计划，以此作为全国经济生活运转的唯一依据，产品的产、供，销完全按计划进行，受计划支配。在整个经济生活中，没有市场交换的成分。
《论十大关系》首先肯定“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毋需多作说明，可是苏联几十年为这个简单的道理付出了巨大代价。中国从一开始就比较注意这个问题，一直抓农业和轻工业，所以“一五”计划期间既保证了重工业的发展，又比较好地满足了人民生活需要。毛泽东从调查中感到，中国在农、轻，重之间关系上并非毫无问题了，相反不少人总是以为优先发展重工业就要更多地投资于重工业而挤占农业、轻工业的资金，毛泽东说：“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从长远的观点看，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既能为重工业的发展准备原料和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又能为重工业产品提供广阔的市场，使得重工业发展更快更好。毛泽东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传统思路中独辟踢径，使中国的产业发展能脱出窠臼，避免苏联模式的积弊。
《论十大关系》阐述的“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关系”的方针，是对苏联又一个教训的总结。毛泽东说：“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 ‘军民兼顾，、 ‘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时期苏联在农村强制推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对农民的剥夺十分严重，致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损伤，加之对农业投入少，苏联的粮食产量竟达不到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毛泽东甚感痛心：“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是大问题了。如果真是这样，集体化机械化的优越性在哪里？社会主义制度比沙皇制度好又怎么说呢？”中国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教训。1954年部分地区遭灾减产，国家却多征购了70亿斤粮食，农民有意见，1955年国家少购了70亿斤粮食，又搞了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农民手里当年多了200亿斤粮食。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道：“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这是对苏联重生产、轻生活，只强调生产者觉悟、不顾及群众物质利益政策的否定。
最令人注目的，是《论十大关系》论及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这是从体制上突破苏联模式，纵向集权的管理体制发端于苏联，却遍及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也未能例外。这种体制，看起来虽然中央的指挥颇具效力，但地方缺乏灵活性和主动性，只能被动地随中央的“指挥棒”转。毛泽东提出要有两个积极性，就是要给地方松绑，给地方一定的自主权，在产业发展的方向、布局、结构、重点方面，在资金使用、物资分配、人员调度方面，顾及到地方的利益，使地方发挥出积极性来。毛泽东还提出了要在统一领导下给工厂一点权利的问题。他说，把什么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的更加活泼，中央同地方的关系，中央、地方同企业的关系，其实不只是一种经济体制，它还是政治体制，因为这些关系之间既有利益牵连，也有权力分配问题。所以，毛泽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特别谈到要研究美国的政治制度，指出它的制度同中国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的发展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比如美国的州可以立法，而中国的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提出，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不久以后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舆论先声。尽管这里所论及的只是纵向放权问题，还未涉及横向分权、权力监督，但它毕竟在开始摇动已经存在20多年并居支配地位的观念了。
对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的论述，《论十大关系》更多地是出自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经验的总结。这两个问题彼此有仲关联。建国之初，战事仍然频繁，加上朝鲜战争爆发，国际形势紧张，因而对沿海工业估计不足，不甚注重。加上历史上形成的内地与沿海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70％的工业都集中在沿海，更加注意倾力发展内地工业，不大积极利用基础本来就好的沿海工业，出于同样的原因，国防建设在整个“一五”计划期间占国家预算的30％，显然处在投资的重点位置上。毛泽东也提出了对发展内地工业、对进行国防建设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像他淡及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关系时一样，他指出，真想发展内地工业，真想搞好国防建设，那就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老底子，以支持和发展内地工业，那就要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
毛泽东这年春天所听汇报只限于国务院的经济工作部门，但是他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却并不限于经济工作，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占了整个讲话的一半还要多，尽管毛泽东后来说过“十大关系中前五条是主要的”。
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问题，尚未更多地涉及他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指寻思想及方针，主要地还是政治和思想作风方面。比如个人专断、肃反斗争扩大化、党内斗争方面的错误等等。这使毛泽东在思考经济工作的同时，也从吸取斯大林的教训方面去思索社会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文化建设问题，以防止重蹈苏联错误的覆辙。在民族关系方面，他提出要接受苏联的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关系不正常的教训，既反对大汉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党派关系方面，他说中国和苏联不同，苏联是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很少能听到不同意见；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要把民主党派、资产阶级都调动起来；要有两个万岁，一个是共产党万岁，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这个主张后来被概括成“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革命与反革命关系方面，毛泽东总结斯大林错误的教训，指出斯大林抓到一个杀一个，结果犯了大错误，“斯大林说反革命越搞越多，这个道理是不对的。反革命是越搞越少，不是越搞越多。”清查反革命还是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同时给他们以生活出路和改过自新的机会。在是非关系方面，毛泽东说：“我看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有点像赵太爷，犯了错误就杀掉，不分犯错误与反革命的界限，错杀了很多人。”他提出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还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看二帮。
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主张。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都不是1956年才提出来的。1951年，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请毛泽东题词，他题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当时戏剧界发生了关于京剧问题的争论，一派主张全盘继承，一派主张全部取消。毛泽东认为，各种戏曲形式都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加以继承。当时，“百花齐放”主要讲的是戏曲创作和表演。“百家争鸣”是1953年毛泽东对历史研究工作提出的方针。那年，中央宣传部组织了中国历史研究委员会，陈伯达任委员会主任。陈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但是，当时这两个方针都只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或某一个方面而言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比较严重。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建国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经过几次批判运动以后，一些“左”的思想在这个领域里滋生起来，比如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争鸣，对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中的不同意见乱扣政治帽子，以至无限上纲等等。还有一个是在移植苏联模式时，把苏联在学术研究中的宗派主义和以政治干预学术研究的粗暴作风，不自觉地搬到了中国；以苏联官方的意见作为评判学术研究中不同派别意见的是非标准。这造成了一种窒息文艺和学术研究活跃空气的氛围，对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对中国建设道路探索的思考，以及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问题的揭露，使得毛泽东至少对上述原因的第二个方面有所认识。这年4月，他曾要求中宣部专门讨论一下学术研究中对待苏联科学的教条主义态度的问题。到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把“双百”方针作为整个艺术和学术工作的方针，正是他思考的结果，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那天，他也说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他又说：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也是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是《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内容。但是，不难看出，“双百”方针的精神，同《论十大关系》的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因此，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对《论十大关系》内容的一种补充和延伸。
民族关系、党派关系、敌我关系，是非关系、艺术流派和学术派别关系，尽管它们并不能囊括社会主义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所有方面，但无疑是这所有方面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一个社会里最为敏感的部分。斯大林就是在这几种关系上犯了严重错误，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难得的借鉴，毛泽东才结合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上述重要思想。同经济建设一样，中国在政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上也开始探寻新的路子。
走出苏联模式的框框井非易事，因为事情本身就要有个过程，何况这模式的弊端并不是全部被察觉和认识到了，急促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得本来设想在15年内完成的事情，竟然压缩在3年内完成了，而这短短几年的改造。建立的所有制结构又是那样的单一。过分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几乎在它建立时起，便已显现出缺陷。然而，毛泽东在听汇报和作讲话时都没有注意到，或是并不认为这属于所有制结构本身的缺陷。与此直接相关的计划经济模式问题，就更没有在这篇重点阐述经济关系的讲话中提及。至于超高速发展，毛泽东则不但不将其作为苏联建设的教训之一，反而认为否定高速度是“右倾保守”思想作怪。这年年初，他亲自编辑的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体现了他的这一看法。在序言中，毛泽东说，工业化和其他各项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都不能照原来的样子去做了，而要扩大和加快。1月，他会见一个外国新闻代表团，客人问：五年计划草案说今年才能达到五分之一的合作化，为什么几个月内发展这样快？毛泽东说：过去主要是右倾机会主义，以前没有了解私营工商业改造会那么快；我们自己也未料到有这样大的发展。因此要不断修正计划，要看出这种可能性来。不久以后，他对反冒进持保留态度这件事，也可折射出他的超高速发展经济的思想。尽管如此， 《论十大关系》毕竟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迈开了第一步。四年后，毛泽东自己这样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