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饮长沙水，
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余。
……
初夏，作完 《论十大关系》讲话之后，毛泽东去了广州。不知是为前段探索的初步成果而高兴，还是为即将来临的建设高潮而激动，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毛泽东忽发奇想，要到他从未下过水的长江游泳。几乎所有的随行人员都不同意，但谁都没能劝止任毛泽东。他先从广州到长沙，游了湘江，然后去武汉，在长江中流击水，一游就是十六七里。
铺纸，研墨，挥毫，兴致盎然的毛泽东写下了开头和下面的诗句。
……
风樯动，
龟蛇静，
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
有对已往成就的赞美――“一桥飞架南北”，当时正在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施工进展神速；也有对未来远景的憧憬――“高峡出平湖”，将来打算在鄂西川东长江三峡一带建立巨型水坝，蓄水发电：那时，水坝上游高峡问汹涌湍急的江面将变成平静的大湖。诗句同诗作者当时的心境似乎有某种暗合：再过些日子，中国共产党将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以往，规划未来，描绘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中国社会发展宏图。因此，昨天和明天，都是诗人思维的兴奋点。
11年前，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历史正处于一个转折关头：抗日战争开始显露出胜利的曙光，而建什么国的斗争也已形成暴风雨来临前的浓云密雾。党的七大把握住了这个历史的转折，四年后、它所确定的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目标得以实现。
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历史又一次处于转变的关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几亿中国人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党的八大将如何把握这次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历史转变呢？
“这次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总的说来，就是总结 ‘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在8月30日开始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开宗明义，一开始讲话就说明了八大的目的和宗旨。总结经验也好，加强团结也好，目的都在于建设。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八大召开前后反复作了强调。在8月22日七届七中全会讨论八大议题与发言安排时，毛泽东说：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1/3是讲建设。毛泽东在这里提的报告是八大的政治报告。他说报告的重点在建设，实际上也就是讲八大的重点在建设。会议期间，毛泽东对此讲得更明确。他说：这次大会的空气，是反映人民的希望，建设工业。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而斯大林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他犯错误的根源。八大闭幕以后不久，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又讲道：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这个世纪还有四十几年，这么说，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几个月前，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虽然重点是讲经济建设，但他没有明确讲经济建设是今后工作的重点。这更多地可能是因为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尚在高潮之中，全党的注意力也还在三大改造方面。到这年6月底止，社会主义改造又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入社农户已占全国总农户的 91.7％；有组织的手工业者占全体手工业者的90％，私营工业已有占产值99％和占职工数98％的企业实现了公私合营，私营商业也有68％的户数和74％的从业人员实现了改造。情况已经发生更大的变化，改造已经成功。把全党的注意力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不仅具有了可能，而且极为必要，毛泽东在八大前后反复强调重心在建设，正是为了进一步唤起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干部对此的自觉性。如果说是在作一篇大文章的话，那么毛泽东在这时点明了《论十大关系》尚未点明的题目。根据这一点，八大确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而党和全国人民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关于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建设，八大是按照《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来设计的。在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发展的相互关系方面，八大提出要继续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批评了片面强调重工业发展意义而忽略轻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发展的观点，要求进一步发展轻工业、农业和手工业，八大确定在“二五”计划期间要增加对轻工业的投入。在工业布局方面，八大提出要注意沿海和内地的配合，强调要充分利用沿海各省的有利条件，继续适当发展沿海工业，以帮助内地工业的发展。在中央经济部门和地方经济组织关系方面，八大提出要把两者的积极性结合起来，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把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发展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关系方面，八大强调在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基础上，要逐步改善职工生活和保证农民能够增加收入，坚持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分配政策。在民族关系方面，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方面，在处理反革命问题上，八大都把《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具体化了，并形成一系列政策规范。刘少奇后来曾说过：“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④
当然，八大路线并不是简单重复《论十大关系》，它比《论十大关系》更丰富、更具体、更全面，有些方面还比《论十大关系》有所前进和突破。比如，大会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工作方针，提出必须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这是 《论十大关系》没有提及的问题，而在毛泽东本人那里，对反冒进尚持保留态度。又比如，陈云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主体――补充”的构想，大会确认了这一构想，指出：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集中经营是工商业、手工业、农业的主体，分散经营作为其补充；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这也是《论十大关系》没有论及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改造，最初所设计的是铁板一块的体制，在这个体制内，公有制是唯一的经济基础，管理方式是集中经营，市场结构只有国家市场。“主体――补充”的结构，无疑是对原来所设想的体制模式的一种调整，比起那种铁板一块的体制，它显得有了活力。
毛泽东本人也在继续探索。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走那个老路呢？是不是还要经过十四年，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围绕这件“新事情”，为了避免在这件“新事情”上走老路、栽筋斗，毛泽东在八大期间也讲了一些他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未曾讲到的意思。
他谈到掌握新的科学技术问题。他说：“搞经济，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不仅体现在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而且也体现在它的经济起步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0来年间，由于各国（特别是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主要致力子恢复经济、重建家园，因而到50年代中期全球范围内的科学技术还没有进入发达期，但这丝毫不说明人类的科学技术停止了发展，更不能说明科学技术对起步阶段的经济发展无足轻重。毛泽东不仅提到要学习科学技术，而且还特别提出要学会“新”技术，这说明他在科学技术与发展经济关系的问题上颇有远见。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毛泽东由此谈到了造就知识分子问题。他说：“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旧中国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十万，我们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 （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有了十八年的工作经验，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
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新技术的掌握，都离不开知识分子，都需要大批专门人才。但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人才基础实在薄弱，1949年全国各类高级知识分子总计才6万多人，全国各类科研机构才40个左右。新中国最初几年经过努力，这种状况存所改变，但没有根本改观。到1955年底，全国高校每年的毕业生只有几万名，在校学生每万居民中只有5人，而苏联有86人，波兰有50人，西方发达国家的比例就更高了。人才奇缺成为科技发展落后的关键原因。解决的办法有两条，一是充分发挥现有专门人才的作用，二是大力培养新的人才。后者具有长远的根本的意义，所以，毛泽东提出“要造就知识分子”。
更为深刻之处在于，毛泽东提出要把政治中央委员会变成科学中央委员会，这是在中国社会转变中执政党实行重点转移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的构成以政治家、军事家为主。当中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就面临一种全新的任务，这些政治家。军事家原来熟悉的东西大多已闲置起来了，大量不熟悉的事情摆在面前，这就要求中央领导机关的构成实行转变，把以政治家。军事家为主的中央委员会，变成以科学家、经济家为主的中央委员会。这个转变的实现，也有两种途径，一是原有的中央组成人员自身转化为科学家和专门人才，二是在中央领导机关中充实大批知识分子。毛泽东虽然没有说明这两种途径，但却已明确指出了党中央成分改变的必要性和必然趋势。
任何国家的建设都是在一种国际环境的背景下进行的，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际局势的安定或纷乱，二是国家间的往来或隔绝。无法否认，不管处于哪种国际环境的背景，一个国家的建设都势必受到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这就要求国家的领导人对国际环境作出准确的判断，以便把握时机，作出决策。八大期间，毛泽东对国际局势作了分析。他说：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隔了二十多年，以后间隔时间还要延长，也许不是一二十年而是三四十年，或者可能根本不能打。目前的国际局势是好转了，我们估计战争是很难打起来的。毛泽东关于国际局势的判断，也反映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政治报告说世界局势趋向于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
从国际局势，毛泽东谈到了对外交往。他说：没有战争，资本主义国家就会有经济困难，我们的门是开着的，几年以后，英、美、西德、日本都将要与我们做生意的，他们有技术，我们需要有技术，他们的经济有困难，就会向我们出口技术了。毛泽东在这里谈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有困难，实际上新中国同样有严重的困难，也要通过对外交往来克服困难，发展经济与文化。就外部环境而言，中国的困难更大，因为当时所有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采取封锁政策，隔绝中国与西方的往来。同时，朝鲜战争使新中国再次承受了巨大的人、财、物负担，但一海之隔的日本经济却因为美国向其大量的军需订货而受到刺激和发展。一场战争结束后，中国因此而大大增加了支出，日本则发了横财。所以毛泽东说：“中国经济文化还很落后，现在刚开始搞一点工业，开办一些学校，要实现工业化，非几十年不可。因此我们需要朋友，需要和平环境。”在八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毛泽东就着力反映了上述思想。最初的稿子送给他审阅时，他在“社会主义建设”部分讲商业工作时，批语说内容“没有对外商业”，后来修改时加上了对外贸易的内容。8月上旬修改稿送他审改时，他在概括国家工业化任务的内容时，加写了一句话：“并且只要有可能，就发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和我们往来的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八大期间，在一次同外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毛泽东形象他讲道：中国是世界和人类的组成部分，中国不能自私自利。中国是一张白纸，你们可以在这张纸上写字，你们的科学和文化可以驰骋在这张纸上，这里观察中外关系的视野更为开阔，因为它不仅是从中国自身来分析问题，而且是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提出问题了。当然，这样提出问题的目的，既是为了有利于世界人民，又是而且首先是为了有利于中国人民的。
毛泽东还谈到了民主问题。他在大会期间会见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必须想些办法来扩大民主。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是也有缺点，缺点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毛泽东还告诉外宾：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这年春天，毛泽东提出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科学和文化的力“针，实质上也是扩大民主问题，但那时只讲了文化和科技领域的民主问题。到这时毛泽东讲民主问题，范围显然已经大力扩展了，甚至可以理解为扩大到了全社会。民主问题本来就不单单是文艺民主、学术民主，它还包括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等各个方面。但是，民主与效率之间看起来又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即使在经济发达的国家也普遍存在，在经济起步的国度里就更为突出。毛泽东看到了这种矛盾。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内，要动员大规模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无疑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实行集权统治 （或叫集中领导），这样才能保持全社会的统一意志，以有效地在不长的时间内改变落后面貌。但这会同发扬民主发生某种冲突。在某些人看来，必须牺牲民主以换取效率，取消自由以赢得发展。毛泽东虽然在这里没有提出解决矛盾的明确方案，但他却主张要扩大民主，指出了集中的消极一面，井同他的同事们在思考一条合理地解决问题的途径。
尽管没有系统的理论阐述，尽管没作详尽的发挥，毛泽东所提出的问题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八大制定了中国工业化的蓝图，而科学技术、知识分子、国际环境以及执政党领导、民主政治等等，是实现工业化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在正式拉开实现国家工业化事业的大幕之前，毛泽东提出这些关键性问题，不能不说他具有深逢的眼光。
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但是，正是在这次大会前，他谈到准备退出主席的职位：
我说我们这些人 （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作“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属于现状维持派，靠老资格吃饭。老资格也有好处，因为他资格老。但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写文章，登台演说，就不行了。……我是准备好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千的都干。
八大通过的党章把“设立名誉主席”一条正式列入，是毛泽东提议的结果。此举是退出主席职位的一个步骤。毛泽东曾谈到理由，比如身体、年龄、精力方面的原因；还比如考虑国家安全，利于顺利、平稳地完成交接班等等。如果联系当时苏共内部正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也一再强调反对个人崇拜的背景，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件事有比前述更深刻的原因。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将树立一个打破终身制的榜样，对于反对和防止个人崇拜的现象，都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遗憾的是，毛泽东未能履行自己的诺言，这成为他晚年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是后话。
不管怎样，毛泽东不会一日稍懈。八大制定了共和国的宏图，他将领导把这个宏图化为现实的巨大工程，而且将为此继续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