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召集完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一路南行，一路讲话，对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作了重申，也作了发挥。
3月17日，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现在全党要学会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这个面貌大体上改变一下。社会上各种不同的意见，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暴露出来，有许多错误议论。我们采取什么方针？在讨论中去解决。我们只有这样一种方法，别的方法部不要。
第二天，他到济南，在山东省机关党员干部会上又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八次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这么大斗争的结束，那么，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显出来了。
3月20日，毛泽东在南京部队和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上说：过去的那种斗争基本上结束，基本上完毕了。我们在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3月29日，毛泽东在上海党的干部会议上说：现在是一个转变时期，在我们面前的新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全国人民，同自然界作斗争。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到了去年下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肯定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详细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对待新的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毛泽东这些讲话都强调了这样一个意思：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起来，建设成为中心任务。同2月27日的讲话相比较，尽管他仍没有明确讲主要矛盾是什么，但“中心任务是建设”、“同自然界作斗争”等提法已经包含有这个意思。而且，他还肯定了八大的结论。这是对2月讲话的一个重大补充。
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即着手修改他的2月讲话。从5月7日到6月17日，一共修改了14稿。6月19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经过修改的这篇讲话，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文章不仅把讲话的思想系统化和进一步理论化了，而且对讲话的一些重要观点作了发挥，对其中一些需要明确的观点作了论证，对应该阐明而尚未阐明的某些思想作了补充。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文章对讲话中所说“基本的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作了解释，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文章还说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其性质与旧社会不同。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国内形势，文章对讲话作了重要补充，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讲话在分析国内对敌斗争形势时说过两句话，即“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文章从这个分析出发，进一步得出一个重要的论断：“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是革命，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是建设，而建设被确定为根本任务。这是毛泽东对春天南下讲话精神的延续，它反映毛泽东对主要矛盾的认识有进一步的拓展。
关于两类矛盾问题，文章比讲话的分析更细致和严谨。除了增加对“人民”的概念作历史的说明以外，文章在讲人民内部矛盾时又进一步划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如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农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这些属于非对抗性矛盾；另一种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它既有对抗性的一面，又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的剥削同被剥削的矛盾，列为人民内部矛盾，这是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的特点所决定的。毛泽东指出它有剥削的一面，又有接受改造、拥护宪法的一面；因而这种本属对抗性的矛盾，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上述的分析及结论是讲话不曾有的内容，它的补充使两类矛盾的思想更为丰富和全面。
完全可以说，在上述几个问题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的认识有新的发展，其思想在短短几个月里达到又一个高度。{ewcMVIMAGE,MVIMAGE, !09100690_0045_1.bmp}无怪乎，毛泽东的文章一发表，立刻引起东西方的普遍反响。西方有评论说：“毛的讲话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理论的一种革新。”还有评论说：“这篇讲话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影响可能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来得大。因为，毛泽东的讲话完全是在积极地提出新的思想和政策，而赫鲁晓夫主要是消极地贬斥过去。”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毛泽东的文章引起更大震动。否定者有之，赞同者亦有之。苏联国内有人仍不承认人民内部存在矛盾。也有人肯定毛泽东的观点，认为毛的报告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既是对中国经验的概括，也是对苏联经验的概括。波兰《人民论坛报》的一篇文章说：“这是苏共二十大后第一个根据近年来的问题和经验如此大规模地发挥社会主义理论的尝试。”文章还把报告当作“中国的思想和实践的伟大成就”，认为它“使我们活跃起来，引起我们的思想共呜”。毫无疑问，毛泽东的讲话给自斯大林以来的沉闷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领域，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在许多人眼里，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颗思想界的耀眼之星。按照这样一条思路走下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会发生真正的革新。
然而，正是在经过修改之后，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呈现了某种思想上前后矛盾的色彩。这种矛盾集中反映在对于阶级斗争问题的估计与人以上，他一方面讲“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另一方面又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有人认为毛泽东在修改讲话时只是增加了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论述，并认为这种论述对于防止“和平演变”还有预见性和现实性。这种理解恐怕不准确。从上面所引的话可以知道，毛泽东在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之前，已经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和“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两个概念，显然已经超出了意识形态的范畴。如果说这段后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那么他的另一段话的意思则明白无误了：“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
在春天的讲话中，毛泽东就留下了一个缺憾，即没有明确阐明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修改稿在对此有所弥补的同时，又留下了新的缺憾：即一方面说今后要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阶级斗争问题。单就强调阶级斗争这一点而言，他的思想比讲话时还有某种倒退。说到底，在主要矛盾问题上，毛泽东的内心深处仍有某种犹疑，仍然没有获得彻底的认识，同强调阶级斗争相联系，毛泽东在修改稿里特别提到了讲话中未曾讲到的批判修正主义问题。在讲话里，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教条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改稿则不同了。他说：“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按照上述解释，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虽然都是反马克思主义，但修正主义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因而前者属于思想认识范围的问题，后者属于政治范围的问题，后者当然比前者更加危险。
面临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国必须探索自己的道路。人们思想上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教条主义，而不是修正主义的影响。从历史讲，教条主义对党的影响最长，造成的危害最大。从现实讲，中国在建国头几年已经照搬了苏联经验中的一些教条。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走自己的路，思想上的最大障碍来自于此。突出批判修正主义，必然转移人们对教条主义的警觉，放松同教条主义的思想斗争。它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毛泽东这段时间思想上的矛盾。
如果我们不局限于经过修改的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去考察他2月讲话以后到讲话正式发表前这一段他的其他讲话或文章，那么，毛泽东的思想上的矛盾甚至倒退就表现得更为明显
3月份，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他还说，要使社会主义制度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必须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按照这个意思，从经济到政治、到思想，革命还没有完结，还要“经常”进行。革命就是阶级斗争。“经常”进行革命，实际上就是经常进行阶级斗争。毛泽东自己就说：“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毛泽东上述论断不仅使他关于大规模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判断大打折扣，而且带来某些疑惑甚至是隐患。比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政治革命，究竟其内涵和外延是什么？毛泽东没有说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革命，是指夺取政权的暴力行为，是被统治阶级推翻统治阶级的斗争过程。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情况下，仍然提政治革命，在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在实践上十分危险。如果再联系后来被称作一场“政治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内乱，就会觉得“政治革命”概念的提出不能不是一个错误的萌芽。
还是在这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毛泽东认为，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教条主义作了很多批判，但却忽略了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他说：“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稍后一些时间，毛泽东在一篇写给党内干部阅读的文章里说，一部分有教条主义思想的人，“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 ‘左’的片面性。”
而一部分有修正主义思想的人，“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一个“比较危险，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毛泽东的倾向性十分明显。有意思的是，正是在这篇文章里，他批评了那种认为“左”比右好的观点。然而，在他的潜意识里不也透露出“左”比右好的信息吗？
似乎不大好理解：短短几个月里，毛泽东的思想怎么会发生这样的矛盾？那年从春到夏所发生的事情，或许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1957年的春天。
自然界的气候没有显出有什么特别来，中国社会却不然了。尽管从上一年的秋天开始，国内连续发生小规模的罢工、罢课、退社风潮，知识界也不平静，议论纷纷，但是共产党却不压不禁，反倒显出一种豁达与宽容。
2月，毛泽东发表讲话，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人民尽情发表意见。
4月，中共中央发出整风运动的指示，欢迎共产党外的人士帮助党整风。
5月，中央统战部召开一系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
人们的确感到了共产党的真诚。有人甚至赞美这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⑤
这里说的是知识分子，它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整个中国都显出了一派生机。当然，反映最快的、最敏感的是知识分子。当早春变成初夏时，“腼腆”已云消雾散，人们完全敞开了心扉。
但是，几乎从一开始，党外人士同中共中央领导人在认识上就存在差异。对党和政府机关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中共领导人归结为作风问题，并以为通过整风的方式即可解决。党外人士则更多地注意制度问题，认为根治官僚主义的途径在于完善制度。有人曾作过这样的比喻：“我把整风好比洗澡，法律制度好比洗脸，洗澡可以几天洗一次，或个把月、几个月洗一次，但洗脸必须每天洗一次或者两次。整风固然需要，而建立法律制度同样是需要的，光是整风而不建立法律制度就无法永久保持整风的效果。”⑥比喻未必妥贴，但他们的注意力和倾向性却很鲜明。从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方式到民主党派参予国家政治生活，从共产党接受监督到健全国家法制，人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有些话说得刺耳了。“好大喜功，偏听偏言，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有些话说得不对头了。“党天下”。“轮流坐庄”。“海德公园”。
毛泽东无法平静地接受这些言论：自己倡导起来的整风运动就是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吗？关于制度，不是去年已经说清楚了吗？他亲笔修改、审定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说过，“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 ‘纠正’社会主义制度。”当时，有些人认为斯大林错误的发生是制度造成的。文章不仅否定这种观点，而且认为“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这里有两点误解。认为斯大林错误源于制度的观点，有两种情况：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者，他们从根本上否认这个制度并诅咒它；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仰者，他们拥护这个制度，但认为在这个根本制度下的某些具体制度存在弊病。文章没有区别两种情况，此其误解一。由此而来的另一个误解，就是把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同这个根本制度下的具体制度混为一谈了，一讲制度，便认为是根本制度，一讲制度有弊病，就看作是否定根本制度。在毛泽东看来，现在提出制度问题，是要在中国做否定社会主义的文章。
好大喜功？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无产阶级之功。偏听偏信？偏无产阶级有什么不好？！偏得还有些不够，还要偏一些才好。喜怒无常？有常并不好，不能对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是喜欢。迷信将来？不迷信将来有什么干头？！中国的古董没有多少好东西，有些人拆了牌坊也要流泪。
竟然把共产党的领导说成了“党天下”，难道共产党不能领导新中国？他们是想自己出来当政，无怪乎要“轮流坐庄”。
毛泽东给党内写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他提醒全党：“毒草与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鳞凤龟龙并长”，“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
事情真的起了变化。
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要求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共产党整风的和风细雨，变成了反右派运动的急风暴雨。几乎所有给党和政府提意见的人，都被划作了“右派”。那位曾经赞美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作者，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竟会在一夜之间成了著名的“右派六教授”之一。其实，他本人也不过是“右派”的一个缩影罢了。这时的《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讲“春天”的社论，说“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又会想到天气的寒暖……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社论说，资产阶级右派“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展开了猖狂的进攻”。因而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⑦
毛泽东的心理正是直接伴随着变化起伏的政治生活而变化的。在他看来，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右派进攻”说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阶级斗争仍旧尖锐，尤其表现在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他不能不修改或补充他的2月讲话的观点和判断。
如果说发动反右派运动之初，毛泽东在思想上主要还是矛盾和犹疑，那么，随着这个运动的大规模展开，他的思想上的失误和偏差就发展起来了。
他否定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结论，说：“‘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改造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而制度不单是所有制，还有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机关、意识形态。单有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也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显然，毛泽东是离开发展社会生产力来谈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权的巩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清理批判，固然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归根结底，发展社会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是最根本的途径。八大对主要矛盾的概括尽管并非十分科学，但从它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以不断满足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这点看，八大无疑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毛泽东却轻而易举地改变了八大的决议。
不过，毛泽东对主要矛盾结论的改变，并没有影响当时的经济建设，因此，1957年是一个政治生活与经济建设相对分离的年份。一方面是铺天盖地的反右派运动浪潮，另一方面是颇为壮观的经济建设硕果。但是，把阶级矛盾重新认定为主要矛盾，无论如何是理论上的倒退。它表明，曾在这一年达到某种新境界的毛泽东，这时开始又在思想上步入了误区。
1956至1957年，是中国由酝酿、准备到正式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两年。就社会的转变而言，这两年具有承前启后的性质，因而同样可以说是历史的关头。没有遵义会议的生死攸关，没有抗战胜利后的命运搏斗，但这丝毫不减弱这两年作为历史关头所具有的意义以及随之而来的复杂性。中国要从这里迈出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一步。
也正是这两年，国际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实践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苏联也好，东欧其他一些国家也好，既成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暴露出许多问题，权力过分集中，存在个人崇拜和独断专横，所有制结构单一，发展战略偏向重工业，人民生活改善不大，文化领域死气沉沉。凡此种种，在其他某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引发了一系列事件。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选择：改革或是守成。或许是现实的力量强大吧，一些国家（包括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执政党，终于开始反思曾经被认为是至善至美的这一套体制和模式。
对于处在历史关头的毛泽东来讲，社会主义阵营的一系列事件发生了双重影响。
一方面，这些事件推进了毛泽东对中国建设道路的探索。还在苏共二十大以前，毛泽东已经有了某种自觉，提出“以苏为鉴”，那是因为看到了苏联经验并不完全适合于中国。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问题盖子以后，毛泽东还看到了苏联模式在本国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病，这就更加促使他去思考中国如何避免重蹈苏联错误的覆辙、寻求新的道路的问题。《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都是毛泽东思考的结晶。
另一方面，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又引起毛泽东的某种忧虑。
对于既成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弊病，社会主义阵营内人们的认识是有差异的。甚至在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体制是否有弊病这一点上，人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南共联盟总书记铁托在著名的“普拉演说”中指出斯大林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制度。此后不久，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则认为斯大林错误的发生不是缘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过时，并认为制度不是万能的，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
上述分歧在于：首先，“制度问题”被误解了。铁托所指的“制度”是“官僚主义组织机构”及与之相应的一套“领导方法和所谓一长制”，他甚至称之为“斯大林制度”。这同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两个概念，它类似今天人们所说的“体制”，而这种体制已经显露出一些僵化的、呆板的甚至是落后的特征来。例如，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趋向就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在中国，一讲“制度”，就被理解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纠正“斯大林制度”被理解成“纠正”社会主义制度。其次，接着上述误解而来的，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改革规模和深度的认识差异。铁托提出要对整个“斯大林制度”作纠正，而中国党则认为只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某些环节上的缺陷”，因而不需要进行“根本性质的变革”。
或许可以这样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在各国长短不一，当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经过了短则10年、长则20多年的历史，逐渐察觉现行体制的弊病时，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才刚刚建立不久，因而中国党的领导人没有更多理由去怀疑他们自己建立的这一套体制的合理性，充其量只是试图对这种体制的不完善之处作些修补罢了。
但是，更深入些剖析，就会发现是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近乎神圣的理解妨碍了他们去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认识这种体制的根本性缺陷。在他们看来，苏联、中国和东欧一些国家今天的现实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前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对现实的否定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所以，毛泽东忧心忡忡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结果就出现了观念和思维上的矛盾：1955年底毛泽东告诫人们要“以苏为借鉴”，却又要求加快建立像苏联那样单一公有制结构的步伐；1957年春他在讲话中说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但又特别强调民主是手段而非目的。
当1957年整风运动中国内出现改革“制度”的呼声时，毛泽东顺着自己的思维逻辑，把它视作如同国际修正主义一样，是要“改变”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他产生了高度警觉，以至于重提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他没有想到，正是从这里开始，他的思想走入了误区。
话说回来，当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时，他尚未把阶级斗争作为全部工作的重心。思想上的误区与实践中的探索处于一种相对分离的状态。到1957年秋，反右派运动展开不到半年时，毛泽东认为运动要告一段落了。他的注意力又回到建设上来，他以为“右派”一闹松了人民群众的干劲，整风反右又把这个劲鼓起来了，现在要重新振作，改造中国。1957年10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只花了很少的篇幅讲整风反右，却用大量的篇幅讲农业，讲学习科学技术，讲建设的速度和质量，讲多快好省。字里行间还带着憧憬：
“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上第一个高产的国家。”
“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
“……钢的产量，我们可不可以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达到两千万吨？”
毛泽东又在规划着未来，反右派斗争似乎只是探索中的一段“插曲”。他将如何设计未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