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在跑道上高速滑行之后，抬头升空，冲上蓝天，向北飞去。
机上是毛泽东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此行去苏联参加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的一系列活动。代表团成员有：宋庆龄副委员长，邓小平总书记，李先念副总理，乌兰夫副总理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胡乔木等。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起初，他有些不大想去，但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来电盛情邀请他去苏联访问。这次苏联除了举行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的一系列活动外，还召开两个重要会议，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自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一系列事变以来，举行如此大规模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还是第一次。会议将讨论近几年来和今后几年的国际形势、国际共运的现状与未来及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周恩来劝毛泽东说：“你是党魁么，还得去。”周恩来还告诉他铁托也会去参加会议。其实，除了铁托，波兰党领导人哥穆尔卡、匈牙利党领导人卡达尔、民主德国党领导人乌布利希、保加利亚党领导人日夫科夫、捷克斯洛伐克党领导人诺沃提尼、罗马尼亚党领导人斯托伊卡、阿尔巴尼亚党领导人霍查等几乎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主要领导人都将出席会议。
毛泽东最后接受了赫鲁晓夫邀请，同意率团去苏联，并于1957年11月2日启程。
莫斯科机场。
当毛泽东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乘坐的苏制“图104”客机抵达这里时，隆重的欢迎仪式开始了。苏方以最高规格接待毛泽东及其一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等几乎全体苏联党政主要领导人都到机场迎接。
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握手寒暄后，在机场发表了讲话：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代表团全体同志受中国人民的委托，来到莫斯科向我们的苏联兄弟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
我在1949年底、1950年初访问过苏联。那时，我们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此开始了我们两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亲密结合。
8年前，毛泽东几乎是披着一身战争的硝烟与征尘访问苏联的。新中国建立伊始，满目疮痍，万物调蔽，百废待兴，而人民解放军在华南、西南仍在同负隅顽抗的国民党残余军队作战。光阴荏苒，8年后，毛泽东是带着对国家建设巨大成就和社会主义改造成功的喜悦与自豪踏上苏联土地的。这8年里，中国恢复了国民经济和正常的社会生活，并且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赢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巨变，使苏联人不能不另眼相看同他们毗邻的中国，以最高规格来接待中国领导人。赫鲁晓夫后来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过：“中国人在发展经济方面虽然有着巨大障碍需要克服，但是在一段时间里他们似乎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对此我是首先加以承认的。”①
会晤，访谈，晚宴，参观；
鲜花，美酒，歌声，笑语……
中国代表团在苏联的活动热烈、丰富、欢愉。远离祖国的毛泽东似乎能在这种气氛中获得某种精神上的松弛，至少他暂时用不着每天去处理案头那堆积如山的公文了。其实，毛泽东并没有停止对中国建设问题的思考。
参加完莫斯科红场盛大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的第二天，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别墅里，毛泽东会见了参加会议的法共党领导人。他特别谈到了中国的现状：
现在中国的情况有进展。总的情况是好的，也还有困难，主要是我们经济没有独立，人民主活水平低，吃穿是大问题。……杜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正在发展，再有十年到十五年，这物质基础就强大了。
吃穿的问题都尚未解决，说明这困难绝不是一般的困难，说明这问题的确是大问题，它常常令毛泽东索绕于怀。他当然知道，经济不独立对于新生的社会制度意味着什么。他特别强调说：
物质基础就是生产力，就是工业、农业。没有强大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巩固。
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得靠建设。但对于建设，中国共产党仍在探索之中。在另一次同参加会议的东欧工人党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坦率他说：在革命上我们的路是走正确了，在建设上我们还没有证明自己是对的，还须看十年。毛泽东说这番话下完全是谦虚，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共产党在建设问题上尚处于起步状态的种承认。即使从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算起，中国伴产党也只搞过8年建设，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远未根本改观。落后不是社会主义，应该把这顶帽子甩给资本主义，甩给那些同社会主义较量的人！
毛泽东由中国想到了世界。
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集团之间；也就是东方和西方两大集团之间的斗争，究竟哪一方面占优势？
莫斯科卢日尼基体育宫宽敞的大厅内，毛泽东正在同两位来自发达国家的共产党的领导人会谈。谈话的双方，一方来自亚洲，一方来自欧洲，话题正好是东西方谁占优势。这里说的东西方不完全是地理概念，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概念或意识形态概念，即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集团”。
毛泽东接着说：
正如赫鲁晓夫同志昨天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阵营生产的钢只占世界钢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一。从这一点看来，好像在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经济力量对比中，资本主义世界占了优势。去年以来，曾经发动过两次反共高潮。这也给人印象，好像资本主义世界占了优势。美英资产阶级渲染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上、科学上、武装力量上高出于社会主义世界，如果不超出，至少也是平行的。
毛泽东所谈的问题，也是参加莫斯科会议的各共产党、工人党领导人所关注的问题。他说的优势，不只是指军事优势，而主要是说以经济、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实力优势。当毛泽东在后一种含义上使用优势的概念时，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他都揭示了战后东西方较量和斗争的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西方大多数国家都遭受战争创伤，面临恢复经济、重建家园的工作，因而双方的斗争主要在政治、经济和宣传方面进行，而很少借助于武器，所以1947年美国总统顾问B。巴鲁克在一次国会辩论中，称这种东西方公、开但有限的敌对状态为“冷战”。此后，“冷战”一词被广泛使用。
10年过去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各国都恢复了国民经济，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并开始实施大规模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但是，东西方毕竟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而在恢复经济时期各自采取的战略、政策又不相同，加上基础不一、外部条件各异，因此经济恢复的结果及其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影响也不一样。一般说来，西方国家的基础优于东方各国，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基础自然没有遭受什么破坏，而英、法等战胜国和德、意、日等战败国虽然物质基础受到严重破坏，但是技术基础、人才基础仍有相当优势。战后在恢复经济的初期阶段，西方国家对经济的主要方面实行直接统制，加强国家干预，但实行的主要还是通过市场调节经济的管理体制，而且随着经济的恢复，逐渐放弃直接统制的措施，把市场调节进一步同国家干预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不同于战前的管理体制。
东方国家基础相当落后，由于战争（包括西方入侵的战争）使得国力更弱。战后东方各国大体上都是实行国家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在国家经济建设的初期是必要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向高度集中的方向发展，缺乏灵活性，显得呆板、僵硬，与市场脱节，在实践中产生了不少负作用。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在实施这一战略的过程中，又往往忽视以至挤压农业、轻工业，影响了人民生活。一些国家已经发现上述问题，试图对现行体制进行调整和某种程度的改革。
总之，东方与西方，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十来年后都各自遇到了自己的问题，都在对既往的政策、战略和体制作调整。
与此同时，东西方之间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根本不同以及各国利益的不同，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矛盾、冲突不断，彼此展开较量。东西方的较量同过去的方式有了很大不同，即以经济、科技实力的竞争为主，而武力方式居于次要地位。
并不只是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
11月14日至16日，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召开会议，讨论了国际形势、社会主义国家及共产党和工人党相互间的关系、社会主义的原则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及今后共产党、工人党的任务等一系列问题。在会议通过的宣言里说道：“在我们的时代里，世界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赛的进程和结果。”16日至19日，64个共产党、工人党代表接着召集会议，会议通过的《和平宣言》宣告：“让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今后在发展和平科学、和平技术方面彼此展开竞赛吧。让它们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争取进步、争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竞赛中来证实自己的优越吧。”至少出席两个会议的共产党或工人党都有共识，即两大阵营的斗争胜负主要靠竞赛，而不是靠战争。
竞赛对于参与竞赛的双方，既是动力也是压力，毛泽东显然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动力兼压力。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不仅比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晚出世一二百年，而且比苏联、东欧等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也要迟几十年或十几年。要想以强大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在和平竞赛中取胜，无疑是件异常艰巨的事件。
竞赛还不只是存在于两大阵营之间，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酝酿和萌发起一股赶超浪潮。
克里姆林宫大厅里，赫鲁晓夫正在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上作报告，声调高亢而激昂：
钢产量从1913年的四百二十万吨增加到1957年的五千一百万吨。……
同1913年相比，煤的开采量从两千九百一十万吨增加到1957年的四亿六千二百万吨，石油的开采量从九百二十万吨增加到九千八百万吨。……
电力生产从1913年的十九亿度增加到1957年的两千一百亿度。……
1957年苏联整个工业的总产量增加为1913年的三十三倍，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增加到七十四倍。……
制成并在1957年10月4日成功地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件事是科学技术成就的顶峰。……
谈到苏联的前景和任务时，赫鲁晓夫的声调更加高亢而激昂：
根据有待明确规定的初步草案，约在十五年内苏联的工业品年产量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铁矿――二亿五千万到三亿吨，生铁――七千五百万到八千五百万吨，钢――一亿到一亿二千万吨，煤――六亿五千万到七亿五千万吨，石油――三亿五千万到四亿吨，煤气的开采和生产量――二千七百亿到三千二百亿立方公尺，电力――八千亿到九千亿度，水泥――九千万到一亿一千万吨，糖――九百万到一千万吨，毛织品――五亿五千万到六亿五千万公尺，皮鞋――六亿到七亿双。
苏维埃国家现在处在自己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我们这里已经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建设的更高阶段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创造了一切物质前提和精神前提。……
现在，当苏联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在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提高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有一切根据宣布，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共产主义的光辉宏伟的大厦正日益清晰地在各族人民的眼前显现出来……
全体代表起立，掌声雷动，人人脸上泛着激动不已的红光，大家似乎真的看到了那座被赫鲁晓夫描绘得灿烂无比的共产主义大厦。毛泽东也被这场面感动了。他从来不服输：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赶超热浪中，中国能落后吗？！国民经济的恢复，“一五”计划的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不是同样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力量吗？！
就在赫鲁晓夫讲话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同英共领导人波立特和高兰第二次谈话。毛泽东谈到了中国的未来目标：
苏联在十五年后，将在总产量方面和接人口平均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中国在十五年后将超过英国。我们今年的钢产量是五百二十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一千二百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两千万到两千五百万吨，第四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四千万到四千五百万吨。
毛泽东侧了侧埋在沙发里的身子问波立特和高兰：“英国现在的钢产量是两千万吨。你们看，十五年后能增加到多少？”
高兰答道：“英国政府的计划是在五年内把钢产量增加到两千五百万吨。”
毛泽东说：“十五年后顶多三千五百万吨吧！”
如果说同波立特、高兰等人的谈话，还只是毛泽东私下透露中国的打算的话；那么，毛泽东11月18日在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则向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宣布了中国的目标。
毛泽东说：我国今年有了52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1000万到1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2000万到2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3500万到4000万吨钢。……中国人是很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社会主义阵营涌动的这股“赶超”浪潮，并不只是激情和冲动，它有某种客观事实作基础。苏联的重工业的确在40年间发展很快，在不少主要产品的产量方面位居世界前列，科学技术尤其是空间技术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不相上下，两颗人造卫星的发射还领先于美国，因此同西方国家展开经济、科技的竞赛有一定基础。但是，由此认定苏联已经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建设的更高阶段“创造了一切物质前提和精神前提”，并由此认定“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就不能不是冲动多于冷静，激情胜过理智了。苏联固然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方面发展很快，但这是苏联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的结果，在偏重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下，农业、轻工业进展十分缓慢，以致于粮食产量始终没有达到十月革命前沙皇时代的最好年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物质财富的积累呈畸型状态。这同共产主义学说创始人所预言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条件相距甚远。况且，共产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全人类的理想境界。也不是苏联一国的情形所能决定实现与否的。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去谈“向共产主义过渡”，预言“共产主义已不遥远”，不过是离开人类发展现实实际的主观愿望罢了。
然而，没有谁在当时冷静地思索这一切，反而为这股热浪所裹挟，所痴迷。毛泽东尽管这时没有预言“共产主义已不遥远”，但也沉浸在一种热望之中。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重创，但其经济、技术基础仍比中国占优势，何况中国经过了比英国更长更多的内战和中外战争，所受破坏程度远甚英国。如果说是一场经济竞赛的话，那么，两国并非处于同一起跑线。设想在3个五年计划之内超过英国，哪怕是在钢产量方面，也显得过于乐观了。（后来的事实显示，到1978年中国的钢产量也才3178万吨，仍未达到毛泽东预想的指标。）
11月21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离开苏联回到北京。
过了 11天，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词，宣布了中国赶超英国的打算：在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期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的设想，已为中共中央肯定，成为中国今后15年的发展目标。这或许是毛泽东莫斯科之行最重要的收获。如果说毛泽东去苏联获得了某种激励，那么回国之后的一件事则使他受到刺激。毛泽东双眉紧皱，手有些颤抖地接过卫士马维回家探亲带回来的一个窝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窝头啊！又黑，又硬，掺杂着粗糙的糠壳。毛泽东费了好大劲才掰开窝头，把一块放人口里，慢慢阻嚼，不一会儿，眼圈红了，泪水“叭叭”掉下来。
听马维说“乡亲们就是吃这个东西”，他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每人都尝一尝，他声音埂咽：“吃啊，这是农民的口粮，是种粮人吃的口粮……”
连续数天，毛泽东寝食不安，常常喃喃自语：“怎么是这样呢？翻身了，人民当家作主，不再是为地主种田，是为人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获得解放么……”
本来，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与社会经济生活的根本改善并不是同步的，前者可以在一个较短时间内实现，而后者则必须花费较长的时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历经战乱的国家来说，需要更长一些时间，来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繁荣。作为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却不能容忍花较长的时间去改变中国的面貌，“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经过这件事以后，他多次说：“我们是社会主义，不该是这样，要想个办法。”想个办法，就是想如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办法。曾经导演过中国革命战争活剧的毛泽东从不信邪：搞经济就比打仗还难？！他要在中国的大舞台上导演出更加辉煌的建设剧目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