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0月。
国庆节刚刚一过，毛泽东即乘车南下视察。与天安门广场万民欢腾的景象截然相反，毛泽东沿途所见，一片萧条。专列开到曾经宣布三年建成共产主义的范县所处的山东省时，映入毛泽东眼帘的不是“新乐园”，而是龟裂的土地和地上泛起的一层白花花的盐碱。接着到安徽，田野里除了飘散着青烟的小土炉和在轻风中无力摇曳着的红旗之外，根本不见丰收的庄稼。随同毛泽东南下的卫士长曾这样回忆：
车到合肥市正是晚上，整座城市黑沉沉一片，不见灯火，不闻笑语。地方党政负责人汇报，合肥地区是靠水力发电，由于长江水流枯竭，只剩主航道有点水，已经无法发电。毛泽东凝望黑沉沉的城市，没完没了地吸烟。①
一年前，也是在合肥，毛泽东说过“沿途一望，生气蓬勃，大有希望”。而今，他曾经目睹的“生气蓬勃”的场面消逝了他期冀看见的“大有希望”的景象更没有出现。其实，当时的那种“生气蓬勃”的场面又有多少真实的成份呢？
山东、安徽不过是全国形势的一个缩影罢了。尽管庐山会议后期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试图再次掀起新的“跃进”高潮，严峻的现实还是把一个“左”倾错误酿成的苦果抛给了人们。1959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 13.6％；粮食实际产量只有3400亿斤，比上年减产600亿斤，仅为最后调整计划的 62％；棉花、糖料、油料、生猪等主要农产品大幅度减产。工业 （尤其是重工业）与农业的比例呈畸形状态，1959年，重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48％以上，在工农业中的比重占到43.8％；而农业则由上年的34.3％下降到25.1％。基本建设战线进一步拉长，1959年基建投资在上年急剧膨胀的情况下又增加81亿元，增长了30％，总投资规模达到350亿元。基建战线太长，投资效果差，新增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只有69.2％，比投资效果已经相当差的1958年还低5.6％。积累率异常膨胀，由上年的33.9％猛增到43.8％，成为建国以来最高的一年。积累率的膨胀，导致消费额比上年减少22亿元；1959年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减少15％，但粮食征购量却比上年增加了14.7％，农民口粮大幅度减少。全年平均消费水平由上年的83元降到65元，下降了22％。到1959年底，现实向人们亮起了“黄牌”：国民经济已经陷入严重的困境。这一切，毛泽东似乎看到了，又似乎没看到。说看到了，是因为回到北京后他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宣布：他本人实行“三不”，即“不吃肉、不吃蛋、不超粮食定量”。这当然是对严重困难的承认。说没看到，是因为此后他仍在动员“新的跃进”，对“大跃进”的主要政策没有做大的调整，以致于估计1960年将是一个“比上年更好的大跃进”。这年底至1960年2月毛泽东的一段读书生活，颇能反映出毛泽东在认识上的这种矛盾状况。
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毛泽东本人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读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除了毛泽东本人外，还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的秘书陈伯达，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胡绳，《红旗》杂志副总编辑邓力群，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他的秘书田家英。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1958年出了经过修订的第三版。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读书的建议。除号召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外，他还说过：“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②
庐山会议后期批判彭、黄、张、周的“右倾机会主义”，把纠“左”变成反右，读书之事被冲得烟消云散。南下视察所见引起毛泽东震惊，他身边的一件事也使他颇受触动。
1959年底，几名休假探亲的中南海警卫战士，奉命调查和汇报农村的情况。他们带回来的不只是所见所闻，还有农民吃的糠菜窝头。窝头交到了毛泽东手中。又是窝头！两年前，毛泽东吃着卫士从农村带回来的窝头时，曾含泪说要“想个办法”改变穷困的现状。两年后，当全国上下都实行了毛泽东所想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办法后，卫士给他带回来的，仍旧是捂馊了的糠菜窝头。毛泽东又一次泪水沾襟。这时他是什么心情呢？同情？愧疚？苦涩？我们无法真实地描述。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他终于想集中一段时间来读一读由他本人倡导却被屡屡搁置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了。
读书活动从杭州开始，经过上海，到广州结束。毛泽东和读书小组成员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逐章逐节地讨论。在边读边议的过程中，毛泽东多次谈了他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读书小组的成员将毛泽东的一系列谈话记录整理成《读（政治经济学）下册的笔记》。
毛泽东谈话的内容涉及面很广，有些问题超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根据读书小组的归纳，有13个方面：
1.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若干重要问题；
2.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
3.民主革命；
4.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5.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6.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7.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8.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
9.社会主义的流通过程；
10.积累和消费，消费品的分配；
11.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12.国际问题；
13.对一些历史人物和著作的评价。
读书，联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问题，有所反思。他谈到，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他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毛泽东还特别说到；工业的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农业上不去，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
“大跃进”运动的基本问题之一，便是片面发展重工业，在重工业中又片面发展钢铁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其结果导致了工业与农业的比例呈畸型状态，工业高速增长，农业急剧萎缩，引起人民生活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全面紧张。毛泽东讲到了中国自身的教训：说要对农业、轻工业大量投资，问题是什么叫大量。我们过去也是讲对农业大量投资，但是实在说不像样子，拿1959年来说，给农业的钢材也只有50多万吨。毛泽东这时的认识大体回到了《论十大关系》的思想水平上。经过两年“大跃进”之后，对农业与工业、农轻重之间关系比例问题有切身感受，再次强调和重申“工农业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的观点。然而，正是在这次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在认识上又表现出同上述反恩相背的一面。他谈到要“争取把大跃进继续下去”：
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大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
现在我国工业化速度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原来的工业越落后，速度问题也越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比较起来是这样，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他谈到要“大搞群众运动”：
教科书有时也讲发动群众，也引了一些列宁关于发动群众的话，但是没有展开，不敢像我们这样大搞群众运动，不讲两条腿走路。
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多少是个因素。
他谈到“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
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
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
计划工作中的各种平衡表，也是暂时的、过渡的、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
他谈到“积累、扩大再生产”：
有一种说法：积累比重太高了有危险。这个问题要看生产增长的情况。如果生产增长得很快，在这个基础上，即使积累的比重大一些，人民生活还能够逐步改善，也可以是没有危险的。
他还批判了“物质刺激”，赞扬供给制。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些带指导性的思想观念和主张，诸如超高速增长战略、群众运动的方式、“积极平衡论”、轻视或否定物质鼓励等等，在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几乎都被肯定下来。这同前面所述的他对问题的反思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反差。其实，这种认识上的矛盾是表象的。毛泽东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确出现了某些缺点，但是从根本上讲并没有错，因此，“三面红旗”不能放弃，不能否定，如果说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上述认识还只是一种潜台词的话，那么，3个月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则道出了他的心声：“我们工作有缺点，总的是好的。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决不动摇。”话说得斩钉截铁，仿佛还带着一丝温怒。
的确，毛泽东感到了某种“挑战”。
在毛泽东看来，“挑战”是冲着他来的，更是冲着他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来的，“挑战”来自国内和国外。国内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进攻”，他的同征共战30年的老战友彭德怀是“代表”。国外是西方和东欧一些国家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怀疑、批评和非难，尤其是那个“老大哥”国家的指责。
想到苏联，毛泽东心里很不痛快。苏共二十大以后，两党首先是在评价斯大林和国际共运等问题上发生思想分歧；继而对1958年中国兴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苏联领导人又颇有微词。1959年7月21日，也就是彭德怀上书毛泽东的第七天，苏联《真理报》发表了赫鲁晓夫7月18日在波兰波兹南的波拉采夫生产合作社的讲演：
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曾有人下了大致是这样的论断：“既然我们是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
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生活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少花些劳动。正所谓：“尽可能干，按需要拿”。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
敏感的西方记者立刻从赫鲁晓夫的讲演中，察觉了他对中国人民公社的批评之意。《纽约时报》驻华沙记者发回的报道称：赫鲁晓夫对波兰农民说：“苏联发现，通过公社来走上社会主义化的道路这种办法是错误的。”报道猜测说，赫鲁晓失这番活“可以认为是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说法而言的。中国共产党人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这种看法似乎使俄国人感到烦恼，因为苏联报纸有三个月左右对于公社几乎只字未提。”西方记者的猜测没有错。赫鲁晓夫后朵在回忆他50年代末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时说，“虽然我当时没有点中国的名。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不同意“大跃进”。③
问题还不止是意识形态和中国道路方面的分歧，自1958年以后两国关系也发生了一系列不愉快的事。1958年4月，苏方提出在中国共建共管特种收发报无线电台的要求。7月，苏方又提出建立一支共同原子潜艇舰队的要求。这两项要求都涉及中国的主权，苏联意在对中国实施控制，因而均被中国拒绝。1959年6月，苏联政府片面撕毁了中苏两国于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核工业的技术援助。9月，苏联不顾中国政府三番五次的解释和劝说，授权塔斯社公开发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在声明中有意偏袒印度方面。9月底，结束访美之行的赫鲁晓夫匆匆赶来北京，参加中国国庆10周年纪念活动，在同毛泽东的会谈中，赫鲁晓夫不仅强词夺理地指责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犯了错误，而且还埋怨中国炮击金门、马祖二岛给苏联造成了困难，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不满，希望中国放弃对台湾岛使用武力，毛泽东断然驳回了赫鲁晓夫的无理指责和要求。会谈不欢而散。报复接腹而至：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不同中国政府协商，突然单方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撕毁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343个，废除科学技术合作项目257个，导致中国建设事业的极大困难和损失。
毛泽东面临巨大的压力。但他是一个历来不畏惧压力的人，当年王明压过他，共产国际压过他，斯大林压过他，他都以其特有的倔犟与韧劲顶过来了，并且最终冲破了压力，成为举世瞩目的成功者。在毛泽东的性格中，仿佛有一种物理学上所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关系的现象：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大。他毫无惧色地迎接这场他自己感到的“挑战”，甚至宣布为了维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要向全世界作战”。
1960年夏天，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再次表明了他对来自外界压力的抗拒：
人民公社全世界很多人反对，说是不行，说是强迫劳动，说是拆散家庭。首先反对的是美国的杜勒斯，然后有铁托，然后还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明友，他们说人民公社不行，世界上无此前例。无前例的事多得很，巴黎公社就无前例，成功的千月革命也无前例，为什么人民公社就不好？接着，他谈起了赶超英国，谈起了破除迷信，那气势同发动“大跃进”时相比毫不逊色。我们有一点建设，但很有限，今年可能搞到两千万吨钢……明年我们两千七百万吨至两千八百万吨，可以超过英国，接近西德。要破除迷信，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革命斗争中破除各种迷信一样，敢说敢想……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么复杂。说起来，赫鲁晓夫是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最早掀起“赶超浪潮”的领导人，而且最旱宣布苏联正在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时却转而批评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尽管如此，作为旁观者，他的批评却不能不说有几分道理，至少它可以从一个侧面提醒人们注意改造生产关系、发展经济建设的复杂与困难。然而，50年代未60年代初，来自苏联的批评同中苏两党在国际共运理论上的认识分歧和中苏两国关系上一连串令人不快的事情交织在一起，缠绕不清。而且，这些批评又偏偏同来自西方世界的非难，有某种表面上的相同之处，让入觉得两者有一呼一应的联系。毛泽东没有对这团缠绕不清的“乱麻”作条分缕析的清理，而将苏联对“三面红旗”的批评连同理论上的种种分歧和它在国家关系上的大国沙文主义统统视作了“挑战”，并予以针锋相对的“回击”。于是，他一方面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另一方面又拒绝了至少在客观上有益的批评，维持了他在国内建设上的错误。
当然，执著地追求他自己设计的社会目标模式，是他维护错误更深刻的原因。毛泽东在“大跃进”运动中一再号召“破除迷信”，但他意识不到他本人已经陷于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迷信。即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严重困难，毛泽东还是迷信得那样真诚和固执！
1960年，中国继续在“大跃进”的轨道上前行。年初，舆论认定1960年国民经济将实现“新跃进”。然而，年末，当寒冬夹带着冰雪降临大地时，现实也冷酷无情地把一个更大的苦果抛给了中国大陆的每一个人。1960年，农业继续减产，总产值比大幅度下降的1959年又下降12.6％，主要农产品都比上年大幅度减产，粮食产量降到2870亿斤，比1959年减少530亿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比上年减少1292万担，油料减少52.7％，生猪头数减少32％。轻工业比1959年又下降了9.8％，棉布、棉纱、食糖、卷烟等主要轻工业生产严重萎缩。重工业总产值却比上年增长了25.9％，许多重工业产品产量比上年大量增加，钢产量增加479万吨，达到1866万吨。基本建设战线继续拉长，基建投资总额达388.7亿元，比上年增加了39亿元，基建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达31％，积累率居高不下。相反，城乡人民消费水平却急剧下降。1960年同1957年相比，全国每人年均消费的粮食由406斤降到327斤，诸肉由102斤降到3.1斤。许多大城市粮食库存挖空，各地普遍缺粮少布，政府被迫压低口粮标准，实行“低标准”、“瓜菜代”，减少民用棉花的供应定量，主要商品实行凭证限量供应。人们因食品不足，营养不良，普遍发生浮肿病，导致大量非正常死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100万，问题突出的信阳地区这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无论人们的愿望如何美好，事实都表明，国民经济“大跃进”实在是一场大跃退，几乎退到了崩溃的边缘。
1960年12月26日，这天是毛泽东66岁生日。中国人喜欢讨口彩，“六”字是个吉利的字眼，两个“六”更是吉上加吉，人称“六六大顺”。毛泽东坐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书房里，眼望案头堆放的反映各地困难和灾情的报告，不要说大顺，就是小顺的感觉也丝毫没有。
他的卫士长后来回忆起那天的情形说：毛泽东点燃香烟，吸得很深，然后重新靠在沙发上。工夫不大，他便被一团弥漫的青烟笼罩了。
烟雾中，传出毛泽东一字一板的声音：“小封，你去把子龙、银桥、高智、敬先、林克和东兴同志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
下午，我们7个人同毛泽东围在一张饭桌上吃饭，没有酒，没有肉，只是油多放了一些。毛泽东的竹筷子伸向菜盘，没等夹起菜忽然又放下了，用目光扫视我们7个人。于是，我们也放下了筷子。
“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毛译东的声音沉重缓慢，停顿一下又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告诉我。要讲实话。”
我们都无声地点头，神情肃然。
毛译东用手指指子龙，又指指我。“子龙、银桥、你们下去，不去山东，改去河南，广泛调查研究，把真实情况反映给我。”
这一顿饭，毛泽东没吃几口便放下了筷子。他吃不下去。我们也吃不下去，纷纷放了筷子。
夜里，封耀松用电炉子替毛泽东煮一茶缸麦片粥，劝说毛泽东喝下去。然后劝毛泽东睡一觉。
“睡不着啊！”毛泽东声音悲凉，“全国人民遭了灾，我哪里睡得着啊！”他又讲起历史上一些大灾荒，讲了当年红军吃树皮、啃草根的斗争生活。说了他的理想和追求。
面对巨大的灾难，毛泽东的心情比一年前更为复杂，也远为沉重，毛泽东迫切地希望弄清导致这场他始料不及的灾难的真正原因。尽管他未必会因此对“三面红旗”作彻底的反思，他还是在考虑从既定的政策和步骤上有所退却，而调查研究是这却的第一步，当然，退却与其说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不如说是为严峻现实迫使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