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看着这本纸质粗糙、颜色发黄的小册子，不禁喜出望外。它其实是一篇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章单行本，全文约5000字，未页印有“特委19308.21。翻印”的字样。作者正是毛泽东本人。它写于1930年5月，是毛泽东在赣南闽西农村革命根据地时为反对教条主义而作的。当时在红四军和赣南闽西根据地曾有油印本、石印本流传，后因战争原因散失，但毛泽东多少年来对这篇论述调查研究问题的文章念念不忘。195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去福建龙岩收集革命文物时，找到了这篇文章的石印本。1960年，中央政治研究室从革命博物馆借去这篇文章。兼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的田家英得知此事，于1961年1月中旬将原件送给了毛泽东。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未，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读着这些自己当年写下的文字，毛泽东眼前俘现出赣南闽西农村满目翠绿的田野和炊烟袅袅的农舍，仿佛回到了“风展红旗如画”的革命根据地，同老傣们拉家常，问寒暖。不过，这篇文章被发现之所以令毛泽东高兴，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毛泽东当时正在大力提倡调查研究。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1月14日至18日，又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两个会议上，毛泽东都重点讲了调查研究的问题，提出要把1961年搞成实事求是年，搞成调查研究年。他说：做工作要有三条：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这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他指出：我们党有实事求是的传统，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过去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真，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情况明了，决心就大，方法就对，解决问题的措施也较有力。这些年来，这种调查研究工作不大作了。我们的同志不作调查研究工作，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想和估计办事，只有正确的方针政策，但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零。郑州会议讲不能一平二调，方针是对的，说不算帐、不退赔，这点不对。上海会议18条讲了要退赔。紧接着我批了浙江、麻城的经验报告。1959年三四月，我批了两万多字的东西，现在看来，光打笔墨官司，不那么顶用。他封锁你，你情况不明，有什么办法。那时省委地委的同志也不那么认识共产风的危害性。有的同志讲，郑州会议是压服，不是说服，思想还有距离，所以决心不大，搞的不够彻底。他说，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下大了解情况，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调查研究这种事极为重要，要教会许多人。他还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波浪式前进，明后年，搞凡年慢腾腾，搞扎实一些，然后再上去。指标不要搞那么高，把质量搞上去。不要务虚名而受实祸，要提高质量、规格、品种，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要缩短工业战线，重工业战线，特别是基本建设战线。要延长农业战线，轻工业战线要发展。重工业除煤炭、矿山、木材、运输之外，不搞新的基本建设。
这次全会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此，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这次会议标志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的一些“左”的错误。
显然，在毛泽东看来，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的关键，在于从思想路线上大力发扬实事求是的传统，以消除脱离实际的“五风”。实事求是的发扬，需要从大力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开始。所以，当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结束时，毛泽东得到他30年前写的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真是觉得恰逢其时，如获至宝。在他看来，这篇历史文献对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传统，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他专门为这篇文章写了一个批语：
这是一篇老文章，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夏，已经30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④
196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后附了毛泽东1930年写的这篇文章，题目改为 《关于调查工作》。”中共中央在信中指出：“最近发现的毛泽东同志1930年春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现在中央决定将这篇文章发给全党高级及中级干部学习。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都应该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讨论。”
为了在党内兴起调查研究之风，也为了亲自掌握第一手材*这篇文章在编入1964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毛泽东又将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料，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一开完，毛泽东本人就组织和领导了3个调查组，分别由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担任组长，到浙江、湖南、广东等省的农村进行调查。出发前，毛泽东要求给每个调查组组员发一份他写的《调查工作》，并要求每个调查组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随即，田家英带领的组赴浙江，胡乔木带领的组赴湖南，陈伯达带领的组赴广东，分别开始实地调查。
毛泽东把调查研究的重点放在农村，不仅是出于他历来重视农民问题的思想特点，更是因为当时困难最严重的地方是农村，农民缺吃少穿、大量死亡的情况最为突出。当年随同田家英赴浙江农村调查的逢先知回忆说：
说实在的，当时下去调查，只要态度端正，发现问题并不困难，实在是问题成堆，俯拾即是……造成农业大幅度减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就我们所调查的地方来说（有相当的代表性），既不是天灾，更不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复辟，完全是“五风”造成的。……我参加调查的那个位于杭嘉湖平原鱼米之乡的和合生产队，水稻亩产通常是600多斤，1960年竟只有291斤。⑤各调查组是1月下旬下去调查的，2月上旬和中旬，毛泽东便南下浙江、湖南，在杭州和长沙分别听取了浙江调查组、湖南调查组以及两个省的省委负责人汇报。在听汇报的过程中，毛泽东作了一些讲话和插话。
关于公社的规模，毛泽东说，公社太大了，这样就把积极性搞掉了，就搞平均主义了，穷的就依靠富的了，瞎指挥风就来了，生产指挥就谈不到了。他谈到生产队大了还是小了好时说，我看一个生产队管不了这么多，生产队太大了。比方田家英同志调查的那个生产队，有11个小队。这11个生产小队是一个生产队，户数虽然不多，但是这个队的地面很广，这个队不知那个队干什么，那个队也不知这个队在干什么。由于地面广，贫富不均，有富队，有贫队，有中间队，在分配的时候要拉平，老百姓就有意见。这怎么会有积极性呢？这种情况就是破坏农民的积极性。
关于核算单位是以队为好还是以小队为好，毛泽东说，在一个核算单位里，有富、中、贫就有问题，群众就不满意。把生产队 （原来的生产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生产以生产小队为单位，不以生产队为基本单位，生产和核算单位不宜大。他还提出解决核算单位问题的办法，指出，第一种方案就是现在的方案，维持现状。但是在有的地方实行就值得研究。队很大，结果就搞平均主义，这样就影响了生产积极性。第二种方案是使经济状况大体相同的队合在一起，组成一个经济基本核算单位。这样老百姓就有了搞头，不然他没有积极性了。总之，一百多户就比较难办事，队大了就复杂了。如果是山区，还要小，二三十户都可以。
关于食堂问题，毛泽东说，食堂化小为好。城市里百把户可以，乡村就不宜。现在二三十户比较普遍。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他还说，按群众要求办事，可以多种多样。单身汉、劳力强没有做饭的，要求常年办食堂，多数人要求办农忙食堂，少数人要求自己做饭。这个问题要调查研究一下，使食堂符合群众的需要。他强调，办食堂或者搞别的事，不要千篇一律，一定要适合情况，一定要根据各地的特点，如果不适合情况、比方办食堂，势必要垮台，也应该垮台，如果不垮台那才奇怪呢！
关于自留地问题，毛泽东说自留地几放几收都有道理，两个道理归根是一个道理――还是给农民自留地。要把反复的原因向农民交待清楚，基层干部要从反复中取得经验。作对比，就有了理论上的根据了。再反复，搞下去就是饿、病、逃、荒、死。
关于种植问题，毛泽东说，农业的种植统一搞是不行的，一个公社统一搞很危险，全省更不能统一搞，如果统一搞更危险。
毛泽东还要求解决退赔问题。他说，要决心赔，破产赔。准决定的由谁退赔。要使干部懂得，剥夺农民是不行的。这种作法是反动的，是破坏社会主义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
就在这一段的汇报中，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由中央制定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毛泽东采纳了田家英的建议。他在上述谈话中提出的一些认识和主张，为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做了思想准备。
2月下旬，毛泽东把3个调查组和部分地方党委的负责人召集到广州，开始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羊城的3月，花团锦簇，春意盎然。毛泽东却连日工作，无心欣赏花城的景色，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稿一就，3月10日至13日，他就在广州召集了有中南、华东、西南三个大区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三南”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农村工作。
在“三南”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强调调查研究特别是领导干部亲自作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说：第一书记要亲自动手，第一书记不动手，第二书记就动不起来。只要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都亲自动手作调查研究，那就好办了。他将《调查工作》的文章印发给与会者，并说道：
找出了30年前我写的一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我自己看看还有点道理，别人看怎样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前几年到处找这篇文章，找不到，今年1月找出来了。请大家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哪些赞成、哪些不赞成。如果基本赞成，就照办，不用解释了。⑥
毛泽东在会上还着重谈了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内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和生产队内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夭，他宣读了自己给同时在北京主持“三北”会议的中央领导人的一封信。信中说：“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 （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信里接着批评道，对于两个平均主义大问题，中央的同志和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至今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毛泽东原本打算派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赴京送信，同时向“三北”会议介绍“三南”会议的情况，但随即改了主意，要参加“三北”会议的人员即刻到广州，把两个会合并起来开。于是，3月15日至23日，在广州举行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心议题仍是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草案共有10章：一、农村人民公社在现阶段的性质、组织和规模；二、人民公社的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三、公社管理委员会；四、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五、生产队管理委员会；六、社员家庭副业；七、社员；八、干部；九、人民公社各级监察委员会；十、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共计60条，所以简称为《农业六十条》草案。它的中心在于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广州会议结束的那夭，毛泽东照例在会上讲话，谈的仍是调查研究：
又发了一封信，这封信得罪人很多。不过，我不是讲别的，只是讲对两个平均主义问题，不甚了了，一知半解。这几年做官了，已经做了八年了，就是不做调查工作。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应该做调查。在农村要调查六种人的意见，雇农、贫农、下中农，也要调查富裕中农的意见。这次调查从调查两个平均主义入手。
没有调查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就不能解决问题。策略路线包含政治路线，依靠什么人？团结什么人？打倒什么人？正确的策略路线，只能从斗争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毛泽东由此谈到了他的一个心愿：沿着黄河而上，再由长江发源地而下，一个逆流而上，一个顺江而下，不坐火车，只走路骑马，到处做调查研究，那才真是快事。多少年后，他的机要秘书高智回忆起1962年他从毛泽东身边调离时，毛泽东也曾对他说过：“我到陕西后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1965年高智从外地到北京见毛泽东时，毛译东再次表示“我还是想骑马沿黄河走一趟”。然而，毛泽东最终没有能实现进行这一宏大的调查计划。他晚年的最后岁月愈来愈脱离他历来重视的实际，因而犯了严重错误，导致了悲剧性的结局。这是后话。广州会议后，《农业六十条》草案发往全党进行讨论，并在个别地方进行试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纷纷到各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毛译东很快便得到了来自农村第一线调查研究的信息反馈。
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带领调查组到湖南长沙县和宁乡县农村调查。经过调查，刘少奇感到：“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⑧在湖南期间，刘少奇向当时在长沙的毛泽东通报了调查情况。
5月7日，在河北邯郸地区农村进行调查的周恩来，向在上海的毛泽东电话通报了四个问题：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都愿意回家做饭。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评工记分的办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四、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5月9日，经过对四川、河南、陕西农村调查后，朱德给毛泽东写信，着重谈了食堂、手工业和自由市场等问题。信里反映说，农村社员群众说食堂有五不好：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动力，浪费时间，下雨天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信里还反映了基层干部对办食堂的意见：“费了不少力，受了不少气；挨了不少骂，作了不少难；食堂办不好，生产受影响；领导还叫于，群众有意见。”
5月10日，率领5个调查组在北京市顺义、怀柔县农村调查的邓小平、彭真向中央和毛泽东写了报告。报告说：“要进一步全面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于供给制，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三包一奖，评工记分，食堂，所有制等间题的措施，还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报告还反映，三七开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
中央其他负责人和中央局及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也向毛泽东送呈了一些调查报告和书信，毛泽东及时将它们批转给各地参考，并在转发这些报告和书信时写下批语，以随时提醒各级党委的负责人。5月14日，毛泽东在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关于他调查一个生产大队情况的来信上批示：“都要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⑨
毛泽东在注意来自各地的调查研究的信息同时，也关注着他领导的调查组的工作。广州会议后，田家英率领的调查组回到浙江，进行《农业六十条》草案的试点工作，在试点的过程中还进行讨论。4月下旬，毛泽东在杭州听取田家英的汇报，并研究今后的调查工作。会后，浙江调查组根据会议决定，分成三个调查小组，分赴三个地方，继续对研究中提出的若干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从各地反馈回来的调查研究的信息以及他本人所掌握的情况看，毛泽东觉得有必要再次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以完成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即修改《农业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他还感到农村中尚有若干关键问题需要在近期内作重点调查，这些问题包括：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有好还是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4月25日，他给邓小平写信，请他起草会议通知，决定于5月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议题主要是修改《农业六十条》。会议最后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并发出《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讨论和试行《农业六十条》。同广州会议比较起来，修正草案最大的变化就是取消了草案中关于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的规定。草案提出“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修正草案则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凡是要办食堂的，都办社员的合伙食堂，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草案规定继续实行供给制，修正草案则完全取消了这一条。除此以外，会议还讨论了商业和手工业问题，根据讨论情况会后制定了《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 （简称《手工业三十五条》）和《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前者规定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手工业是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个体所有制这三种所有制。后者规定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农村集市贸易，是现阶段我国商品流通不可缺少的三条渠道。两个文件纠正了“大跃进”期间在手工业、商业方面的错误做法，提出了搞活手工业、商业的一些政策。北京会议无论在深度还是范围上，都比广州会议又向前进了一大步。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对会议作了评价：
这一次会议虽然疲劳，但是大有收获，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搞清楚了。去年北戴河会议没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以后 10月搞了个“十二条”。九中全会以前，还是要办食堂，三七开。今年3月广州会议搞了“六十条”，那次会议也大有收获，解放了思想，但是不彻底，主要是食堂、供给制问题不彻底，粮食、商业、手工业、山林问题都没有提到，其实是初步解放思想。
他接着说：认识客观世界，是逐步认识的，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都是逐步认识的，逐步深入的。任何人都一样，我也不例外。
的确，1961年，从冬到春，从春到夏，毛泽东对“大跃进”运动、特别是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是逐步认识的。他最初深感人民公社内部无偿调拨错误的严重，以后又从调查研究的材料中了解到办大社、办食堂、取消自留地等问题。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的认识渐渐贴近了实际。当办大社、办公共食堂，“一平二调”这些作为人民公社化运动最突出特征的错误一旦被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狂潮就不仅抑制住热浪腾空的势头，而且缓缓平息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