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教育方面的调整问题。
历史竟会如此惊人地相似。两年前，也是在庐山，也是在夏季，也是讨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结果，纠“左”转成了反右，导致了一场国民经济的大灾难。对第一次庐山会议，毛泽东的心态较为复杂。他对错误地批判彭德怀毫无反侮之意，反倒耿耿于怀，屡屡提及。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说：8月庐山会议原来纠“左”，纠“左”的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党内又从右边刮来一股风，彭德怀强迫与我们争论。那时非反右不可，右倾机会主义和国际修正主义相呼应，和国内右派相呼应，向党进攻，不反不成。但是，对于庐山会议前已经存在、庐山会议后愈演愈烈的灾难，毛泽东又心情沉痛，认为庐山会议的反右打乱了原来的纠“左”步骤。6月在北京会议上，毛泽东曾说，庐山会议，彭、黄起而攻之，搞派别，他们实际是高饶的漏网分子，想乘机整我们，应该反。话锋一转，他又说：我们的错误是不该传达到县以下，如果传到县级以上就好了，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精神，继续反“左”就好了，一反右，造成一个假象，以为工农业生产大发展了，其实不是那样。既不否定对彭、黄，张、周的错误批判，又承认庐山会议反右打断纠“左”的失误，这就是毛泽东心态的复杂之处，也是他认识上一种深层的矛盾。
这次又要上庐山开会，这次的会将怎么开呢？
上山之前，毛曾对田家英说：“这次要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
对于错误地批判彭德怀，毛泽东这时并无后悔之意（“反右是正确的”），但对于因反彭德怀而打断纠“左”过程、从而遭受更大的“共产风”的破坏，则是痛定思痛，心情确实很不舒畅。他决定二上庐山，想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是不是也包含着想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呢？
果然，这一次会议没有紧张的气氛，没有批判的场面，大家的心情平静而舒但，比较地敢于批评和议论工作中的问题和失误，又产生了几个好的文件，如 《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田家英在第一次庐山会议后期是受压的，参加这次会议却是另一种心情。⑩
第二次庐山会议的重点在城市方面。这年上半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以主要精力抓农村工作，对农业政策做了较大调整。北京会议时，毛泽东提出：上半年把农业问题安排好，下半年再搞城市整风和工业问题。这次庐山会议就是按照毛泽东的上述提议召开的。会议提出，所有工业部门在今后七年内，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切实地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今后三年内必须以调整为中心。会议认为，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多的时机，现在不能再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切实地进行调整工作，会议就工业、财贸、教育等方面的调整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办法。
这次庐山会议的确未蹈第一次庐山会议的覆辙，在宽松的气氛中完成了原定的各项议程。会议期间，毛泽东听到关于会议情况的汇报后，对中央常委说：“听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心情很舒畅，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有辩论，你辩过去，我辩过来，需要。”其实，毛泽东本人心情又何尝不舒畅呢？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庐山会议快要结束时，毛泽东为夫人江青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片，题写了这首七绝诗。诗的内容多少反映出他当时的心境。
年初以来，毛泽东夜以继日，马不停蹄，北上南下，开会调查，先抓农业，现在又抓了工业、财贸、教育，制定了大政方针，部署了具体步骤。在毛泽东看来，事情已经比较清楚，并在好转，问题已经不那么大了。他在庐山会议期间说：问题暴露出来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山谷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这个上升与过去不同，认识接近实际，可以稳步上升了。他还说：现在指标低，不要悲观，不会长期的，很快会发展起来。他甚至这样谈到几年来的问题：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
面对那样严重的困难，毛泽东上面这些话的确显示了一种从容不迫的风度。从容是从容，却含有某种过于乐观的成份。就政策而言，各方面特别是农业方面已经开始了调整，但不等于实际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开始一天天上升。因为从政策的制定到政策的实施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比制定政策的过程时间要长，困难要多，所以政策的制定并不可能在实际生活中取得全面的立竿见影的效果。事实上，当时的经济生活还远不是“一天天向上升”的局面，工业方面还在继续下降，危机还相当严重地存在着。毛泽东的估计比实际情况要好，曾使他的秘书田家英感到不安：
当时毛泽东对国内经济形势的估计是已经到了“锅底”。田认为，在农业方面可以这样说；在工业方面就不能这样说，因为工业生产仍在继续下降。他半夜里睡不着觉，便到梅行 （当时参加起草《工业问题的指示》和《工业七十条》）的卧室去讨论这个问题，直至天亮。
同过于乐观地估计形势相联系，毛泽东对错误的认识也是不彻底的。或者换句话说，1961年的这一系列纠“左”的工作，还不是从指导思想上来解决问题的。
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实际上是两个层次的问题。一个是表层次的问题，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针和政策及一系列具体做法；一个是深层次的问题，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指导思想，其主体是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目标模式的构想和超高速发展战略。前者是枝，后者是干；前者是流，后者是源。要从根本上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就要解决作为本源的深层次问题。认识深层次问题比认识表层次问题要困难得多，因为深层次问题的形成，有久远的历史原因和广泛的社会原因。就毛泽东个人而言，认识深层次问题要更困难些，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指导思想的主要内容正是他本人提出来，并且是他孜孜不倦所追求的。
应当肯定，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表层次问题，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但是，他没有去触及作为这两个运动的指导思想，相反，他甚至仍然维护它们。就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他还肯定“总路线是正确的”。在毛泽东看来，指导思想并没有错，问题出在执行的过程中。所以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只要在退赔问题上改了，就能成为红旗。就其认识过程而言，在表层次问题上表现了勇气，在深层次问题上则出现了停滞。正是由于认识过程的不彻底，毛泽东才会说“错误就那么一点”。当然，对错误的不彻底认识，还没有妨碍对表层次问题的解决。
河北邯郸。
刚下庐山的毛泽东在这里召集河北、山东等省的省委负责人谈话，调查了解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从普遍发展高级社以后，特别是普遍建立公社以后，基本核算单位规模过大，生产权和分配权因此不统一，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半年前，河北要求全省实行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山东提出所有制名义在大队，实际在小队。广州会议曾议论这个问题，但是没有通过。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依然关注农村工作，其中特别注意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问题，所以去较早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河北调查。
在座谈中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闹平均主义，脚去生产，腰在分配。毛泽东说的“脚”是指生产队，“腰”是指生产大队。当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对核算单位退到小队的不同看法时，毛泽东说：
什么叫队为基础，就是以生产队为基础，就是过去的小队。三级所有，基础在队，在脚。这样搞上十年八年，生产发展就好办了。大队、公社有了积累，可以办些赚钱的事业……三级所有，土地还是放在大队好，名义上归大队所有，实际上还是归小队使用。
9月29日，即毛泽东召集座谈会的第三天，他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负责人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说：在原来的体制下，生产权在大队，分配权却在小队，这个严重矛盾仍然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毛泽东还在信里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该醒过来了吧？”毛泽东随信附去河北邯郸座谈会的记录及河北、山东、湖北、广东等省有关这一问题的材料，他建议各地党委派调查组去农村作调查，召开社员代表大会讨论这一问题，看究竟哪个办法好。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于10月7日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并附了毛泽东召集郴郸谈话会的记录和河北、山东、广东、湖北等省的材料。《指示》说：“从这些材料看来，就大多数的情况来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比较好的。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改变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生产队、而统一分配单位却是生产大队的不合理状态，解决集体经济中长期以来存在的这种生产和分配不相适应的矛盾。”《指示》要求各地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在一两个点进行试验，并在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讨论。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1961年岁尾。当冰雪又一次覆盖大地时，毛泽东已然挥去了一年前沉重的感觉，满怀轻松和愉悦。他对中央的同志说，他感觉去年心情不那么愉快，今年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具体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见效了，首先见效在农村，“六十条”一搞，最近把队为基础更进一步解决了，现在反映农村见效了，毛泽东兴致盎然，禁不住笔走龙蛇，写下《卜算子・咏梅》这首词来。相比之下，陆放翁“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的孤芳自赏显得有些可笑，而“已是黄昏独自愁”的凄凉抑郁又显得有些可怜。在毛泽东眼里，虽然雪飘四野，冰挂悬崖，但做然怒放的梅花不己透露出春天的信息吗？虽然严冬中梅花独绽枝头，但她不正等待着同粲然烂漫的山花一道去拥抱春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