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上半年进一步全面的、“伤筋动骨”的调整，开始于七千人大会后不久对经济形势的重新认识。
七千人大会曾对形势作了比较乐观的估计，刘少奇在大会报告中宣告：“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会后不久，中央就发现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其主要原因是发现1962年的国家财政预算将有几十亿元的赤字。在当时困难的经济形势下，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即西楼会议），专门分析了经济形势中出现的新情况，进一步研究了财政经济方面存在的严重困难。会间，刘少奇在讲话中指出：对当前的经济形势要重新认识，看来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处在一种类似非常时期的时期。
陈云在会上作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他指出，我们必须肯定“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他在列举了目前存在着五个方面的困难后指出，农业连年大减产和建设规模超出了经济可能与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两点，是经济困难的最主要成因。据此，他提出将10年规划为恢复和发展两段，而目前主要集中考虑恢复，考虑克服困难，恢复工农业。关于恢复时间，陈云强调“争取快，准备慢”的原则，具体时间他认为从1960年算起，大体需要5年。
陈云的报告当即得到了“全场完全自发地长时间地鼓掌”①，得到了大多数中央领导的支持和赞同。刘少奇对陈云说，光是你在这个会上讲，我们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全体会议，更充分他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成员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和方针政策。根据刘少奇的建议，陈云于2月26日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作了同样内容的报告。会后，刘少奇主张立即以中央名义将陈云的报告转发全国，并要求在按语中说明：对困难的估计，是有十分只讲八分好，还是有十分就讲十分好？困难有十分，只讲七分、八分，讲少了，工作被动；把困难估计够，甚至于估计得多一点，我们工作主动，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邓小平快人快语，他在书记处会议上说，报告全部传达，怎么讲就怎么传达。
1962年3月7日，在一次会议上，陈云把当时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及必须采取的调整措施以更尖锐的形式摆在全党面前。他说：“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②
根据以上认识，当时在北京主持调整工作的中央一线领导，反复强调要求全党以实事求是、敢于正视现实的态度对待经济形势，力求在形势问题上统一全党认识，以此作为进一步调整的前提。
4月2日，中央在批转财贸办公室的一份报告的批示中写道：“中央认为，当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比1962年1月中央扩大工作会议时的估计，还要更大一些。今年国家财政，在采取措施以前有50亿元的赤字，这是当时所没有完全估计到的。”“目前主动承担这些困难，比财政继续发生赤字，通货继续膨胀，将来被迫承担更大的困难，要好得多。”
1962年5月7日至1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工作会议，进一步研究分析了财政经济形势，确定了调整国民经济、争取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方针、办法和措施。刘少奇在总结讲话中又说道：“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形势比较好，但那是部分的。总的来讲，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这一点，我看要跟干部讲清楚。讲了这么多年的大好形势，现在讲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这个话是很难讲。”③他又说：“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多少年都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④周恩来在会上的发言中也讲了类似的内容，他说：“这两年的调整中，我们觉得，我们总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总是希望好一点，好得快一点。”⑤这次会议讨论通过的 《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指出，目前国民经济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按照1962年的调整计划.同1957年比较，农业总产值仍将减少22％，主要农畜产品的产量，绝大多数还将低于1952年的水平；轻工业总产值将增长9.6％，而其中6种吃的将减少37％，14种穿的将减少39％；重工业总产值将增长42％。目前农业生产提供的农副产品，无论如何也供养不了现在这么多的城镇人口，农轻重之间的矛盾还很尖锐，”
党中央在批发这份报告的指示中，又对形势作了系统、中肯的分析：“今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来，我们对于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有些同志问：现在我们对于困难的认识是不是已经够了。中央认为，中央财经小组的这个报告，比较全面地、深入地分析了当前国民经济的重要情况，我们对于财政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对于克服困难的快慢，从总的方面，可以说认识清楚了。但是，应该指出，有一些具体的困难，我们还没有认识清楚，今后也还可能出现一些现在没有预料到的困难。{ewcMVIMAGE,MVIMAGE, !09100690_0173_1.bmp}同时，也应该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如果我们不坚决采取有效的措施，逐步克服财政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国内的政治形势也有在某些地方和某些部门出现一些混乱现象的可能。这是全党干部必须警惕的。现在，必须向全党主要干部说清楚当前财政经济方面的严重困难情况，谈清楚一部分地区和一些部门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一部分地区和一些部门虽然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但是要完全克服困难，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根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会上讲话的精神，《指示》又说：“……不愿意承认困难，或者困难本来有十分只愿意承认几分，总怕把困难讲多了会使干部和群众丧失信心，以为回避困难，问题就容易解决，对于困难不是认真对待，而是掉以轻心，很明显，这决不是真正勇敢，决不是革命家的气概，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有的态度。”从西楼会议到5月中央常委会议，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央一线领导对当时经济形势及其原因的认识，又产生了一个飞跃。根据对形势的清醒认识，中央一系列覆盖面广、力度大的调整措施相继出台。西楼会议后，中央决定重新设立中央财经小组，并任命陈云为组长。5月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后，根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德等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根据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对国民经济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整。
这次调整的主要内容有：第一，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第二，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第三，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第四，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等等。
因为认识提高，决心大，措施得力，经过各级干部的紧张努力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这次规模空前的经济调整迅速取得了显著成效。至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已开始好转：农业生产开始回升，财政收支在连续4年出现赤字之后，首次出现财政收支平衡并略有节余；市场商品供应有所缓和，城乡人民生活也开始略有上升。
1962年调整工作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年初对经济形势的重新认识。而这种认识又是实事求是、深入调查、正视困难的结果。这种认识解决了主观同客观的矛盾，但却又引出了一个新的、更为深刻的、在当时还难以被人们深刻觉察的矛盾：在不能触动“三面红旗”的条件下，如何解释如此严重的困难局势？换言之，这样严重地估计困难，会对“三面红旗”产生怎样的影响？在这个问题的后面，隐含着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观念的深刻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