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后至1962年夏季，国内形势和党内外的认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史又给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全党又一次面临着重要的选择。
那么，此时毛泽东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在这次历史选择面前，他的目光将注视着哪一方面呢？
人1958年至今，毛泽东的思想曾发生过几次重大的变化。他是大跃进的积极发动者和热情支持者，他又是较早发现大跃进运动中的严重问题并采取有力措施纠正错误的中央领导之一。但几个月之后，他又因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而导致了大跃进的错误再次泛滥。从 1960年起，当国内各种经济关系全面紧张，饥饿的阴影笼罩神州大地时，他再次清醒过来。从1960年夏天起，农村中的严重情况逐渐反映到中央，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他的心情沉重起来。作为一个中国农民的儿子，他对农民有着一种特殊的深厚感情。他热爱农民，灵犀相通。他曾对中国农村有着广泛、深入的了解，在农民问题上大大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策略。不久之前，他还满怀豪情地希望通过人民公社、大跃进使中国农民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捷径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现在，却面对着农民普遍忍饥挨饿的严酷现实。他忧心如焚，痛心疾首，内疚自责。在那些日子里，他常常闷闷不乐，沉默寡言，有时长时间地呆坐在那里，凝视不动。这种情况在过去是少有的。在严重的困难面前，他首先想到的是严于律己，与全国人民患难与共。在最困难的1960年，他7个月没吃过一次肉，常常是一盘马齿苋充当一餐饭，一盘炒菠菜支撑着一天的工作。他流着眼泪吃下身边警卫战士从农村带来的农民的口粮――糠菜窝头，他甚至同全国人民一样因饥饿而浮肿。
毛泽东按照他的方式苦苦地寻找着发生错误的原因。他含着眼泪派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农村去调查。他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反映上来。”他严肃地要求他们“要讲真话，不许说假话，不许隐瞒欺骗！”(12)他迫切地希望拨开浮夸风的重重迷雾，冲破官僚高压所设置的层层屏障，了解人民的真实生活和意愿，看到问题症结之所在。困难使他头脑冷静，使他逐渐从空想的殿堂接近了严峻的现实。
在调整阶段的前期，即大致在1960年底至1961年9月之间，毛泽东与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在诸如对困难程度的估计，造成困难的原因、克服困难的方法、调整的重点及步骤等问题上，认识是一致的或比较接近的。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提出的许多思想，采取的许多措施，对于统一全党认识、制订正确的方针、政策，都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他反复要求全党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传统，加强调查研究；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搞几年慢腾腾，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他坦率地承认支持办食堂是不了解情况，是受了骗，多次以严厉的口吻批评了“一平二调”等平均主义错误，下大决心纠正此类问题；他提出要为1958年以来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党员甄别平反的问题，这才有了邓小平主持的大刀阔斧的平反工作；他亲自主持制订的《60条》，对于克服人民公社体制中的许多弊端，稳定农村形势，发挥了重要作用，等等。1961年下半年，他根据多方调查和反复比较、研究，终于提出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重要原则，对人民公社内部关系又作了一次重大调整。这一调整虽然还未能解决人民公社体制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但在当时的确使人民公社退到了较为现实的基础之上，解决了一批群众意见最大的紧迫问题，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这一政策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在遏制共产风再起方面，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总之，在这一段时间里，在纠正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克服严峻困难的紧张工作中，已经宣布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在实际上往往仍然处在领导第一线，发挥着统帅和核心的作用，从思想路线和重要的方针政策方面指导着全党的工作，这也是调整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主要条件。
与此相适应，毛泽东的认识也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我们只要把他在大跃进年代和在调整第一阶段里，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人民公社的规模和公有制水平，以及在诸如食堂、供给制、平衡与不平衡等问题上的言论和认识作一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的幅度和范围，就应当承认这种变化是深刻的。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自1962年以后，虽然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犯了越来越严重的错误，但直到去世，不论别人的头脑是否发热，在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上，在建设速度问题上，他始终保持了比较冷静、慎重的态度，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他的这些变化是稳固的。毛泽东的思想中这些深刻、积极、稳固的变化，是党最终胜利地完成调整任务的重要保证。
但是，毛泽东认识上的这些变化，在1961年秋至1962年年初问，也就是调整工作初见成效以后，似乎已达到了一个极限，因而停滞了。
这种变化首秃此较明显地表现在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上。调整之初，他没用多少时间就比较客观、清醒地认清了形势。在此基础上，他深刻地总结经验教训，开始了在思想上和政策上的一系列重要转变。到 1961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他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他认为，现在是退到山谷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报告中有关“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的论断，反映了毛泽东的认识和心情。可能是出于这种如释重负的心情和困难已经过去的认识，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并不涉及各项具体工作的调整，而是侧重于阐述党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及思想方法方面的一些问题，带有从方法论上总结前一段工作，指导下一段工作的意味。出于对形势的这种认识，他也不像以往那样主动、坦率、严厉地谈论大跃进以来的错误了，他甚至对别人像以往那样谈论错误表示反感。在1961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有人在发言中谈及所犯错误时，他插话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那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夭诛地灭。而几个月前，在1961年5至6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还主动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对党所犯的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他说：“违背客观事物规律要受惩罚，要检讨。”(13)两相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毛泽东认识上的变化。1961年7月，毛泽东曾对安徽省“责任田”表示了可以“试一试”的态度。但到同年9月，当他提出了将基本核算单位再下放到生产队的意见后，便认为农村的平均主义问题已经解决，“责任田”之类办法没有必要再试行下去了。同年1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中，又明确肯定了包产到户、“责任田”等做法是变相单干，是不正确的。
这些变化都发生在七千人大会之前。现在的问题是，七千人大会之后，中央一线领导根据对形势的重新认识，又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有力措施，使调整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出了七千人大会以前调整的初期阶段。面对着这样一种发展，认识基本上己停留在七千人大会时期的毛泽东，会有一些什么想法呢？西楼会议对形势的重新估计以及据此采取的重大决策和人事安排上的变动，他能接受多少？邓小平主持的甄别平反工作广泛、有力地迅速展开，是否已经超出了他的本意和初衷？对于认为农村问题由于下放核算单位而已完满解决的毛泽东来说，1962年上半年在党内外、中央和地方再一次出现的“包产到户热”意味着什么？面对着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浪潮，他是否愿意修正以往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他发现名义上是作为与总路线相配套的各项工作条例实质上是在强调科学、纪律、秩序和效率，因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导致了对总路线的否定时，他在这两者中的选择会更倾向于哪一方？
1962年春天和复初，毛泽东似乎在保持着沉默，没有多少公开的言论。他在仔细地观察着，苦苦地思索着。年初以来所发生的事情，不少已超出了他的预想，有些甚至本来就与他的认识相左。这些事情如果只是个别地出现，他不会感到多少意外，有的甚至也可以接受。而现在这些事情却是同时出现，同步发展，且大有燎原之势，这不能不引起他的震动和深思。调整超出了他的设想和限度，而他的目光也早已超越了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分歧，他在思考着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命运。到夏天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时，他的一些重要思想已经成熟了。对于如何回答历史摆在人们面前的选择，他的答案已经了然于胸。对于这一点，西方的一些学者也看到了。“1962年夏，当毛出席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时，他对自己面临的挑战已经了如指掌，对他自己的战略已经成竹在胸。毛表示他对七千人大会后几个月内所发生的事情深感不安。”(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