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8月6日至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原定议题为讨论农业财贸、城市等方面的问题。但在会议开幕的当天，毛泽东在他的发言中，却离开了会议原定内容，提出了几个出人意料的新题目：阶级、形势和矛盾。
关于阶级，他说：
杜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应？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关于形势，他说：
形势问题，也要淡一谈。国际问题，究竟是什么情况。国内形势，究竟这二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搞好，有许多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水利等等。有人说，农村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这个说法对不对？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是不是一片黑暗，两种看法哪种对？如果都不对，是不是应有第三种看法：不是一片黑暗，基本光明，有黑暗，问题不小，确实很大。形势问题，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
关于矛盾，他说：
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究竟那一年进入社会主义，过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说百分之二十，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讲，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竟走杜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现在就有闹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
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实际上重新为会议确定了主题，为会议定下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调子。此后，这次会议和随之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着重讨论了阶级、形势和矛盾的间题。对于这次讲话，他事后曾说过，我在大会上只出了个题目，还没有讲完，有的只露了一点意思，过两天就可能顺理成章。(15)
如果说，毛泽东8月6日的讲话还只是使人感到突然和困惑，那么，他在8月9日的发言就是使人震惊了。在这天的发言中，他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在这个总题目下，他又讲了单干问题、形势问题、知识分子问题、总结经验问题等。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进行了分组讨论。从8月26日至9月23日，党中央在北京举行了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第一天，毛泽东主持会议并首先讲话。讲话中，他进一步淡了阶级、形势和矛盾的问题，正面地、集中地、系统地阐述了他对近几年来党内、国内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
关于阶级问题，他讲得比北戴河会议时更系统，更具有理论色彩了。他说：
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和小资产阶级的存在，所以会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封建主义被推翻后，都经过了几次复辟，经过了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斗争的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关于形势问题，他说：
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国内都是好的。国际形势是一年比一年地发展的。国内形势，过去几年不大好，现在已经开始好转。1959年、1960年，因为办错了一些事情，主要是认识问题，多数人没有经验，主要是高征购，没有那么多粮食，硬说有。瞎指挥，农业、工业都有瞎指挥，还有几个大办的错误。1960年下半年就开始纠正，说起来就更早了，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就开始了，然后11月、12月武昌会议，1959年2、3月第二次郑州会议，然后4月上海会议就注意纠正。1960年间，因为修正主义压我们，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反赫鲁晓夫去了。
关于矛盾，他在列举了国际上的各种矛盾以后，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
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的两个月的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也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
在明确了这种矛盾的性质以后，他又进一步说到了处理这些矛盾的方法。
关于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和资产阶级的问题，我看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变。不论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还是1942年到1945年整风运动时的那个路线，只要认真改变，都表示欢迎，就要团结他。但是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点，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
对于当时正在顺利进行的甄别平反工作，他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平反。
从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到八届十中全会，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在大会小会上发言近十次之多。发言中，他从历史的和理论的高度，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当时党内国内一些重大事件和分歧的看法。讲话涉及不少方面，但中心还是围绕着他在8月6日和9月24日讲话中所提出的“阶级、形势和矛盾”三个问题上。在这三个题目下，他以浓厚的理论色彩和开阔的视野，对当时在党内外成为热点的形势问题、包产到户问题、甄别平反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中的“右倾”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是认识事物、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七千人大会后显露或发展了的分歧和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形势的不同认识。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以对形势的分析、判断作为他在会上所阐述的观点的逻辑起点。
他对形势的认识明显地不同于中央多数人。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1958年底，毛泽东比较早地发现了大跃进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但在当时，出于保护群众积极性的考虑和对“观潮派”、“算账派”的警惕，他对这些问题采取了淡化以至回避的态度。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尽管人们对大跃进所造成的损失已是噤若寒蝉，到处都是一片“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呼声，尽管有时为了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需要，他也曾以轻蔑的口气把困难说成是无非是猪肉、蔬菜、肥皂不够，头发卡子不够，但毛泽东却没再像1958年那样头脑发热，他的态度是比较冷静的。在1960年6月的一次谈话中，他要求把困难估计得多一些，时间估计得长一些。1961年以后，经过多方面的调查，他对形势有了更深入、实际的认识，他承认，最近三年我们受了很大的惩罚，碰了钉子，吃了苦。(16)但是，与当时困难的实际程度和原因相比，他的认识仍然存在着差距。所以，在形势恢复的速度上，他又总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早在1961年1月，他就满怀信心地预言：“四个月后，事情就好办了。”(17)
1961年下半年，《六十条》在全国范围内宣讲和试行后，在农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收到很好的效果。农业很快开始复苏。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样，感到高兴和振奋。1961年8至9月间，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意在继农业问题之后，系统地解决工业、教育、科技等战线方面的问题。上山之前，毛泽东曾表示，这次要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当时，他对国内经济形势的估计是已经到了“锅底”。他在会上曾说，问题暴露出来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山谷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这次上升与过去不同，认识接近实践，可以稳步上升了。基于这种认识及其他方面的某些原因，他对继续讲困难的言论已表现出某种不耐烦的情绪。但直到七千人大会，在形势问题上，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基本上保持着比较一致的看法。
七千人大会以后不久，毛泽东在形势问题上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发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分歧。当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在北京得出“我们现在处于类似非常时期”(18)的判断，认为在城市里和在工业中“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19)，以及“这个调整时期要相当长”时(20)，毛泽东却在中南和西南巡视中，从各大区负责人那里得知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这些与毛泽东认识一致的汇报，更坚定了他对形势的判断，也使他对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不满。
1962年夏，毛泽东的认识成熟了。1962年7月20日，在一次谈话中，他以这样的方式提出了问题：“目前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不难看出，用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别人是难以回答的。因为即使是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的人，也从没有得出过“经济形势是一片黑暗”的结论，更何况夏季以来形势进一步好转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年初对困难局面的正确估计。
自1962年8月起，毛泽东开始系统、正面、大量地阐述有关形势的见解了。8月5日，他在一次谈话中说：
我周游了全国，从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许多问题还急待解决，还要花几年的功夫，这些问题才能解决。
8月9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人发言说，现在有点只许讲缺点、错误、讲困难，不许讲成绩、讲前途。毛泽东显然是为这种观点所打动，他接着说：讲缺点已经一年多了，上面受到压力，缺点错误讲得多了，必然发展到讲成绩就不合法。接着，他又更深一层他讲到了这个问题。
从1960年下半年以来，已经有两年了，大家只淡黑暗，不讲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认为一片黑暗，任务的提法就不同。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全部单干。认为大部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千，小部集体。任务不同，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世界观上来。
在这里，他把对形势的估计与单干 （包产到户）联系起来，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联系起来，因而使在形势问题上的分歧具有了一种特别严重的性质。
在8月11日的会议上，毛泽东把在形势问题上的分歧与对“三面红旗”的态度联系起来。他说，现在有些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我们的形势谈成一片黑暗，有的谈农业恢复要5至8年。他甚至认为，这一段我们讲困难太多了，过分了一点，反革命、党内的坏人露了头。
在形势认识上的分歧后面，竟然隐藏着这样尖锐的矛盾？中央多数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竟会导致这样严重的后果？为什么毛泽东会对形势认识上的分歧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上，毛泽东素以下讳言困难和危机，敢于正视困难而著称，向以冷静、准确地判断、估量形势而见长。在民主革命时期，每当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处于临强敌、处劣势、系存亡的历史关头，毛泽东屡屡表现出人们所熟悉的那种从容镇定、坚韧不拔，藐视困难的统帅风度和乐观主义的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也多次告诫全党要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严重困难和挫折。但是在今天，为什么他会对有关困难的客观估计如此不满了呢？是他对困难无动于衷吗？是他失去了正视困难的勇气吗？显然都不是。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他对形势的认识在1961年底就基本停滞了，对实践的隔膜使他的认识没有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一矛盾在七千人大会以后出现了新的情况时更为突出。另一方面，对于“三面红旗”的褒贬来说，对60年代初期经济形势的估计和判断，实在是一个非常直接、敏感的问题。而“三面红旗”的问题，又与毛泽东的思想深处的社会主义模式息息相关。调整时期，虽然毛泽东已不再像1958年那样高度地评价“三面红旗”，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他原来的社会主义模式，但这都是有一定限度的，他不能接受超出这一限度的任何做法。再一方面，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在于那种不同于他的形势估计，直接地导致了1962年初以来更为彻底、更为全面的调整，而这些调整中的许多内容是他所不能接受的。毛泽东并不畏惧困难。就在1961年下半年，面对着国际上的尖锐斗争和国内的困难形势，他还在几篇诗词中吟咏“乱云飞渡仍从容”和“无限风光在险峰”，歌颂“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的梅花，呼唤“金猴奋起千钧棒”。这些雄浑豪迈、壮怀激烈、意境悠远的诗句，反映出毛泽东一贯特有的藐视困难、敢于斗争的气质和精神。而现在的问题在于，他认为问题主要地并不在于经济中的困难，而在于对于困难的过于严重的估计，以及基于这种估计所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既然主要危险和困难来自他所确认的“右倾”，他便像以往一样，以坚定的信心和斗争的豪情向这种“危机”和“困难”宣战了。
八届十中全会前后，最使毛泽东感到气愤、不安的，甚至可以说是在毛泽东的思想和社会主义模式转换中起了决定作用的，是当时被他严厉批判的“单干风”――包产到户。
1958年年底，毛泽东就已发现并提出了人民公社内部的所有制问题和平均主义问题。1960年下半年至1961年，他又多次尖锐地批评了人民公社体制内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为探索解决这些矛盾的正确途径，他深入调查，苦苦思索，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他尚未形成自己成熟的意见之前，他对各地为解决这一矛盾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如三包一奖、大包干、生产队内社员实行评工记分以至责任田等采取了鼓励起码是允许试验的态度。1961年9月，毛泽东最终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思想后，便认为大跃进以来人民公社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已告完成。因此，他认为，各地在此之前为解决这一矛盾的做法和试验已失去了存在的必要，那些在这一探索中出现的带有明显“资本主义倾向”、而在此之前还不便处理的做法，则受到严厉的指责和批评。如同对经济形势的认识一样，毛泽东对人民公社体制富有成效的探索，在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以后，于1961年底停止了。
使毛泽东感到不满和不解的是，在他看来形势已经好转以后，在已经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以后，为什么已经被中央几次明令禁止的“包产到户”之类的单干却屡禁不止？在他看来，一些落后农民、富裕中农乃至地主分子在困难时期自发或自觉地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尚可理解，而党内领导层中对这种单于的支持或默认就是难以容忍了。1962年6、7月间，当田家英在向毛泽东的汇报中谈及经过农村调查，他已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认为包产到户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后，毛泽东突然提出了一个田家英所没有料到，但对所有支持包产到户的人最终都无法回避的“尖端”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已经作好充分思想准备的田家英，对于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竟也一时语塞。毛泽东接着又问：“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尽管当时田当即回答是他个人的意见，*但毛泽东对此却早已了然于胸。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虽然没有表态，但他的不满已溢于言表了。
在这股真正来自中国农民，并迅速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支持的历史潮流面前，毛泽东没有贸然表态，他在理想与现实、道德标准与生产力标准、前进与倒退之间苦苦地思索着。他的视野早已超出了有关包产到户争论本身，他在思考远比包产到户更为广泛、深刻的问题，终于，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他系统地，尖锐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在7月20日一次小范围的谈话中，他劈头就提出：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接着，他回答说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主张搞包产到户。这里，他已经很明显地把包产到户等同于资本主义了。他又说：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觉，如果有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的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行了，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有希望。*实际上，庄此之前，田家英已向刘少奇等几位中央常委汇报过自己的意见，并得到他们的支持，起码是不反对。
这次谈话，实际上已经在包产到户的问题上给这次会议定下了基调，结束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探索和尝试。
在8月6日的会议上，他把包产到户的问题同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联系起来。他问道：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
既然毛泽东已经把包产到户等同于资本主义，特别是他已经明显地感到这种“单干”行为得到了多数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或允许，所以，在近两个月的会议过程中，他多次地、多角度地对它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全世界合作化，我们搞得最好，现在有困难，这对集体经济是个考验，而单干只能造成两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
他描绘了一幅由包产到户所引起的农村两极分化的悲惨前景：
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一方面是贪污多占、放高利贷，买地、讨小老婆，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一方面是破产，其中有四属 （军、工、烈、干属）户、五保户。(21)
他还谈到了单千的阶级基础：分田到户首先拥护的是富裕中农，闹单千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22)
他又接着问道：
你是站在13的富裕农民的立场上，还是站在2/3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面前。”(23)
他对党内支持或允许包产到户的意见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有人说，人民公社要垮60％，留40％，还有的人说全部解散搞单于，四年农业生产就可以恢复。以上淡的算什么矛盾，我也说不清楚。概括起来，首先要承认阶级，阶级是存在的，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矛盾。看来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于是可以的，还有90％是集体嘛！如果全部闹单于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全部闹单干就是退到比赫鲁晓夫还不如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道路上去了。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这个问题要议一议，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是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小资产阶级专政？是走赫鲁晓夫道路，还是走南斯拉夫道路，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大家议一议。(24)
如前所述，毛泽东多次把对形势的估计与“单干”联系起来，严厉地批评了他的分歧者：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他们鼓单干之劲，鼓黑暗之劲，鼓讲错误、缺点之劲；讲光明、讲成绩、讲集体经济，他们就没劲了，怎么办？(25)毛泽东的确敏锐地抓住了对形势的估计和包产到户之间的深刻联系。他的错误不在于看到这种联系，而在于对这两者性质的误解。
他对当时热心提倡包产到户的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邓老，你再不管农业了，你管工业好不好。你那一套是资本主义的农业专家。现在搞单干，不能持久，总有一天要搞资本主义大农业。
他批评邓子恢1953年搞“四大自由”，1955年就反对合作化，不赞成社会主义，说邓子恢后几年错误是恢复他那条资本主义道路。他甚至批评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但他同时指出，邓子恢没有小集团，这是他的好处，等等。
如果说，八届十中全会就是毛泽东在几年后所说“重提阶级斗争”的起点，那么，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分歧及毛泽东对包产到户的尖锐批评，则是他“重提”的最主要原因。
毛泽东生于农村，熟悉农村，热爱农村；热爱农民。建国以后，他迫切地希望尽快改变中国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为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探索。1962年以前，他有关农业社会主义模式已基本形成，但也发生过一些变化。1956年前后，他初步形成了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思想。这一思想的基本内容为：农民中蕴藏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党的领导下，有可能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等形式和阶段，在仍然落后的农业生产力基础上，依靠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逐步地、分阶段地但又是不停顿地在中国广大农村实现农业集体化；在此基础上，再经过若干时间的努力，通过不断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的公有化程度，增加其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份，发展农业机械化，就可以实现农业由集体所有制经济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的过渡。反之，如果忽视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轻视集体经济的潜力，过于强调稳妥而忽视发展速度，就会挫伤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导致两极分化，助长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从而严重地破坏我国农村的社会生产力，迟缓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削弱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
经过三大改造的高潮，毛泽东的有关思想又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可以比原来设想的快得多；中国农村落后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不但没有构成这种改造的障碍，反而恰恰是加速改造的天然有利条件；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的路线和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积极性具有决定的意义；农村集体化、公有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越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党内那些在合作化问题上采取慎重稳妥态度的人，是右倾保守思想的代表者，客观上代表了富裕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
就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基本方面来看，它反映了当时中国农业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些基本要求，但也存在着忽视生产力水平的根本制约作用、要求过急、方式单一等缺憾。对于毛泽东来说，1956年前后形成的这一模式，不论是在改造方面的，还是在建设方面的，不论是在工业方面的还是在农业方面的，也不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思想方面，虽然都还只是一些初步的实践，但都反映了他有关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些基本思想。与这一模式相比，1958年的大跃进模式，既有继承的一面，也有中断的一面。所谓继承的一面，是指它发展了1956年急于求成、急于过渡、夸大上层建筑、精神意志反作用等方面的内容，所谓中断，是指它中断或部分中断了诸如 《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一些十分重要的正确原则和思想。
但是，如果因为以上缺憾，而把大跃进中的所有错误都归咎于毛泽东，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在大跃进的全部实践中，有些是毛泽东亲自倡导或发明的，如高速度、不断革命、一大二公、供给制等等，这些都反映了他的一些深层次的基本思想；有些是在急于求成思想指导下的群众运动中创造出来又得到他的认可、支持的，如公共食堂、人民公社、军事化等等；再有一些是在大跃进的狂热中由群众创造出来的，如“放卫星”、“吃饭不要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对于这一类创造，他下一定赞成，但采取了“允许试验”，“错了就改”的宽容态度，目的是保护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所以，大跃进中的一些极端、粗陋的做法和形式，虽然都反映了急于求成的心理，但有许多却并非出自毛泽东的初衷和本意，起码是没有构成毛泽东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内容。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大跃进高潮出现后仅几个月，就敏锐地发现了问题并着手解决，才能够在调整时期一直特别强调反对诸如共产风、命令主义等各种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错误做法。
调整初期，毛泽东所纠正的，不仅有这些并非出自他本意的极端行为，也有一些他自己在大跃进期间头脑发热时的做法和设想，如一大二公、公共食堂、供给制、高速度、积极平衡，等等。在政治上，则有给“反右倾”扩大化中的受害者平反 （彭德怀等除外），强调发扬党内民主，等等。概而言之，从总体上讲，调整初期，毛泽东的主要思想倾向是“退”，即从“左”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向较为务实，比较正确的方向“退”。
但是，这种退却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最突出地表现在，在所有制关系方面，这种退却不能越过1956年三大改造这一“最低限度”；在政治上，则是以不能触动1957年的反右和1959年对彭德怀等少数几位高级领导人的处理为前提。所以，至1961年底，当调整已经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当毛泽东挥就“调查研究”“队为基础”和“平反错案”等得意之笔，为调整做出重大贡献以后，他实际上已经退到他所能接受的最后限度了。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使他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模式退到三大改造时那种初始的，然而也是更基本的模式上去。不论这几年他的思想上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他对三大改造的认识可以说是稳定如初的。这正如他在会上发言所说。“全世界合作化，我们搞得最好。”(26)
这样，在1961年底前后，当调整的实践顺理成章地由队为基础向前发展到“责任田”、“包产到户”阶段时，也就是说，当实践的发展要求对他心目中最基本的模式加以某些“调整”时，他便再也不能忍受了。在他看来，如果说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和“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之间的差别，还只是同一体系内的差别，那么，“队为基础”与“包产到户”之间的关系，则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阵营之间的斗争了。如果说对前者的分歧尚属党内认识上的分歧，那么，对后者的分歧则是两条路线、两个阶级斗争的反映了。
毛泽东不能容忍在集体化完成以后“单干风”卷土重来，不能容忍“单干”之后两极分化所带来的悲惨后果，不能容忍党内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在事关党和国家走什么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党内，特别是党的领导层内居然有不少人采取宽容以至支持的态度，这说明了什么？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就得出过这样的结论：
庐山会议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的。(27)
与庐山会议相比，目前的这场分歧与斗争，在内容上更为深刻，在程度上更为尖锐，就规模来讲，涉及的人更多，面更广。在他看来，这些事实证明了上述论断的正确性，同时也说明这一理论还应根据实践加以发展。
七千人大会之后，还有一件事引起了毛泽东严重的不安和不快，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翻案风”的甄别平反工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他也对此提出了批评。他说：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平反。
给1959年反右倾扩大化以来受到错误处分的干部、群众甄别平反，是毛泽东在1961年初提出来的。邓小平在主持贯彻、实施这一方针的过程中，排除了各种阻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七千人大会以后，这项工作以更加广泛、迅速、有力的势头向前发展。但是，如前所述，由于甄别平反与“三面红旗”的关系过于敏感，所以，在不能触动“三面红旗”的前提或框架内，甄别平反工作任何具有实质性的进展都将导致矛盾的激化，而在1962年上半年，平反工作的迅速发展实际上已经接近了这一难以避免的结局。这样的结果超出了毛泽东所能接受的程度，违背了他的初衷。恰在此时，1962年6月和8月，彭德怀给中央的两封申诉信又使矛盾更趋复杂、尖锐。在信中，彭德怀对1959年庐山会议，特别是七千人大会上对他的批判、指责，据理力争，实际上否定了对他的错误批判和结论。这件恰好发生在甄别平反工作高潮时的事情更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和不安，平反已使否定“三面红旗”的思想抬头，现在居然连彭德怀这样的人也提出了平反要求，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再这样发展下去，还会出现什么情况？毛泽东不能再沉默了。在会上，他坚决地表示：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28)对在当时出现了新的气象，但在党内仍然存在很大分歧的知识分子工作，毛泽东表示了实际上不同于周恩来、陈毅等人的意见。他说：
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化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于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29)会议期间，一个偶然的事件引发了一场并不偶然、积蓄已{ewcMVIMAGE,MVIMAGE, !09100690_0208_1.bmp}久的斗争。这一事件不仅更增加了毛泽东对“翻案风”的不满，而且在此后的十多年中，给中国的文化界乃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蒙上了浓重的阴影。会议期间，野心家、阴谋家康生凭着多年的经验和本能，揣摩到毛泽东在近一段时间里思想上发生的变化，摸准了会议的风向，借小说《刘志丹》发难，迫不急待地想要在新一轮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中争头功，抢头彩。
《刘志丹》是一部歌颂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革命业绩的历史小说。小说正式出版之前，一些原陕北根据地的老干部提出某些不同意见。康生得知此事后，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地报刊不得发表这部小说，蛮横地断定它“就是为高岗翻案”，所以，“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的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甄别平反工作和彭德怀的信已使毛泽东十分不满，康生的发明更使他感到，党内外的翻案风竟已严重若此，发展到要为高岗翻案的地步了。因此，会议对小说《刘志丹》作出了强烈的反应。除对小说进行批判外，还对曾经审阅或支持过这部小说的原陕北老干部、当时担任中央或地方领导工作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判定为力高岗翻案的“反党集团”，进行批判、斗争。会议还决定成立两个专案委员会，分别对彭德怀和习仲勋等进行审查。
会间，在批判小说《刘志丹》时，康生写了一张条子给毛泽东，内称“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表示同意。他还由此出发得出了一个在他看来是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
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求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30)
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所涉及的，不仅是加深了对“翻案风”的危机感，影响更为深远的，是毛泽东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误解、怀疑进一步加深。
从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到八届十中全会，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主要是通过对“三风”的批判，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对调整以来，特别是七千人大会之后调整深入发展以来党内外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看法。与此同时，一种有别于1956年和1958年的社会主义模式和发展战略也在他的思想中初步形成，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全党所接受。有关这一模式特征的论述，除了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外，还比较集中地见之于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
这种模式在经济建设问题上，采取了比较谨慎、务实的态度。它不再强调大跃进式的高速度，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比较牢固地确立了农轻重发展的正确比例关系。在生产关系和生产管理方面，放弃了以往急于求成、一大二公的空想。尽管对生产关系变革速度和时间的估计仍然不足，仍有一些夸大生产关系反作用的倾向，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水平的原理还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通过 《农业六十条》等一系列规章、条例具体体现和确定下来。《工业七十条》、《科研十四条》、《高教60条》等等一系列涉及面广、可操作性强的工作条例的制定和实施，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
这一模式最突出的是它的政治方面，这些内容集中地表现在会议期间毛泽东的历次讲话之中，并以比较系统的方式在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中表达出来：
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 （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尸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杜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1959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胜利地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进攻，维护了党的路线和党的团结。无论在现在和在将来，我们党都必须提高警惕，正确地进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永远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不断地加强党的团结，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31)
《公报》中这一段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的文字，与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一些重要论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概括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从这些论断的内容及其在1962年以后所起的作用来看，把它称作“基本路线”是贴切的，尽管它的内容是错误的。
八届十中全会所确立的这条路线，一方面反映了调整时期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这突出地反映在经济关系、经济政策的调整方面。另一方面，它又反映了随着调整的深入，一些深层矛盾的暴露或激化，一种错误的倾向随之发展。这突出地表现在它又一次严重而又极端简单地把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这一重大问题，提到全党面前，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就是“重提阶级斗争”。
自从“大跃进”受挫以来，党内许多同志逐渐地开始思考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在此之前，这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广大党员、干部和绝大部分群众都相信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道路是正确的。但是，自1958年冬以后，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困惑了，不少人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调整开始以后，特别是七千人大会以后，随着调整的发展，这种思考也不断深入，并已开始触及到当代社会主义的一些深层的基本的问题了。这种深入的实践和思考，与一些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理论、框架发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冲突。不论当时人们是否意识到，八届十中全会的主题，正是在于解决这一冲突。会议以某种程度上的妥协――肯定和发扬经济调整中的某些成果以及否定或停顿政治领域中的调整――而告结束。毛泽东在许多方面接受了调整以来经济领域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而中央其他领导人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接受了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据当时毛泽东身边一位工作人员的回忆，在十中全会最后一天的全体大会上，几位中央领导人对“单干风”的批评，以毛泽东的调子最为温和，别人反而比他严厉些。参加会议的从中央到省市的主要负责人，都信服毛提出的意见和理论，为他的理论所掌握，一些中央领导人在大会上的讲话是真诚的。(32)
就毛泽东个人来说，八届十中全会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思想，是他1957年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
第一，混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把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过渡时期延伸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之前。
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毛泽东改变了八大有关重要论断，断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的整个过渡时期始终是我国的主要矛盾，而那时所估计的过渡时期为十几年。八届十中全会则断言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过渡时期应延伸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之前，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可能是一百年或几百年。显然，把过渡时期作这样的延长，有助于突出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有助于使那些听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就“大吃一惊”的人猛醒过来。1958年，当毛泽东十分乐观地预言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将来的时候，他的着眼点在于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巨大胜利及由此而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大跃进；1962年，当他严峻地指出社会主义作为过渡时期需要几百年的时候，他的依据是激烈而长期的阶级斗争。
第二，对阶级斗争形势更为严重的估计。
与1957年、1959年的扩大化不同，十中全会阶级斗争扩大化升级的原因在于对“三股风”的错误认识，以及对困难时期一些消极因素过于严重的估计。这些原因涉及到一些更深层次的矛盾，波及到党内更多的人，加之当时的确存在着阶级斗争现象有所增加的问题，且又有1957年、1959年的历史经验，因而引起了毛泽东和党内一些人对阶级斗争形势更为严重的估计。也是因为这些原因，使得党内原来持有异议的人也很难对这一种估计提出不同意见。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毛泽东提出“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时，举座为之震惊、动容，但是，如果考虑到以上所说各方面的复杂因素，人们又会感到，他提出的问题似乎又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进一步发展了共产党内阶级斗争的理论。八届十中全会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原因，就其主要方面看，在于对党内分歧的错误估计。毛泽东因此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在此后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观点：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33)这一观点也直接地反映到了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之中。在 1958年初批判“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时，毛泽东都曾把分歧的另一方称作右倾，而这一次他却把“右倾”直接等同于“修正主义”。这一改变不仅使“右倾”具有更为严重的性质，而且使它与当时国际上的斗争也联系起来。这一观点提出和确立以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类的理论也就呼之欲出了。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诚恳地、迫切地要求发扬党内民主，而此论一出，实际上使他的良好愿望再一次落空。八届十中全会实际上结束了自 1961年以来特别是七千人大会以来调整的良好势头。调整第一阶段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有的得到肯定并保存下来，但以后却再没有什么发展，例如《农业六十条》等；有的却被当成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遭到批判，如“包产到户”及政治领域里的某些调整。根据十中全会的精神，1962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湖南省委关于怎样纠正“单干风”的报告。同年11月9日，中央发出了关于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决定。同年12月11日，中央批转了安徽省改正“责任田”情况的报告。此外，1962年上半年在统一战线、民族工作、侨务工作等方面的调整措施方针也受到程度不同的批判。
以八届十中全会为标志，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与以后几年相比，特别是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相比，其区别还是明显的。例如，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后，毛泽东改变了八大的提法，断言阶级斗争仍是我国的主要矛盾。十中全会期间，他对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严重性的估计又有重大升级，奇怪的是，他却没有从理论的高度论及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问题。这是由于他的疏忽，还是出于当时调整工作全局的某种考虑？更值得注意的是，9月24日，他在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这次传达十中全会的精神要注意，各地各部门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要与阶级斗争平行，阶级斗争不要放在很突出的地位。
他还要求，对于彭德怀、习仲勋的问题，应通过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把问题弄清楚，不要因斗争干扰我们的工作。阶级斗争要搞，但要有专门的人搞这个工作。
阶级斗争已经那么严重，但与经济工作相比，还不能放在第一位，不能放在很突出的地位，至多是与经济工作平行，这里，阶级斗争还没有发展到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或“抓革命、促生产”那种独尊的地位。毛泽东的这一设想，是他接受了庐山会议后大反右倾的教训的结果，同时，这也表明，他有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尽管又有所发展，但仍未达到“文化大革命”时的那种程度。
八届十中全会结束了。一种新的、与 1958年有所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和发展故略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基本形成了。他坚信自己探索的正确性，他认为，今后的任务，就是如何在实践中贯彻、执行十中全会所确立的路线和方针。他赋予阶级斗争以至尊的地位和神奇的力量，而这样的阶级斗争却使他在对社会主义道路真诚而执著的探索中，一步一步地失去了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