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详尽地分析了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国家政权的特征和弊端。他们指出，最能体现这个国家机器特征的有两种机构，即官僚和常备军。这两种机构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是资产阶级社会躯体上的“寄生虫”，是腐蚀着这个社会的内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虫。由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应当是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而且有可能铲除和避免资产阶级国家的这些弊端，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职人员将不再是 ‘官僚’或‘官吏’，其所以能如此，那是因为除了实行选举制度以外，还可以随时撤换，还把薪金减到工人平均工资的水平，并且还以 ‘同时兼管法和行政的工作机构’去代替议会式的机构。”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将消灭官僚国家、官僚机构存在的条件，无产阶级政权由于其性质及其所采取的方法，不存在官僚机构复活或官僚化的问题。
十月革命以前，列宁的看法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是相同的。在《国家与革命》中，他曾写道：
在考茨基看来，既然被选出来的公职人员还会存在，那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下官吏也还会存在，官僚也还会存在！这一点恰恰是不对的。”①
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就改变了看法。1920年，他开始承认：“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②
1921年4月，列宁比较系统他说到了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在这个问题认识上的变化。
在1918年5月5日，官僚主义还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十月革命才过了半年，我们自上而下地摧毁旧官僚机构才过了半年，我们还没有感觉到这个祸害。
叉过了一年。在1919年3月6日至23日举行的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说，“官僚主义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
又过了两年，1921年春，即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了 （1920年12月）官僚主义问题以后，在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总结了同分析官僚主义有极密切关系的争论以后，我们把这个祸害看得更清楚、更明确、更严重列宁还进一步分析了苏维埃制度中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在于“小生产的分散性和散漫性、他们的贫困、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的存在，工农业问的缺乏流转，缺乏联系和协作。”④
到1923年，列宁对苏维埃政权中的官僚现象作出了更为严重的估计：
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形，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他又说：
为了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已经空忙了5年，但只不过是空忙而已，5年来已经证明这是徒劳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⑥
他还坦率地承认：
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⑦
为了同苏维埃机构中的官僚主义作斗争，清除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官僚主义，列宁晚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进行了许多创造性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但终因为去世过早，他未能进一步研究和解决这些他所深恶痛绝的、事关社会主义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他把这个问题留给了未来社会主义的领导人。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在不长的时间里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经济、军事大国。但是，与此同时，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内的官僚主义也日甚一日地发展起来，暴露出来，斯大林离开这个舞台时，留给人们更多的不是与官僚现象斗争的成果与经验，而是官僚主义的突出弊端，以及围绕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广泛而激烈的争论。而在斯大林时代之后，理论界激烈争论的已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有没有官僚、官僚主义，而是官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能不能消灭或遏制官僚主义等一类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