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也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早已不是一个生疏的问题了。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考虑过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是否会重蹈旧政权覆辙，因新一轮的官僚化而变质的问题。
1945年7月，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黄炎培和其他5位国民参政员，应中共中央、毛泽东之邀，为推动国共团结和谈赴延安访问。几天访问之后，毛泽东邀黄炎培等到他家里作客。谈话中，毛问黄，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但城直言：
“我一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淳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几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 ‘政怠宦成’的也有， ‘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听罢，毛泽东高兴地、胸有成竹地答道：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9年3月，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淳谆告诫全党：“夺取全国的胜利，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⑧他要求全党戒骄戒躁，谦虚谨慎，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言论，虽然还谈不上具体和系统，但已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他的这些言论所表露出来的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防止共产党变质，克服官僚化倾向的迫切愿望和坚定信心。
建国以后，出于对执政党和人民政权建设更自觉、更迫切的考虑，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对克服和清除党内。政府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和现象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颁布和发出过大量的指示和号召，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1950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决定》指出：我们的党已领导着全国的政权，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很容易危害人民的利益，领导者的地位，又容易产生骄做情绪，拒绝批评、压制批评。为此，中共中央恃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同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总结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密切党和人民的联系。遵照中央的指示，全国各级党的组织普遍进行了整风。
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转了华北局《关于逮捕大贪污犯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和现任书记张子善向中央的报告》。他指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必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⑨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决定》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不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三反”运动。
1952年1月1日，毛泽东在元旦团拜会上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1952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 《指示》要求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按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对所属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坚决清除贪污蜕化分子，撤换那些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塌、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大胆提拔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到各种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来。
1953年1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指示》，《指示》中，毛泽东强调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党和政府中是一个大问题。他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这件事，应当唤起我们各级领导机关的注意。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指示》要求：各级领导机关要在1953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根据中央指示，全国展开了“新三反”运动。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号召全党要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他说：“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⑩他向全党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即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当时，他把官僚主义的内容概括为：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11)
1957年2月，毛泽东在他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又从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的高度，分析了官僚主义问题。他指出，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12)他甚至认为，当时在工人学生中发生的一些“闹事”事件和社员“闹社”事件，其原因虽然很多，但主要的原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13)同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革命胜利后，党内有一部分同志，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而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出来了。他提出，要经过整风，把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使革命意志衰退的人；重新振作起来。(14)
同年3月19日，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强调说，我们要保持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他提醒全党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他指出，在战时，我们有一些缺点，人民还谅解我们，而在和平时期，如果不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很自然就难于原谅了。上级跟下级还是要打成一片，干部跟士兵还是要打成一片，还要准许下级批评上级，士兵批评干部。(15)
同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适应我国由革命时期转入建设时期的新形势，为了克服近几年来党内新滋长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整风运动，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4月30日，毛泽东邀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座谈，讲明整风的意义，表明共产党的真诚态度，欢迎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
1957年的整风运动，是毛泽东和党中央根据建国以来历次整风运动经验的总结，根据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对执政党建设的新要求，同时也是根据当时党内所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而领导发动的。但由于反右派运动的严重扩大化，同时也由于这类运动几乎没有触及到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内所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这次运动的结果，实际上远离了发动者的初衷。毛泽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对用整风这种形式来反对官僚主义充满了信心。他说，对共产党来说，整风就是改造，将来还要整风。“你说整了这次凤就不整了？整了这次风就没有官僚主义了？只要过两三年，他都忘记了，那个官僚主义又来了。……所以过了一个时候就要整整风。”(16)
阶级斗争扩大化严重地破坏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和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而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后盾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更是使人难于识别、批评和抵制。1958年大跃进得以发动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凭借着阶级斗争扩大化而膨胀起来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从“大跃进”中那些令人惊愕的指标、那些狂热的场面，荒诞的口号及惨重的损失后面，不难看到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等泛滥的鲜明烙印，不难看到党内民主生活的萎缩与倒退。在大跃进结束时使人感到严重不安的，不仅有经济上的巨大损失，还有党群、干群关系的败坏和党内民主生活的缺乏。
美国学者迈斯纳认为，“大跃进运动的平均主义和民粹主义具有深刻的反官僚主义倾向”，它“限制了官僚主义者的活动，缓和了官僚权力与社会相分裂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进程。”(17)这里，迈斯纳显然是被大跃进群众运动的表象及限制、取消资产阶级法权之类的口号或措施所吸引了。他没有看到在大跃进中目的与方法、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理论与实践的巨大矛盾，没有看到在运动中强迫命令的成份多于自发和自愿，盲目多于自觉，政治上的压力更多于经济上的需要。正因为如此，他也就难于准确地判断在大跃进以后的年代里一些矛盾的性质和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