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反右派运动扩大化及大跃进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已经越来越突出地暴露出来，这些方面的问题也大量地以尖锐的形式出现在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尖锐地指出：
“必须看到，近几年来，在我们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民主集中制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在有些地方甚至受到了粗暴的破坏。”(18)他又说：“近年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违法乱纪的事件大大增加……”(19)
对于当时党内的不正常风气，刘少奇说：
“近几年来，由于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错误，有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于实事求是他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受到了不应有的批评和打击；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夸张成绩、隐瞒缺点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和处分，反而受到不应有的表扬和提拔。这就在党内不少干部的心目中，造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印象。以为 ‘谁老实准就吃亏’。”“在一些工作做得越不好，问题越多、缺点和错误越严重的地方，那种不对党说真话的现象就越加厉害。”(20)
在会上，刘少奇对党内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个概括：
“应该指出，近几年来，党内生活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现象。这种不正常现象的主要表现是：
有些党组织，不容许党员提出不同的意见，把敢于提意见的人，随便说成是有思想问题，甚至指为 ‘反党分子’。
有些党组织，不容许党员在党的会议上，自由地切实地讨论工作问题和政策问题，不容许党员批评工作中的缺点，特别是批评党组织领导人员的缺点。有些党组织，甚至把党员对具体工作的具体意见，错误他说成是政治问题和路线问题，把党员对党组织领导人员的批评，错误他说成是反对党的领导。
有些党组织，采取过火斗争和惩办主义的办法，斗争和过重地处分了有一些缺点和错误的党员，甚至斗争和处分了坚持真理、敢于说真话的党员。
有些党组织，对于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的党员，进行打击报复。
有些党组织，不按照党章的规定，随意吸收不够条件的人入党，随意把党员开除出党。
有些党组织，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竟然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审判和惩罚了一些有缺点和错误的党员，甚至审判和惩罚了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真理的党员。
由于有些党组织犯了党内过火斗争的错误，就严重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损害了党的团结，损害了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使许多党员不敢说真话，不敢提不同意见，互相戒备，造成隔阂，心情很不舒畅。
……这几年来，一些党组织在进行党内斗争的时候，却把这些正确的原则置之脑后，犯了同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相类似的错误。……这种党内过火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些领导机关在一段时间内坚持一些政策性的错误，引起了是非不明的混乱现象。”(21)
这种过火斗争有时达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这几年打击面宽了，是个事实。……有的单位还自己搞拘留。搞劳改，这是非法的，不允许的。此外，有的党政负责人，随便批准捕人，根本不要公安局、检察院这一套，甚至有的公社、工厂、工地也随便捕人。”(22)至于这些错误的原因，刘少奇总结说：
“因此，只有在我们既是错误地提出了过高的任务，又是错误地违反了，甚至严重地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情况下，就是说，既犯了某些政治错误，又犯了某些组织错误，在严重的强迫命令的情况下，我们才在一些具体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并且使这些错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拖延下来……”(23)
邓小平也对这些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必须指出，这几年来，我们一些同志滥用了人民对党的信任，滥用了党的威信，群众是不满意的。”(24)他又说：
“……由于没有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运动中斗争过火等种种原因，这几年在我们党内滋长了一种不如实反映情况，不讲老实话、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25)他进一步尖锐指出：
“目前，我们党的生活是有严重缺陷的。当然，造成严重缺陷的原因有多种。这几年指标过高，要求过急，既助长了分散主义，又助长了命令主义，党的民主集中制也就有了相当大的削弱。有许多事情，形式上似乎比过去更集中，但在实际上，分散主义的现象却是很严重的。另外有许多事情，形式上似乎比过去民主，但在实际上，命令主义、少数人或个人独断专行的现象却是十分严重的。”(26)
陈云、周恩来对此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沽，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 ‘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27)
“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28)
邓子恢在1962年7月一次报告中也说到：
“现在有些干部不是党与群众的桥梁，而是党与群众的障碍，他把路堵死了，使党与群众之间有一条大鸿沟，群众对干部不敢说真话，干部脱离群众，可以说大部分干部不与群众联系。”(29)
党内外存在着的这些严重问题，同样引起了毛泽东的愤怒和强烈反应。他对这些问题的估计和分析在许多方面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是一致的。例如，他也承认，庐山会议传达到基层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来犯了错误，把讲老实话的好人也整了。整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现在要平反。(30)在一次会上，他气愤他说道，纠正五风的困难和阻力，在于我们各级干部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所以，他要求要用退赔来教育我们的干部，教育我们的党员，不教育干部我们就毫无出路，应该督促地、县教育公社干部，使他们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31)他仍然希望用整风的方法来达到教育干部的目的。他说，总而言之，现在是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要大规模地教育干部，要全心全意地教育干部，教育的方法就是整风，用延安整风的方法教育干部。他希望全党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这样一次细致的整风是不行的，要教育干部，没有长期打算是不行的。(32)
至于整风教材，他也曾多次说到，就是《六十条》和有关手工业、商业的几个条例，理论上的材料，就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在1961年上半年进行的整风整社运动中，他对教育干部、整顿作风表示了很大的决心。他说，这一次决定不分一、二、三类社普遍整，在劫难逃，欠债要还，应该坚决彻底。现在干部中有种风气，有些干部摸到一个规律，认为整风几个月就过去，一过去就平安无事。要学韩文公祭鳄鱼文驱鳄鱼的办法，三日不行则五日，五日不行则七日，一直祭下去，总之要赶走，我们一年不行三年，三年不行五年，我就整你，一直整下去。(33)
1961年9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要求，在1961年和1962年冬春六个月中整风整社，训练干部。他认定，只要搞好这些工作，主动权就更大了。他深情地、满怀希望地指出，干部教育好，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
六十年代初期在党风、干部作风等方面暴露出来的大量问题，涉及的面较广，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不论学术界曾经对官僚主义作出过多么宽泛和一般的解释，它都难以概括当时所出现的那些问题，但是，也应看到，不论这些问题如何复杂、多样，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当年都十分关注的、在当代国际共运史上曾引起广泛争议的问题：社会主义条件下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人民与公仆的关系问题。而就问题这一最本质的方面来看，官僚主义显然是一个概括程度较高，涉及范围较广的范畴。大跃迸之后普遍存在的贪污盗窃、多吃多占、浮夸风、捆人打入之类的问题，虽然都早已超出了官僚主义的范围，更劣千官僚主义但又无不与官僚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相比，毛泽东当时有关党风、干部作风的言论，较少涉及诸如说假话，贪污盗窃等一些具体问题，而较多地着眼于一些更加概括的内容，例如官僚主义、不懂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等等，甚至把一些内容直接等同于阶级斗争。
在毛泽东的诸多研究者中，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也不论他们的观点如何不同，有一点却是他们一致公认的，这就是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热爱，以及他对人民群众在历史上巨大作用的高度评价。正是由于这一基本品格，毛泽东对于高踞于人民之上，不相信群众、不关心人民疾苦、甚至欺压群众的行为特别敏感和厌恶。三年困难时期，当他冷静地思考大跃进的教训及后果时，他的着眼点除了阶级斗争以外，也较多地放在了干部作风和干部素质方面。他认为，官僚主义、官僚主义者应当对大跃进的失误以及五风等的泛滥承担很大的责任。他甚至使用了一个新的概念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和自己强烈的情绪，这就是“死官僚主义分子”。
1961年1月，在一次谈话中，他曾以询问的口吻提出：死官僚主义分子的危害究竟有多大？他说道，这几年中央对下面的情况不摸底，而其原因就在于死官僚封锁了消息，所以中央得不到更多的消息。
至同年6月，他的提法和态度更明确了。他说：
至于死官僚主义分子，死也不改，下不听群众，上不听中央，只听他自己。对于这样的人，只好调动一下工作。
同时，他也表示，死官僚也可能变成活官僚，不官僚，变成共产党，我们还要尽一切努力帮助他们。但对那些经再三教育坚决抵抗的死官僚主义分子，也要处罚。
在反思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另一个、也是更为明显的区别，是毛泽东特别着意于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观察、提出和分析问题。
1961年1月，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发言中，在谈到这几年发生问题的原因时，提到了三种人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三种人分别是地主阶级和反革命、死官僚主义者以及糊涂人。在这三种人中，他对第一种人尤为警惕，他说，这几年在农村出了乱子以后，我们才逐步认识到在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地主阶级复辟。他并进一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凡是三类社队，大体上都与反革命有关。
两个月后，他又发展了这个观点。他提出，民主革命基本成功，但尚未成功，还有20％的地方应重新夺取领导权。他认为，当时正在进行的整风整社，使许多地方的领导权夺回来了，这些是阶级斗争，但还有些地方地主资本家在当权。
尽管毛泽东有偏重于从阶级斗争角度观察、思考问题的倾向，但是，总的说来，在1962年上牛年、特别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前，相对来说，他有关阶级斗争的思想还处在一个不太稳定的发展时期。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他虽然也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当时的一些消极现象，但他同时也考虑到了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报来的材料对他最终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起了很大的催化作用。
例如，1960年底，河南省报来的有关信阳地区的报告就曾给毛泽东以很大的影响。他由此得出结论说：三类县、社、队是落后的，不好的，有的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实际上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干国民党地主阶级的事情，是国民党、地主阶级的复辟。他进一步推论说，全国县、社、队有30％是好的，50％是一般的，20％是坏的，具体地方，坏的有超过20％，有不到20％。
不久，1961年4月，他又根据湖南的一份材料得出结论：去年10月至今，整个半年，五风没有普遍整顿，相当多的地区政权还没有从敌人手里夺过来，以致春耕大忙临近，在许多地区党还没有取得主动权。
同年5月，在中央召开的北京工作会议上，他又将此材料批发与会同志，并指出：湖南的问题，在各省、市、区大体相当，有普遍性，所以值得大家注意。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有关阶级斗争的思想，已经开始与他有关“死官僚主义分子”的思想初步结合起来了。他认为，死官僚实际上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敌人，是地富反坏蜕化变质分子的同盟军。他的根据是，因为死官僚不顾人民死活，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帮助了敌人，是反革命的同盟军；反革命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就是利用死官僚、糊涂人把坏事做尽。(34)
1961年年底，他又重申了这一思想。在一次谈话中，他说道：
我总说，死官僚主义分子是两类反革命分子的直接同盟军，而糊里糊涂的人是他们的间接同盟军。它没有这丙部分人作同盟军搞不起来。它利用死官僚主义的那种行为，利用许多人糊里糊涂，它那个事情才办得成。
尽管做了这样的联系，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分子的分析还是比较冷静、客观的。他严厉、尖锐地批评了“死官僚主义分子”，但在谈到他们是反革命的同盟军时，他主要是从实际作用和客观效果的角度来说的。对于犯了此类错误的干部，他更侧重于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在1961年底之前，总的来说，他所说的教育干部、整风整社等等，其主要倾向是反对五风的，是反对大跃进以来的“左”的错误的。关于这一点，1961年6月毛泽东的一段话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我们现在搞出一套具体政策来，这就可以教育干部，干部是要重新教育的，因为这一场革命是新的革命，不重新教育是不行的，有了正确的总路线，又有正确的具体路线，而且反复他讲，最后看是平均主义见效，还是我们的总路线见效。
对于大跃进之后党风、干部作风方面滋长、发展起来的严重问题，党中央不仅作出了比较中肯的分析，而且早就着手采取各种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由于对全局把握上的曲折，这一过程也随之变化起伏。
1958年之后，党中央在农村领导了时断时续的整风整社运动。运动最初以退赔平调风、共产风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为主，同时整顿干部作风。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整风整社运动又加进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阶级斗争扩大化再次膨胀。与此同时，在整风运动的算账还账中，还在农村基层进行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960年间，清查基层干部中的官僚主义成为中央和毛泽东关注的重点之一。根据对各地经验的总结，当时把官僚主义概括为五多五少：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报表多经验总结少，蹲在机关多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等等。但自1960年下半年起，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一些开展整风整社的地方已经比较尖锐地提出了干部的组织不纯问题，认定在农村基层政权中，有不少反革命分子、富农分子、坏分子，并且认为正是由于组织不纯，有的队才成了穷队。这种看法显然是掩盖了问题的真正原因，把总结经验引上了歧途。但由于当时注意的中心仍然是纠正经济上的平调风、所有制上的急于过渡等问题，对基层干部问题上的“左”的倾向并不普遍。1960年11月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紧急指示信，对于纠正“左”的错误、恢复农业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文件中对基层组织责备过多，特别是把地富反坏分子与干部作风问题扯在一起，必然导致混淆两类矛盾和阶级斗争扩大化。
由于这些思想的指导，1961年的整风整社运动中“左”的倾向又有所发展。这种倾向突出地表现在对基层存在的问题估计过于严重。例如，某县的一个材料说：
全县所有的公社，问题都极为严重，有的公社轻一点，有的公社重一点，只是比较而言。由于干部作风不好，党群关系恶化，群众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增加，坏了一批干部，毁了不少党的基层组织，党的政策贯彻不下去，并给唯恐天下不乱的分子造成了机会。他们从中混水摸鱼，贪污搞鬼，有些好干部也被拉下了水，有的整个基层组织都给烂掉了。(35)
还有一个地区的材料反映说：
凡是整风运动深入开展的地方，揭发的问题比原来了解的严重得多，而且越揭发越严重，各种惨绝人衰的反革命暴行各个县、社几乎都有，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中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医院也都很严重。三类社队占70―80％，敌人打进来、拉出去的材料大量增加，暴露出来的反革命集团和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一天多于一天，民主革命不彻底的问题十分突出。(36)基于这样一种严重的估休，整风整社运动的扩大化倾向日益严重。一些地方不但认为三类社的比例占得很大，而且进一步认为三类社的领导权和党组织不在我们手里，因而提出了要“巩固地重新建立党的领导”，“一切权力归社员代表会”。有的地方提出“民主革命补课”、“夺回五权”（党权、政权、兵权、财权、吃饭权），以及“巩固地确立贫农、雇农、下中农的领导优势”等口号，有的地方提出，整风整社不能采取“改良主义的方针”，“必须采取革命的方法”，“要像土改一样大搞整风运动”；对于三类社队要派工作组或工作队去领导运动，甚至把土改时的办法也搬了出来，提出要“扎正恨子，培养出一批新的积极分子”。这些做法和经验，成为1963年后社教运动的先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扩大化的做法和倾向都出现在八届十中全会之前，出现在系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产生之前，所以，尽管它曾一度在一些地区蔓延，却也不难控制和纠正。1961年上半年，当这些扩大化的做法在农村中引起了混乱时，中央也及时地发现了问题。在1961年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总结了前一阶段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对运动作了一些新的调整，纠正了一些偏差。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中，强调的侧重点仍然是反左。中央规定，“不要预先划分社队的类别和干部的类别”，“不要拿‘民主革命不彻底，的框子到处去套。”(37)之后，党中央又承认在1960年冬和1961年春的整风整社运动中，有排错队、错划成份、干部处分面过宽的失误；承认在一部分被整顿的三类社队中，把有些五风泛滥造成严重损失的，也当成民主革命不彻底来处理，以至把一些本质好而只是思想作风有毛病的干部，也当成阶级敌人或坏分子来斗争，混淆了两类矛盾的性质，造成了阶级阵营的混乱，大大挫伤了党员。干部的积极性；认识到彻底改变干部作风是一个相当长的、复杂的过程、不是短期突击可以解决的问题。
1962年4月，中央发出关于加速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要求加速对整风整社和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了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实际上进一步承认和纠正了前一阶段整风整社运动中的扩大化倾向。这些纠“左”措施进一步稳定了农村形势，在相当的程度上端正了纠正大跃进以来党风、干部作风工作的方向。从1958年冬开始至1962年上半年，内容和侧重点不断有所变化的整风整社运动，虽然一度已经带上了明显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色彩，但因比较系统的扩大化理论尚未形成，所以旋即便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总的来说，运动还是达到了整顿基层干部作风密切党群关系、改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的目的，比较有效地改善了党风和干部作风，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