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情况大不相同了。问题还是那些问题，根源还是那些根源，但指导思想不同了。人们开始习惯于在一个新的思维框架内来认识困难时期出现的一些难以避免的消极问题和阴暗面，以及由于这个框架自身所必然带来的新的――而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黑暗风、翻案风、单于风，等等。
根据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在这样一种思维框架内，加之当时国际上一些因素的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种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多的阶级斗争被发现出来，越来越激烈的斗争方式应运而生，越来越系统、尖锐，严重的阶级斗争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这是一种奇怪的社会一思维结构。虽然它在理论上的失误并不难于识别，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在一定的时间里，它却有着一种强大的自我膨胀的机制和功能。许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发展的正常要求，都可以成为刺激它发展、升级的条件；它耗费着社会的生机与活力，却使整个社会不断失去生机与活力；它几乎使社会上的一切分歧、矛盾和差别都带上了阶级斗争的色彩，使下至邻里纠纷上至决策分歧都具有了阶级斗争的性质，失去了依靠正常途径和机制解决的可能，从而使社会从上至下不断积累着无数的“死结”；人们越是习惯于用这种理论观察和处理事物，也就越能发现越来越多的“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的阶级斗争“事实”。
从1963年起，当人们开始用八届十中全会的理论来观察、思考问题时，阶级斗争扩大化再一次升级。从农村到城市，从基层到上层、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和从政治文化思想，到处都是阶级斗争的迹象，到处都是阶级斗争的战场。
但是，不管阶级斗争的局面如何纷繁复杂、广泛尖锐，毛泽东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几个基本的问题上。党的问题、干部问题、党内领导干部的问题，官僚主义问题，便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尽管1963年后四清、五反等运动的面铺得很大、涉及的范围很广，但运动在外围没有停留多久，很快就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归结到了毛泽东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干部问题。于是领导班子问题、党风干部作风问题等处处都被当作突出的重点。而且，随着运动的发展，这类问题的地位不断上升，以至最终出现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类概念，并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问题。
根据八届十中全会的决定，1962年冬至1963年春，湖南、河北等一些地区，利用冬闲季节在农村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或整风整社。
河北省保定地区，在整风整社中发现社员对社队干部的意见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因而领导群众开展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清工分”为内容的“四清”运动（为与以后的“四清”运动相区别，此时的四清又被称作是“小四清”），因为“小四清”的内容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当时在另外一些地区，也不约而同地搞了一些大同小异的“三清”、“五清”、“六清”运动。
对于研究者来说，作为以后大四清的发端，小四清的提出及其内容是很值得注意的，就小四清的内容看，它所涉及的全是经济问题，而就问题所涉及的对象看，则主要出在干部方面。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群众当时迫切要求解决经营管理的落后与混乱，以及干部利用特权侵占群众经济利益的问题。实际上，它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出当时干群关系中某些不正常状态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小四清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群众自发的、普遍的要求，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农村中的实际情况。如前所述，整风整社运动几经反复，至1962年上半年时又趋于比较正常的发展。1962年冬至1963年春，这一运动与刚刚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尚未带有明显的扩大化色彩时，还是比较直接、真实地反映出群众的某些迫切要求和一定的客观需要。而在其他一些地方不约而同地开展了“三清”、“五清”，“六清”等运动，恰好反映了这种要求、这些问题的普遍性。
小四清中并没有“清政治”的内容，这显然不能用群众和基层干部缺乏政治觉悟来解释。这一方面说明，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贯彻需要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它也说明，广大农民群众从其自身的经验和实践出发，不需要也不可能从尖锐的阶级斗争这样的高度来看待自己身边的腐败现象，尽管它们确实很严重。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毛泽东需要把他进一步发展了的有关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付诸实践，指导现实。他在寻找着从理论到实践，从决策到行动的具体途径和中介。一方面，新的理论已经确立并开始付诸实践，另一方面，与以后几年相比，他此时的思想又还带着1960年以来调整初期时的不少观点和认识。1963年1、2月间，在一些谈话和会议发言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处于深刻发展变化中的毛泽东的思想中的一些明显特点和矛盾。
在这些谈话中，他首先突出强调的是阶级斗争。他指出，阶级斗争还存在，原因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还存在，修正主义在各地都有。过去国民党统治时，国民党中有共产党，现在我们党里有国民党，这不足为奇，是一种自然现象。解决这个问题要很长时间，要几十年，几百年。关于阶级斗争的内容，他当时列举的有肃反、反修，还包括反官僚主义、反五风等。(38)
这样的概括显然比较笼统，但却反映出一种鲜明的倾向，即他希望以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反对从反革命到五风等一切他所憎恶和反对的现象，基本的框架已经有了，具体的内容和对象尚未精确地分化。确定下来，这是新的理论体系常有的现象。
他再次强调了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性。他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好好抓一抓，对于部和群众来说，这个东西，一抓就灵。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内容，他这时的理解和设想也是很宽泛的。这时，他首先强调的是有关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和党的生活方面的内容，特别是有关用《六十条》教育干部和群众的内容。但他同时又指出，社会主义教育，要结合我们自己内部的反对修正主义，要把牛鬼蛇神、资产阶级分子一齐扫一下。他确信，通过社会主义教育，团结90％以上的人，是可以把牛鬼蛇神打下去的。
在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曾中肯地指出，在农村中，大多数干部，包括生产队长，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这主要怪我们没有去教育，没有教材，没有好的方法。所以，他认为要有计划地培训干部。与以往不同的是，在培训的内容和教材方面，他认为除了原来规定的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生活方面的内容外，还应加上阶级斗争这一课。
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内容这种宽泛甚至矛盾的表述，反映出当时毛泽东认识上的两重性。一方面，用《六十条》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社会主义，反对五风，说明1960年以来纠左的势头犹存。另一方面，加上阶级斗争这一课、内部反修、打牛鬼蛇神，则表明扩大化的波涛已由远而近，声浪日高。八届十中全会及会后毛泽东认识上的这些发展，再一次拉大了他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及许多地方领导同志认识上的差距，1963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彭真就曾谈到，大家感到从北戴河会议以来跟不上主席的思想，跟不上下边那些先进单位。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也表示，北戴河会议后，大家认识不一致，至少是认识深浅不同，所以大家要求每两三个月在主席处开一次会。毛泽东也因为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未能得到及时、有力的全面贯彻而产生一种先行者的孤独感。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回顾自己在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在一些省、市视察的经历时，对多数地区仍未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放在突出地位表示不满。他不无批评地说，我跑了这么多省，只有河北和湖南两位负责同志突出他讲了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当时也确有一些下边的“先进单位”，他们对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吃得透、跟得紧、行动快，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拿出了一批体现甚至发展全会精神的典型经验。
1963年初，根据十中全会精神，各地先后向中央写了报告，反映本地阶级斗争的状况。某省的报告中描述了一幅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画面：各方面的情况表明，当前的阶级斗争是激烈的，一股反革命“黑风”刮得很大，资本主义和气建势力企图复辟，“牛鬼蛇神”纷纷出笼，从各方面威胁着集体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运动所到之处，“牛鬼蛇神”很快销声匿迹。
另一个省委的报告中说：在90个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揭发出许多阶级斗争情况。投机倒把活动有10万起，“千字号”的上万，“万字号”的上千；反革命集团活动有1300多起，地富反攻倒算有26000多起，反动会道门活动有8000起，巫婆神汉、阴阳先生有5万多人；特别严重的是一些党员、干部带头参加了封建迷信活动。应当说，这些材料的确反映了三年困难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消极现象，但这些现象也的确是被放在新确立的扩大化框架里加工，放大过了的，曲意迎合、无限上纲等特征随处可见。例如，当时中央批转的某省的一个材料中表明，一些地方把宗教迷信活动当成反革命会道门活动，把落后群众结拜兄弟当成反革命活动，把困难时期群众因生活无着集体到田间偷摸当成盗窃集团，等等，严重混淆了问题的性质；一些地方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指标，把已经处理过的老问题说成是当前的新问题；一些领导迫于政治压力，怕被说成是右倾而杜撰捏造，有的则是道听途说，猜测估计，如此等等。但是，那些显然是被夸大了的材料却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在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经他的推荐，会议印发了几个省委关于社教和整风整社的报告。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多次引用了这些报告的内容和结论，督促全国各地抓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会议决定在城市开展“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农村社教运动不论是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在迅速发展。后进的要努力赶上先进，先进的要更加先进。许多省、市先后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训练干部，开展社教运动的试点工作，并根据试点中揭发出来的问题陆续向中央写了报告。在这些报告中，客观的报道、冷静的分析已不多见，慎重的政策规定不仅少见而且缺乏可操作性。一种争相报告本地区阶级斗争严重、阶级敌人猖狂，以及“一抓就灵”的攀比之风在滋长、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