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5月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彭真、柯庆施、陶铸、李井泉、江华等大区及省委负责人开会。会议议题是研究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制定社教的统一指导性文件，统一规划和部署全国的社教，批发一批有关农村社教的文件，几天后，宋任穷、李雪峰、刘澜涛、胡耀邦、陈伯达等也参加了会议。周恩来、邓小平参加了后期的会议，刘少奇因在国外访问而未能与会。
5月上旬和中旬，毛泽东同与会者谈了四次话，发表了一些重要见解。根据他的讲话精神，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作为指导社教运动的纲领性文献。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讲话，反映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和思考，在他的思想中所形成的有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有关社教运动的一些更为成熟、系统的认识，而在这些认识的深处，又反映出他对当时社会主义事业中一些基本的、普遍的问题的看法。
在会议初期的讲话中，他回顾了十中全会以来全国社教运动的发展情况，对运动现状和许多省的领导方法表示不满。他批评说：
河南去年10月到今年2月，5个月没有抓社会主义教育。我去了11个省，只有XX、XX滔滔不绝对我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省就不讲。三干会也开了，社会主义教育也搞了，但是没有抓住要点、方法不对。
使他感到欣慰的是，2月以后，情况有所改变，但是省、地、县三级是否都抓住了，还是一个问题。他指出，试点很要紧，要求各地都要试点，希望通过试点，使省、地、县三级对十中全会公报有个真正的了解。
谈话中，当有人提出在运动中抓不住要点时，他对此的回答是：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包括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五反、干部参加劳动这样一套。毛泽东这里所说的要点未免过于宽泛，但他的基本思想还是明了的，这就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统摄一切，贯穿一切，其中也包括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干部参加劳动这样的内容。概念和表述上的宽泛、矛盾并没有妨碍中心思想的突出和鲜明。这一特点在他的发言中还时有所见。
关于四清运动的内容、对象及方法，他的看法是，四清就是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就是敌人的破坏、投机倒把、贪污盗窃。他又说，四清主要又是清帐、清工分，至于四清的方法，他提出，就是要用现在的这种方法，使多数人洗手洗澡、轻装上阵，要使多数人有敌情观念，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他反复强调要发动群众，指出大贪污分子要发动群众才能搞出来。
在这里，他把四清的内容讲得很具体。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些内容也使人难于把握和实施。如果考虑到困难时期一些群众在饥饿的驱使下所发生的一些小偷小摸行为，一些干部因管理混乱和没有监督的特权所发生的贪污，以及在农村经济有所好转时商业活动的活跃和农民买卖活动的增加往往被当成投机倒把，而所有这些现象在当时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的表现时，我们就会感到，在这里，敌我矛盾的界限是模糊不清、游移不定、难于准确把握和具体操作的。事实上，毛泽东对此也有所感觉，所以，在谈到运动的方法时，他又强调了对多数人只是洗手洗澡、轻装上阵。
在这里，他所列举的敌情、所强调的运动性质与他所说的运动方法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不协调。分析这种不协调，我们起码可以确认：第一，毛泽东显然夸大了阶级斗争存在的范围和现象，在他列举的那些问题中，有许多即使在当时的条件下也不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第二，他深信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有利于解决社会上纷繁复杂的各种矛盾，即使是那些从政治上看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从思想上看还是存在着阶级斗争的，所以阶级斗争的方法仍然是适用的。
在谈到进行四清的方法时，他肯定了一些地方的试点经验。他说，生产队搞四清，就是要发动贫下中农，搞扎根串联这一套。可能是由于他特别着眼于四清的阶级斗争性质，所以认为民主革命时期土地改革的一些做法对于四清照样是适用的。
在5月7日的会议上，他在发言时提出，农村里贫下中农大约占50％―70％，但只有组织起来了，才有中心。他设问道：依靠谁，总得有个阶级，不是依靠全民，而是依靠较贫苦的。他认为，1961年搞60条时，还没有好好注意依靠准的问题。言下之意，现在提出和确认这个问题，显然是一个进步。他批评了当时在农村干部中流行的一句话：地主听话，中衣好办，贫农糊涂。他说，我看一万年以后，还是有个依靠问题，因为还有先进和落后，总有左、中、右，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这里，毛泽东忽视了一个问题，即贫下中农、富农、地主等等这些在上改时期、根据土改以前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划定的阶级成分，在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行了近十年之后，是否还能成为划分政治派别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依据？在绝大多数农民都已成为人民公社社员的情况下，贫下中农、富裕中农之类的划分的着眼点强调的是成份、出身，还是在集体经济中的地位和表现？是回归以往以过去规定现在，还是以现实力依据借鉴以往？是以生产方式、经济地位为依据，还是以思想、意志为依据？毛泽东没有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也许，他认为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依靠贫下中农这一问题的提出，反映了毛泽东一个一以贯之的基本思想，即相信群众，特别是相信基本群众。正是从这一基本思想出发，他确定了井继续规划着社教、四清运动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例如，在5月的会议上，他就明确表示：
从基本上说，不是派人去的问题，而是依靠群众、依靠地、县、社的广大干部，要把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最主要的，要用这种方法，自我教育的方法来办好人民公社。
从字面上看，毛泽东的这些话，谈的主要是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而从实质上看，这些话实际上同时涉及到问题的另一面，即如何对待干部，如何看待和解决干群关系的问题。不管毛泽东的认识以后又发生了什么变化，他的这一基本思想始终未变。不论社会上发生了什么问题，党内发生了什么问题，干群关系发生了什么问题，都应当而且可以依靠群众来解决。而且、问题越严重，越需要广泛、直接地发动和依靠群众。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当人们着手解决官僚主义的弊端时，依靠党政系统的各级组织和各种专门机构，自上而下地在既定秩序范围内进行工作已成为人们不假思索的选择。而毛泽东此时已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观察和处理问题，这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毛泽东的这些话和这些思想，在当时似乎并未引起人们过多的注意。但没过多久，人们就发现，正是这一新的思路，导致了越来越明显的分歧。
5月杭州会议期间，尽管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严重的估计，但在主观上，他仍然警惕着运动可能产生的扩大化后果。他不希望看到运动可能对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产生的冲击，不愿看到运动伤人太多，对于当时已经出现的扩大化倾向，他也提出了一些批评，并提出了一些防范措施。
会议期间，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同时，他又几次谈到，在运动中不要伤人，要伤只能伤少数人，5％―6％也多了，最后还要缩小。根据他的估计，这次处分的干部可能不到1％。对于有错误的干部不打不骂，有些事不要搞绝了。针对当时运动中的一些急躁情绪，他在讲话中一再泼了冷水。他说，过去几年没有管，要在几天内解决，恐怕有困难。所以，不要性急，横直准备搞它一年、两年、搞不完就三年。对于一些在运动中已经“落后”的省分，他主张不要责备。原因是，你一批评他就要搞急了，就不好。
为了防止运动中再出乱子，他在会上要求，搞得天下不是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为此，他要求事先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摸一摸底”，不然，宁可不发动。他要求各地，要讲清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一力争上游，就会一轰而起。会上，当有人说运动主要是怕走过场时，他当即说道：那有什么要紧，走过场再搞嘛，就怕伤人。他指出，压力是要一点的，但压力太大不行。他要求对于95％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他估计到，乱子是要出一些的，但只要我们分期分批，经过试验，认真对待，不要一轰而起，是可以避免的。
在运动中，如何处理阶级斗争与生产的关系，这是一个敏感而又普遍的问题。会议中，当有人说到有的省只提生产不提阶级斗争时，毛泽东谈了当时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说，生产也要搞，有人有顾虑，无非是两条，一是怕耽误生产，一是怕伤人大多，要使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生产。他十分肯定地指出，四清、五反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
这些言论表明，尽管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已开始发展，但在1963年5月制订“前十条”时，毛泽东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要求运动不要太急，不要出乱子，不要伤人大多，运动要有利于生产，要注意团结95％的干部和群众，等等。这些观点与几年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观点相比，虽然也有一些相通的地方，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别。
在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毛泽东在谈话及有关批示中还突出地谈到了一个他认为与四清同等重要的问题――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这些言论及一些经典性的批示，从一个特殊角度反映了他对当时的运动，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干群关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条件下党和政府建设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
会议之前，1963年2月，毛泽东就曾对山西省昔阳县有关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材料表示了由衷的赞赏。他说，参加劳动问题，昔阳材料很好，县级干部每年劳动至少60天，他希望每个省都要搞一批干部参加劳动。
会议期间，5月9日，毛泽东又为浙江省七个有关农村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写了一段重要批语。在批语中，他肯定了这七个材料都是很好的，建议将这些材料发到各中央局，各省、地、县、社、给干部阅读，以便引起他们的注意，逐步加深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对于参加生产劳动伟大革命意义的认识。他建议各级领导同志利用适当机会，对于干部参加劳动这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在今年内进行几次讨论，并普遍宣读山西昔阳县的文件，各省、市、自治区一定要有自己的好范例。他写道：
“我们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39)
接着，他有一段相当经典的论述。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儿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他接着写道：
“……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试验，使我们的党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不论是从政治上看还是从哲学上看，都具有经典的意义，成为以后十多年里中国经济、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基本原则之一。
在这段批语中，除了他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过于严重的估计，对社教运动性质的规定，以及对运动主要内容相互关系的论述外，引起我们注意的，还有他对于部参加劳动的高度评价。
这是一个集中反映毛泽东哲学思维和政治思维特点的结论。重视实践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性作用，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当然，在这里，他所关注的重点还是在这些哲学原理的政治意义方面。他所强调的是，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和途径，积极地投身到三项伟大的革命实践中去，对于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深远意义。
不难想象，马克思当年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有关社会主人与社会公仆的论述，列宁十月革命后遏制苏维埃机关中官僚主义的尝试，都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建国后，为解决这一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他倾注了大量心血，进行过多次探索。他根据自己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出于对一种平等的社会理想的执著追求，通过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和国际共运中的有关经验，在社教运动中，他认为已经找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清除官僚主义，使社会公仆永远名副其实的成功经验。
让脑力劳动者、党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早在解放区，在建国初期及在大跃进中，毛泽东都多次发出过类似的号召。这一思想既凝聚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精华，又反映了无产阶级执政党的政治本色；既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又体现了人类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这无疑是毛泽东对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要贡献。
在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毛泽东以突出的地位再次提出这个问题，除了有利于实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这些共同的、一般的意义外，又赋予它某些具体的、特殊的意义。例如，可以使干部更直接地了解下情，特别是阶级斗争的下情，从而更好地指导运动。又例如，有利于密切干群关系，教育干部，使干部得到群众直接有效的监督，减少以至消灭多吃多占、贪污等四不清之类的问题。再例如，有利于农村社教中的整党。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如果支部书记参加劳动了，大队长、队长、会计就会参加，整党整团就好办了，这样修正主义就少了。反之，如果支部书记不参加劳动，还不相当于保甲长？不劳动了，就慢慢地变为国民党，修正主义就有了基础。他希望党支部要放在劳动者、劳动积极分子手里。总而言之，毛泽东希望和相信，干部参加劳动，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干部脱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四清所要解决的少数几个重要问题之一。可能，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毛泽东把这场“严重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复地强调着运动的“教育”功能。
所以，当我们看到毛泽东把干部参加劳动与阶级斗争并列都当作社教的基本内容，因而感受到干部参加劳动在整个社教运动中的重要地位时，也可以深刻地感受到社教运动对于他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官僚主义、只有公仆与主人这样一个理想社会的意义。
毛泽东对这次社教运动，对这种用阶级斗争和干部参加劳动的方法进行的社教运动充满了信心，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在那个著名的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最后写道，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他在这里所说的“国际主义贡献”，显然不只是限于物质方面，甚至主要不是指物质方面。他更着意的是在政治方面，在精神方面，在于用这些方法为当代国际共运探索出一条成功的防止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官僚化、防止共产党干部蜕变为官僚主义者的成功道路。
但是，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能够解决“反修防修”的任务吗？能够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曾十分关注，当代国际主义运动中十分突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官僚主义的问题吗？或者，即使用这样的方法能够消灭官僚主义，真正使干部成为人民公仆，而这样的干部还会去进行一场“严重的”、“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吗？还有，已经发动起来的运动能在既定的轨道上走多远，它将如何发展？在当时，囿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未能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思索。
就今天社会主义实践所达到的高度来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限制以至消灭官僚主义的途径大致可以概括为：制度和体制的不断完善与改革；广大劳动群众素质的不断提高和对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广泛参与；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各级干部监督的制度化、法律化，以及他们真正获得了对干部任免升降的权力；党内及国家生活的民主化。法制化，等等，以上这些因素中，不少已被毛泽东注意到了，而且得到他的高度重视。例如，人民群众对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广泛参与，人民群众对干部的监督，干部参加劳动，党内外的民主生活，消灭特权，等等。但是，他却明显地忽视了体制上的问题，他也没有进一步地探究他所提出的一些正确方法的可操作性问题，特别是当他把这些良好的愿望纳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后，他所能得到的只能是与他主观愿望相反的结果。
5月杭州会议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及会议讨论情况，制订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即“前十条”）。“前十条”对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的情况作出了非常严重的估计。例如，剥削阶级、地主富农千方百计地企图复辟、反攻倒算，篡夺领导权，进行反革命活动，投机倒把很严重。雇工剥削，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蜕化变质分子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等等。根据这样一种严重估计，“前十条”还专门写了“依靠谁的问题”和“怎佯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问题”，提出依靠贫下中农是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所要坚持的阶级路线，要在农村集体经济中建立贫下中农的组织，等等。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和指示，文件还专门写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一条，指出这“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前十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肯定了毛泽东有关四清的指导思想，肯定了干部参加劳动在四清中、在社会主义阶段中的地位和意义。
“前十条”发布以后，各地即按照文件精神，大批培训干部，开展社教试点工作，与此同时，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规律不顾人们的种种限制和良好愿望，也开始发挥作用。试点中，普遍发生了打击面过宽，混淆政策界限等“左”的偏向。
有鉴于此，1963年9月6日至27日，在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通过了由刘少奇等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 （草案）》（即“后十条”），从总的方面来看，“后十条”与“前十条”一样，贯穿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但是，起草这个文件的目的，还是在于限制和防止当时已经出现的一些“左”的错误，力求缩小打击面，减轻对经济生活的消汲影响。
为此，“后十条”强调了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干部的重要性，指出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对犯错误的干部要以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区别情况，分别对待，批判退赃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从宽。“后十条”还提出要注意团结上中农，要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要具体分析他们的政治态度，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争取工作。“后十条”还对当时一些敏感的、已经导致扩大化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政策性规定。例如，要求把进行复辟活动的阶级敌人同那些一时糊涂的落后群众加以区别；把投机倒把分子同资本主义倾向比较严重的农民加以区别；把投机倒把活动同正当的集市贸易活动加以区别；划清贪污盗窃同超支挪用、多吃多占的界限，腐化堕落同一般生活作风的界限，等等。“后十条”在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左”的口号，提出“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等一套神秘化的工作方法的同时，也提出了运动要与生产紧密结合、运动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等在当时起了有益作用的规定。
尽管当时党内就有人对“后十条”提出异议，认为它“右”了，而毛泽东在以后也曾对它表示过不满，但在当时，他还是对“后十条”采取了肯定的态度，9月中央工作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即亲自为中央起草了在全国宣讲两个“十条”的指示。1963年冬至1964年春，社教运动就在部分县、社开展起来。
对于三年困难时期国内出现的一些消极现象，所有中央领导同志都深有感受，都迫切地希望在恢复经济的同时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共同认识和出发点。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整体把握上的差异，以及在如何进行运动问题上的不同，在社教运动大规模地展开以后，毛泽东与中央其他一些领导同志在运动的重点，方法等问题上的分歧逐渐加深。
当时，刘少奇等更注重的是基层，特别是基层干部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中，他们更注重的是政治上的蜕化变质，腐化堕落以及经济上的贪污、多吃多占等行为。而对经济中“投机倒把”、“弃农经商”一类问题，他们看得不是那么严重。对于农村经济恢复中出现的商业活动的活跃、农民买卖行为的增加，刘少奇等都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认为是农村经济发展中难以避免的现象。所以，在刘少奇等参与制定的“后十条”中，就强调过要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同正当的社员家庭副业加以区别，把投机倒把活动同正当的集市贸易活动和临时性的肩挑运销及小量贩运活动加以区别，等等。在进行运动的方法上，刘少奇等人照例沿用了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老方法，即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发动广大群众，完成党的政治任务――这对他们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敌情再严重一点，如这次社教运动――因其政治意义已可以和土改相提并论，那么，其方法也就应当与土改等运动相似，由党的上级组织派出工作队，解决基层及下级组织的问题。所以，“后十条”规定要训练和组织工作队，深入基层，采取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发动群众的办法，河北省唐山专区桃园大队的四清试点，便是根据以上指导思想开展运动的典型之一。由上级机关派出的工作队，基于大队的领导权不知是否掌握在搞复辟的阶级敌人手里的考虑，进村便从“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做起，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几乎都被“靠边站”，受到不同程度的揭发批判。
而毛泽东的思路却与此有所不同，随着运动的发展，这种不同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深刻。对于当时城乡阶级斗争过于严重的估计；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基本上是共同的。他们之间的分歧首先表现在对运动的主要对象的认识上。在刘少奇看来，问题主要出在基层，主要集中在基层干部身上。刘少奇也不否认，“基层出了问题，根子主要在上面”，这个“上面”，可以是县、地、省甚至中央的一些部门。至于再往上面，刘少奇没有想过，因为他认为这是不成问题的。而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差别也正在这里。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前，毛泽东也曾把当时农村中出现的一些消极现象归因于基层干部未能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或在基层有“坏人当权”。而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他主要是根据来自“上面”的“三股风”确立了有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的框架后，他对基层出现的这些问题的认识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除了继续强调问题的严重性外，他更注重的是“下面”的问题与“上面”的联系，而这个“上面”是可以“上”至中央领导层的。
基于这样一种基本认识，又派生出毛泽东与刘少奇另一个重要分歧。因为更注重“上面”的问题，所以在四清运动正式开始以后，毛泽东对沿用以往的工作方式，对派工作组来领导运动的方式并没有表现出像刘少奇等人那样的热心，更不赞成把工作队大量地集中在一个点上的做法，既然根子主要在上面，又焉能保证上面派来的工作组比基层干部更正确？焉能保证他们不执行“上面”的错误路线？而一旦他们执行了上面的错误路线，这才是最危险的。
1964年8月，刘少奇要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同他一起去南方修改“后十条” （草案）。行前，田家英向毛泽东请示对修改文件有什么意见，毛讲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
但是，毛泽东的这些意见似乎并未引起刘少奇更多的注意。在刘少奇主持修订的“后十条”修正草案中，除了对形势更为严重的估计外，还增加了一些显然与毛泽东意见不同的内容――尽管刘对此可能还未觉察。
“后十条”修正草案中，最重要的一处修改和补充是，“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对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要在扎根串联，调查研究以后，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以依靠的就不能依靠”。这一修改和补充，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开展运动的规定，从而把整个运动都置于工作队的领导之下。
这个文件下发之后，很快使大部分进行社教运动地区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靠边站”，由工作组取而代之，造成对基层干部打击过宽、打击过重、混淆敌我的“左”的错误。与此同时，集中上万人的工作队在一个县进行“大兵团作战”的方法，也在不少地区推行开来。这些做法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造成了四清运动开展以来一次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并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和不满。
在刘少奇等制订“后十条”，修订“后十条”的时候，毛泽东根据他对社会主义一些根本问题的理解，根据他对正在进行着的社教运动实践的观察，同时也是根据对当时苏联等国家现实的反复思考，正在形成和发展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思想。
一方面，基层的问题仍然是他关注的重点。通过对运动的观察，他对敌情的估计进一步升级。1963年6月14日，他在同河北省委负责人的谈话中认定：
你们跟湖北差不多，湖北同志讲他们 （那里被篡权的基层单位）是占三分之一，有的土改就不彻底，有的后来变了，有的是富裕中农当权。这就是说，有三分之一不是社会主义的，他们挂的是社会主义牌子。实行他们的一套。(40)
同年6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总之，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41)
同年8月4日，他在同一位外宾谈话时说：
现在在农村还有近三分之一的生产队掌握在敌人及其同盟者的手里。(42)
在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开展了社教运动，其结果反过来推动着毛泽东发展了以往的扩大化思想。问题还不仅止于此。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基层问题的分析，逐渐把警惕的目光投向了“上层”，而且是党中央一级的上层。
在1964年6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当时城市五反、农村四清中两个突出的夺权典型经验。这两个典型，一个是甘肃省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夺权经验，一个是天津市小站地区夺权的经验。
甘肃省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又称白银厂，是一个拥有二万余员工的大型铜硫生产联合企业，自1963年3月开展“五反”运动以来，由上面派来的工作组很快就发现了严重的“敌情”。工作组认为，这个公司“被地主、资产阶级篡夺了领导权，使无产阶级的国营企业演变为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统治的企业，使国家财产受到很大的损失”，“全民所有制的财产遭到严重的破坏”，“营私舞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成风”，“领导集团成员生活极端腐化”，“社会风气败坏”，“反革命活动猖獗”。结论是：这里“成了一个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统治的世界”，而且，这个厂的领导班子还与“高岗手下的红人挂钩”，与原省委领导人有联系，等等。工作组夺权的结果，是1名原党委书记、1名党委第一书记，2名党委副书记及其他一些人，分别受到党内的严重处分以至刑事处分。
党中央在批转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报告的批语中指出：“一个刚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大型联合企业――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没有多久，很快就被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篡夺了企业的领导大权，变成为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统治的独立王国，这样一个严重事件，很值得大家深思。”白银厂的问题，“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被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是死不甘休的，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采取各种隐蔽的方式，打入社会主义企业，企图篡夺领导权，从而破坏社会主义所有制，把它演变为地主、资产阶级所有制”，而这是同党内出了“修正主义分子分不开的”。批语指出，白银厂经过五反运动这样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把企业的领导权从阶级敌人的手里夺了回来，这说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天津市小站地区的社教运动开始于1964年1月。由于陈伯达参与蹲点，很快就出了“典型经验”。天津市委1964年9月向中央的报告中称，四清以前，“这里的天下还不是我们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的”，。小站地区揭发出了个“反革命集团”，“上边的根子就在区委。区、社一部分领导干部，实际上就是他们的保护人”。(43)
中共中央在转发天津市委报告时，作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
由于小站地区的领导权长期被反革命集团所操纵，又得到天津南郊区委和公社一些领导人的支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时是从“四清”入手，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清不出什么来。后来转入夺权的政治斗争，并处分了区委和公社的一些领导人，才打开了局面，充分发动了群众，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解决经济上的 ‘四不清’问题。他们的经验，值得各地参考。
“指示”指出：“小站地区敌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这就迷惑了一些人，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所以，“由此可以看到，当前我们国内的敌我矛盾有一部分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中，包含着一部分很危险的敌我矛盾，必须把这一部分敌我矛盾清查出来。当前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就在这里。”“指示”要求，“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
白银厂和小站地区的经验，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共鸣。在1964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在讲话中指出，白银厂、天津小站就是搞修正主义。由此，他又重申了以前的一个重要判断：我们国家我看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在坏人手里。在这里，当他把这两个地方的问题用“修正主义”来概括时，实际上已经把上面的问题与下面的问题、国内的问题与国际上的问题用“修正主义”这一概念紧密地联系起来了；实际上就是把这两个地方性的问题，放在一个更广阔、更严重的背景之下，从而使问题具有了更严重的性质。这两个样板中的一些重要经验，如地主资产阶级通过篡夺领导权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才有可能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开展夺权斗争，等等，都进一步发展了八届十中全会的理论。循着这一思路，1964年间，毛泽东还批发了谢富治《关于沈阳冶炼厂的蹲点报告》等文件。这些夺权的样板经验在全国引起了连锁反应，而诸如此类的实践反过来又推动着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有关“党内修正主义”、“特权阶层”以及“夺权斗争”等认识。这些认识与刘少奇认可的大兵团作战、着重解决基层干部问题的分歧，也更加明显。
到1964年底，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已经基本成熟了。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一份有关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报告中作出如下批示：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44)他还写道：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况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侨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45)
同日，他还在另一份报告上作了如下批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46)还是在同一天，他在我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夫妇宴请罗政府代表团的情况报告上又批示了几乎是相同的内容：他们看我们的干群关系不准确，我们国内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他们不感觉，我们的大批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在他们看来正是好人。(47)在一天之内写出三个重要的、内容和概念都大体相同的批示，标志着毛泽东有关社教和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思想的又一次新的飞跃。这个飞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对象中，他把官僚主义，官僚主义者放到了一个更优先考虑的地位，这一考虑的出发点，是因为他已经把官僚主义者当成了一个阶级，而且是一个与工农处于尖锐对立中的阶级，而在1960年至1962年间，他虽然也激烈地抨击过官僚主义分子。称之为“死官僚”，甚至把它当成是反革命分子的同盟军，但却没有把它当作一个阶级。第二个突出特点是，他进一步发展了有关干部参加劳动的思想，他把工厂企业管理管理人员是否能通过“三同”搞好与工人的关系，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把那些因不搞“三同”而脱离群众的管理人员等同于资产阶级，等同于革命对象。第三个突出特点是，把对生产的管理等同于社教，也就是等同于阶级斗争。这一论点反映了他对改善管理的重视，以及他对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认识。在这一认识中，就他对人的重视，对教育人的重视，对积极主动地处理好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的重视而言，的确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本质的一些深远的甚至是超前的设想，具有长远的积极意义。但是，另一方面，当他把管理直接等同于阶级斗争时，他显然是把现代管理过分简单化了。当他把官僚主义当成阶级斗争或归结于阶级斗争时，也是把原因更为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1963年上半年，在刚刚开始发动五反四清运动时，曾经对敌情作出了十分严重的估计，运动的对象也十分宽泛，从贪污盗窃到多吃多占，从投机倒把到弃农经商，从单干风到雇工剥削，买卖土地，从腐化堕落到官僚主义，从宗教迷信到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如此等等。运动进行一年多以后，所发现的敌情更多，也更严重，所不同的是，这些运动的对象已经成为一个层次分明、重点突出――甚至因重点过分突出而趋于单一、简化――的体系。在毛泽东看来，在这个体系中，“党内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官僚主义者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这些不同概念所反映的基本相同的内容，在运动中已处于“中心”或“第一”的位置，而其他诸如地主、富农、反革命、贪污盗窃分子，腐化堕落分子等等，都因“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而放在次要或很次要的位置。
毛泽东1964年12月12日的几个批语表明，经过一年多的四清运动，经过一个由繁到简、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过程，他有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主要对象的思想已经基本成熟了。当他把这一对象定名为“官僚主义者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时，他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到了自建国以来就一直苦苦思索的一个老问题上，这就是：怎样才能有效地消灭官僚主义，实现真正的平等。当然，这个老问题是被放在一个新的框架里来认识和提出的，因而具有了全新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