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的传统看法必须打破
对庐山会议一般认为：彭德怀的“意见书”，对毛泽东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所犯错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容不得彭德怀，把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还有一些人大肆渲染毛泽东独裁，打击彭德怀，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这些看法有失史实，有失公正。
评述庐山会议必须弄清两个前提：
其一，彭德怀的“意见书”所涉及的内容及其矛头所指。其二，评判是非的标准是什么？离开这两个前提去评述庐山会议必然失去客观标准，而发生主观随意性，这就难免陷于偏见！事实上这种偏见竟成了一种习惯势力。
本书前七章以极其广泛的、大量的、确凿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犯“左”倾错误的是刘少奇等人。既然如此，毛泽东对彭德怀进行打击报复从何谈起？而另一些人就此对毛泽东的恶意中伤亦就不攻自破了！此其一，其二，对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持肯定态度，还是持否定态度？对广大干部在运动中发生的错误是爱护、帮助，还是排斥、打击？毛泽东是主张前者而否定后者的。试问，大跃进运动能否定吗？大跃进的辉煌成就（详见本书概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至今仍发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大跃进运动中我们伟大民族为社会主义事业的献身精神，难道不应该颂扬，而必须否定吗？！人民公社运动能否定吗？否定了集体化道路中国农民应该走什么道路呢？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自力更生，还是依靠洋人？抹杀了上述两方面的界限，还有什么是非可言呢？总之，查明事实真相；―坚持马列主义；肯定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是评述庐山会议的根本主场。
庐山会议
1959年7月2日―31日，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会议目的是分析形势，以便从“左”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对今后工作做出科学安排。
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18个问题要大家讨论（附件一）：1、读书；2、形势；3、今年的任务；4、明年的任务；5、四年的任务；6、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8、群众路线问题；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11、协作关系问题：12、公共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14、三定政策；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17、农村党团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概括了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破坏了平衡。在整个经济中，综合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提出要以农业为基础，要按农、轻、重的次序按排经济计划。毛泽东讲话后，会议进行分组讨论。彭德怀参加西北小组讨论，同大家一道，对1958年以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和改进的建议。
7月10日，毛泽东布置讨论修改《关于形势与任务――1959年7月2日到X日庐山会议议定纪录（修正草案）》。
7月13日晚，彭德怀起草给毛泽东的信（即“意见书”），陈述自己对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看法。14日，将信呈送毛泽东（附件二）。
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到会同志讨论。讨论中一些人赞同信中观点，―些人表示反对。黄克诚、周小舟同意彭德怀的信的总的精神，张闻天作长篇发言明确支持彭德怀的意见。
7月23日会议上，毛泽东讲了话，对彭德怀的一些意见表示赞同，并作了自我批评（附件三）。
7月31日，毛泽东宣布会议结束。
8月1日，准备下山的毛泽东被迫改变主张。
8月2日，举行八届八中全会。中央委员75人，候补中央委员74人出席会议。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其他工作同志14人列席了会议。
8月16日，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为捍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还通过了《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但后来一直未向下传达。
毛泽东何故改变主张？据毛泽东贴身士卫李银桥回忆：“……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
“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会议于8月16日宣告结束。
庐山会议的毛泽东
彭德怀的“意见书”，给毛泽东出了一个大难题。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刘少奇一些人的“左”倾错误，毛泽东花去了8个月（1958．8月―1959．4月）的时间，适才纠正过来，在这8个月中，毛泽东日理万机，深入农村、工厂，做了深入调查，召开过诸多中央会议。作为65岁高龄的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领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场面多么感人！可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彭德怀的“意见书”，对毛泽东来说，本来是抽身事外的，而彭德怀也不是对着毛泽东的，错误是刘少奇一些人犯下的，彭德怀心明如镜。这种情形，毛泽东完全可以仲裁。但是毛泽东不得不考虑三个问题：其一，“意见书”中所说的问题，是已经改正过了的事，再翻腾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已无意义；而作为历史教训来汲取，以便改进工作，这正是会议的宗旨，会议正是以这样的宗旨进行的。其二，刘少奇作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刚刚（1959年4月）接替了国家主席，在这样的时候把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错误抖擞出来，不仅党的接班人的问题要做重新考虑，而且党中央领导机关也须重新设置，彭德怀的“意见书”，对全党来说，真的是牵一发动全局了。其三，尽管“意见书”中所反映的问题，是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的错误，但毛泽东一向主张爱护群众的革命热情，出现错误，不要泼冷水，而要循循善诱。故而毛泽东宁愿自己承提责任，而不去责怪下属。
毛泽东息事宁人的态度，遇到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彭德怀不依不饶，咄咄逼人；―方面刘少奇一些人心怀叵测，欲置彭于死地。刘、彭的冲撞，已势不可免了！
刘少奇在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发言中狠狠地捅了彭德怀一刀。说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按：《三国演义》中的魏延脑后有反骨，被诸葛亮所杀），朱可夫的党性（按：前苏联赫鲁晓夫搞宫廷政变，是借助元帅朱可夫的军事力量的），冯玉祥的作风（按：即伪君子），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刘少奇的发言，是说，你彭德怀是一个一贯反党的伪君子，企图搞军事政变！
会议进行中，意想不到的事就这样发生了。
毛泽东主动承担了“左”倾错误的政治责任，保护了刘少奇等人，而刘少奇―些人则咬住彭德怀不松口。
彭德怀与刘少奇等人之争，使会议的演变出现了两种可能：或者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摊牌，清算他们的“左”倾错误；或者把矛头指向彭德怀，按刘少奇的意图把彭德怀打成一贯反党的野心家。前者可能导致党内分裂，后者必将造成冤案，错判彭德怀。在“左”倾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情势下，全国人民期盼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渡过难关，……党内再不能折腾了，毛泽东从大局出发，求以加强党内团结，稳定全国形势，而无奈地采取了折衷办法，把彭德怀的问题作为党内矛盾，而批评他犯下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这样做是违心的！正如他在8月1日预备会上对彭德怀说：“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93页）神话故事有“打鬼借助钟馗”之说，毛泽东作了一次钟馗。“1965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彭德怀同志出任大三线副总指挥前，和他谈了话。毛泽东说：‘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应当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0)第122页）事实上毛泽东对8月召开的批判彭德怀的会议是不满意的，所以他没有参加会议。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毛泽东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代豪杰，他襟怀坦白，胸怀宇宙，头脑里装的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一再向全党指出：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还指出：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这番话很值得人们深思！
1958、1959两年，中国革命发生了太多的事；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复杂的斗争。关于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左”倾错误，和庐山会议，历来众说纷纭。作者在这里表述了自己的一家之言。
庐山会议之后
会后，8月1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反右倾思想的指示》。
这时，毛泽东培养接班人的工作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刘少奇接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之职；党的工作毛泽东放手地交给书记处，由总书记邓小平主持日常事务。毛泽东自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考虑党的方针、政策；研究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是反修、防修问题。
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使得1958年8月以来，毛泽东用很大力气纠正的“左”倾错误，故态复萌。刘少奇在庐山会议结束后的第7天，8月24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这么几千万人上山几亿人搞大跃进，大家动手搞，这样才会得到经验。我相信，这样我们进步快。这个是出钱买不到的。而我们是在很短时间取得这个经验的。我们取得这个经验，那怕是犯很多错误。这个错误我们必须犯，现在不犯将来还得犯。我们犯了，将来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错误，发生了问题，也要从积极方面看，犯错误也有好处哩。（刘少奇：在第十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1958年8月24日>）刘少奇这番议论，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毛泽东多次严厉批评的浮夸风。刘少奇一些人刮起的浮夸风，一度搅得天下大乱。回避浮夸风，空谈大跃进的经验，是偷梁换柱，讳疾忌医。看来刘少奇是想赖赈。而那些追随刘少奇的人看透了刘少奇的心思。这里介绍一些刘少奇树立的典型、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坐阵的信阳地区的一些点滴材料；时任信阳地区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的回忆说：“常委们就给我总结了四条‘严重右倾错误’：一、把1959年的特大丰收说成灾荒年。不仅在地委会议上说，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还坚持己见，并在县、市委书记会上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彭德怀时，还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二、在8月份召开生产救灾会议时，把灾情讲的那么严重，否定了‘大跃进’的大好形势。三、在遂平县进行反瞒产工作时，不但没反出一斤粮，反而不请示报告省委，私自动用国库粮700多万斤。四、对干部的干劲不是鼓励，反倒诬蔑说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作风。”信阳地区的“反右倾”情况非常糟糕：被批判的干部，竟有1．2万人次。
从全国形势看，由于毛泽东对反对“左”倾错误所做的巨大努力，召开了一系会议，形成了一系列决议，广大党员、广大干部觉悟程度有一定的提高，尤其是1959年4月，毛泽东发出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以后，浮夸风在全党基本上受到了遏制。所以庐山会议后的浮夸风除个别地区复发外，对全国形势未造成重大损害，基本上保持了全党、全国大局的安定。
附件一：毛泽东拟定的十八个问题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七月二日）
一、读书。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八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不规定范围，大家不会读。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六个月，或者一年。去年郑州会议提出读三本书，读了没有，说是读了一点，读得不多，有的自己也没有读。对县、社干部，山东、河北的想法，是给他们编三本书：一本是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工作有前进的，不说谎、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例如河北王国藩，山东菏泽一个生产队。一本是坏人坏事的书，收集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或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每省要找几个，各省编各省的，每本不超过二万五千字。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系统地编一本书。三本书大体十万字左右，每天读一万多字，一星期可以读完。读完后讨论，不仅读，还要考试。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丈，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学习苏联，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有缺点，但比较完整。缺点如第一章讲和平过渡，通过会议夺取政权，哪有那回事？在西藏都不可能，一定要有武装。他们的缺点我们不要去学，但在去年，把苏联一些好的经验也丢了。
二、形势。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丝、烟、茶、糖、菜、果、药、杂都要有。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这“两小”，其他都丢了。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我看了四个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体可以代表全国。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
今年这时的形势和去年这时的形势比较，哪个形势好？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有些盲目性。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夹子？现在讲不清楚，促进派也讲不清楚。说得清楚就说，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住，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
去年许多事情是一条腿走路，不是两条腿走路。我们批评斯大林一条腿走路，可是在我们提出两条腿走路以后，反而搞一条腿了。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和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
三、今年任务。
四、明年任务。
五、四年任务。工、农、轻、重、商、交方面，过去是两条腿，后来丢掉了一条腿，重工业挤掉了农业和轻工业，挤掉了商业。如果当时重视一下农业、轻工业就好了。这几方面到底如何搞法？建设如何安排？
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算了。今后应由中央确定方针，再交业务部门算帐。粮食有多少？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能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亿斤，搞到一万亿斤，要好几年。明年钢增加多少？增加四百万吨，是一千七百万吨。后年再增加四百万吨。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减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达到。
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如果真正重视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安排好了轻、农，也不一定要改为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怎么才会不造反？就是要使他们过得舒服，不说闲话，不骂我们。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赞成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来管农业机械，搞农业机械设计院。现在这些事谁也不管，这么大个国家，没有人管不行。过去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左”倾时我曾说过，“炮是要打死人的，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脚走的”。现在炮没有了，第二条、第三条还有，如果忘记了这些，不好办事。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
饲料要有单独的政策。现在是人吃一斤，牲口吃半斤；过一段，要人吃一斤，牲口吃一斤；再过一段，要人吃一斤，牲口吃两斤，牲口吃的要逐渐比人多。
农业问题：一曰机械，二曰化肥，三曰饲料。农、轻、重问题，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四年，不提口号，不作宣传。工业要支援农业，明年需要多少化肥、多少钢材支援农业，这次会议要定一下。粮食去年说增产三成，是否达到四千八百亿斤，我还有怀疑。今年说不增加了，我看增点还是可能的。以后每年增一千亿斤，一九六二年达到八千亿斤。
明年钢的指标是一千七百万吨，形成一个马鞍形。今年是一千三百万吨，比去年多四百万吨。后年二千万吨，大后年二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三百万吨，可以赶上英国。一九六二午二千五百万吨，可能少点，也可能多点，多了到二千八百万吨，少了到二千三百万吨也好。赶上英国，说的是主要产品，钢太多了不一定好。
积极性有两种：一种事实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现在有两条还有用：“一切行动听指挥”，即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搞一平二调。总的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种占多数，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归人家就是“资本主义”。山东曹县出现抢粮现象，这很好，抢得还少了，抢多了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我们的国家是不会亡的，社会主义是亡不了的，蒋介石是回不来的。美国打来，我们最多退到延安，将来还会回来的。
六、宣传问题，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时，有人提出，利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把指标改了，后来没有这么做。现在看失掉了点时机，但不要紧。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还拿不准。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粮食是否以后不公布绝对数字，可以学习苏联，不宣传粮食指标。今后钢不算小转炉的，铁不算土铁。
七、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
第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八、群众路线问题。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九、工业管理问题。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能否在很短时间内解决？应该争取在一二年内解决。
十、体制问题。“四权”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对下放要适当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是说现在是完全无政府主义，而是说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说得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十一、协作关系。划区协作，倒把原来的协作关系打乱了，搞了大的，挤了小的。搞体系，工厂要综合发展，公社要工业化。
十二、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轰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
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的积极维持，一为湖北的提倡自愿。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暂时回去了。湖北拟从少到多，开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将来达到百分之八十。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度是两回事。
十三、学会过日子。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湖北是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了，农民批评有些干部，一不会生产，二不会过日子。应当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有些地方生产不见得比别处多多少，但只要安排得好，日子好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估计增产一点，还是按去年四千八百亿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标准安排过日子。口号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十四、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政策三年不变，定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四六开，征四留六，有灾照减。自留地不征税。
十五、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四川省的同志说，生产、分配在一个核算单位较好，现在改，影响生产，如何办？
十七、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基层党的活动消弱了，党不管党，只管行政。
十八、团结问题。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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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彭德怀上书（3500字）
主席：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1958年较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8．4％，其中工业增长了66．1％，农副业增长了25％（粮棉增产30％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43．5％。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
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像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绩，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1959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计划时，更应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4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1958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20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30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18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翻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多收”、“15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0909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和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实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后年4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15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4年内可以基本实见，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彭德怀
1959年7月14日
附件三：毛泽东7月23日讲话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及许多文件，还跟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是一触即跳，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不管坏话，好话，两种话都要听嘛。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既有讲话之第二种任务，他就要讲。还有，人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就得听人家讲话。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搞得一塌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邵大个（江西省长邵式平）你不必着急，你们搞出的这个材料，实在好，今天就印出来。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变就是了，是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蹋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蹋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蹋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那些听不得坏话的人，他那个腰杆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子真正硬，坏话你为什么听不得？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但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主要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钟头。碴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有三千人参观，十天三万人，三个月有三十万人。听说徐水、七里营也有这么多要去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了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好省那时谈不到。总而言之是多快。这种分析是否恰当？三个地方三个月当中，有三个三十万人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上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你吃三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志，我看他十年还不会胖，总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百分之三十是积极分子，百分之三十是消极分子（即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百分之四十随大流。百分之三十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愿意的只百分之三十。总之，百分之三十加百分之四十为百分之七十，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他们要搞。
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刮向大队和小队，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了下去，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账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楚的再继续算。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没有这个规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剥夺人家的劳动。这类事，自古以来是“一个指头”。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按，此处记忆有误。劫生辰纲是晁盖等人干的，此时宋江还没有上梁山。）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取之无碍，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是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挤垮，赎买。怎么能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只有一个多月就息下这股风，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今年三、四月或加上五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讲干部，不懂得这个财并非不义之财，而是义财，分不清这个界限。
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没有搞通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有读，要叫他们读，公社一级干部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皇帝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微令值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精力尽，徒步还南岗。辞荣比盛世，何愧张子房。”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老（柯庆施）说，全民大学，我也赞成，不过十五年不行，恐怕得延长一点，几亿人口嘛。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指梁朝的曹景宗），打了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的将军斛律金，这也是一个一字不识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字不识的人可以作宰相。为什么我们公社的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了，现在不是农民学哲学么，工人学哲学么，他们比我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我们这次议事日程就有读书这一项。我也是个没学问的人，这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一点，才有发言权，也是怕大家来考我，我答不出怎么办？要挤出时间读书，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我说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无非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放弃，一个可能不放弃，两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区区长开了一个会，我就是这么讲的，对不对？没有扯谎吧。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讲的一蹋糊涂，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无非我有错误。有错误嘛，还是真有错误、假有错误。真有错误，我作自我批评，再来一次；假有错误，那是你们的事。你们弄假成真，本来不错，你们说嘛。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同志是我讲的四种人里面的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所谓四种人是：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是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对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那种摇动，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也不讲小资产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可以冒了，于是，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来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但是也相当深，就是不讲冒进了。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是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马克思讲，莫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停止工作，人类也要灭亡的。只要你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呵！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了，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因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没有人这样主张，我这是夸大其词。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是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是正确的，部分不妥。列宁讲，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要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讲的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就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他们不是右派，但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那时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三十公里，接近三十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三十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本来十八个题目，加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处还是有害？我看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为什么只有你讲得、我讲不得？别人讲不得？但是我劝许多人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不忙讲，也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十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能在全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十一个县），90％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1／3人口对五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这篇是我推荐的。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并不是公社发明的，是合作社发明的。湖北有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就办了个食堂。河北一九五六年就有办的，一九五八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如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力，还可以节省物资，节省粮食。我跟你们谈，你们说可以嘛。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去，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蹋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接着就讲这个故事的原委）。我讲食堂，走了题了。科学院的调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到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点，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去，没有垮一个，将来准备垮一半，还有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科不到，以前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计划，就是不管综合平衡。不要比例，这一条没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运力。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真没有料到。我这样的人，总理、少奇同志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开脱自己，我又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根本没有领导，哪来什么英明呢？
看了许多讨论发言，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硫量，为真正好铁奋斗。共产党员有个办法叫做抓。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茶糖药烟果盐杂，农中有十二项，要抓。要综合平衡，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区买卖猪。党不管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合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一点，列宁热情磅薄，可以感染群众，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这个我看要改，有话就要讲。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紧。还讲过几条，甚至说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有些人就是怕讲得不妥挨整。这叫明哲保身，叫做什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祸从口出嘛。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听不得坏话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代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就是。江西党校那些意见是驳谁呵？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一千零七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九千万人上阵，补贴四十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载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碴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要上《红旗》杂志呢？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这个没关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载河我提议要作决议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人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个总路线，是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点。你们放大炮也相当多，如谭老板（谭震林），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关于共产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的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你说我不放大炮吗？我也放了三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彭德怀同志讲的，张飞粗中有细，他说他粗中无细；我说我也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个过程。当然那个过程，现在看起来，可能过于短了一点，我讲大体两个五年计划。要直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可能要大大的延长，不是两个五年计划，而是二十个五年计划也难说。要那么久？还是不要那么久？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子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呵！（刘少奇插话：列宁也有，讲世界革命很快就要来了。）世界革命，那个时候他希望世界来援助，他也搞和平民主新阶段，后来不行了，搞出一个一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这话在以前也讲过吧？（刘：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①）一国可以胜利，到这个时候，不建怎么办？只有一国。（刘：依靠自己本国农民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②）依靠农民。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这两者是不是一样？季诺维也夫后来开除党籍，杀了头。马克思是否还要杀头？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他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在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我们还有广州公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等等。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一九二七年那样失败？像万里长征那样。大部分根据地丧失，红军和党都缩小到十分之一，或者还不到？我看不能这样讲。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豪无例外地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力、多付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按：《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按：柯曾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上海党代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内容重提多快好省，要十五年赶超英国，具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精神，极为毛赞赏，成为南宁会议的先声。）钢铁你要搞六百万吨，（按：一九五八年六月华东计划会议，确定华东一九五九年钢铁指标为六百万吨，引起一九五九年指标全面高涨，也影响到五八年钢铁指标的变化），我要搞一千零七十万吨。北载河会议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绝孙。补贴四十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①②毛泽东讲话时刘少奇的两次插话全是错的。其一，“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没有讲”；其二，“依靠自己本国农民可以建成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没有讲”。刘少奇把马列主义搞错了。列宁主义对上述两个问题作了明确回答：“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而且我们将和农民一起去建设它。”（详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六 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第222―239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北京版）
现在许多人坚持刘少奇的错误理论，认为一个国家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而主张在中国进行资本主义补课。他们认为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前面去了，而主张把公有制经济，拉回到资本主义来。拼命鼓吹私有化。吵吵让让20多年，而且越叫越响！
刘少奇的特点：其行为表现为“左”，其思想则是右的。形“左”实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