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行是在四天后的8月19日，抵达北京地安门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寓所的。
杨昌济与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罗学瓒、张昆弟、彭道良、萧三等几位熟识的湖南学子，欢聚一桌。依然是人手一双公筷。
杨昌济慰悦地巡顾着锐气自溢的湖南学子道：“没想到你们说来就来，算得是雷厉风行。”
“能出国留洋，谁个不想？”萧子升显出总干事的口吻，“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在这里等得都六神无主了！”蔡和森总算可以释然地吐出一口大气了。
“和森各方联系得已初有眉目，就盼着诸位‘尊神’。”杨昌济褒奖着蔡和森。
“爹，你不要光顾着说话。”杨开慧指指桌上的菜，提着醒。她已是17岁的少女了，亭亭玉立，继承了父亲的静谧，那清冽的目光，已少了些稚气，多了些成熟。
“噢，批评得对。请请。”杨昌济引指着桌上的菜。
“开慧，你也一起来罢。”毛泽东相邀着。
“厨房里还有事。”杨开慧嫣然一笑，悄然退去。
杨夫人又热忱地端上菜来。
“伯母，快莫做了，吃不光。”毛泽东欠身致意。
同伴们也一一起身相邀：“伯母，您老也来。”
“坐坐。路上饿了那么多天，快放开肚子补一补。”
一座欢颜！
杨昌济还是心静如故，回复到原来的思路道：“去法国勤工俭学，是蔡元培、李煜瀛和吴玉章三位先生发起的，具体由华法教育会副会长李先生负责。”
萧子升留意着先生的介绍，问：“噢，李先生？就是李煜瀛？”
“嗯。”
杨开慧端菜进来时，杨昌济想到什么：“霞，把东边的房间收拾一下，晚上大家……”
“早收拾了，就等主人。”杨开慧眼光往“主人”们一送。
杨昌济意外之下，煞是称许：“咳，你们大哥哥一来，我这个女儿硬是不一样！”
一座嬉笑。
“爹！”杨开慧娇羞地隐入厨房。
“世界大战该是差不多了。百废待兴，法国人少，尤其需要劳力。”杨昌济忖度着分析道，“这是一次你们跟世界接触交流的机会……”这次可不比上回在半学斋的彻底失眠，而是彻底的不眠――因憧憬而激扬出来的一种难抑的年轻人的兴奋。
东边侧屋里，灯光映照着一围神采奕奕的开拓者们。
蔡和森翻着备忘录，介绍着。毛泽东随即取过“备忘”，重览了几条：“嗯，筹款、学法语……和森，你已是半个‘北京通’了，大家的安身立命之所，还是得拜托你和昆弟。”
蔡和森和张昆弟爽然应诺。
毛泽东思量着加重了语气：“剩下最后一件事，也是头等要务，就是拜会蔡元培、李煜瀛先生，具体商量去法国的事项。”
“这可是打向世界的成败所在，我来吧。”萧子升自告奋勇。
“你一个人怕……”
“还是叫润之一起去的好。”
毛泽东眼光掠过萧子升，委婉地提议：“是不是子升、和森加我，我们一起去？”
“好好！”
“再好不过。”
还是保持着在湖南养成的习惯，杨开慧独坐在门角头的竹椅上听着、看着，眨动的眼光里似款款流泻出什么……
“开慧，你看嘞？”
毛泽东一问，倒将未防的杨开慧问愣了：“我？”
蔡和森立时补上：“比起我们，你可是‘老北京’了！”
罗学瓒扶上眼镜：“你不再是长沙的‘旁听生’了，该是个巾帼须眉。”
嬉笑再起。
院中乘凉的杨昌济夫人与杨开智听得东屋里的嬉笑，一样地莞尔不禁。
杨夫人感慨系之：“你这班学生，真像一团火，到哪里，哪里就烧得热气腾腾的。”
杨昌济暗下揉揉腰，挺挺身，欣然颔首：“中国的希望，怕正在于此。”毛泽东、蔡和森和萧子升做了“第一要务”――一起去北京大学拜会久所敬重的蔡元培校长。
蔡元培拉着蔡和森的手道：“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他面容端谨，八字短须，鼻上架着金丝眼镜，长短适中的倒背头，谦谦一介君子。他字鹤卿，号孑民。北京大学校长，教育家，知识界的先驱。时年知命。
“你们来了多少人？”
“这一批二十四人，加上前前后后到北京的，共有四五十人。”
“了不得。你们这个新民学会当了勤工俭学的先锋。好，好！”蔡元培甚是赞赏。少顷，他有心地考问道：“都有什么想法呀？”
萧子升冲口接上：“蔡先生、杨先生都是留洋回来的大家，我们不敢攀比，却乐意追从――求学、问道，报效国人。”
“呵呵，蔡先生、杨先生何足道？有什么不敢攀比的？”蔡元培微微一笑，备显出“大家”的笃诚，“‘小蔡先生’的抱负，我已领教――‘救中国于水火！’那，毛先生呢？”
“不，不敢。”毛泽东欠身致意。
“不必拘礼，请坐请坐。”
“我个人是否去法国，还不一定。”
不啻蔡元培，连两位好友也闻言一愣。
“那你？”
“我们理该去了解法国、苏俄……了解世界，也应该了解自己、自己的国家；了解多了，综合比较，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中国才有救，才能立足于世界之林。”
蔡元培眼里划闪出波光，掂量着这位沉稳的学生青年，暗下颔首：“有见地。能否立足于世界之林呢？”他似问人，又似问己，徐徐欠身。
三位学子凝视着自己敬重的师长。
须臾，蔡元培又将目光回落到三位“新民”身上道：“就看你们这一代‘新民’了。”
学子们惶惑又感奋，相顾动容。
几声敲门，进来一位秘书：“蔡校长，学联大会要开了。”
“噢。”蔡元培应诺着，回座写下便笺，交代着，“你们去找一下李煜瀛先生。另外，拟一份赴法的细则和打算给我。”
萧子升接下引见信，爽然允诺：“好的。”
三位学友走出北大门口时，蔡和森憋不住问了：“润之，你怎么还没定下？”
“还得好好想想。”毛泽东拍拍脑袋，“我们先分头行动，晚上碰头再说。”
“子升，不要润之和你一起去？”
“不不，我一个人足可以了。润之要草拟‘细则’，也不轻松唷！”
“好，晚上见。”回到杨先生家的东边侧屋，毛泽东便草拟起已跟蔡和森商量出大概的《细则》来。有间，他猝然一顿，权衡着什么，又疾书而下。
门口悄然出现杨开慧的倩影。她静静关注着“世上无他”的毛泽东，眼里漾动着赞可的波光。
“润之，吃饭了。”
“嗯？不是吃过了？”毛泽东还没有从《细则》的构想中脱离出来。
杨开慧“扑哧”一笑：“你一天就吃一顿饭呀？”
“嗯？天没黑哇。”他一瞄窗外。
“大先生，现在是中饭。”
“噢。”毛泽东恍然大悟。少顷，他念及什么，悄声问：“开慧，告诉我，杨先生身体好不？”
“……”
“我看他时不时揉腰，脸色也不比在长沙，白灰灰的，像有病。”
“爹肾脏不好，还神经衰弱。”杨开慧只得道出真情。做女儿的很有些忧心忡忡。
“看过医生了？”
“嗯，就是来北京查出来的，去德国医院看过好几趟，有时好些，有时又……”
“怎么会嘞？”毛泽东难解个中，“不要紧吧？”
“席尔克医生说现在还不要紧。”
“让你和伯母费心了。”
杨开慧淡淡地一笑。
不晓怎么，此时此际毛泽东的心弦微妙地被谁轻轻叩响了一般。他自己也觉着异常：“咦，怪事，跟开慧在长沙一别虽才两个月，到北京这一见，竟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他在心里悄悄思量着。
杨开慧抬眼间，触觉到毛泽东凝视着自己的目光，也不由自主地好一阵心跳。
院子里，杨夫人在催唤了：“霞，怎么叫人叫人，自己也叫不见了？”
这才唤醒了杨开慧，她脸一红，埋下头道：“呵唷，快走哇！”
跟丈夫一样，杨夫人也很是喜欢这个知礼、有志向的毛泽东。你看，毛泽东刚进门落座，她就直往他碗里夹菜。“润之哇，你们就住在这里，也省得还去找房子哇，饱一顿饿一顿的。”
“润之就跟我睡。”杨开智大来兴致，“妹，你说呢？”
杨开慧莞尔不语。
“去！”做母亲的嗔怪着，“跟孙猴子似的――拳打脚踢，谁跟你睡？！”
一座开颜。
“已经太麻烦了。”毛泽东觉着很过意不去，“我们还要奔忙留学的事……”
杨昌济很理解自己的学生，颔可道：“大队人马都等着，是马虎不得。这里随时可以来，没有麻烦不麻烦的。”
“嗯。”毛泽东由衷感慰。俄而，他想到什么：“杨先生，北京有留俄的机构吗？”
杨昌济理解这位不同一般的学生，遗憾地头一摇道：“现在还没有。”
杨开慧幽目一亮，问：“你想去苏俄？”
“如果能去，会比去法国更有益。”毛泽东判断着。列宁的“俄京二次政变”，是他无法忘却的。从来是最底层的工人、士兵，竟也开天辟地翻身做了主人，这是多么不容易！列宁成功了。中国还没有，还是混战、还是……
杨昌济微微一叹：“俄国方面的情况，当局封锁得很死。不过李大钊、陈独秀先生还在通过第三国途径……”
“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的双眸即刻流露出饥渴，“能够见见他们吗？”
“我跟李先生已经介绍过你、和森……”
杨昌济正说着，蔡和森快步赶来，汗淋淋，兴冲冲的。他舒了口大气道：“总算找到‘安身立命’之地了！”说着从兜里摸出张纸片一亮，那是北京地安门内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这实在是一间可怜的小屋。
外间――姑且算作“间”罢，除了一张长案，别无所有，简陋得只有用“颓败”二字来形容。
“这是我们的公共‘书房’。”张昆弟打趣地介绍着。
毛泽东、萧子升一行加上“参观”的杨开慧，倒仍不失兴味地观光着新居。
再就是内间的半壁大炕，是石头和砖砌成的，外加一只小炉子。
“这便是我们的‘大同世界’。”蔡和森不忘“新村”的生活。
毛泽东联想到什么：“子升哇，比起我们去年‘游学’来，这里可是气派多了。”
“咳，那怎么能比？！”萧子升记忆犹新，“多少个晚上天当帐、地当床，都险些成了毒蛇、猛虎嘴里的美餐。”
毛泽东自嘲地调侃着：“那只‘大老虎’，真把我两个惊吓得不轻嘞！”
“真的？”一室骇异了。
毛泽东和萧子升暗传眼色，一副莫测深浅的情状。
杨开慧静静听着，独自悄悄拾掇起房间来。
“子升，快说说情况。”有人催问着。
“跑了两趟，总算见到李煜瀛先生了！”萧子升兴致很高，“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名中国学生到法国了！”
同窗们闻之动容！
“那里的生活费用高，李先生起先还担心我们过不惯，听我介绍了新民学会情况和诸位‘志士’的精神，他很吃惊，马上拍板，叫我们抓紧学法语、练手艺，相信我们一定马到成功！”
一室欢动！
“和森，法语班的事嘞？”毛泽东惦记着。
“妥了。两个高级班，在北大；一个低级班，在蠡县。”蔡和森工作得有条不紊。
“润之，你真该去见见李先生，这才是革命家！”萧子升依然情难自抑。
“喔？”
“他是世界主义者。主张互助，友爱，反对流血、暴力，学问很深！”
“那苏俄呢？流了血，打了仗，士兵、工人，老百姓不是翻身了？”蔡和森不敢苟同。
“我赞同李先生的主义！苏俄的路，终非上策。”萧子升相信自己的判断。
罗学瓒扶上眼镜，口气中夹着估量：“苏俄……想来也是走不通其他和平的路，才不得已而为之的。”
“对对，谁吃饱了饭没事，去流血、去掉脑袋？”
杨开慧慢慢收拾着，信任的目光不觉投向默想中的毛泽东。
“孙中山的国民党不是跟袁世凯‘互助’、‘友爱’吗？结果吃了大亏，不光丢了权，还丢了不晓多少‘志士仁人’的性命。再远一点说，李鸿章跟帝国列强够‘互助’、‘友爱’了，到头来嘞？我们的国土一片一片丢了，我们的矿山、铁路都成了人家的囊中之物！”毛泽东言之忧愤。
同伴们也不禁忿形于色。
“就近一点说，张敬尧造‘镇湘楼’，杀活人来祭奠；公然私设银号，滥印钱币。……我们自己不是就碰到过那批‘灰面坨’军？一村、一镇地糟蹋女人，连小妹子、老也不放过！你说，我们老百姓还怎么去‘互助’、去‘友爱’嘞？”
“润之，恤民忧国，你我此心相通。如果北军不打南军，南军又不打北军，且不就避免了战争？避免了无辜生灵的涂炭？”萧子升亦言之动容。骤然间他似攫得什么，反戈一击：“你们不也曾尝试过‘新村’的大同生活吗？这不就是‘互助’、‘友爱’吗？”
蔡和森双眉一耸道：“子升！这是两回事。”
毛泽东心潮在奔涌。少许，他定睛望一眼子升道：“我们之间，是互助、是友爱，但跟张敬尧、跟段祺瑞、跟日本之类帝国列强，决无‘互助’、‘友爱’可言！”
静静的杨开慧，双眸间闪射出共鸣的光芒。
争鸣过后，陋室里气氛霎时变得凝重。
“唉，润之，你太好斗了，迟早会……”
“会掉脑袋？到逼上梁山时，也顾不得这个十斤半了。”新月有意，洒泻着爱抚的流光，是那么清白、那么纯静。
一缕流光斜照在大炕上的一排“新民”身上――一般的清白，一般的纯净，通体透明似的。他们一个紧挨一个，把大炕挤得满满的，针插难进。
“哎呀，我又要小便。”
“你怎么那么多尿？不留一点到法国去！”
“不不，还是撒在故土的好。”
一炕嬉笑。
待撒尿人一出，大家连连地伸臂抬腿，觉着松快无比。
“咳，不挤睡在一堆，真不知人世间自由自在，拳打脚踢的滋味。”
相与开颜。
撒尿人一归来，空隙已无，只得佯作警告：“嗳――诸位诸位，我可是反对流血、暴力的唷。”
“怎么就从法国回来了？”
“哎呀，也不晓得‘照顾照顾’――多尿一阵，叫我们多‘自由自由’。”
“来来，还是诸位‘互助’、‘互助’。”
“一、二、三！”七个人按令行事，左右相转。撒尿人好不容易才插回进炕里。
“行了。”
“你行了，我们就这么虾米一样地弓着？”
“我要翻身了。”
“哎哎，慢点慢点，现在不是‘解放’的时候。”
“一、二、三！”于是群起行动，各人这才勉强各归其位。谁个能想见，本是舒服的睡觉会如此艰难！
“从现在起，再不准撒尿了。”
“唷，比张敬尧还独裁！”
一屋大噱。9月下旬的一天，杨昌济陪着毛泽东拜会了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出来，毛泽东手里捏着一封蔡元培的引荐信。
“和森他们呢？”
“都在法语培训班。”
“你还没想定？”
“先生的意见？”
杨昌济看定学门高足，缓缓停下步，思量的目光挪过学校，投往更远的去处道：“一国有一国的民族精神，就像一人有一人的个性。自古平治天下者，莫不审察具体的‘个性’，何者革？何者因？何者取？何者舍？了解清白了，才能针对不同的‘个性’来下药，来治理。”
毛泽东深深咀嚼着、领略着……
李大钊杨昌济一面恳谈着，一面又携毛泽东来到北大图书馆，介绍他认识了馆主任李大钊先生。
李大钊看罢引荐信，如对故友般地拉着毛泽东的手道：“从杨先生这里，我已是久闻大名了。”他方圆脸，八字须，戴着金丝眼镜，那镜片后的目光，透出睿智与热忱。他字守常，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经济学教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时年29。1927年4月6日被军阀张作霖逮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
“叫李先生笑话了。”毛泽东大是不安，“我们都很喜欢先生的大手笔。你的《青春》，真把我们的‘青春’都鼓动起来了！”
“哈哈。我这而立之人就怕这‘青春’不辞而别，所以老喜欢召唤她，不想叫她悄悄溜走。”李大钊自嘲地打着趣。
“先生对时局怎么看？中国的出路究竟……”
未待毛泽东问了，李大钊与杨昌济便相顾失笑。
“你看看。”杨昌济早有预言。
“果然报国心切！”李大钊称许地头一点，凝神少顷，“时下南北相争，不论胜败，中国都是军阀的一统天下。直系的冯国璋总统下野了，不是又上来个老牌的徐世昌吗？”
“就不能开出一条新路来？”毛泽东寻究着。
李大钊依旧寻究在自己的思路里：“自辛亥革命起，讨袁、护国、护法，孙中山四举大旗，都失败了；‘新路’在哪里呢？我想，怕是在士兵、工人……在民众；不是旧的，沉睡的，而是新的、不甘做奴隶的――像苏俄。”
“守常高论。”杨昌济难得动容，此刻也不由得慨然称叹。
毛泽东沉静的双眸，顷刻间折射出火花道：“先生说得极是。我们斗过汤芗铭、王汝贤，大家起来了、同心了，他们就害怕了。”
“正是此理。这里有几本刊物、册子，你可以先拿去看看。”
“太好了！”毛泽东接过书刊，大为动心。在湘乡，总嫌书刊少；到了长沙，像牛闯进了菜园，狂吃猛啃，可慢慢又嫌需要的书、急待参考的报刊等太少，尤其像介绍苏俄革命的资料，简直是凤毛麟角。故而见尊敬的大钊先生一下借出这么多刊物、册子，怎还能不开眼呢？！
“苏俄的声音，他们封锁得那么死，你们还是挖出来了？”杨昌济很是赞佩。
“可惜太少。”李大钊又拿过蔡元培的引荐信，“让你做个图书馆助理员，太委屈了。”
“不不，只要够吃饭，有书看，能多听听先生的指教，就足够啦！”毛泽东拳拳自剖。
李大钊镜片后的炯炯目光，透出可意的希冀与赞赏。
对于孜孜求索而又未得要旨的毛泽东来说，结识李大钊，不能不说是赴京的第一大收获。正是这一收获，使他的人生翻启了新的一页。
诚如毛泽东的自述：
“我在李大钊手下当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时，就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发展……”
曾几何时，千寻万盼着介绍“主义”的书刊，如今就在手上！毛泽东像得了宝贝似的，一回到小屋，就关在他“书斋”里猛啃。萧三亦饶有兴味，只要没什么大事，天天就陪着老同学啃读。
这天，萧子升夹着几部大厚书，匆匆而归，见三弟也在，就问：“看什么呢？”
毛泽东眼不离书，手一招道：“来得好。你快看看李大钊先生写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这一比，就比出苏俄必然成功来了。”
萧子升将李大钊的《言治》季刊挪开，将自己带来的大厚书一搁，极推崇地引荐着：“你还是看看这位――”
“谁？”
“克鲁泡特金！废除私有制，消灭一切国家，建立无政府的共产主义！”萧子升西发一捋，挺鼻一昂，仿佛曙光就在眼皮底下。
“喔？太好了！这倒值得领教。”毛泽东一样饥渴的目光又折射而出。少顷，骤然记起：“几点了？”
“十二点五十。怎么？”
“哎呀，上班要迟到了。”毛泽东捧过萧子升带来的《法国大革命》，匆步离去。走不两步又扭身关照：“我们晚上再讨论。”
“润之，你还没吃中饭！”萧三提着醒。
“有了！”毛泽东一拍克鲁泡特金的大厚书。
对于馆主任李大钊来说，委屈了毛泽东；而对毛泽东来说，只要有他至爱的书刊与报纸相伴，虽然是助理员，也很知足了。况且在这里兴许还能结识一些新的朋友。
这不，机会来了。
毛泽东礼貌地迎候着各式师生的签到。他猝然发现签到人笔下流淌出“傅斯年”、“段锡朋”几个字，眼光不觉一亮！
“二位就是傅斯年、段锡朋先生？”
两人不解地回视着陌生的南方人，回道：
“是的。”
“有何贵干？”
傅斯年、段锡朋均系北京大学学生，学运中坚。
“在湖南，我就听得二位的大名，能不能请教？”
“什么？”
“如何才能唤起中国民众嘞？”
傅斯年与段锡朋不想这个湖南人会提出如此大的题目，相顾愕然：“你也关心这个？”
毛泽东诚挚地点点头：“是的。”
两人只是不以为然地付之一笑。
“你不妨就等着看傅先生的大文章吧。”
傅斯年矜持地一笑，便与段锡朋撇下毛泽东，径自进入阅览厅内。
毛泽东眼中的波光一记颤动，不过即刻就平伏下去。
毛泽东的自述：
“我对他们怀着浓厚的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但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待到读者都签到了，毛泽东便坐落下去，投入到克鲁泡特金的“大革命”中。
一旁的李大钊，早就看在眼里，不满地一瞥傅斯年与段锡朋的背影，踱到毛泽东跟前，亲切地关照着：“润之，明天胡适先生有个‘新文学’的讲座，你去听听吧。”
毛泽东欣然欠身道：“有劳先生了。”
“看什么呢？”
“克鲁泡特金的《法国大革命》。”
“我们是应该多读一点、多看一点，多作一点比较。”
“先生的文章和介绍的书，我都拜读了，真是大开眼界！”
“能开人一点眼界就不错了。”李大钊将自己看得很平实。他的目光从克鲁泡特金的《法国大革命》上抬起，“苏俄革命，原来也是比较了许多条路以后找出来的……我们也应该找出自己的路来。”
“嗯。先生说的是――我们自己的路……”是哇。比较是需要的，但根子还在自身。
毛泽东真感到庆幸。你看，肚子不会挨饿，又有书可读，还有讲座可听，北京此行，太美妙啦！胡适先生的讲座，他自然不会放过，还约上了蔡和森与邓中夏。
待到蔡和森引着一身工装的邓中夏迅步赶来听讲座时，大教室里已响起一阵掌声。两人好不懊丧。
“怪我，怪我。”邓中夏频频自责。不过他俩总算听到了胡适先生最后的归结：
“我胡适是文学进化论者。明清的时代结束了，今天应该产生跟时代同步的、新的文学！”
热烈的掌声宣告着讲座的结束。
不意间，他俩听到毛泽东的提问：“请问胡先生，这‘新的文学’和社会的革命该是如何的一种关系嘞？”
蔡和森与邓中夏不觉轻轻推开一条门缝。
传出胡适的声音：“你是新来的学生？”
“不。我是特地来旁听先生大课的。”
“你既不是注册的学生，我就……无可奉告了。”
蔡和森顿起不平，欲推门而进，被邓中夏拦住：“胡适先生刚从美国回来，怕也未必就能解答。”
两位知友料想毛泽东会生气，会不平，不料毛泽东居然能“见多不怪”。且听听毛泽东的自剖：
“算不了什么。我们湖南人，一口的土话，也难怪大京城的先生见怪。胡先生是有学问的人，我敬重他。”
“不愧是当过‘总统’的，肚里能撑船哇！”邓中夏释然了。
毛泽东盯住邓中夏的工装，释然道：“老乡来了这么久，也不来看看，原来去长辛店了。”
“他们学联想办工人夜校。”
毛泽东立时来了劲，脚步一收，赞叹道：“好主意。好主意！”
“听和森说，你在一师就办过夜校，还搞得兴兴旺旺的！”
“开始工友们不信有这样的好事，不要钱，还能读书、识字；后来信上了，唿，就不得了！”
“你、和森一定来长辛店上课。”
蔡和森立即应允：“只要是工友、农友需要，一定！”
三人相顾会心。不几日，有心的杨昌济又把毛泽东与蔡和森引领到北大文科学长室，介绍认识了学长陈独秀先生。
寒暄不几句，毛泽东就搬出了请教胡适的问题，把学长与引见人都激乐了。
陈独秀“哈哈哈！……”
“润之兄的这个问题，也是不大好对付唷！”陈独秀毫不避讳地打趣着。他一身书卷气中，飘溢出敏锐与爽朗，又裹挟着不遮不拦的自信与自负。他字仲甫，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年39。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42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毛泽东与蔡和森面浮敬重，欣悦地聆听着。
“政治要革新，文学不能不革新。”陈独秀替杨昌济添上开水，神思已进入文学的王国，“传统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应当推倒，而代之以新的文学――面向宇宙、人生、社会！”
杨昌济也不能不受其感染道：“你们看得出吧？堂堂学长，也是‘青春’当年呐。”
“不敢当、不敢当。你怀中兄才是眼明如镜，心清如水，我陈独秀可就自叹弗如了。哈哈！”
毛泽东与蔡和森相视一笑，胸臆大快。
“以陈先生之见，我们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嘞？”
“哈呀，你出的尽是难题！”
陈独秀与杨昌济相顾而笑。
“你问我，其实我也不知道。”陈独秀如实自剖，“北京的直、皖、奉三系军阀，靠不住；孙中山先生仰仗的南方军阀，怕也……靠不住。靠谁？自己。你们不就有个‘新民学会’吗？湖北有个‘利群社’。还会像婴儿一样地一个个地诞生出来！出来了，多了，就该有个……”
“大联合。”毛泽东思绪一荡，脱口而出。
“嗯？大联合？”陈独秀从另一迷蒙的思路里回神出来，“也对，也是这个意思。”
“你们这一‘联合’，大小军阀可就头痛了。”杨昌济曲言表述着内心的期待。
蔡和森大拳在腿上一击道：“他们头痛了，中国的病才有治！”
“说得好！说得好！哈哈哈！……”
继李大钊之后，毛泽东又结识了陈独秀，这不能不说是他京都之行的第二大收获。
邵飘萍毛泽东的自述：
“他是我早年崇拜的人物，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有功劳！”
从蔡元培校长，到李大钊、陈独秀先生，毛泽东得助于杨昌济先生，认识了一个个中国教育、文化界的领军人物。他感觉着自己的目光深了一些，也远了一些，他更近地捕捉着拯救中国出路的良方。
这不，又一位非同一般的学者、大家，跟毛泽东“不期而遇”。
那是在北大新闻研究会的例会上，一位长发，中分头，五官楚楚，身着西装，仪表英俊，气质高雅的先生。与胡适不一样，他偏喜欢跟学生们围坐在一堆，谈说得融融洽洽的！这位先生叫邵飘萍，原名镜清。北京《京报》社长，新闻研究会导师。时年34。中国新闻教育的开拓者。1926年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
邵飘萍细细审度着毛泽东道：“你是来旁听的？”
毛泽东如实回复：“不是正式的学生。”他有心点破自己无身份的身份。
“听说你提的问题，都不好对付？”邵飘萍友好地调侃着，“我倒乐意听听。”
学生会员们禁不住相顾窃笑。
毛泽东感怀之下，反倒不好意思了。
“请提问。”
“谢谢先生。”毛泽东礼貌地鞠了一躬，目光在记录本上一顿，“邵先生想力改报纸新闻单单就按照政府文件发消息的陋习，而力主记者自身的调查，报告真相……”
“嗯。对社会负责，不务空谈。”
“我敬佩先生的胆识，十二分的赞成。可政府能答应吗？不会……”
邵飘萍憬悟到毛泽东的担心，哈哈一笑：“为办报纸，我跟牢房早交上朋友了，它不嫌我，我不嫌它；当然，不去更好。”
满室雀跃，继而敬佩的掌声不期而起。
一个乐于讨教，一个乐于讨论――还颇欣赏对方的赤子之心，于是毛泽东与邵飘萍顺理成章地有了非同一般的师生之情，当然还有同气相求的蔡和森与邓中夏。
凑了个周末，邵飘萍请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一行来到自己的《京报》社。
“其实我早就认识邵先生了。”毛泽东轻轻一语，把邵飘萍闹了个“顶头呆”。
“你早就‘认识’我？”
毛泽东点点头道：“1912年，在《汉民日报》上，先生大骂袁世凯！……”
“噢，哈哈。”邵飘萍恍然记起，“我的牢房生活，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你真有心呐！”
毛泽东一行进到编辑部，发现什么，六道目光即刻“凝固”了。
墙上，大字醒目――“铁肩辣手”。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邓中夏一吟而出，大感痛快。
邵飘萍注视着仰首凝眸的毛泽东问：“润之想什么呢？”
“我们都负有‘铁肩辣手’的责任。”
“你也想办报？”
蔡和森慨然回复：“我们早有此想。”
“好，时下的中国，尤其需要‘铁肩辣手’，多多益善！”
毛泽东的自述：
“邵飘萍对我的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1918年11月11日，波及全球人口十五亿，死亡三千余万，持续四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以德奥同盟国的失败而宣告结束。
《京报》以特大号的黑体字，迅猛地推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爆竹、欢庆，如浪潮冲天，声撼八方。
透过故宫的琉璃屋脊，阴霾的天际似有情地洒下一抹依稀的亮色。
四天后，即11月15日，天安门广场已成了人的汪洋。
毛泽东、蔡和森率着准备赴法的湖南学子，加上杨开慧，汇入到北大学生的人潮中。
“子升他们会去哪里嘞？”毛泽东寻顾着。
“讲好今天全体都来的。这个人！……”
突起的掌声，淹没了蔡和森不满的责怪。惊回首――
李大钊身着灰色棉布袍，登上临时搭建的讲台，镜片后的目光，较之平素的热忱、激情又平添出几分希冀。他没有演说家的动作，平实如故：“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
台下。一张张激奋的脸庞！一阵阵动人的掌声！
“是我们庶民？！”杨开慧静谧的秀脸上，浮起动情的红光。
“庶民？！我们的民众！”毛泽东的双眸间，折射出难抑的光华。
李大钊继续着从心底发出的呐喊：“我们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倒德国人庆祝，是为打倒世界军国主义庆祝！”
“太对了！”
“打倒世界军国主义！”
口号似潮，掌声如流。沸腾的广场，热浪排空！“失踪”的萧子升，此刻当然不会闲着。他专程去李煜瀛先生府上请教。
大客厅里，除了萧子升，另外还有几位准备留法的学子，他们围着一位蓄有一口引人注目的八字胡，书卷气中透出独有的精明与干练的先生。他便是李煜瀛，字石曾。同盟会会员，华法教育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教授。时年37。
“大家都在庆祝。有什么可庆祝的？德国人败了，可叹；美、英、法胜了――还多了个中国，又怎么样？一样可叹。无论败者，还是胜者，他们只会益发穷兵黩武。我反对一切战争 ！”
萧子升深有触动，不由得赞佩道：“李先生不愧是世界主义者！”
共鸣的、疑惑的、费解的，不一而足。天安门广场上的李大钊，睿目流光，已忘情个中：“……资本家的政府指望着大战，把国家的界限打破，拿自己国家做中心，建立世界大帝国。现在不是很有些这样的国家，做着天下为自己所用的大帝国的美梦吗？标榜民主，其实极不民主；标榜人权，却到处侵犯他国的人权！他们就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
听者顿有所悟，激起一片评说。
毛泽东、蔡和森几个悄声议论着；开慧与北大的女同学们也不期而然地评说开来，莫不深受启迪。
围聚的人潮，不知不觉间，又扩展了许多。他们一个个都专注地仰首谛听着。
李大钊奋切地点出：“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发起社会革命……”可谓“异曲同工”。
萧子升正请教着李煜瀛先生：“不是出来个俄国的劳兵政府么？先生怎么看？”
李煜瀛手一摆道：“我说过，我反对一切战争！他们靠多少人的性命，去换得一个劳兵政府，一样地违反人道！你们要记住克鲁泡特金先生的话：‘我们不承认资本家的强权，我们一样的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俄国的革命，就是劳动者的强权，还是流血的强权！”天安门广场上。
李大钊大手一扬，言之凿凿：“1789年的法国革命，是19世纪各国革命的先声；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
穿破阴霾的一抹亮色，红彤彤、光灿灿，在天宇间拓展、延伸……
台下，拓展、延伸的人潮，一如滔滔汪洋。
毛泽东和蔡和森等情难自抑，击掌呼应。
狂潮席地漫卷！这非同寻常的狂潮，自然也漫卷到了小小斗室里。
毛泽东长臂一伸道：“李大钊先生这最后一句话，硬是赠送给我们勤工俭学人的。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合格的庶民，就先到法国去做一个合格的工人！”
“决不给中国人丢脸。”
“硬要争口气！”
正是报国学子们激情四溢之际，杨开智飞跑而至：“开慧，爹又不舒服了！快……”
杨开慧心下一记抽紧。
太糟糕的消息！
毛泽东与蔡和森即刻陪着杨开慧，随杨开智赶到先生家，蔡元培先生正陪着一名年在不惑的德国医师席尔克，在检查杨昌济的病情。
杨开慧一家与毛泽东、蔡和森，焦切地关注着医师。
杨昌济依旧平和如故，用德语致意：“谢谢，席尔克。”
席尔克宽慰地一笑：“你太累了，杨先生。好好休息。”他用德语关照着，收拾好出诊皮箱，由蔡元培陪着，徐步出外。
毛泽东与蔡和森欲知究竟，也接踵跟出。
到了小院子里，席尔克这才摆摆头，用德语严峻地关照着蔡元培。蔡元培用德语叮问着什么，沉重地允诺着。
毛泽东与蔡和森二人虽听不懂，却也猜度出一二。待蔡元培送走友人回转，两人便几步迎上去：“蔡先生，杨先生的病……不妙？”
“肾炎出现反复，不太好，观察三天，再决定是否住院。”
两位学子的心顿时抽紧了。
“肾炎？……”
蔡元培一脸沉重道：“这病很棘手，……杨先生太累了！”
毛泽东与蔡和森深感不安，还很有一些太有劳先生的负疚。
萧子升疾步赶来，大衣敞开着，张口便问：“杨先生怎么样？”一见两同窗好友的忡忡神色，心下不觉抽紧。
三学子惴惴地伴着蔡元培守护着杨昌济。
“孑民兄，我的哲学课，往后挪几天。等人稍好一点，我再补上。”杨昌济仍然惦记着课业。
蔡元培头一摆，宽抚着：“上课的事，不用担心；这次，一定要好好治治。”
“老毛病了，不要紧，躺几天就可以。”杨昌济反而宽慰起老友来，“学校事多，快忙你的去吧。”
蔡元培熟知老友脾性，便点头起身，又关照着：“我看，还是住院治疗的保险，大家也可以放点心。嗯。”他似提醒着自己，酌量着，踽踽而去。
“真是位劳心的学兄。”杨昌济感慨系之。
“杨先生，我们让您太……费心了。”毛泽东言之哽咽，负疚之情难以自抑。
杨昌济微微一笑，坦然自白：“当先生的不为学生费心，岂不是徒有虚名了？”
“先生！”
三位学子感怀之下，益觉着心酸。
“您为我们做得太多，我们为您却……”
杨昌济抬手止住萧子升，绕开话题：“开慧说，大钊先生的讲演，很鼓舞人心。是吗？”
“感人至深！”蔡和森激情犹在，一瞟萧子升，正想请教先生什么，被“笃笃”而至的脚步声打住。众目寻顾――
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三人，在杨夫人引领下，亟亟赶进屋来。
胡适“怀中兄！”
“哎呀，怎么惊动了诸位尊神？”杨昌济觉着过意不去。
“你这话是想叫我辈学弟无地自容不成？”陈独秀以守为攻，引得一屋开颜，气氛倒松快了不少。
毛泽东三人连连欠身，跟三位先生施礼、让座。未知有心还是无意，毛泽东将竹椅一送：
“胡先生，请坐。”
随即，三位学子便知礼地悄然退出。
陈独秀目光划过胡适，盯住毛泽东的高高背影道：“大将风度。唔？”
“他就是……那个没有注册的？”胡适这才对上号。他戴着玳瑁眼镜，一副学者的典雅风度中，洋溢出海外归客的气韵。他字适之，北京大学教授，时年27。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中国现代学者。
“这三个人，在湖南一师，被举为‘三杰’。”
“噢？”
“怀中碌碌，却自信这毛泽东君、蔡和森君，必是我中国的栋梁之材。”
胡适心怀疑窦，还是不由得瞟一眼门口。李大钊、陈独秀各有所思，同怀信赖。
“三杰”人一出房门，蔡和森就不客气地向萧子升责问开了：“你这位总干事不像话！讲好了一起去听李大钊先生讲演的，怎么又……”
“嘘。”毛泽东一指里屋。
待到进了东边侧屋，毛泽东才婉转地道出：“多么可惜！你今天失去了一次好机会。”
“不，可惜的该是你们。”萧子升回驳着，倒将两同伴说懵了。
“我们？”
“莫非你去俄国了？”
萧子升捋捋西发，洒溢出扬扬的意气：“德国失败了，未必就不是胜利；美、英、法，外加我们中国胜利了，未必就不是失败。”
“你这是哪家的诡辩术？”蔡和森莫名其妙了。
“是李煜瀛先生的？还是克鲁泡特金的？”毛泽东察出端倪。
“都是。”萧子升直言不讳，“俄国的劳兵政府，是血、是性命换来的，谁能料到明天会不会又被用血、用性命夺回转去？中国叫八国联军打得还不够惨？现在轮到德国了！够了！这种惨祸也该停止了！”
“你反对一切战争？”毛泽东一语中的。
“反对！”
“我也反对。”
“哈，你也……‘克鲁泡特金’了？欢迎欢迎。”萧子升惊喜地握住毛泽东的长臂。
“克鲁泡特金不无道理，面包加平等，哪个不想？”毛泽东不张不弛，心下也矛盾着，“可张敬尧手里抓着枪，段祺瑞、徐世昌们，一个个军阀手里都抓着枪，他们非但不讲平等，给的一点面包又不够垫肚子的，还杀人、糟蹋人，这又该怎么办嘞？总不能就伸着个脑袋，听人宰割呀。”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萧子升一副赤诚情状，“世界、人类，应该学会忍耐。”
“啪！”蔡和森出其不意，挥手一个耳光。
萧子升火了，一蹿而起：“你？！”
“你怎么就不学会‘忍耐’？”蔡和森一语，问住了萧子升。少顷，他才躬身致意：“对不住了，子升兄。”
毛泽东恍然大悟，仰首大笑。
萧子升恨不得，笑不能，一脸窘恼！
“我萧子升敢跟二位打赌！”萧子升突然冒出的“打赌”，一时将毛泽东与蔡和森“打”懵懂了。
“打什么赌？”
“倘若俄国革命在中国也能成，我此一去法国就永不返回！”
毛泽东倒不失冷静，徐徐道：“子升兄言重了。真到那个时候，你难道就甘心做一个国际流浪汉？”
侧屋里三人的争执，激起了正步出堂屋的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三位先生的兴趣。陪送出来的杨开慧和杨夫人也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侧屋。
屋里的“三杰”，依然在面红耳赤中。
“你们俩……唉！”萧子升实在为两个好朋友惋惜。
“不用为我们叹息。我们真输了，就留学俄国，总还有个不错的去处。你可就惨了！”蔡和森调侃着。
“怎么见得？”
毛泽东直言一点：“这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无政府、无强权、无权威的国家，更不用说社会了。你要是真输了，到何处去避难嘞？怕也只有做个国际流浪汉。”
侧屋外，院子里的李大钊与陈独秀不由得大为动容！胡适心底下一记“咯噔”！
又传来毛泽东的声音：“天下是劳工的，庶民的。我想，只要天下的劳工起来了，庶民起来了，为自己的生存、权利挺直腰板而战了，这天下就会大变样！”
那是蔡和森的声音：“我坚信这一天！”
李大钊、陈独秀备觉欣慰！胡适也不由得怦然心动！
杨开慧的幽目里，更是流露出感奋的神采！
李大钊头一点道：“怀中兄所言不差，毛泽东不只是湖南青年的杰出领袖！”许是将功补过罢，这回是胡适主动将毛泽东邀来自己的文科办公室。萧三很有兴致地相伴而至。
胡适饶有兴味地倾听了毛泽东的肺腑之言，头微微一点道：“你的想法很有意思。”
毛泽东沉吟着：“‘出洋’两字，在好些人是一个‘谜’。其实，中国出过洋的不下几万、几十万，好的实在有限，多数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
“哎唷唷，你这一棍子，连我胡适，孑民、怀中、守常都打进去！”胡适故作夸张地笑着提醒。
陪伴的萧三也忍俊不禁了。
“不敢、不敢。”毛泽东歉意地解释着，“你们都是大学问家，中国的栋梁材。说实在的，我也赞成出国，我们还要发动更多的湖南学生去法国。中国需要外国的好东西，新东西。”
胡适笑着打断道：“不必解释。我理解，也支持！”
毛泽东两眼一亮问：“胡先生也支持我留下来？”
“嗯。你说得有理。”胡适转而遐眺窗外，追寻着什么，“‘出洋’的人，不少是去镀点金，捞点钱，混个学位什么的；真正学有所成，回来报效国家的，也实在是凤毛麟角！我打算写一篇《非留学篇》，也算是对你毛润之的一点声援。”
毛泽东欣然欠身：“谢谢。愿早日拜读到先生的大作！”
胡适从橱里抽出两册大厚书道：“这是我在美国的导师杜威先生写的两部代表作。我想，这可以更开拓你的视野。”
毛泽东见书开眼，捧过一看，是《民主主义与教育》、《哲学的改造》等，便欣欣然回应：“我一定好好拜读！”毛泽东夹着书，与萧三信步来到天安门广场。
毛泽东发现了什么，不觉收住脚步。噢，那正是李大钊先生演讲的所在……
近乎条件反射。李大钊的声音随即从脑际回荡出来：“须知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必要经一番苦痛，要冒许多危险。”
“润之？”萧三不知所以，“是为我哥那天没来？听说你们……吵架了？”
毛泽东回过神，头一摇道：“吵架，是为公、为国家，是主义之争，那是不得不吵；于私、于友情，我们是再好不过的朋友！”
北京之行，真是不虚。毛泽东的收益接踵而至――
1918年冬，李大钊介绍毛泽东加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
次年1月28日，毛泽东参加了李大钊、蔡元培、杨昌济组织的北大哲学研究会成立大会；
同年初春，又经李大钊介绍，毛泽东、蔡和森在圆明园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
同年3月初，毛泽东在长辛店参加了邓中夏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
……再奔忙，毛泽东心里也还是一直放不下至亲至爱的杨昌济先生的病。
就在去参加“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前一刻，他又赶到北京西山卧佛寺。先生一直在那里养病。
“头一批赴法的明天就走吗？”杨昌济不忘学生的事业。
毛泽东头一点，回道：“我送他们去上海，再回湖南。”
“和森呢？”
“他留守北京。我们准备发动更多的湖南学生来京，再出去。”
杨昌济慰悦地点点头道：“你们已经结识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几位领袖人物，要多多学，多多问。”
毛泽东默记在心：“嗯。”
“还是《书经》上的那句话，‘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
在第一师范，是启蒙的杨昌济先生第一次从《书经》中为毛泽东与蔡和森引出此言。而今在北京，杨昌济独卧病榻，仍以此言相嘱，足见其对两学生期望之深。不消说，他自己就视此言为人生的信条，并亲身实践之。
先生的良苦用心，厚重的寄托，毛泽东焉能不察？
且听毛泽东的自述：
“杨昌济先生在我青年时代对我有过深刻影响，后来在北京是我真诚的朋友。”
“学生记住了。”毛泽东动情地握住恩师变得纤细乏力的手，眼里浮动着泪光，“但愿这卧佛的圣地，能保佑先生平安康复！”
杨昌济宽慰地一笑：“霞，送送润之。”
杨开慧送毛泽东出来，轻声问：“你这就去长辛店？”
毛泽东头一点道：“嗯，参加平民教育讲演团。”
“你这一走，怕是离不开‘平民’了。”
“离不开了！毛泽东此生也离不开‘平民’了……”毛泽东遐思悠远，转而又顾念到什么：“真是块疗养的风水宝地！山水有灵，会保佑先生的。”
杨开慧禁不住“扑哧”一笑：“你也信佛？”
“小时候，跟着母亲信过。呵，那份虔诚呀，说出来你都不信。”
杨开慧再次笑出声来。
“为了父亲的不信佛、不拜菩萨，母亲和我一直很伤心。”
“你该不会哭罢？”
“哭倒不怎么记得，眼泪怕是流过――那是陪着母亲流的。”
“你真孝顺母亲。”杨开慧睃了毛泽东一眼，在一支人状的石笋前停了下来，“后来怎么又不信了？”
毛泽东也瞩目起这支人状的石笋，像是透过它来追忆起往事。要说他怀疑菩萨，当是从自己的病引发的。就是跟母亲求神保佑最多、最勤的时候，他瘦弱的身子非但不见健康一点，还大病了一场。这菩萨、这神，怎么不管用呢？是田间的劳作，特别是学会了游泳，才渐渐把病魔驱走。他慢慢懂了，最靠得住的不是菩萨、不是神，而是自己。自己的命、自己的运，要靠自己来掌握。就在他发现诸如《三国》、《岳传》之类小说中见不到种田农人而生出大疑问的时候，他又发现穷苦农人不少都信佛、都求神，还都很虔诚，但到头来，却依旧受穷，毫不见改观。神要是真有灵，怎么能不管穷苦百姓的死活呢？他开始从根本上怀疑了。是新派教员李漱清，改庙宇为学堂，教授新文化、新道理，使毛泽东催生出新信念：不能信佛。特别有意思的还是做儿子的从信佛到不信，而做父亲的后来却信佛了，两人正好调了个向。
杨开慧又“扑哧”笑了。她有点不信：“怎么会呢？”
毛泽东告诉开慧，是一只大老虎，改变了父亲的信念。父亲在一次回家的山路上，冷不丁撞见一只出山的老虎，顿时吓得干愣在那里。老虎大略也没有料到，瞪眼立在斜坡上。双方就这么互相审视着。父亲跟老虎拱了拱手，说了一句什么，便挪步回身。那大老虎也没有追，径自尾巴一甩，一样地“回府”去了。回到家，父亲似乎悟出了冥冥中有神在暗助自己
，从此以后，就信上了佛，不过绝没有母亲那般虔诚。
杨开慧听得津津有味。有顷，才又回归正题，关切地问道：“润之，你为赴法勤工俭学做了那么多事，出了那么多力，怎么自己又不出去呢？”
毛泽东也收住步，眉峰微蹙道：“我们是该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
杨开慧感触到毛泽东眸子间幽邃的思虑……
“我们也要有人留在国内，研究自己国家的问题。我对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太少。那么多的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杜威的经验论的自然主义，普鲁东的无政府主义……俄国革命是成功了，还不晓得列宁是个什么主义。我得多下点力，多作点比较。等一年两年后，去俄国的路通了，我就去！”
毛泽东眼里的幽思，渐渐在杨开慧的目光里荡漾开来。
毛泽东的自述：
“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并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引自李锐所著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
两人拾级而下，拐到坡道上，见到一对同根的香樟树，互相依偎着，欣欣然直指苍穹。四道目光，不由得一记颤动！
“好一株香樟树，日晒雨淋的，还是同根相连哇。”
不知毛泽东说这话是有心还是无意，杨开慧不觉怦然心跳，白皙的秀脸上也泛起一抹红潮。
四道目光里的同根相连的香樟。
它俩应该也在青年时代，树身并不那么粗壮，但枝叶却正充满生机地伸展着。比之毛泽东当兵受罚时碰见的那株樟树，比之萧子升寝室窗外的那株楠树，它可要成熟许多，也结实许多。
“人，不应该学花草，应该像它，在‘烈风雷雨’中挺直身子骨……”毛泽东见树生情，浮想联翩。
“嗯。”杨开慧大生同感。按她的脾性与追求，花草给予她的温馨，还远不如树木给予她的激励。
毛泽东的悠悠目光从连根的两株香樟挪到开慧身上，若有所待地伸出长臂道：“我期待着，霞！”
杨开慧微埋下略略发烧的脸孔，几乎不由自主地伸手上去。
两双手第一次连上了。猛然间，彼此都是一记会心的颤动！
老话说“心有灵犀一点通”，还真是不假。在北京，毛泽东和杨开慧早就连着的心，“一点”而沟通了。
且听毛泽东言简意赅的自述：
“在这里，我还遇到并爱上了杨开慧……”1918年3月14日，毛泽东直奔上海,总算赶上了送别湖南赴法留学的同学。他久久伫立在码头上，久久目送着业已远去、远去的法国邮轮“央脱莱蓬”号……
灼热的呼喊在心底迸发着：“我的同学、我的会友，时不我待，我们一齐下力哇！”
长长的黄浦江，浪呼应，潮奔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