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站起来了。
作为领导和推动了这一历史巨变的关键人物毛泽东，这一天心情格外激动。
他在这年六月十五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曾经预言：“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①
毛泽东对此充满信心。
十月一日下午二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会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随后，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委员，分别乘车驶向天安门。车队开出中南海东门，缓缓而行，穿进故宫，直接开到天安门城楼下。毛泽东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全体委员，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拾级而上，登上天安门城楼。当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时，广场上三十万群众立即沸腾起来，欢呼雀跃，无数面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场景十分壮观。
下午三时，开国大典隆重开始，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会。毛泽东走近麦克风前，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顿时，广场上再次欢声雷动，情绪激昂。
接着，毛泽东按动电钮，在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经历这激动人心的一刻。广场上，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二十八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的二十八年历程。
把五星红旗作为国旗、《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作出的郑重决定。为了作出这个决定，这次会议设立了第六小组，专门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
九月二十五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意见。参加者有：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
毛泽东首先谈了对国旗的意见。他说：“过去，我们脑子老想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特点，因此画上一条以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家的特点。苏联的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也有同样的斧头镰刀。英美德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特点。”说着，他拿起画有五星红旗的国旗方案，用手指着说：“这个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毛泽东讲完，与会者鼓掌一致通过。
《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它传遍祖国大地，成为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一首高昂的战歌。在这次座谈会上，马叙伦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许多委员表示赞成，一部分委员提出需要修改歌词。有的提出，“歌词在过去有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让位给新的歌词”。有的说：“歌曲子是很好，但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妥。最好把词修改一下。”周恩来表示，就用原来的歌词，他说：“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最后，毛泽东拍板，与会者一致赞同，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毛泽东、周恩来和与会者一起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座谈会在这首激荡人心的歌曲中结束了。②
升旗结束后，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郑重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③
毛泽东宣读公告完毕，阅兵式开始。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组成的方队，通过主席台前，威武雄壮地由东而西行进。由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驾驶的十四架战斗机、轰炸机和教练机，在天安门广场凌空掠过，格外引人注目。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四百万人的大军。毛泽东为这支军队的创立和发展，付出巨大的心血，做出了最杰出的贡献。从一九二七年领导秋收起义创建工农革命军起，二十二年来，毛泽东的生活、工作与战斗，始终同这支军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也就是这支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
阅兵式持续近三个小时，结束时天色已晚。这时，长安街上华灯齐放，群众游行开始了。一队队怀着欢欣、激动心情的游行群众涌向主席台，然后分东西两路离开会场。这时，“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扩音器里不断地传出毛泽东宏亮的声音：“同志们万岁！”
人民拥戴毛泽东，毛泽东热爱人民，两种真挚的感情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
晚上九时二十五分，游行结束。这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站了六个多小时，他的精神始终十分饱满。回到中南海住地，他对身边卫士说的第一句话是：“胜利来之不易！”这句蕴含深刻内容的话他连续说了两遍。
从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各式各样救国救民的探索、试验，包括改良的和革命的，都不成功，都失败了。中国依然没有找到出路。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革命才取得胜利，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建立起来了。这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毛泽东也有六位亲人为此献出了生命。胜利确实来之不易！
然而，要巩固和发展这个胜利，更为不易。这一点，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来了。他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为了巩固革命的胜利，巩固新生的政权，新中国刚诞生，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就面临着三项极为紧迫的任务：对内，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军事力量，统一全中国；在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残破的局面下，以极大的力量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对外，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首先是争取同第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友好同盟关系。
开国之初，毛泽东仍以很大的精力放在指挥人民解放战争方面。
这时，东北全境、华北全境早已解放。西北地区的解放战争已基本结束，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正向着新疆的北疆和南疆实行前所未有的大进军，至九月二十六日新疆宣告和平解放。华东地区，已经大部解放，第三野战军一方面防守华东，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美国军事干涉，一方面积极部署攻取台湾和其他沿海岛屿。待解放的地区，还剩下两大块：一是中南，包括湖南南部、广东、广西；一是西南，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康、西藏。以后的作战方向，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地区。
据守在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要是桂系的白崇禧集团和广东的余汉谋集团。白崇禧集团这时已经退据以衡阳、宝庆（今邵阳）为中心的湘南地区，同余汉谋集团组成湘粤联合防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据守在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要是胡宗南集团和宋希濂集团，此外，还有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和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以及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所属的部队。
解决中南地区和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队的任务，毛泽东早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后不久，在规划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部署时，就已定下来了。这就是：第二野战军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四川、贵州、西康；第一野战军分出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第四野战军渡江后，占领两湖，十月即可尾随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进，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④
毛泽东的这个战略部署，得到完满实现，而且比预想的更为顺利。
怎样歼灭白崇禧集团，这是毛泽东在指导中南战场作战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白崇禧在国民党军队中素有“小诸葛”之称。他很有战略头脑，作战灵活。他所掌握的桂系军队，战斗力比较强，并且没有受到很大损失。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后，曾多次与白崇禧集团交手，每次都想同他决战，他都逃避决战。五月解放武汉时是如此，七月打湘赣战役时是如此，八月解放长沙时也是如此。照毛泽东的说法，白崇禧是中国一个最狡猾的军阀，和他作战的困难，是不容易打着他，他很会跑。正因为这样，采取近距离迂回包围的部署不能奏效，达不到包围歼灭该敌之目的。而这时就整个国民党军队来说，早已处于崩溃瓦解之势。
根据全国战争的局势以及同白部多次作战的经验，毛泽东及时地提出歼灭白部的新的作战方法。他在七月十六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第四野战军领导人林彪、邓子恢、萧克的电报中指出：“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⑤
随着战局的发展，毛泽东在九月十二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第二野战军领导人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⑥
这个新的战略方针，对解决中南战场和西南战场的国民党军，起了关键作用。这种大迂回的战略追歼方式，成为中外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它是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的新发展。
根据新的战略方针，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的第四兵团分东、西、中三路，于九月中旬分别向广东、湘西、湘南挺进。由四野第十三兵团组成的西路军，从右翼迂回到湘西，突破白崇禧的湘粤联合防线，切断了白部主力向贵州撤退的道路。由四野第十二兵团组成的中路军在湘南发起衡宝战役，歼灭了白崇禧的精锐部队近四个师。与此同时，由二野第四兵团、四野第十五兵团等组成的东路军挥戈广东，发起广东战役。十月十四日解放广州。同月下旬，在广东西南部全歼企图经过雷州半岛退向海南岛的国民党军四万余人。湘南、广东解放后，三路军立即挥师入桂，实行大迂回战略，首先切断桂系军队退往云南、退往雷州半岛、退往桂南以及退往越南的各条道路，然后各个歼灭敌军。至十二月十四日，共歼灭国民党军十七万三千人，解放广西全境，圆满地实现了毛泽东在广西境内最后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计划。
遵照毛泽东关于在一九五0年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的指示，由四野的两个军越海作战，在琼崖纵队的有力配合下，于三月上旬发起海南岛战役，五月一日全岛解放。
两广解放，国民党政府由广州迁往重庆，原在川陕地区的胡宗南集团也撤往西南。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曾以西南地区作为大后方，此时仍企图在这里重新站住脚跟，卷土重来。蒋介石自己也赶到重庆。解放西南，刻不容缓。
西南的重点是四川。毛泽东精心选择了进军西南的战略方向。
自古以来，夺取四川不外两条通路。一是由陕西越秦岭入川，一是由鄂西溯长江入川。蒋介石判断，毛泽东最大的可能是令彭德怀、贺龙率第一野战军主力经秦岭入川。据此，他在八月召开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事会议上，亲自部署西南防务，把川陕边作为守备重点。将胡宗南集团主力沿秦岭主脉组织第一道防线，又沿白龙江、米仑山、大巴山组织第二道防线。同时，也在川东和贵州布防，以备不测。
毛泽东经过审慎考虑，一反常规，决定令二野以大迂回动作，取道湘西、鄂西，直出贵州，挺进四川的叙府（今宜宾）、泸州、重庆一线，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国民党军西南防线的后侧，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的退路，关起门来在四川境内歼敌主力。同时，以一野一部从陕西挺进秦岭，故意作出由此大举入川的姿态，吸引胡宗南集团把注意力放在北线，尔后也可南下攻占川北及成都。
这一军事行动，要以大兵团翻越川鄂湘黔边境的高山峡谷，行军给养都十分困难，还随时要同困兽犹斗之敌作战，可谓一着险棋。但是一旦成功，蒋介石精心部署的西南防线便会不战自溃，因此，这又是一着出奇制胜的高棋。
十一月一日，早已秘密集结在湘西的二野第五、第三两个兵团的雄厚力量，在四野一部的配合下，以快速行动，一举突破湘黔防线，十五日解放贵阳，二十一日占领遵义，切断了四川境内之敌向贵州退逃的道路，并乘胜向川南兜击。国民党军的西南防线果然不战自溃。
这时，坐镇重庆的蒋介石才如梦初醒，急调胡宗南部队回防四川，并命令川东守军西撤。这时，二野抓住敌军调整部署的有利时机，实施迂回包围，将川东西撤之敌和胡宗南一部聚歼在南川以北山区，十一月三十日解放重庆。随即二野和跨越秦岭南下的一野第十八兵团共同发起成都战役，十二月二十七日解放成都。蒋介石在大陆上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全部覆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感召下，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分别通电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
西南战场上连续进行的几个战役，历时两个月，歼灭国民党军九十万人，蒋介石割据西南、负隅顽抗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在中国大陆上，待解放的地区只剩下西藏了。为了迅速统一全中国，毛泽东作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决策，同时又指明利用一切可能，加强政治争取工作，力争和平解放西藏。
一九五0年六月，经中共中央批准，西南局向西藏地方当局提出包括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和达赖的地位职权不予变更；实行宗教自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等十项政策，作为谈判的基本条件。但是，西藏地方当局中的反动势力，在帝国主义怂恿支持下，不但拒绝谈判，反而害死斡旋和平的格达活佛，在昌都及其周围地区部署兵力，企图凭借金沙江天险和高原特殊艰苦的自然条件，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西进。
这样，为了敲开和平谈判的大门，只有断然采取军事行动了。
毛泽东在一九五0年八月二十三日致中共中央西南局并告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⑦同年十月，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解放了昌都地区。果然，昌都战役一个胜利，进藏的门户被打开，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条件。一九五一年四月，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举行谈判。五月二十三日双方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和平解放。
至此，中国除台湾和一些沿海岛屿、香港、澳门外，实现了空前的统一。
全国的统一，结束了长期以来为人民所极端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战的局面，为恢复和发展经济事业和其他一切事业，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创造了根本的条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毕生为之奋斗而没有实现的统一愿望，在毛泽东领导下实现了。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统一和分裂交替着出现。统一总是主流，而分裂常常伴随着连绵不断的战争和破坏，伴随着外部势力的入侵和压迫。统一，反映了人民对于和平和安定的渴望与追求，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利于江河水域的治理和利用，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亲密合作和交流，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正如孙中山所说的：“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代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统一全中国，实现了人民的愿望，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同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统一，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制度和政权性质都根本改变了。它是人民当家作主人的统一，是由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作为政治保障的统一，是建立在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基础上的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从世世代代饱受压迫的地位变成国家的主人。但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要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个组织形式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过渡形式人民代表会议。早在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这是毛泽东从现代中国历史和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这是一种适合中国情况、又有利于表达人民意志的政权组织形式。
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战争向着广大的国民党统治地区迅猛发展，大批城市回到人民手中。八月九日至十四日，北平市举行了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十三日，毛泽东出席会议，向全国发出号召：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更加注意发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把它作为体现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组织形式，紧紧抓住，连续转发了一批典型经验，一再要求和催促各地都把这一件大事做好。
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向毛泽东发出一份电报，汇报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情况和经验。毛泽东收到此电，十分高兴，对会议的成功，“极为欣慰”。⑨随即将饶漱石的报告转发各中央局负责人，请他们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并强调指出：“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⑩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67页。
②毛泽东、周恩来召集的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定都协商座谈会记录，1949年9月25日。
③《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16页。
④《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91、592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08、309页。
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70页。
⑦《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3页。
⑧孙中山：《在神户与日本新闻记者的谈话》，1924年11月24日。见《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7月版，第373页。
⑨毛泽东致饶漱石电，手稿，1949年10月13日。
⑩《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页。
十月三十日，毛泽东又转发了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关于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验的报告，并要求各地认真研究，引起全党干部的注意，同时总结自己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经验教训。
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问题上，一些地方主要存在着关门主义倾向。毛泽东指出，在代表名额中，共产党员不能太多，“多则无力，不多不少则力量大”。
在毛泽东的倡导和督促下，全国各地先后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于发扬人民民主，进行政权建设，以及实施各项政策，起到重要的作用，也为以后召开普选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
新中国成立了，人民群众意识到自己地位的改变，愿意和敢于把自己想要说的话，向党和政府，向毛泽东，以通信的方式表达出来。人民群众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信件，迅速地大量地增加起来。许多地方也普遍出现了人民来信大量增加的情况。
各级领导机关认真负责地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同样是发扬人民民主、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性质，密切党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有些领导机关对人民来信却漠然视之，这件事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一九五0年十一月三十日，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指示说：“请你们对群众来信认真负责，加以处理，满足群众的要求。对此问题采取忽视态度的机关和个人，应改正此种不正确态度。”①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毛泽东再一次向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发出指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②
毛泽东自己就是严格这样做的。他每天批阅和处理大量文件，其中就包括重要的人民来信。有一个专门为他办理群众来信的机构，如果对重要的人民来信办理有所延误，不及时送阅，就会受到他的批评，这种批评有时是非常严厉的。
早在一九四五年七月，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褚辅成、黄炎培等六位参政员赴延安访问，见到毛泽东。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
